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其中，各国的变法始终是最强音——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秦国商鞅都在国君支持下力行变法。若论效果，只有商鞅的变法影响深远。它不但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政治基础，更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泽东亦曾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所谓“秦政”，指的就是商鞅变法后的新政。

两次变法，立竿见影

　　商鞅本名卫鞅，出自卫国公室，最初在魏相公叔痤门下跑腿，任职中庶子（侍从官之类的职务），颇得赏识。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华，却没有向魏惠王推荐他，直到病重临终时，才极力举荐。但因为商鞅缺乏历练，没什么名气，魏惠王没打算用他。公叔痤于是发狠话说：“不用之，即杀之，为了魏国的国家安全，也不能让商鞅到其他国家去。”没想到魏惠王还是懒得理他。公叔痤死后，商鞅没了工作，恰好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广招人才，商鞅于是来到秦国。

　　商鞅入秦后，其变法主张与秦孝公不谋而合，因此深得圣心。秦孝公安排他与国内保守派官员辩论变法利弊，一连好几天，商鞅都没能说服保守派，但辩论的过程却进一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第一套改革政令。首先，他建立起一套基层什伍组织，制定了一套治安联保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的社会基层管理体制的完善。其次，他制定了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为国征战，立功受奖;戮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经商或懒惰而致贫者，官府没收为奴”。他还规定，“宗室若无军功，不得列为贵族;普通民众立军功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可见，这种激励机制不仅有明显的经济与产业导向——重农抑商;还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限制了宗室贵族的特权。
　　到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推出新一轮改革措施。一是进一步推广县制：与属于封君的封邑不同，县直属中央政府，每个县都设县令、县丞。二是废除井田制：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制度，周王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庶民为其耕种，土地的产权不得转让，而废除井田制后，民众可以买卖土地，劳动积极性大大提升。三是颁布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方便了各地物品的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各地方之间的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
　　商鞅变法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法律有尊严，改革才成功

　　当然，之所以效果明显，也因其特点明显。
　　为了变法成功，商鞅首先注意建立法令的信誉，“徙木立信”就是一个例子。他命人贴出告示说，如果有人能将立在南门的木头搬到北门，就可得到赏金十镒（音同义，古代重量单位，一镒为二十两）。当时，十镒金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全部财产，百姓议论纷纷，不敢相信是真的。商鞅又把赏金加到五十镒金。终于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了过去，商鞅兑现奖金，由此，百姓确信政府的法度可信。这一观念得到强化后，商鞅才开始颁布改革法令。
　　法令既颁，严明赏罚就是成败的关键。太子驷在贵族的鼓动下犯了法。商鞅认为，太子是嗣君，不能对他施加刑罚，但是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要为此承担责任，便将他们分别处以割鼻、脸上刺字的刑罚。高官违法，同样处置;庶民有功，兑现奖赏。法律有尊严，改革就能成功。
　　商鞅改革的政治原则是“尊君”和“平民”。“尊君”，即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要绝对遵从，这样才能构建不容挑战的社会秩序。“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会结构，即王权之外的一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荣誉对所有的民众开放。普通士兵若有军功，百姓若有才能，都可以获得政府职位。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一断于法”的法治第一主义，否定了贵族血统的特权，也要求君主“以法治国”。平民主义、法治主义与君主独尊相辅相成，对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强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商鞅变法不仅讲求原则，还有着详尽的实施细则，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以奖励农耕而论，法律对于播种时下种的数量都有详尽的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种稻，每亩用种子二又三分之二斗;麦子每亩一斗;黍米每亩三分之二斗;叔（同菽，即大豆）每亩半斗”。法律还规定，地方政府要定期向中央详细汇报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包括受雨分数、抽穗的田亩数、水旱之灾等。牛是农耕之本，秦国每季举行一次耕牛健康评比会，优胜者有赏，低劣者受罚。如果耕牛的腰围瘦了，主事者将获鞭笞之刑。政府用法律指导农民种田、养牛，以保障先进农业技术得到推广，令人叹为观止。
　　在军功授爵制度方面，商鞅将爵位与战绩挂钩，内容非常细致：士兵斩获一个敌人首级，就可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区，仆从数人;斩获两个首级，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在军队生活中，还有更具体的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三级爵位士兵的伙食标准是每天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各一盘;两级爵位的士兵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大约仅能填饱肚子。

商鞅变法与梭伦改革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王。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举报商鞅谋反，商鞅因此被杀，尸体被车裂。对于商鞅之死，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他能否逃脱被追杀的命运？
　　秦国的统一大业发轫于商鞅变法，商鞅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改革必然会得罪既得利益者。与沉默的大多数相比，被损害了既得利益的贵族群体具有更大的反对改革的动力，以及针对改革者本人的反扑能量。加上商鞅本人有行事霸道的瑕疵：法令推行后，有人对新法先是抵触后又转为赞扬，而商鞅把这些人尽数发配边疆。这种钳制舆论的做法，自然不得民心。
　　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后，魏国损失十万大军。商鞅欺骗公叔痤门下旧交公子卬，致使秦国对魏不战而胜，收复了西河之地。不择手段的行为对他的“國际形象与声誉”造成损害。
　　作为“空降兵”的客卿，商鞅既侵害了本国既得利益集团，又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必然难逃悲剧的命运。
　　第二，处死商鞅的秦惠王，为何没有废除商鞅制定的法律？
　　首先是法令确实推动了秦国的发展，有利于富国强兵;其次，变法中的许多内容在秦献公（公元前424年—公元前362年）时期已实行，重视农耕和军事防御等思想也为秦国王室所熟悉。在秦人看来，秦孝公才是变法发起者，商鞅只是孝公意志的坚定执行者，甚至是具有创造精神的执行者。
　　关于商鞅改革的实质，可以将之与古希腊城邦改革做比较。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4世纪，雅典是古希腊境内最强大的城邦（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公元前594年，梭伦在雅典实行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权力制衡，鼓励工商业发展。梭伦改革中，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例如，一等公民可任执政官等重要公职，而四等公民一般不担任公职，最多充当陪审员。
　　同样是打破贵族血统，梭伦改革突出的是按财富划分社会等级，商鞅改革则是按照军功划分政治地位。前者承认并鼓励私人创造财富，后者引导国民埋首农田或扑向战场。商鞅变法之后，很多平民开始走向政治道路，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等来自他国的“移民”跻身卿相。在这一点上，商鞅变法比梭伦的改革更彻底。但这种平民化的政治，使王权变得不可挑战。而社会层级的过度平面化，也只有通过不断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社会秩序。
　　可见东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异，一是产业方面：地处关陇的秦国以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而雅典濒临海洋，以工商业立国，因此两国对各自产业的发展思路不同，激励重点不同;二是民众与人口方面：秦国的百姓多是父祖相传，而雅典居民多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移民。公元前500年，雅典人口约为20万，秦国人口有四五百万。诚如孟德斯鸠所言，小城邦容易实行民主制;人口众多的国家则多实行君主制。
　　无可否认，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商鞅变法则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