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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在外交学院演讲时表示，针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为营造良好的国际科技交流环境，就必须加大我国的科技外交力度。这位曾一度主管科技外交的官员，对《中国报道》说，有一年阿拉伯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集体宴请他，让他向这些国家派驻科技参赞，以促进当事国的科技发展，令他印象深刻。
他说，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外交是有很大作用的。以前我们重视不够，目前应该在科技外交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应该关注以前不怎么关注的问题，拓展新时期科技外交的战略空间。他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科技交流活动，其中与之签订政府间科技协定的国家有96个，并在47个国家的驻外机构中配备了128名科技外交官，与大多数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科技合作机构。
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因为我国的经济水平比较低，我国的科技外交仅局限于学术交流、派驻访问学者，属于跟踪学习性质；而且128个外交官大都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少。东南亚仅仅在新加坡有一个，在泰国有一个，但不是科技部派的。进入新世纪，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科学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很多行业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对等合作的能力；同时，中国高技术领域不仅要进入发达国家，也要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共同的科技进步。
马颂德向《中国报道》介绍说，为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必须：
一、积极参加多边国际合作的重大项目。作为“863计划”的掌门人，马颂德对国际科技大势知己知彼。他感同身受地说“目前，我国已经具备这个能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人类面临重大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人力、财力是很难解决的。如国际空间站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就必须走国际合作的路子。国际空间站中国也想参加，但受到美国的阻挠。目前，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了核聚变的研发，如果研究成功的话，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能源的需要。但此项计划需要上百亿的经费，一个国家单枪匹马无法完成。所以，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要共同参加。再比如说伽利略计划(全球定位系统)，要在天上发送30个卫星进行系统定位。欧共体为了独立于美国和俄罗斯于前年启动了此项计划，但这需要35亿欧元。中国支持欧洲建设这个独立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为此积极投资参与。要参加多边合作，就需要科技外交官更多地了解我国科技界企业的现状、国际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具备多边合作科技项目的宏观协调能力等等素质。
二、中国应该积极参国际知识产业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我们说GSM、CDMA，在中国都能用，但这都是欧洲和美国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参与制定国际化标准的能力都不强，很多企业都是服从于他国制定的标准，在竞争中受制于人。在制定国际标准时，很少能听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因此在重大的标准制定上，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以前我们参加国际化标准会议时，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的外交界不懂得技术。除了标准外，还有知识产权。虽然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国策，但在保护知识产权时，也不是没有竞争；发达国家不断扩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甚至滥用知识产权、组织技术转移等等。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相关协议中都有规定，采用适当措施，防止知识产权持有人不合理技术转移而造成不良影响，但这一点没有引起发达国家的注意；而在国际标准制定上，我们有没发言权。由此看出我们缺乏科技外交人才。外交工作要充分注意科技外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三、积极参加与区域间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要非常注重国际区域间的合作。我们已经建立了区域模型：中日韩、东盟贸易经济合作。但在科技方面合作还很不够，为此要加大高技术产业的合作，和其他国家联合开展高技术产业生产和科技研发。在亚洲区域，中日的合作备受关注，虽然两国在政治上有矛盾，但并不影响两国科技经济合作的大趋势。双赢互利是两国的战略目标，去年中日贸易额已经突破1600亿美元。北美、欧洲、亚洲是三大经济板块，加强与欧盟合作，是中国的计划。1998年签署了与欧盟成员国合作协议后，中国实现了与之最大的技术与交流，如遥感。明年中俄还要互办科技年。俄罗斯虽然产业比差，但科技含量高，中国在莫斯科建立中俄科技园，就是为了加强双边合作。
目前，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发展，有利于利用国外资源和科技资源，拓展海外市场，如联想购买了IBM的PC等等。在外交方面，高技术企业走到哪里，我们的外交就应该为他们服务到哪里。现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政府应该探索一条合适的路子，如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体系、简化手续、放松限制条件等等。科技也应该在海外建设海外科技园，为外交提供有利条件。另外，中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舞台发挥着重要力量，这些国家很愿意与我们发展关系。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上看，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和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是拓展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现在外交方面跟不上。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巨资购买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因为用不上。现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只停留在发展传统工业制造上，我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少有科技外交人员。科技外交是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外交是有很大作用的。以前我们重视不够，目前应该在科技外交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应该关注以前不怎么关注的问题，拓展新时期科技外交的战略空间。他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科技交流活动，其中与之签订政府间科技协定的国家有96个，并在47个国家的驻外机构中配备了128名科技外交官，与大多数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科技合作机构。
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因为我国的经济水平比较低，我国的科技外交仅局限于学术交流、派驻访问学者，属于跟踪学习性质；而且128个外交官大都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很少。东南亚仅仅在新加坡有一个，在泰国有一个，但不是科技部派的。进入新世纪，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科学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很多行业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对等合作的能力；同时，中国高技术领域不仅要进入发达国家，也要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实现共同的科技进步。
马颂德向《中国报道》介绍说，为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必须：
一、积极参加多边国际合作的重大项目。作为“863计划”的掌门人，马颂德对国际科技大势知己知彼。他感同身受地说“目前，我国已经具备这个能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人类面临重大问题，单凭一个国家的人力、财力是很难解决的。如国际空间站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就必须走国际合作的路子。国际空间站中国也想参加，但受到美国的阻挠。目前，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了核聚变的研发，如果研究成功的话，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能源的需要。但此项计划需要上百亿的经费，一个国家单枪匹马无法完成。所以，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要共同参加。再比如说伽利略计划(全球定位系统)，要在天上发送30个卫星进行系统定位。欧共体为了独立于美国和俄罗斯于前年启动了此项计划，但这需要35亿欧元。中国支持欧洲建设这个独立的全球导航定位系统，为此积极投资参与。要参加多边合作，就需要科技外交官更多地了解我国科技界企业的现状、国际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具备多边合作科技项目的宏观协调能力等等素质。
二、中国应该积极参国际知识产业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我们说GSM、CDMA，在中国都能用，但这都是欧洲和美国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参与制定国际化标准的能力都不强，很多企业都是服从于他国制定的标准，在竞争中受制于人。在制定国际标准时，很少能听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因此在重大的标准制定上，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以前我们参加国际化标准会议时，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的外交界不懂得技术。除了标准外，还有知识产权。虽然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国策，但在保护知识产权时，也不是没有竞争；发达国家不断扩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甚至滥用知识产权、组织技术转移等等。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相关协议中都有规定，采用适当措施，防止知识产权持有人不合理技术转移而造成不良影响，但这一点没有引起发达国家的注意；而在国际标准制定上，我们有没发言权。由此看出我们缺乏科技外交人才。外交工作要充分注意科技外交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三、积极参加与区域间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要非常注重国际区域间的合作。我们已经建立了区域模型：中日韩、东盟贸易经济合作。但在科技方面合作还很不够，为此要加大高技术产业的合作，和其他国家联合开展高技术产业生产和科技研发。在亚洲区域，中日的合作备受关注，虽然两国在政治上有矛盾，但并不影响两国科技经济合作的大趋势。双赢互利是两国的战略目标，去年中日贸易额已经突破1600亿美元。北美、欧洲、亚洲是三大经济板块，加强与欧盟合作，是中国的计划。1998年签署了与欧盟成员国合作协议后，中国实现了与之最大的技术与交流，如遥感。明年中俄还要互办科技年。俄罗斯虽然产业比差，但科技含量高，中国在莫斯科建立中俄科技园，就是为了加强双边合作。
目前，中国企业到海外去发展，有利于利用国外资源和科技资源，拓展海外市场，如联想购买了IBM的PC等等。在外交方面，高技术企业走到哪里，我们的外交就应该为他们服务到哪里。现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政府应该探索一条合适的路子，如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体系、简化手续、放松限制条件等等。科技也应该在海外建设海外科技园，为外交提供有利条件。另外，中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舞台发挥着重要力量，这些国家很愿意与我们发展关系。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上看，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和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是拓展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现在外交方面跟不上。发展中国家不需要巨资购买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因为用不上。现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只停留在发展传统工业制造上，我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少有科技外交人员。科技外交是应该重新审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