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采访函的第二天，陈佳洱就给《环球人物》记者打来电话，干脆利落地约定了采访的时间和地点。挂掉电话后，他还是不太放心，写了封邮件，把具体细节再列一遍发过来。邮件的落款是：“即颂时祺！佳洱。”他没有秘书，没有助手，全部工作一个人搞定。
　　效率这样高，一是出于习惯，二是因为年纪。陈佳洱今年84岁，身体很硬朗，记忆力却有些下降。有时上一秒还记得要做什么，转个身就忘了，呆呆地站在那儿使劲想，怎么也想不起来。所以，一想到什么马上去做，免得忘了。“不过，对于那些很久以前的事儿，现在反而记得越来越清楚了。”他笑言，这就是老年人的忘性吧。
　　陈佳洱曾是北京大学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任副校长12年，校长3年;他也曾是北大脑子最好使的人物之一，中国加速器物理的领军人物，手握诸多“第一台”“第一个”。所以，当他以这样简单直接的形象出现在记者面前时，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冲击。
　　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里，陈佳洱度过了63年，他说：“我亲眼见证了北大的‘半辈子’。”

每周仍给学生上课，在西湖大学任校董

　　采访约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燕园东边一个独立的院子，里面的建筑很新很现代，但设计带着些民国时期的元素。这是4月初的北京，难得下起了雨。清明后的细雨，还带着些许寒意。
　　物理学院一楼是一条很长的走廊，尽头是科研事务办公室，记者在那里等待着。过了几分钟，陈佳洱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狭长的走廊突然变得极富纵深感，深得仿佛一条时光隧道。他慢慢走来，像是穿越而来，两侧的办公室门变成了两卷黑白胶片。
　　50米的走道，他走了将近3分钟。“90后”的博士生们已经不认识这位老校长了，手里拿着书和资料匆匆超过;几位老师见陈佳洱来了，纷纷走上前去，热情地寒暄一番，他们不喊“校长”“院士”或“教授”，他们称他“陈先生”。
　　陈佳洱穿了三件外套，最里是一件黑色的夹克，老干部们最爱穿的那种;中间是一件优衣库的摇粒绒衫，今天降温了，出门前老伴特意提醒加的;最外面是一件藏青色的小领西装，样式很复古，这是为了采访，以示尊重。他带着浅浅的笑意走到记者面前，说了一声：“久等了。”
　　虽然是物理学院的教授，但陈佳洱平时很少到这主楼来。他的主要工作都在东边300米处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从他蓝旗营的家去所里，大概需要5分钟。如今，陈佳洱仍坚持给3名博士上课，每周两次。
　　说是上课，其实更像是“交流”，多听学生的想法，甚至可以互相争论。上世纪60年代初，陈佳洱到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时间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英国人做研究时“交流”的本领。一开始，陈佳洱总觉得英国人太懒，早上9点钟来实验室，10点半就要茶歇，午饭吃一个小时，下午上班没多久又要茶歇。后来他仔细听，发现英国人其实是拿茶歇时间做头脑风暴，寻找新思路。
　　“英国人搞研究，把寻找新的思路放第一位，做任何研究，首先要idea（想法）。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没有新思路、文章一大堆的人。他们把那叫作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陈佳洱也看不上那些“paper machine”，比起疯狂写论文，倒不如多喝几杯茶，多聊几次天。
　　他和学生正在做的激光加速器就是“聊天”的成果。在加速器中，用200拍瓦激光，让质子加速到10个到15个Mev（电子的能量单位），这是一种让粒子加速、碰撞的新方式，也是观察粒子的新思路。今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来陈佳洱家中探望，陈佳洱便把这个新思路讲给王沪宁听。末了，他对王沪宁说：“我们很多科学家，一直希望国家能多支持基礎研究，因为现在好多高新技术的成果，源头都在基础研究，而我们支持基础研究的投入跟发达国家比，还是低了很多。”
　　听完后，王沪宁对他说：“谢谢您。”
　　不在实验室的时候，陈佳洱也没闲下来。他是许多国家、民间奖项的评委，既要评论文，也得写报告，常常是一坐下看资料就是几个小时。科技界很多人都知道陈佳洱是个惜才、爱才的人，愿意多为年轻的科学家做点事儿，晚辈也总记得他的好。2016年，陈佳洱担任何梁何利基金（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评委，把最高奖颁给了施一公。今年，施一公等科学家筹建西湖大学，便邀请陈佳洱担任顾问兼校董。“下周还得去杭州出差哩。”
　　若真有闲暇，陈佳洱就在北大散散步，看看未名湖和博雅塔，思念起许多旧人往事来。他说：“我的一生，90%都在北大，都奉献给了北大。”

“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陈佳洱成为北大人，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故事。
　　他出生在战乱中的上海，父亲是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陈伯吹将一家老小安置到租界，只身前往四川，到国立编译馆编写教科书。童年的黑暗记忆到现在依然清晰，日本兵要抓因病住院的母亲，母亲从二楼窗户跳下去，摔到吐血。护士问她为何被抓，她在纸条上写了3个字：“爱国罪。”于是，医院就以肺结核为由把母亲隔离起来——当时肺结核是无药可治的传染病。陈佳洱上小学时，被日本人逼着用汪伪政府的教科书，还得学日语。他和老师、同学就把原来的教科书抄下来，等到日本学监离开后或者放学后偷偷上课。
　　那段经历对陈佳洱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采访中，记者问了3个跟品格有关的问题：您觉得自己最好的品质是什么？您的家风是什么？北大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他都脱口而出：“爱国。” 　　陈佳洱儿时想和父亲一样做个作家，但父亲对他说了4个字：科技救国。所以，陈佳洱中学读的是上海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在中学，陈佳洱就翻译《大众科学》等外刊的文章，编了本杂志名叫《创造》。杂志上的文章还被《大公报》转载。
　　陈佳洱的后桌田长霖是个调皮鬼，天天拿铅笔捅他后背，但陈佳洱依然对他佩服不已，“数学总考第一，特别聪明”。后来，调皮鬼成了热物理研究泰斗，还成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上世纪90年代，这两位前后桌分别主管两所世界名校，田长霖逗趣说：“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考大学时，陈佳洱想去北大，“因为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父亲一些党员朋友给他建议，应该去老解放区的大学，为共和国的工业做贡献。陈佳洱听后充满激情，填下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佳洱又随整个物理系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在东北人民大学，陈佳洱的论文导师是朱光亚，系主任是余瑞璜，都是全国物理学大师。读研时，陈佳洱准备去北大，可余瑞璜舍不得，好说歹说把他留在了东北。
　　1955年，中央决定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和原子能，教育部就把朱光亚调到了北京大学。没过多久，陈佳洱也被要求调往北大。余瑞璜气得不行，撂挑子说：“把陈佳洱调走，我就辞职。”僵持了几个月后，中组部直接发来调函，余瑞璜只能放人。1955年6月，陈佳洱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

“546信箱”

　　陳佳洱一直觉得，他被调去北大，是朱光亚先生的主意。在东北时，朱光亚就是全校的明星老师：北大高材生，被国民政府派去美国学原子弹知识;参加抗美援朝的英雄，29岁就成了教授;备课认真，讲课清晰，文理兼备，堪称完美。所以陈佳洱选论文导师，第一选择就是朱光亚。“朱老师每周会专门找两次时间解答学生问题，他会仔细听你的问题，然后把关键点写在黑板上，再根据关键点逐一反问，直到把学生‘问懂’为止。他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师。”
　　陈佳洱原以为终于能进北大了，到了北京才知道，得先做个“地下人员”。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是个保密机构，是中央为了培养核科技人才设立的，所里的人只能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研究所建立之初一共六人，除了21岁的陈佳洱，其他全是大名鼎鼎的人：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韩增敏、卢鹤绂。6个人的草台班子，连办公室也没有，“两弹一星”负责人之一的钱三强便把自己在中科院的办公室让出来。北大外面的实验大楼建好后，由于邮址是546，他们就自称“546信箱”。接着，陈佳洱又受命到北大、复旦、武大等校招生，选调了一批人才，“546”才渐渐热闹起来。

　　在“546”，陈佳洱分到的任务是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助教，8个月之内筹建出原子核物理教学的实验室，排出教学实验来。陈佳洱在东北排过专门化实验，有点基础，但真正做核物理教学实验，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实验室，钱三强又把中科院化学所的一层房间腾出来给他们;搞不明白原理，虞福春就给一本英文的《实验原子核物理》;测量宇宙射线需要核乳胶，钱三强夫人何泽慧，这位中国最先做出核乳胶的科学家，就手把手教他们制作过程;朱光亚更是全程“待命”指导……
　　回想当时，陈佳洱说：“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北大的物理大家们抱着满腔激情干事业，日以继夜是“546”的常态。陈佳洱在实验室里放张床，干到凌晨三四点，累了就躺一会儿，坚持半年多，终于准备出了8个实验和实验所需的所有材料，他还专门建了一个小车间生产核子计数管。一次，陈佳洱正在做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荧光屏上出现了预期的波形，身后传来一句：“真漂亮！”原来朱光亚已经在后面站了许久。“这句肯定，让所有疲惫一消而散。”
　　3年里，陈佳洱每天待在实验室，甚至没好好逛过北大。1957年，“546”正式“解禁”，被命名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他这才有了一些时间。他买了辆自行车，时不时在北大转一圈，异常兴奋，“从来没享受过这么漂亮的校园”。

那一排的科学家都哭了

　　做核研究，加速器是重要工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可用来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57年，北京大学只有一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但主要功能是无损探伤，不适合研究核物理。陈佳洱便开始研制加速器。一年时间里，他和几位年轻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建成了中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的电子感应加速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还特地偕夫人王光美前来视察，由陈佳洱做讲解。王光美是物理学出身，就不断用更简单的语言向刘少奇解释。有记者给他们拍下照片，第二天登上了报纸。
　　“在加速器里，能看到很多新的现象，发现新的核数和反应，甚至可能看见新的粒子。每次看，我都觉得特别美，那是未来的能源、未来的材料。”1963年，陈佳洱被公派至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物理学家丹尼尔·威尔金森，后来又去了著名的卢瑟福高能研究所。1966年学成归国，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因为那张和刘少奇夫妇的合照，以及留学生的身份，陈佳洱被扣上了五顶帽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漏网右派和特务嫌疑。他和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一起被关在印刷厂里打杂，两年后被下放到汉中，种田、养猪、修路，“修铁路时，要不断来回扛100斤的水泥”。离开北京前，他卖掉了所有关于加速器的书，心想：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1976年，“文革”结束，在钱三强的努力下，陈佳洱从汉中回到北京，协助制定原子核物理和加速设施的规划。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佳洱与周培源等人在一个小组参加讨论。在会上，邓小平说：“科学家是脑力劳动者，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听到这句话，陈佳洱那一排的科学家都哭了，拿着手绢抹着泪，怎么止也止不住。“此前，我们都是‘臭老九’，现在作为劳动者受到肯定，我感觉到我的科研生命恢复了。”
　　科学大会后，陈佳洱回到北大，担任技术物理系教研室主任。1984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小平你好”的故事

　　做北大副校长，陈佳洱负责三件事：外事、研究和方正集团。上任第一年，就碰上了国庆35周年。“十一”那天，陈佳洱坐在观礼台上，台下是人山人海的庆典游行队伍。看到北京大学学生方队时，他冒出了一身冷汗——学生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按照规定，国庆游行时是不能随便带东西进去的，“当时讲好，除了带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带任何东西”。结果，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直接亮出了这么大一个“违规物”。
　　“小平你好”4个字，就这样从天安门前经过。邓小平看见后，笑着带头鼓掌，随后便是全场雷动的掌声。
　　陈佳洱后来才知道，这横幅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精心准备的，本来写的是“小平同志你好”，最后考虑到字数少、横幅小，更容易带进广场，就把“同志”二字删掉了。恰恰是因为少了两个字，北大学生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我在台上，一方面觉得我们北大学生了不起，这实际上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觉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陈佳洱眼中，北大的学生从来是最富有激情和理想的那批人。北大的老师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北大投资创办方正集团，陈佳洱是分管的副校长，北大教授、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负责技术研发。王选身上有北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研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十几年间，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立志要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排版系统，让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彻底改造。1981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样机面世。

　　“当时王选是第二代系统，他说要跨过第三代，直接进入第四代，我觉得很不简单，也不容易，一定要支持他。”为了做方正激光照排，陈佳洱动员了5个系的师生，文科搞文字，理工科搞激光，一共花了近4年。陈佳洱往各大报社来回跑，希望能有单位用这个系统。那时交通不方便，常常是“在路上半天，在报社半小时”。但几年下来，只有《经济日报》等报社订了系统。
　　“有一次，中央有个讲话，当天晚上要看大样，其他报纸都拿不出来，《经济日报》轻松拿了出来。没过多久，其他一些报社也来买系统了。”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1996年，陈佳洱当选北大校长，在全校数百名教职员工的推荐名单上，他排名第一。当年北大有个他的轶闻。一次学校内某实验室停了电，他知道后很着急，嫌别人去办太慢，就自己跑去配电室找工友。工友问他是谁，他自报家门，对方想了半天，说：“陈佳洱？不认识。”
　　学生都说“陈校长”太低调，事实上他的活都在背后。上任伊始，他就天天骑着个自行车在学校里跑，去各个院系调查研究。学生偶尔看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撅着屁股在路上给自行车打气，谁都想不到这是他们的校长。
　　当时，陈佳洱定下了两条规定：第一，水平高的教授一定要到一线讲课，要把学生的基础打好;第二，文科学生要学理科的至少4个学分，理科学生也必须学文科的4个学分。他同样要求自己，必须定期抽空去讲课、实验。“你要做校长，就得跟教师有共同语言，要知道学生在想什么。”
　　1998年5月4日，北大在人民大会堂庆祝百年校庆，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为了这天，陈佳洱忙了一年，3次在不同场合“拦”住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了长长的报告，还有一页改了又改的致辞。
　　致辞前，江泽民叫住陈佳洱，问：“你为什么在报告里寫‘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不能和牛津、剑桥、哈佛比吗？”
　　“能比啊。”
　　“既然能比，你加了‘社会主义’就不明确了。”江泽民说。
　　就这样，在北大的百年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校庆一个多月后，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并演讲，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直播美国总统的高校演讲。陈佳洱见到克林顿，是在北大学生秘书接电话的办公室，他正满头大汗地修改演讲稿——这个办公室没有窗户，最安全。克林顿问陈佳洱：“为什么北京大学不叫‘Beijing University’，而叫‘Peking University’？”
　　陈佳洱回答：“因为北大是尊重传统的学校，我们希望保留传统的英文名。”
　　演讲时，北大办公楼的礼堂内座无虚席，学生、记者、摄影师到处都是。过半，克林顿说：“你们的校长胡适说，个人自由不能因为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场内开始议论，觉得总统的话是话外有话。
　　等到演讲结束开始提问，一位北大学生站起来说：“总统先生，您刚引用了胡适先生的话，我也想说一句老校长蔡元培的话，他说，‘大道相行，而不相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只有尊重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自由的，您说对不对？”
　　克林顿听后，沉默数秒，点了点头。
　　下台后，克林顿对陈佳洱说：“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我从来没有批评过美国政治，今天是第一次。你应该为你的学生感到骄傲。”
　　1999年，65岁的陈佳洱卸任北大校长，但依然坚持在北大授课教书，直到今天已整整19年。
　　采访最后，记者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何为世界一流大学？陈佳洱讲了个故事。一次，他陪斯坦福大学校长去见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朱镕基问校长：“斯坦福大学在国际上能排第几名？”校长回答：“总理先生，把这个排名忘了吧，我们斯坦福大学有斯坦福大学的传统，斯坦福大学有斯坦福大学的文化。不管排第几名，斯坦福还是斯坦福。”
　　“我醍醐灌顶，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有核心价值的大学，就是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无比自信的大学。这才是大学的灵魂。”陈佳洱说。
　　“北京大学的灵魂是什么？”记者又问。
　　“爱国。”陈佳洱说，“我永远记得1981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全北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整个燕园都在震动。”
　　那个场景，直到今天，也常在陈佳洱的脑海里浮现，他说：“愿北大学子继承北大的光荣传统，让北大领航世界，更加闪亮。”
　　陈佳洱 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生于上海，1954 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之后参与核物理、加速器物理研究，建成中国第一台可用螺旋波导加速器样机、第一个射频超导研究室等，199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99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