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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下伏笔，留下防御漏洞
1949年1月，刘宗宽就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公署参谋长由中华民国国防部次长萧毅肃兼任，故实为刘宗宽主持日常工作。
一日，为调整防务，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重要会议。
刘宗宽曾参与调整防御区计划，他故意未将四川第八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入重点防御圈，因而此方案虽然提及这个地区，却没有具体设防措施，部队配置只有毫无战斗力的保安部队，形同虚设。
那天讨论计划，参会者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漏洞，照例通过。
刘宗宽埋下了一个伏笔。他的想法是，如果解放军看到这个空虚之地，以此作为进军通道，必能使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事半功倍。他急于将此情报送给解放军，盼望上级派人来联系。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部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正在梳理西南地区有价值的联系人。经过细心排查，最有价值的几个人凸显出来。其中就有刘宗宽。
二野情报部决定派刘宗宽的陕西同乡房显志去同他联系。
房显志与情报员黄克孝手持假身份证，谎称是从共产党占领区跑出来的难民，穿越国民党军防线，直奔重庆。到达后，刘宗宽将房显志安排住在自己家中。
刘宗宽把陆续收到的防务消息连贯起来进行分析。他发现，从目前态势看，国民党军仍然忽略川东南方向，没有正规军驻守，需要保全这个漏洞，并使之固化。
电话铃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在电话中说：“刘参谋长，王陵基到重庆来述职，你下午代表我去看望他。”
王陵基曾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却因连年征战拼光部队，成为光杆司令。他现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正在将保安团编制翻一番，进而争取编为正规部队。因而，他对刘宗宽很客气。言谈之中，他提醒刘宗宽：“我见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没有部署正规军，门户洞开。倘若共军侦知，从这个方向乘虚而入，我军调动不及，后果不堪设想。”
刘宗宽惊出一身冷汗，心知王陵基看出了破绽，如果此人向张群提起，势必引起警觉，调整部署。他镇定回答道：“王主席独具慧眼，指正防御计划的不足，我受教了。计划书还在进一步完善中，这个漏洞我们会补救。”
幸好，王陵基在重庆只住了三天就回成都去了，没向张群提及防御漏洞。
从中斡旋，令胡宗南
调罗广文部增援大巴山
为进一步造成解放军将从陕西入川的错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陕西省西乡县猛烈炮击，使用了大口径的榴弹炮、山炮，准确地落在县城周围的防御工事上。
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盛文通过猛烈的排炮声判断，发起攻击的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于是向驻在汉中的胡宗南告急。胡宗南又转而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求援，请求派部队加强大巴山防守。
张群接到胡宗南的求援电，请刘宗宽去商量。刘宗宽建议，调罗广文的部队前往增援。
张群有些犹豫道：“罗广文的部队本是用于防守川东，叫他分兵去川北，将削弱川东守备力量，这样做是否恰当？”
刘宗宽说：“倘若胡宗南守不住汉中，天险全无，共军将长驱直入四川。我认为应该援助胡长官。”
张群首肯，同意调遣罗广文部的两个军，往大巴山布防，川东守军进一步被削弱。这一部署也很快报送解放军。
循循善诱，怂恿沈策“进言”
不久，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到重庆出席军事会议，刘宗宽热情招待。
沈策坚决主张由已经下野的蒋介石重掌军权。
刘宗宽问：“胡长官认为陕南是否为共军的主攻方向？”
沈策回答说：“胡长官还没有作出定论，他老是说，共军诡计多端，虚虚实实，还需进一步观察，方能摸清共军脉搏。”
刘宗宽说：“我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就在陕南。”
“共军攻击西乡后，一下又退回对峙状态。他们会不会从另外的方向出现呢？比如说湘西、川东方向。”沈策问道。
刘宗宽说：“他们一定是在调集重兵，积蓄力量，然后如洪水一般倾泻到贵部头上。川东山高水深，共军不会从那里来。”
沈策急了，他可不愿在主要打击方向担风险。他不安地问：“共军真的要拿陕南开刀？”
刘宗宽点点头：“中原有一条陇海铁路，运送兵员和武器舍此莫由。从历史上看，三国时期魏国灭蜀，宋初赵匡胤灭后蜀，明末张献忠图川，都选自北而南，都选陆路。还有，胡长官攻占过延安，共产党对他恨之入骨。”
抓住沈策爱出风头、夸夸其谈的特点，刘宗宽又怂恿他去军事会议上发言。沈策一听，正中下怀。
万事俱备，蒋介石掉入圈套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重庆，部署大西南保卫战，并于8月30日上午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沈策将刘宗宽提供的分析和盘托出，判断共产党将主攻方向放在陕南，企图经川北入川。
听沈策讲完，蒋介石这才发言道：“今天商讨大西南保卫战，我是很乐观的。目前局势从整体来看已经稳定，情况即将好转。”他表示赞同沈策观点，并宣布：“请胡长官固守秦岭防线，以陕南作为决战地带，拒共产党于川境之外。请罗司令官增防陇南，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筑第二道防线，策应胡长官。第七编练司令部其余部队亦向北移动，配置在南充、大竹一带，作为机动兵力。川东方向，由宋司令官负责，保持与白崇禧部联系。”
刘宗宽则用笔记录下蒋介石的部署。就这样，蒋介石所策划的大西南保卫战尚未开幕，解放军已洞悉一切。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第二次从台北到重庆。这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从湖南方向入川，打垮了宋希濂的部队。
蒋介石如梦初醒，终于明白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实际是在川东南。他命令顾祝同从重庆急派800辆卡车赶赴川北广元，紧急调运胡宗南的第一军协防川东。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已经奉命停止办公，刘宗宽在一个偶然机会中得知这个极为机密的情报。他立即回家与房显志商量，建议解放军前锋迅速向重庆挺进，打破蒋介石的紧急部署。
房显志马上把来渝策反国民党军队的王同志找来，由刘宗宽从长官公署总务处要来一张空白护照，填写上假姓名和军职等，把他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顺利地将情报送到二野情报部。
11月28日上午，刘宗宽收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手令：“刘代参谋长率长官公署官兵及警卫团向成都转进。”
刘宗宽当然不跟国民党走。事前他作了两手准备：将少校副官王裕派往成都打前站，如果国民党裹胁自己去成都，他到成都后再设法脱身。或者，乘混乱之际，在重庆隐藏下来。这时他故作撤退布置，命令总务处长刘瑀璜率领队伍先行出發，他则托词有其他事要做，完事后马上赶去。
次日，刘宗宽带着贴身卫士坐上吉普车，载着行李开到沙坪坝重庆大学杨清教授家里，换上便衣隐蔽，妻子崔东亚则带着房显志到李子坝疗养院住院“疗养”。
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接见了刘宗宽，称赞他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聘任他为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1950年，刘宗宽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官。院长刘伯承在会上介绍时说：“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有重大贡献，他在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
1949年1月，刘宗宽就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公署参谋长由中华民国国防部次长萧毅肃兼任，故实为刘宗宽主持日常工作。
一日，为调整防务，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重要会议。
刘宗宽曾参与调整防御区计划，他故意未将四川第八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入重点防御圈，因而此方案虽然提及这个地区，却没有具体设防措施，部队配置只有毫无战斗力的保安部队，形同虚设。
那天讨论计划，参会者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漏洞，照例通过。
刘宗宽埋下了一个伏笔。他的想法是，如果解放军看到这个空虚之地，以此作为进军通道，必能使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事半功倍。他急于将此情报送给解放军，盼望上级派人来联系。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情报部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正在梳理西南地区有价值的联系人。经过细心排查，最有价值的几个人凸显出来。其中就有刘宗宽。
二野情报部决定派刘宗宽的陕西同乡房显志去同他联系。
房显志与情报员黄克孝手持假身份证，谎称是从共产党占领区跑出来的难民，穿越国民党军防线，直奔重庆。到达后，刘宗宽将房显志安排住在自己家中。
刘宗宽把陆续收到的防务消息连贯起来进行分析。他发现，从目前态势看，国民党军仍然忽略川东南方向，没有正规军驻守，需要保全这个漏洞，并使之固化。
电话铃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在电话中说：“刘参谋长，王陵基到重庆来述职，你下午代表我去看望他。”
王陵基曾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却因连年征战拼光部队，成为光杆司令。他现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正在将保安团编制翻一番，进而争取编为正规部队。因而，他对刘宗宽很客气。言谈之中，他提醒刘宗宽：“我见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没有部署正规军，门户洞开。倘若共军侦知，从这个方向乘虚而入，我军调动不及，后果不堪设想。”
刘宗宽惊出一身冷汗，心知王陵基看出了破绽，如果此人向张群提起，势必引起警觉，调整部署。他镇定回答道：“王主席独具慧眼，指正防御计划的不足，我受教了。计划书还在进一步完善中，这个漏洞我们会补救。”
幸好，王陵基在重庆只住了三天就回成都去了，没向张群提及防御漏洞。
从中斡旋，令胡宗南
调罗广文部增援大巴山
为进一步造成解放军将从陕西入川的错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陕西省西乡县猛烈炮击，使用了大口径的榴弹炮、山炮，准确地落在县城周围的防御工事上。
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盛文通过猛烈的排炮声判断，发起攻击的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于是向驻在汉中的胡宗南告急。胡宗南又转而向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求援，请求派部队加强大巴山防守。
张群接到胡宗南的求援电，请刘宗宽去商量。刘宗宽建议，调罗广文的部队前往增援。
张群有些犹豫道：“罗广文的部队本是用于防守川东，叫他分兵去川北，将削弱川东守备力量，这样做是否恰当？”
刘宗宽说：“倘若胡宗南守不住汉中，天险全无，共军将长驱直入四川。我认为应该援助胡长官。”
张群首肯，同意调遣罗广文部的两个军，往大巴山布防，川东守军进一步被削弱。这一部署也很快报送解放军。
循循善诱，怂恿沈策“进言”
不久，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到重庆出席军事会议，刘宗宽热情招待。
沈策坚决主张由已经下野的蒋介石重掌军权。
刘宗宽问：“胡长官认为陕南是否为共军的主攻方向？”
沈策回答说：“胡长官还没有作出定论，他老是说，共军诡计多端，虚虚实实，还需进一步观察，方能摸清共军脉搏。”
刘宗宽说：“我认为，共军的主攻方向就在陕南。”
“共军攻击西乡后，一下又退回对峙状态。他们会不会从另外的方向出现呢？比如说湘西、川东方向。”沈策问道。
刘宗宽说：“他们一定是在调集重兵，积蓄力量，然后如洪水一般倾泻到贵部头上。川东山高水深，共军不会从那里来。”
沈策急了，他可不愿在主要打击方向担风险。他不安地问：“共军真的要拿陕南开刀？”
刘宗宽点点头：“中原有一条陇海铁路，运送兵员和武器舍此莫由。从历史上看，三国时期魏国灭蜀，宋初赵匡胤灭后蜀，明末张献忠图川，都选自北而南，都选陆路。还有，胡长官攻占过延安，共产党对他恨之入骨。”
抓住沈策爱出风头、夸夸其谈的特点，刘宗宽又怂恿他去军事会议上发言。沈策一听，正中下怀。
万事俱备，蒋介石掉入圈套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重庆，部署大西南保卫战，并于8月30日上午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沈策将刘宗宽提供的分析和盘托出，判断共产党将主攻方向放在陕南，企图经川北入川。
听沈策讲完，蒋介石这才发言道：“今天商讨大西南保卫战，我是很乐观的。目前局势从整体来看已经稳定，情况即将好转。”他表示赞同沈策观点，并宣布：“请胡长官固守秦岭防线，以陕南作为决战地带，拒共产党于川境之外。请罗司令官增防陇南，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筑第二道防线，策应胡长官。第七编练司令部其余部队亦向北移动，配置在南充、大竹一带，作为机动兵力。川东方向，由宋司令官负责，保持与白崇禧部联系。”
刘宗宽则用笔记录下蒋介石的部署。就这样，蒋介石所策划的大西南保卫战尚未开幕，解放军已洞悉一切。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第二次从台北到重庆。这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已从湖南方向入川，打垮了宋希濂的部队。
蒋介石如梦初醒，终于明白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实际是在川东南。他命令顾祝同从重庆急派800辆卡车赶赴川北广元，紧急调运胡宗南的第一军协防川东。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已经奉命停止办公，刘宗宽在一个偶然机会中得知这个极为机密的情报。他立即回家与房显志商量，建议解放军前锋迅速向重庆挺进，打破蒋介石的紧急部署。
房显志马上把来渝策反国民党军队的王同志找来，由刘宗宽从长官公署总务处要来一张空白护照，填写上假姓名和军职等，把他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顺利地将情报送到二野情报部。
11月28日上午，刘宗宽收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手令：“刘代参谋长率长官公署官兵及警卫团向成都转进。”
刘宗宽当然不跟国民党走。事前他作了两手准备：将少校副官王裕派往成都打前站，如果国民党裹胁自己去成都，他到成都后再设法脱身。或者，乘混乱之际，在重庆隐藏下来。这时他故作撤退布置，命令总务处长刘瑀璜率领队伍先行出發，他则托词有其他事要做，完事后马上赶去。
次日，刘宗宽带着贴身卫士坐上吉普车，载着行李开到沙坪坝重庆大学杨清教授家里，换上便衣隐蔽，妻子崔东亚则带着房显志到李子坝疗养院住院“疗养”。
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等首长接见了刘宗宽，称赞他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聘任他为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1950年，刘宗宽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官。院长刘伯承在会上介绍时说：“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有重大贡献，他在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