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谦平，1955年生于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是民国史学家张宪文学生。1989至1990年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洲系，师从汉学家费路，合作研究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后又入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格林奈尔学院历史系进修或合作研究。
　　经历了几次搬家，陈谦平已经找不到25年前的日记了。他记得自己一直都收着那一年柏林墙边的传单，以及从柏林墙上凿下来的一片混凝土块，上面涂满了色彩。但是现在，他唯一能找到的是一本相册，凭着相册还能回忆25年前的一些片段。

赶赴一场盛会

　　1986年，洪堡大学汉学家费路教授来到南京大学。他留给陈谦平的印象是，“帅，个子高，中文比大山还好！”50年代，费路是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民主德国留学生，得到翦伯赞、邓广铭等人的指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成为齐思和唯一的入室单传弟子。
　　1983年后，费路重访中国，并与陈谦平的老师、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建立交流合作关系。陈谦平因为做民国史和中德关系研究，从1987年开始学习德语，准备赴洪堡大学师从费路。
　　1989年，陈谦平到北京语言学院接受出国前最后的培训，同时办包括迁户口在内的手续：“我的户口都迁到东德去了，我现在的户口都是从民主德国迁回来的，永远断不掉了。”
　　洪堡大学随着东西德分立，是从原来的柏林大学分离出来的，“东柏林部分改成洪堡大学，西柏林部分就变成了自由大学。”
　　动身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12月。为了省钱，陈谦平坐的是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5天6夜到了莫斯科，期间经龙门、二连浩特出关。在二连浩特与外蒙古边界处，要换轨。“因为前苏联是宽轨，不是标准轨，整个苏联境内都是宽轨。以前阎锡山在山西搞的是窄轨，为了不让别人进来。”
　　车子进了一个大工厂，下面有两条轨，“啪嗒”一声。乘客可以下车也可以不下车，陈谦平并没有下车。“很快，几分钟就换好了，‘啪’自己的轨道卸下来，‘啪’把原来的轨道贴上去。”
　　一路经过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就到了莫斯科。“又要换车，我们这个国际列车是北京到莫斯科的。”在贴满明星海报的国际列车上坐着的大多是去往欧洲的留学生。
　　虽然前苏联比较严格，“你要是带几瓶二锅头，羽绒服……一路就可以换东西，当时一个美金可以换13个卢布，在火车上面换。在苏联它是不变的，一个卢布换1.5美金，这是官方价格，我们要10个美金就够了，在列车上连鱼子酱都能吃上。”
　　到莫斯科签票，因为陈谦平的票是从北京到柏林的，“当时是东德，还比较方便，去签票，他们告诉我们要排队。你们也不必去排队，护照给他，加两个美金。”跟中国后来一样，“排队加塞，苏联人也不讲话了，反正给你签个票。”
　　到柏林正已是年底，那时柏林墙已经完全实现自由通行。
　　在陈谦平抵达柏林前的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的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误解上级命令，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刻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整个德国陷入极度兴奋状态。
　　最初，大多数柏林墙附近的酒吧自发提供免费啤酒，选帝侯大街排起了长长的汽车队伍，陌生的人们互相拥抱，许多西柏林人爬上柏林墙。当晚，西柏林市长沃尔特·莫波尔立即下令向移民提供临时住宿，并在西柏林储蓄银行发放100西德马克的费用。
　　这样的局面持续并不久，“就那么几天。”全球各地的记者特别多。有人在街上跟陈谦平打招呼，日本共同社的记者误把他当成了日本人。
　　人们爬上柏林墙，在上面涂鸦，拆下建材当成纪念品。陈谦平在墙边看到很多人凿下涂满色彩的墙面买卖。他自己也问周围的人借了锤子敲下几块收起。
　　随后的周末，东德当局宣布设置10个新的边境出入口，包括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例如波茨坦广场等。许多人等在这些地方，看到推土机开出来恢复原有的道路时，欢呼开来。
　　直到1990年中期，一直在设立新的出入口。期间的1989年12月22日，在超过十万人的欢呼声中，时任西德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由西往东走过勃兰登堡门，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汉斯·莫德罗在门的另一端迎接他，标志着勃兰登堡门再次开放。西德人也在12月23日開始无需护照即可进入东柏林。隔离区被完全拆除，人们在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墙上跳舞庆祝。
　　陈谦平凭护照也可以进出勃兰登堡大门，在他收拾停当后的一段日子，几乎每天都穿过柏林墙，到西柏林转转，西柏林墙面的涂鸦是他喜欢的文化。每天，地铁载着陈谦平到弗里德里希站，出地铁盖个章，进入西柏林。柏林墙高耸在他的右手边，“很高的，爬很难爬过去。”
　　在西柏林一边，他看到有人过来纪念因翻越柏林墙死去的人，墙边摆满了鲜花。官方数字显示，自柏林墙建起后，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但是死亡人数一直存在争议。
　　在宣布开放的最初的几个月，柏林墙仍驻有边防军，并且他们尝试修复“围墙啄木鸟”所造成的墙体损坏。渐渐地，他们放弃了这种尝试，并容忍了未被官方宣布而自行开凿的出入口存在。
　　1990年6月13日，东德军队正式下令拆除柏林墙。7月1日，东德宣布接受西德马克，此时所有的边境控制措施均被取消。随后东德军队（统一后的德国陆军）开始拆除柏林墙，直至1991年11月完成，剩下几处分墙体和瞭望塔被留作纪念。

身邊的人逐渐消失

　　狂欢的盛会并不长久，消弭了物理界限的德国人很快冷静下来。
　　起初是“人心涣散”。 陈谦平的导师费路教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柏林墙通行的最初，他跟学生说“问题不大”，谈起政局，他也表示忧虑，但总有“问题不大”的乐观。很快，半个月，“整个就翻盘了。”不久费路就心脏病发作住院。“他觉得共产主义政权倒台了。”
　　街上逐渐出现散发传单的人，传单的内容都是关于统一，关于反对共产主义制度。当时的政党是民主社会主义党（PDS），领袖辞职。“散传单的都是民主党派，都是他们在闹事。”
　　学校里，对共产主义者的清算也逐步开始。“首先是拿教马列主义公共课的老师开刀，各个学校都撤销公共课的教研室，先下岗的是这批老师。”紧随其后的是社会科学系统，“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喉舌系统、宣传系统，他们全被开掉。这些教师也都失业了。”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接管学校的西德高层准备把费路“清除掉”，因为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分子，而且不屈从，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开始给他罗织罪名”，最后定罪是：他的一个哥哥是东德克格勃，是东德秘密情报部门的第5号人物。
　　听说学校要开除费路的消息时，陈谦平已经回国。“因为老师住院，一同做研究的老师和同学都因为意识形态原因离开学校，身边的人渐渐都消失了。”陈谦平的研究也做不下去了，停留3个月后，他决定回国。
　　费路要被开除的消息震动了汉学界，“因为费路在学界拥有极高的名望，他起初做中国古代史研究，古文和英文都很好，做了好多事情。他当然也不肯走，他说你们找个人来替代我，我跟他学术单挑。”
　　国际汉学界为此写联名信声援费路，“还不是中国发起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在内的一批学者，也包括了中国的学者。”大家把罪责归结于西德政府。在国际压力下，西德政府后来改变了态度，费路得以一直在洪堡大学任教。
　　费路听说陈谦平回国了，不太高兴，问他：“你怎么这样就走了？”陈谦平也觉得无奈：“我也没有办法，他住院，也不知道他住在哪，不想给他添麻烦。”最后他的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也半途而废。2001年，67岁的费路病逝。
　　其他师兄弟的境遇，也是陈谦平回国期间耳闻的。德国人的学问和政治基本是连在一起的。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们大多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东西德统一后，陈谦平的师兄安悟行，虽也是有名的学者，却也没逃脱出局的命运。1987年他率先披露了德国档案馆收藏的罗森报告。但他当时是PDS柏林地区书记，之后被戴上“秘密警察”的罪名，被迫离开洪堡大学，开始经商。“所以你看西方人还不是一样嘛，在意识形态上。”
　　陈谦平接触的几位学者：穆勒、费路、梅薏华。无一例外都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在柏林墙倒塌后，“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统一问题了，而是西方制度来接管共产主义。他们后来的命运，不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总归不会太好，尽管他们还是可以坚持原来的主义，PDS还在，组织还在。”这些学者在柏林墙倒塌时，虽心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必须小心谨慎，一般人也不敢随便高调，如果太多抗拒，可能就罗织个罪名被开除了。”最后有些教授不得不提前退休。“特别是这些老人，意识形态上跟着共产党很紧。毕竟他们之前的生活待遇比较好。”
　　东德知识分子的待遇比较好，“造反的都是老百姓和工人。他们待遇相差太大了。知识分子一般都有郊区的一栋别墅，收入也很高，所以这些人就非常地坚持信念。”
　　柏林墙倒塌后，洪堡大学被自由大学接管。“自由大学派管理人员担任系主任、校长等行政职务，他们的工资待遇是西德的，东德知识分子工资尽管也算不错的了，但跟西德还是有差距，加上东德马克不值钱。”
　　东西德矛盾在墙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东西德之间心理上的“柏林墙”更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化解。同一个办公室里，西德人工资要高得多，东德人就会不满意，觉得是二等公民；西德人也不甘心，认为东德是个包袱。
　　陈谦平在学校每月有900马克的生活费，“这在东德生活可以很不错。”但是到了西德，8：1兑换西德马克，就会显得窘迫。柏林墙街边，到处都是换德意志马克的人，“因为东德马克不能用。”
　　陈谦平住在洪堡大学招待所，柏林墙倒塌后的两三个月，那里就没什么人了。每天都只有他和一个刚果来的学生。陈谦平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到东德国家档案馆看档案，“主要是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档案。抗战胜利后，因为德国是战败国，他的档案被中国政府给接收，直到49年，才还给了东德。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当时费路和几个学生一直在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档案，罗森报告就是其中之一，是德国驻南京的一个政务官。”
　　在东德，有了最早的超市，但超市里的东西远不如西德质量好。陈谦平很后悔没有买一台当时最好的相机，镜头是东德的蔡司，三四百马克一台。“我们当时都舍不得买，花那么多钱去买台相机，但是现在有点后悔，蔡司镜头是最好的。”
　　东德的商店里最多的是越南人，他们排着队哄抢，平时在东德一些建筑公司务工。
　　除了越南人，在东德较多的是土耳其人。因此，美国的种族矛盾表现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在德国主要是德国人和土耳其人、越南人之间的矛盾。德国国民素质高，文明程度也高，平时听古典音乐，讲话声音低，咖啡馆、餐馆里碟子声音都听不到。东方人在德国的表现就相反了。

　　陈谦平前几年去德国，自由大学的罗梅君教授带他去东德转，依然心怀忧虑地给他介绍：“这边还是很危险，法西斯、新纳粹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么大一个国家，好在西德比东德大一倍，经济体量也大，能够慢慢消化。25年过去，也差不多了。”但矛盾化成的疮疤隐约可见。
　　现在陈谦平每隔一两年要去一次德国，他喜欢柏林，这座城市给他带来安全感。但偶尔也有物是人非之感，尤其是看着勃兰登堡门两侧建筑拔地而起，空地上建起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立满墓碑。国会旁边原来的空地上盖起了总理府：“原来视线越过那片空地就是波茨坦广场，可以看到女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