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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0）12-0067-02
摘要：1926～1929年，周西成主持黔政，为巩固统治，开展了以贵阳为重点的县政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几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贵州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关于其县政建设的成效，应该客观地分析。
关键词：周西成 县政建设
1926～1929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开创了桐梓系军阀主政的历史。在掌黔的三年内，为巩固统治，周强化县政建设，客观上对贵州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上台后，接手的是一烂摊子，他主政后即强化县政建设，有着深刻的背景：
首先，增强经济实力，巩固统治根基。辛亥后，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贵州财政经济衰落至极。1912～1926年间，全省战祸频仍，随之而来的是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兵匪横行，农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另外，1924～1925年，全省出现罕见灾荒，水灾、旱灾、雹灾和虫灾接踵而至。到周的前任彭汉章主政时，正是灾荒最盛之际。绥阳县“淫雨累月，以致哀鸿遍野，饿殍载途，全家俱尽者有之”。 [1]114水城县“年来蝗虫为灾，收成不过十分之一”。 [1]279而主政一年的彭氏政权，不仅没有使凋敝的财经有所好转，反因其治理无术，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农村经济濒临瘫痪，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刚上台的周氏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及时扭转处于崩溃边缘的财政经济以巩固统治基础，是周强化县政建设的根本原因。
其次，进行政治投机，打造贵州为桐梓系集团长期控制的独立王国。周上台前，从外部形势看，贵州远在西南，辛亥后，北洋政府的势力一直未能真正控制贵州。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贵州也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后，南、北双方更是无暇顾及贵州。就内部格局而言，在彭汉章政权时期，由于军事上不能统一，政令几乎不出省门，只有听凭各地“自委官吏，擅定税则，招抚土匪，流通商货”，[2]39这个兴义系军阀的残存力量根本无力与其相争。鉴于这种状况，周认为，只要周旋于各方力量之间，就可以力避外来势力染指贵州。同时，他清楚地看到，要巩固统治根基，重心在于整肃内务。因此，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在贵州建立起桐梓系军阀集团的一家天下，是其推行县政建设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看，周主黔的时间，正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时候，而客观上也有不受外来干涉的条件，总体形势是有利于其强化县政建设的。
周主政后，即着手开展县政建设。贵阳作为省府，是全省县政建设的重点，其措施也最具代表性。
第一，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首先，改组地方行政机构，调整其职能。民国初期，贵州地方行政组织基本沿袭清制，周上台后作了调整，在县设区署，有的区署设在团防分局内，区长由团总兼任。1927年，省政府颁布自治法（草案），规定县下以区为自治单位。县下既有区，又有团防局，负责地方行政管理的区署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团防局两者在业务上是交叉的。[3]19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提高了团的地位，使之与区分权并相互牵制，其结果显然有利于周集中地方权力。
特殊的是贵阳县，虽为县治，但因同时是省会所在地，周便对其实行特别管理，主要是突出警察权力对全县的控制。虽设有县治行政机构，但县政府的权力只能掌管郊区和农村，城区的管理权却属于警察厅，它与县政府平级，两者来往公文用“公函”，[4]60但实际上厅的权力似乎比县政府还大。
其次，利用封建迷信控制地方官员。凡新任县、局长，均由周亲自审定，由他“看相”后决定是否任用，并规定“县局长赴任之前，必须先到城隍庙焚香发誓，效忠于周”。 [5]14
再次，地方治安，实行县长负责制。周就职时声言：“三个月以内肃清全省匪患。逾期如有人在路被劫，由该县县长负责赔偿”。[6]85
最后，积极反共，遏制进步思想扩展。贵阳达德学校师生因组织反对周封建统治的活动，他便以“达德学校结党营私，谋为不轨，勾结共产党，捣乱贵州”为由，[7]146下令将该校查封，没收全部图书和校具，并将全体师生员工解散。
在经济上，在改革和整顿的同时开展建设。首先，鉴于以往征税混乱，周下令各县税收征解工作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设立征收局，不受县长管辖，直隶于财政厅，一切税收均由县征收局征收。同时，在省政府下设总金库，各县设分金库负责收入，设度支处管理支出，并在财政厅之外，另设一厘护饷捐稽核总所，各县设稽核所，凡征收局、厘护饷捐局所收款项，均须逐日转交给稽核所验收，再转解金库。各稽核所每月造表上报稽核总所，再由稽核总所查核转报省政府，这大大刹住了军阀混战以来的贪污之风，使财政基本上实现了收支统一。
其次，大力开展建设工作。其一修公路，发展交通。1926年，周设贵州路政局，主管全省公路建设，并在各县成立路政分局，负责划段修筑公路。在其主黔的三年中，公路建设的重点是修筑贵阳环城公路和以贵阳为中心的长途公路。1926年8月，省路政局在贵阳头桥开工兴建省会环城公路，1927年底完工，“全长11公里，宽约10米”。[8]31环城公路的建成，结束了贵州无公路的历史。关于长途公路的修建，以贵阳为中心，成放射形向各县延伸，主要有贵赤（贵阳—赤水）、贵西（贵阳—云南平彝）、贵南（贵阳—广西南丹）三路。其间，凡路线经过的地方，由各路政分局督促各区、团征集全县民工分期分段负责修筑，并限期完成。另外，还动员学生等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只是由于周的去世，大多没有完工。此外，还零散修筑了遵团（遵义县城—团溪）、清毕（清镇—毕节）等支线。
办实业，发展农村经济。一是建电厂：为解决政府机关照明用电，1927年1月，周下令建发电厂，于中秋时电灯见于贵阳，“时全城电灯，计16支光2500余盏，32支光350盏，50支光150盏”， [9]179这是全省最早的电灯。二是开工厂：1927年，周在贵阳设立兵工厂，生产步枪及机关枪。同时，陆续开办造币厂、造纸厂、白药厂和模范工厂。三是办邮电。1927年，周在贵阳设立无线电台，与南京、两广等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同年，他又令贵阳县设城乡电话局，由地方筹款兴办。1928年秋建成，线路分达9区，各区公所及县境内重要乡镇置有电话机。四是兴农业。周在省设农工厅，各县设实业局，以推进垦荒、森林、畜牧、蚕桑及农产的发展，并在贵阳搞农业试验场。
第三，军事上，实施高压政策。首先，治军思想封建化。周“每月初一、十五（朔、望日）亲率官兵到城隍庙进香，对神起誓，以表官兵对他的忠诚”。 [10]80其次，严控地方军权。周规定各营部队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护卫一个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则临时调拨队伍交其指挥，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防止下级军官尾大不掉。再次，筹组愚忠的后备力量。周上台后，将讲武学校改为崇武学校，对学生“实行军阀式管理和奴化教育”，主张“军人不准学政治，学政治捣乱”。 [10]67
第四，文化上，推行专制主义。首先，周对地方各县局长的任用，主要以其创办的贵州大学的毕业生考选为主，使教育为其割据的政治服务。其次，迫害进步文人。1927年，中共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黄齐生因在校集会宣读该宣言而被解职，周还以“接近共产嫌疑，主张自由恋爱”的罪名通缉黄齐生。[11]46另外，对言论、出版也严加控制。
周在主黔三年中，大力开展县政建设，对其措施应客观地分析。
首先，必须严厉批判周浓厚的封建专制迷信思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要求受委官吏必须到城隍庙发誓效忠。同时，在主政期间，积极反共，迫害进步人士，遏制进步思想扩展，这些无不反映出，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周西成是一个地道的封建卫道士。
其次，周对于贵州经济建设所采取的措施，从社会效果上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别是公路的修建和电厂的创设，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就公路的修筑而言，它改变了长期以来贵州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全省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便利了人民的往来，推动了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另外，电话的架设、工厂的兴办等，为贵州轻、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周针对历年的财政积弊进行大胆的改革和整顿，促使其明显好转，人民生活基本能够自给，这是很难得的。以贵阳县的国税收入为例：
从上表看，[8]37有三组可比数字。除丁粮一项略有增加外，契税、屠宰税均下降，增加部分为11.7%,减少部分分别为44.6%和16%。以增减的内容比较，丁粮的增加是应该的，因为时间过了8年，人口有所增长。虽然新增了印花税和烤烟税，但税收种类和总额明显减少，这无疑说明剥削有所减轻。
再次，周严惩贪污，强化治安，使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如抓住小偷，即割耳示众等。这些措施虽很残忍，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社会安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贵州治安状况在当时为人称道，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总之，周西成主黔三年，其推行的县政建设取得了某些成效，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必须指出，周强化县政建设的目的，在于加强政府权力对地方的渗透，尽可能多地支配社会资源，以巩固桐梓系军阀的统治地位。因此，要真正搞好贵州地方建设，必须改组行政机构，让人民当家作主，切实减轻民众负担，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些是周西成政府不想，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2]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贵州省志·民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4]傅应钦.贵阳设市前后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5]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6]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7]贺梓侪.北洋政府时期的贵州政局[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8] 乔云生.民国十九年以前贵州省暨贵阳县地方概要史料选辑[J].贵州历史档案,1983(1).
[9]程昭星.周西成传略[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10]贵阳市志·军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11]谢孝思.黄齐生传略[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摘要：1926～1929年，周西成主持黔政，为巩固统治，开展了以贵阳为重点的县政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几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贵州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关于其县政建设的成效，应该客观地分析。
关键词：周西成 县政建设
1926～1929年，周西成任贵州省长，开创了桐梓系军阀主政的历史。在掌黔的三年内，为巩固统治，周强化县政建设，客观上对贵州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上台后，接手的是一烂摊子，他主政后即强化县政建设，有着深刻的背景：
首先，增强经济实力，巩固统治根基。辛亥后，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贵州财政经济衰落至极。1912～1926年间，全省战祸频仍，随之而来的是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兵匪横行，农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另外，1924～1925年，全省出现罕见灾荒，水灾、旱灾、雹灾和虫灾接踵而至。到周的前任彭汉章主政时，正是灾荒最盛之际。绥阳县“淫雨累月，以致哀鸿遍野，饿殍载途，全家俱尽者有之”。 [1]114水城县“年来蝗虫为灾，收成不过十分之一”。 [1]279而主政一年的彭氏政权，不仅没有使凋敝的财经有所好转，反因其治理无术，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农村经济濒临瘫痪，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刚上台的周氏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及时扭转处于崩溃边缘的财政经济以巩固统治基础，是周强化县政建设的根本原因。
其次，进行政治投机，打造贵州为桐梓系集团长期控制的独立王国。周上台前，从外部形势看，贵州远在西南，辛亥后，北洋政府的势力一直未能真正控制贵州。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贵州也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后，南、北双方更是无暇顾及贵州。就内部格局而言，在彭汉章政权时期，由于军事上不能统一，政令几乎不出省门，只有听凭各地“自委官吏，擅定税则，招抚土匪，流通商货”，[2]39这个兴义系军阀的残存力量根本无力与其相争。鉴于这种状况，周认为，只要周旋于各方力量之间，就可以力避外来势力染指贵州。同时，他清楚地看到，要巩固统治根基，重心在于整肃内务。因此，强化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在贵州建立起桐梓系军阀集团的一家天下，是其推行县政建设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看，周主黔的时间，正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时候，而客观上也有不受外来干涉的条件，总体形势是有利于其强化县政建设的。
周主政后，即着手开展县政建设。贵阳作为省府，是全省县政建设的重点，其措施也最具代表性。
第一，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首先，改组地方行政机构，调整其职能。民国初期，贵州地方行政组织基本沿袭清制，周上台后作了调整，在县设区署，有的区署设在团防分局内，区长由团总兼任。1927年，省政府颁布自治法（草案），规定县下以区为自治单位。县下既有区，又有团防局，负责地方行政管理的区署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团防局两者在业务上是交叉的。[3]19这样的设置，实际上提高了团的地位，使之与区分权并相互牵制，其结果显然有利于周集中地方权力。
特殊的是贵阳县，虽为县治，但因同时是省会所在地，周便对其实行特别管理，主要是突出警察权力对全县的控制。虽设有县治行政机构，但县政府的权力只能掌管郊区和农村，城区的管理权却属于警察厅，它与县政府平级，两者来往公文用“公函”，[4]60但实际上厅的权力似乎比县政府还大。
其次，利用封建迷信控制地方官员。凡新任县、局长，均由周亲自审定，由他“看相”后决定是否任用，并规定“县局长赴任之前，必须先到城隍庙焚香发誓，效忠于周”。 [5]14
再次，地方治安，实行县长负责制。周就职时声言：“三个月以内肃清全省匪患。逾期如有人在路被劫，由该县县长负责赔偿”。[6]85
最后，积极反共，遏制进步思想扩展。贵阳达德学校师生因组织反对周封建统治的活动，他便以“达德学校结党营私，谋为不轨，勾结共产党，捣乱贵州”为由，[7]146下令将该校查封，没收全部图书和校具，并将全体师生员工解散。
在经济上，在改革和整顿的同时开展建设。首先，鉴于以往征税混乱，周下令各县税收征解工作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设立征收局，不受县长管辖，直隶于财政厅，一切税收均由县征收局征收。同时，在省政府下设总金库，各县设分金库负责收入，设度支处管理支出，并在财政厅之外，另设一厘护饷捐稽核总所，各县设稽核所，凡征收局、厘护饷捐局所收款项，均须逐日转交给稽核所验收，再转解金库。各稽核所每月造表上报稽核总所，再由稽核总所查核转报省政府，这大大刹住了军阀混战以来的贪污之风，使财政基本上实现了收支统一。
其次，大力开展建设工作。其一修公路，发展交通。1926年，周设贵州路政局，主管全省公路建设，并在各县成立路政分局，负责划段修筑公路。在其主黔的三年中，公路建设的重点是修筑贵阳环城公路和以贵阳为中心的长途公路。1926年8月，省路政局在贵阳头桥开工兴建省会环城公路，1927年底完工，“全长11公里，宽约10米”。[8]31环城公路的建成，结束了贵州无公路的历史。关于长途公路的修建，以贵阳为中心，成放射形向各县延伸，主要有贵赤（贵阳—赤水）、贵西（贵阳—云南平彝）、贵南（贵阳—广西南丹）三路。其间，凡路线经过的地方，由各路政分局督促各区、团征集全县民工分期分段负责修筑，并限期完成。另外，还动员学生等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只是由于周的去世，大多没有完工。此外，还零散修筑了遵团（遵义县城—团溪）、清毕（清镇—毕节）等支线。
办实业，发展农村经济。一是建电厂：为解决政府机关照明用电，1927年1月，周下令建发电厂，于中秋时电灯见于贵阳，“时全城电灯，计16支光2500余盏，32支光350盏，50支光150盏”， [9]179这是全省最早的电灯。二是开工厂：1927年，周在贵阳设立兵工厂，生产步枪及机关枪。同时，陆续开办造币厂、造纸厂、白药厂和模范工厂。三是办邮电。1927年，周在贵阳设立无线电台，与南京、两广等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同年，他又令贵阳县设城乡电话局，由地方筹款兴办。1928年秋建成，线路分达9区，各区公所及县境内重要乡镇置有电话机。四是兴农业。周在省设农工厅，各县设实业局，以推进垦荒、森林、畜牧、蚕桑及农产的发展，并在贵阳搞农业试验场。
第三，军事上，实施高压政策。首先，治军思想封建化。周“每月初一、十五（朔、望日）亲率官兵到城隍庙进香，对神起誓，以表官兵对他的忠诚”。 [10]80其次，严控地方军权。周规定各营部队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护卫一个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则临时调拨队伍交其指挥，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防止下级军官尾大不掉。再次，筹组愚忠的后备力量。周上台后，将讲武学校改为崇武学校，对学生“实行军阀式管理和奴化教育”，主张“军人不准学政治，学政治捣乱”。 [10]67
第四，文化上，推行专制主义。首先，周对地方各县局长的任用，主要以其创办的贵州大学的毕业生考选为主，使教育为其割据的政治服务。其次，迫害进步文人。1927年，中共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的屠杀政策，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黄齐生因在校集会宣读该宣言而被解职，周还以“接近共产嫌疑，主张自由恋爱”的罪名通缉黄齐生。[11]46另外，对言论、出版也严加控制。
周在主黔三年中，大力开展县政建设，对其措施应客观地分析。
首先，必须严厉批判周浓厚的封建专制迷信思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要求受委官吏必须到城隍庙发誓效忠。同时，在主政期间，积极反共，迫害进步人士，遏制进步思想扩展，这些无不反映出，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周西成是一个地道的封建卫道士。
其次，周对于贵州经济建设所采取的措施，从社会效果上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别是公路的修建和电厂的创设，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就公路的修筑而言，它改变了长期以来贵州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全省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便利了人民的往来，推动了贵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另外，电话的架设、工厂的兴办等，为贵州轻、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周针对历年的财政积弊进行大胆的改革和整顿，促使其明显好转，人民生活基本能够自给，这是很难得的。以贵阳县的国税收入为例：
从上表看，[8]37有三组可比数字。除丁粮一项略有增加外，契税、屠宰税均下降，增加部分为11.7%,减少部分分别为44.6%和16%。以增减的内容比较，丁粮的增加是应该的，因为时间过了8年，人口有所增长。虽然新增了印花税和烤烟税，但税收种类和总额明显减少，这无疑说明剥削有所减轻。
再次，周严惩贪污，强化治安，使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如抓住小偷，即割耳示众等。这些措施虽很残忍，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社会安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贵州治安状况在当时为人称道，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总之，周西成主黔三年，其推行的县政建设取得了某些成效，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必须指出，周强化县政建设的目的，在于加强政府权力对地方的渗透，尽可能多地支配社会资源，以巩固桐梓系军阀的统治地位。因此，要真正搞好贵州地方建设，必须改组行政机构，让人民当家作主，切实减轻民众负担，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这些是周西成政府不想，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2]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3]贵州省志·民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4]傅应钦.贵阳设市前后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5]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6]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7]贺梓侪.北洋政府时期的贵州政局[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8] 乔云生.民国十九年以前贵州省暨贵阳县地方概要史料选辑[J].贵州历史档案,1983(1).
[9]程昭星.周西成传略[G].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10]贵阳市志·军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11]谢孝思.黄齐生传略[G].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