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去哪儿了呢？怎么找也找不到。在菜柜里，在衣橱里，在放零食的土瓮里，在棉花袄的内兜里，都找不到糖。是的，家里没糖，无论是白糖还是糖果，翻箱倒柜也没用。我等着漆树落叶，等着油茶花滚遍山野，等着小巷里响起当当当的货郎铃铛声。霜降之后，村里来了卖麦芽糖的人。铃铛是一个摇铃，挂在手腕上，摇一下，当当当。清脆悠扬的铃声，从巷头一直串过了巷尾，像一阵细雨。货郎戴一顶长耳朵的兔子帽，发白的黄色，挑一担竹篾箩筐，箩筐上是玻璃箱，玻璃箱里是麦芽糖。麦芽糖是一个整块的，白白的渗透出麦粒的微黄色，糖面上粘着黑黑的油芝麻。听到摇铃声，我们放下还没吃完的饭，从厢房的床底下，拉出一个帆布袋，拎起来，给货郎。帆布袋里是梓籽，四斤梓籽可以换一斤麦芽糖。梓籽是我们放了学，从后山梓树下捡拾的，一次能捡拾小半斤，捡起来，晒干，搜集在帆布袋里，等着货郎来——我们作为孩子，对糖的思念，便是对货郎到来的期盼。每天，我们时时注意着巷子里的动静，夕阳将尽，货郎又一次没来，我们便会生出许多的落寞。当铃铛响起，我们似乎闻到了麦芽糖的香味，似乎牙齿已经黏上了糖。货郎称好了梓籽，倒进蛇皮里，塞进箩筐，又取出小切刀，切麦芽糖。他有一个小铁锤，轻轻地锤在刀柄上，刀口慢慢吃进糖块，分割出来。称好了糖，我们还舍不得走，紧紧地盯着玻璃箱的糖碎末。麦芽糖可以用米换，可我们哪来的米呢？只有每天去捡更多的梓籽。
　　是一个神奇的美妙世界。糖含在嘴巴里，世界发生了变化。甜，从味蕾开始，浸润了毛孔里的每一个细胞，心逐渐随糖一起溶化。糖溶化了，甜也消失，好心情却要好几天消失——我们去捡牛粪，去拾稻穗，都是十分愿意的。每天上学前，敲一小块麦芽糖下来，边走路边吮着吃，到了学校，唇边还有甜味。
　　麦芽糖很快吃完。到哪儿去寻糖吃呢。锅里焖着红薯，水汽干了，红薯黏在锅里，糖脂松脂一样结在红薯皮上，裹着香香的红薯。我把糖脂刮下来，用手指蘸着吃。手指把糖脂卷起来，一圈圈，放在嘴巴里抿起来。糖脂不是很甜，有微微的焦苦，抿起来，软软的，黏黏的。当然，哪有那么多的红薯焖呢？红薯要机粉，要煮粥，要晒成红薯粒蒸饭。山茶花开了，在山坡上，云雾一样白。花蕊里，有一滴滴的野蜜。我把麦秸剪一节，做成吸管，对着花蕊吸蜜。一朵一朵地吸，把小蚂蚁小昆虫，也吸进嘴巴里。脸上，衣服上，全是花粉。
　　糖，四处都有，需要自己去找。溪涧边，长一种野蔷薇，在五月份，开半白半粉红的花，一朵压一朵，密密麻麻，一株成一个花圃，蜜蜂嗡嗡嗡。立冬之后，野蔷薇上结满了金黄色的野莿梨。野莿梨花生那么大，皮上有尖尖细细的莿。我们用衣角，把小莿磨掉，把里面的水，挤压出来吃。水分有一股青味，甘甜如浆。我学了植物学之后，才知道，野莿梨也叫野石榴，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P，每千克所含，比苹果和梨高出五百倍，比柑橘高一百倍，比猕猴桃高九倍，是珍果，是水果的维C皇后。
　　山中，有一种小叶灌木，长在山脊上，猕猴桃熟透之后，这种小灌木也结圆圆的小黑果。小灌木叫野楠。我从没看过野楠开花，脆脆的树干，手一折便断，树皮有粉状的黄末。它的小浆果黑黑的，圆圆的，和黄豆差不多大。我们砍柴，砍到野楠，便站着摘浆果吃。浆果黑汁，甜得黏嘴皮，吃完一棵树的野果，嘴巴全黑。野楠果熟的时候，山坡上的野柿子也红了。把野柿子摘下来，把裤子脱下来，在裤脚扎一个结，野柿子塞满整个裤管。把野柿子放在缸里，用热水泡盐，水凉了，泡进缸里，过十几天，野柿子吃起来甜脆，一点也不涩。坡上的野柿树，和山毛榉长在一起，叶子黄黄的，在风中飘零，红柿子红得山坡生动起来，给萧瑟的秋天燃烧感。
　　1990年代之前，饶北河流域，甚少种甘蔗，虽然河滩上，有大片大片的沙地，适合种甘蔗、种花生、种西瓜。但鲜有人种——尽可能把有限的地，种玉米，种高粱，种稻谷，喂饱一家人的胃，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对糖的期待，更多的是院子里的水果，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各种了或柚子或柑橘或水蜜桃或枇杷或石榴或枣或梨。挂在树上的水果，对我们是无可抵抗的诱惑。我们选择午饭时间下午放学时间，去偷吃，翻院墙爬树，吃饱了再下来。邻居抓住了，责问几句，送我们回家——各家各户的小孩都偷水果吃，没什么可责怪的。
　　孩童时期，最爱吃的食物，是砂糖调粥。但很难吃上。有亲戚或邻居，生孩子，妇人坐月子，母亲会送两斤红糖去串门。顺带的，母亲也会多买一些，留给孩子吃。把粥煮稠了，盛在大碗里，把砂糖用勺子搲上来，调到热粥里，慢慢调匀，蹲在门槛上，托着碗，窸窸窣窣，把一碗热粥吸干。粥，妍红得发紫，吸起来爽爽的，糖在口腔里散发热度。喝一碗这样的粥，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我自小喜欢熬粥，熬各种粥。可能这是我最擅長的事啦。
　　冰糖和水果糖，也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了。我三个姑姑，给我祖父祖母拜年，会多送几个糖包，冰糖包、糖果包、马骨糖包、灯芯糖包，都会有。我兄弟姐妹多，一人分吃几个。我舍不得吃，放在书包里，等上学吃。开学了，把书包翻出来，糖果不见了，不知被谁偷吃了，大哭一场是免不了的，却没任何人同情。过年了，甘蔗是吃不完的。村里来了卖甘蔗的人，拉着板车，满满一车。五分钱一根，压岁钱分四次，买了甘蔗，一次买一根，半天吃一根。吃完了，吃别人的。甘蔗刨皮，从蔗梢开始吃，狠狠咬一口，把外面一层皮纤维咬下来，拉起来，像个篾匠师傅嘴巴拉蔑青丝。
　　有一年，我大概八九岁。我闹不明白，甘蔗和玉米秆，形状都差不多，我们为什么吃甘蔗，而不吃玉米秆呢？我决心去吃玉米秆。走了三里多路，到了石灰窑边的玉米地，我坐在田垄，掰玉米秆吃，一节一节吃。玉米秆有不多的甜味，吃得太阳下山了才回家。回到家，嘴巴肿了，红红的，辣辣的痛，口腔火烧一样灼痛。第二天起床，一直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
　　当然，最甜的糖，自然是蜂蜜了。我有一个邻居养蜂。他女儿和我同学。我常去她家玩。可一次也没吃过她家蜂蜜。忘记哪一年了，我当小学教员的三姑父学起了养蜂，在他家的天井里，养了两箱蜂。可他从没掏过蜜，蜂越养越少，没几个月，蜂便死光了。记得第一次吃蜂蜜，是和一个同伴上山砍柴，遇上了一个马蜂窝。他架起火，烧了马蜂窝，剥开蜂巢，金色的液体淌下来。我蹲在地上，仰起头，舔蜂窝里的蜜。蜜太甜，吃不了几口，便吃不下了，砍一棵毛竹，做一个竹筒，把蜜掏回家。 　　1996年，我去过一次玉山糖厂看朋友，很惋惜的是，我只顾着和朋友聊天，忘记了参观生产过程。糖厂有一个大院，毛蔗堆在厂棚里，足足有百米长。四处都是糖香，让人几近迷糊。
　　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爱糖的人。在十三岁之后，我几乎不吃甜食。读师范时，我同学徐勇，喜欢吃糖，常用白糖拌饭吃。我看着就饱了。我说，这可能是最难吃的东西了。他却吃得特别有滋味。吃菜也一样，放一点点糖，我也能吃出来。我能吃各种菜系的菜品，唯独不吃上海菜。每次去上海，若待上三两天，我包里肯定带上剁椒、榨菜。我岳父自小在上海长大，他善于烧菜，且保留着糖作调味品的习惯。但我去他家吃饭，他不会放糖。第一次去岳父家吃饭，他烧了一大桌菜，我却筷子也没动，喝了一碗汤便下桌了。他还以为我嫌弃他厨艺差。我说我不吃糖，忘记说了。
　　我身边的人常提议我，包里带着糖出门，免得低血糖发作——我低血糖发作，淌冷汗，手脚痉挛，严重的时候，直接昏倒在地。但我从没带糖出门。但爱吃糖的人，还是很多。这不仅与味觉有关，更与体内所需的养分有关。
　　学了化学之后，我知道了糖类物质是多羟基（两个或以上）的醛类（Aldehyde）或酮类（Ketone）化合物，在水解后能变成以上两者之一的有机化合物，由碳、氢、氧元素构成，在化学式的表现上类似于“碳”“水”聚合，故又稱之为碳水化合物。中国是一个制糖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东周时期，已开始制饴糖，《诗经·大雅》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诗句，把饴糖作为一个喻体出现。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糖进入我们口腔，在味觉上，在心理上，所起的物理化学变化，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确实是其他物质难以取代。就像我们正在进行的爱情。我们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用糖去形容。
　　丙申年深冬，我去了横峰。南方有自制砂糖、红糖的习俗。我却没见过制糖。友人说，下午去看看制糖吧，很有意思。我兴致盎然。我对一切乡村手艺人和文艺人感兴趣。制糖的地方，在岑阳镇铺前。师傅姓丁，是个年轻人，黑黑的皮肤，憨厚的笑脸。他拉开电闸刀，榨蔗机呼呼呼地开起来。他把毛蔗三两根，抱在手上，塞进机器的齿轮里。甘蔗汁从侧边的槽口流出来，淌进桶里，甘蔗渣从后面的槽口吐出来。炉火已经旺旺地燃起，沉淀过后的甘蔗汁，浮起一层白色泡沫，甘蔗青味涌起来。把白色泡沫捞掉，把汁水倒进热锅了，一边煮一边搅动汁水，泡沫又一层层结成圈，白中渗黄，铁勺把泡沫捞起来，倒掉。滚热的汁水，舀进桶里，用夏布纱巾过滤，把纯汁过滤出来。
　　烧沸，过滤，再烧沸，再过滤，达六次。每烧沸一次，蔗汁浅下去一圈，蒸汽在房间里萦绕。妇人一直站在锅边，铁勺不停地搅动蔗汁。蔗汁慢慢变稠，变得紫红色，成了黏稠物，盛在缸里，结晶，蔗汁成了甘甜的砂糖。这个过程要十个小时。制糖人必须要有十分谦逊的耐性，慢慢熬慢慢煮，不停地搅动，蔗汁才熬出砂糖。砂糖有了制糖人的脾性和品德。从蔗汁熬成糖，仿佛一个人的成长。
　　我去过很多次岑阳镇。这个被称为“甜蜜小镇”的丘陵小镇，种了大面积的甘蔗、葡萄、马家柚。每次去，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次去，我对糖有了更深的理解。糖不仅仅是一种碳水化合物，不仅仅给人提供甜的味觉，糖更多是给人一种喜悦和向往。我们思念一个人，可以叫糖。我们拥抱一个人，可以叫糖。我们去不知道尽头的远方，可以叫糖。我们把焦躁的内心变得平淡，可以叫糖。
　　糖不仅是我们的过去史，也是我们的未来史。我们需要糖。
　　糖是我们生活的荷尔蒙分泌催化剂。而糖是藏在水里的，需要我们慢慢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