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相信在大多数过来人的记忆中,经历过辛苦的高中生涯进入大学后,大多会松一口气,滋生出“享受生活”的强烈欲望。随着时代的变迁,跨入大学就高忱无忧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囿于诸多因素,一些学生“混”大学,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老师“放水”,学生“快乐”学习,这样的“皆大欢喜”难免让人为大学生的质量担忧。
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因此,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固然需要学生回归常识、刻苦读书学习,但教师回归本分、潜心教书育人,更是关键所系。
当学生们抱怨一些大学课堂太“水”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被“水”困扰和折磨: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效果以及培养质量在下降,成绩放水和要求放水的问题不时存在。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考完试去和老师要分数,老师不认真讲课,考试打分时放水,学生还认为这样的老师厚道,反而抱怨指责那些认真、严格的老师……
对于这种现象,有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分数膨胀”现象。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教育,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分数膨胀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在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达国家早已出现。数据显示,1966年哈佛大学只有27%的学生获得A,到1996年,这个数字增至46%,同年,哈佛82%的毕业生成绩为荣誉毕业生。引起分數通胀的最直接原因,包括学生参与教师评估和教师降低课程难度的投机行为等因素,而更深次的原因,则是高校降低了录取标准,同时,又为了提高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降低了对学生的要求。
尽管“分数膨胀”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它与“严进宽出”的大学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如果进了大学基本都能毕业,学生就会觉得学不学习无所谓。因此,应该建立淘汰机制,通过“宽进严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历史上,严格的淘汰机制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比如,1928~1937年,清华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1932级学生毕业时的淘汰率高达82.8%。这样高的淘汰率,没有引起社会的混乱,反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子。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1938年间的学生,就出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世易时移,今天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照搬当年的淘汰机制,但在高等教育业已大众化的新时期,通过“宽进严出”来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当属应有之义。
——摘自中国青年报
相信在大多数过来人的记忆中,经历过辛苦的高中生涯进入大学后,大多会松一口气,滋生出“享受生活”的强烈欲望。随着时代的变迁,跨入大学就高忱无忧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囿于诸多因素,一些学生“混”大学,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老师“放水”,学生“快乐”学习,这样的“皆大欢喜”难免让人为大学生的质量担忧。
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因此,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固然需要学生回归常识、刻苦读书学习,但教师回归本分、潜心教书育人,更是关键所系。
当学生们抱怨一些大学课堂太“水”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被“水”困扰和折磨: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效果以及培养质量在下降,成绩放水和要求放水的问题不时存在。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考完试去和老师要分数,老师不认真讲课,考试打分时放水,学生还认为这样的老师厚道,反而抱怨指责那些认真、严格的老师……
对于这种现象,有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分数膨胀”现象。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渐发展为大众教育,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就业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分数膨胀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在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达国家早已出现。数据显示,1966年哈佛大学只有27%的学生获得A,到1996年,这个数字增至46%,同年,哈佛82%的毕业生成绩为荣誉毕业生。引起分數通胀的最直接原因,包括学生参与教师评估和教师降低课程难度的投机行为等因素,而更深次的原因,则是高校降低了录取标准,同时,又为了提高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降低了对学生的要求。
尽管“分数膨胀”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它与“严进宽出”的大学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如果进了大学基本都能毕业,学生就会觉得学不学习无所谓。因此,应该建立淘汰机制,通过“宽进严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历史上,严格的淘汰机制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比如,1928~1937年,清华大学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1932级学生毕业时的淘汰率高达82.8%。这样高的淘汰率,没有引起社会的混乱,反而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子。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1938年间的学生,就出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世易时移,今天我们当然不能简单照搬当年的淘汰机制,但在高等教育业已大众化的新时期,通过“宽进严出”来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当属应有之义。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