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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史鉴长存。70年前的8月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决胜的历史关头，程潜、陈明仁两位国民党将领在长沙发布起义通电，宣告湖南和平解放，由此开启了湖南历史的新纪元。70年沧桑巨变，从求解放到谋复兴，我们已大步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梦路上。
顺应人民意愿的历史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尝战乱之苦，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期盼和平与安宁，而国民党政府却不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人民群众推向苦难深渊。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从1946年起，湖南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城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在农村，抗租、抗税、抗征兵的斗争轰轰烈烈。特别是进入1949年，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自救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和平。1949年1月27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湖南省参议会成立，4月22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湖南省参议会召集湖南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等组织，成立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5月，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湖南省参议会及各人民团体统一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旨在使湖南脱离国民党政府，走和平解放的道路。长沙大中学校学生和民众也纷纷组织起来，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罢课，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军事攻势横扫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洪流不可阻挡。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继1949年5月占领武汉以后，继续向湘鄂边界进军。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从东、中、西三路向湖南进军，所向披靡，迫使盘踞湖南的国民党桂系白崇禧部队向南溃退，鄂、湘、赣大片地区获得了解放。
7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对长沙形成钳形合围之势，长沙解放在即。可是，炮声一响，就意味着生灵涂炭。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避免战火灾害，党中央、毛主席顺应人民意愿，果断作出“用和平办法解决湖南问题”的英明决策。在强大和平声势，以及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军事压力下，程潜、陈明仁识时务，明大义，顺民心，不顾反动势力阻挠破坏，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八项和平主张，于8月4日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告将士书》等文告，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郑重宣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明确表示：“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8月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4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8月5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8师在数十万群众的欢呼声中进驻长沙城。当日的长沙古城，到处是歌声、锣鼓声、鞭炮声，红旗招展，麓山、湘水一片欢腾。“箪食争迎空井巷，秧歌高唱动楼台”，这就是民心所向，这才是大势所趋！8月7日，新華社新闻稿《人民解放军开进长沙城》记述：数十万市民“在灯光灿烂中，向缓缓行进的人民解放军发出狂热的欢呼，许多人大声高喊：‘太阳出来了’”。
创造了和平解放“长沙方式”
湖南和平解放，创造了和平解放继“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之后的“长沙方式”，是我党我军继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政治上、军事上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湖南和平解放，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陆的灭亡。1949年8月25日，新华社发表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对程潜、陈明仁起义与湖南和平解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举义及其所受湖南人民的欢迎，以及湖南和平解放后的军政形势，对广州伪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打击。正如1949年8月15日《新湖南报》庆祝新湖南的诞生——代发刊词所说：“在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的威力面前，国民党匪帮的残余兵力是如此不堪一击，它再也不可能组织什么‘防线’了，今后所谓的‘防线’，也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此次长沙和湖南其他地区的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毫无疑问，将加速国民党残余反动集团的崩溃和全国胜利的到来。”
湖南和平解放，为国民党营垒中有爱国心的党军政人员指明了前途，对愿意站在人民方面的国民党内部党军政人士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又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湖南和平解放，为全国和平建设新政权、迅速稳定军政形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湖南和平解放是在我党取得全国范围胜利的基本形势下，继北平之后全国第一个省级政权的和平更替，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极为重视，对长沙和平解放在步骤及斗争方式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新的办法。1949年8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程潜电中，明确表示：“所提设立由先生（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8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致陈明仁将军电中，再次重申：“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有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藉维秩序，并利号召。”这些举措，都是为着瓦解西北、西南的残余反动势力，缩短整个战争时间，争取起义部队，顺利改编所必须经过的政策步骤，对推进将来和平建设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剿匪征粮支前等工作，为新湖南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49年9月21日，程潜、陈明仁均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均被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档案馆现在保留着一枚“湖南省政府印”，使用时期是1945年7月至1950年3月31日，即1950年4月1日湖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为止，这枚印章是湖南和平建政的历史见证。
湖南和平解放的“长沙方式”，就是一种经过长期统战工作、历经各方共同努力、先起义后谈判的和平解放新模式。湖南和平解放的历史再次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凝聚各方面积极因素和力量，在三湘大地画出同心协力共筑中国梦的最美“同心圆”。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
顺应人民意愿的历史抉择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尝战乱之苦，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湖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期盼和平与安宁，而国民党政府却不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把人民群众推向苦难深渊。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从1946年起，湖南人民开展了持续不断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城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风起云涌;在农村，抗租、抗税、抗征兵的斗争轰轰烈烈。特别是进入1949年，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下，湖南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自救运动，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和平。1949年1月27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在湖南省参议会成立，4月22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湖南省参议会召集湖南工会、农会、妇女会、商会等组织，成立了“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5月，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联合会、湖南省参议会及各人民团体统一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旨在使湖南脱离国民党政府，走和平解放的道路。长沙大中学校学生和民众也纷纷组织起来，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罢课，反对内战，主张和平。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军事攻势横扫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洪流不可阻挡。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继1949年5月占领武汉以后，继续向湘鄂边界进军。6月下旬，人民解放军从东、中、西三路向湖南进军，所向披靡，迫使盘踞湖南的国民党桂系白崇禧部队向南溃退，鄂、湘、赣大片地区获得了解放。
7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对长沙形成钳形合围之势，长沙解放在即。可是，炮声一响，就意味着生灵涂炭。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避免战火灾害，党中央、毛主席顺应人民意愿，果断作出“用和平办法解决湖南问题”的英明决策。在强大和平声势，以及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军事压力下，程潜、陈明仁识时务，明大义，顺民心，不顾反动势力阻挠破坏，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八项和平主张，于8月4日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告将士书》等文告，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郑重宣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明确表示：“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8月5日，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4人发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
8月5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8师在数十万群众的欢呼声中进驻长沙城。当日的长沙古城，到处是歌声、锣鼓声、鞭炮声，红旗招展，麓山、湘水一片欢腾。“箪食争迎空井巷，秧歌高唱动楼台”，这就是民心所向，这才是大势所趋！8月7日，新華社新闻稿《人民解放军开进长沙城》记述：数十万市民“在灯光灿烂中，向缓缓行进的人民解放军发出狂热的欢呼，许多人大声高喊：‘太阳出来了’”。
创造了和平解放“长沙方式”
湖南和平解放，创造了和平解放继“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之后的“长沙方式”，是我党我军继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政治上、军事上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湖南和平解放，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陆的灭亡。1949年8月25日，新华社发表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对程潜、陈明仁起义与湖南和平解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举义及其所受湖南人民的欢迎，以及湖南和平解放后的军政形势，对广州伪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打击。正如1949年8月15日《新湖南报》庆祝新湖南的诞生——代发刊词所说：“在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的威力面前，国民党匪帮的残余兵力是如此不堪一击，它再也不可能组织什么‘防线’了，今后所谓的‘防线’，也不过是螳臂挡车而已。此次长沙和湖南其他地区的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毫无疑问，将加速国民党残余反动集团的崩溃和全国胜利的到来。”
湖南和平解放，为国民党营垒中有爱国心的党军政人员指明了前途，对愿意站在人民方面的国民党内部党军政人士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又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湖南和平解放，为全国和平建设新政权、迅速稳定军政形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湖南和平解放是在我党取得全国范围胜利的基本形势下，继北平之后全国第一个省级政权的和平更替，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极为重视，对长沙和平解放在步骤及斗争方式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新的办法。1949年8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程潜电中，明确表示：“所提设立由先生（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8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致陈明仁将军电中，再次重申：“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有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藉维秩序，并利号召。”这些举措，都是为着瓦解西北、西南的残余反动势力，缩短整个战争时间，争取起义部队，顺利改编所必须经过的政策步骤，对推进将来和平建设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剿匪征粮支前等工作，为新湖南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49年9月21日，程潜、陈明仁均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均被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档案馆现在保留着一枚“湖南省政府印”，使用时期是1945年7月至1950年3月31日，即1950年4月1日湖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为止，这枚印章是湖南和平建政的历史见证。
湖南和平解放的“长沙方式”，就是一种经过长期统战工作、历经各方共同努力、先起义后谈判的和平解放新模式。湖南和平解放的历史再次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凝聚各方面积极因素和力量，在三湘大地画出同心协力共筑中国梦的最美“同心圆”。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