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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作为一种舆论媒体、自媒介,具备什么性质?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同时又是可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佣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面上的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中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不但是话不投机而且人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把该人数落一番,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
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等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我们就打倒谁。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面向,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
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
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自说自话。比如最近作家代笔问题在微博上引发的争论。
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我马上发觉支持作家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作家是盟友,并认为打假是政治阴谋,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第二就是作家的“粉丝”。不读大学就可以当作家、收入不菲还可以打扮得很酷的生活令年轻人羡慕,维护作家对他们来说,犹如维护宗教信仰一般是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这三类人的存在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我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哪怕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几个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共识的缺乏。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
比如,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确,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
比如,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其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几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没有取得共识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其实当前出现的不少打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在当前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
动荡之后,缺乏学习能力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这预测变成一个错误。我衷心希望我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误。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面上的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中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不但是话不投机而且人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把该人数落一番,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
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等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盲从。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方面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另一方面喊着谁敢反对某个权威我们就打倒谁。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面向,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
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
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自说自话。比如最近作家代笔问题在微博上引发的争论。
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我马上发觉支持作家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作家是盟友,并认为打假是政治阴谋,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第二就是作家的“粉丝”。不读大学就可以当作家、收入不菲还可以打扮得很酷的生活令年轻人羡慕,维护作家对他们来说,犹如维护宗教信仰一般是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这三类人的存在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我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哪怕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几个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共识的缺乏。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
比如,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确,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
比如,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其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几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
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没有取得共识的可能。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简单的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其实当前出现的不少打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在当前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
动荡之后,缺乏学习能力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是对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马上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这预测变成一个错误。我衷心希望我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