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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成立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组织基础。长沙河西的溁湾镇有一所古朴的村舍。村舍用篱笆围成的围墙上开了一扇双合平开门,门匾上写着“沩痴寄庐”四个大字。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萧子昇等人在这所简朴的农家小院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等人希望通过移风易俗来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试图用改良来挽救民族危亡。
1919年10月,蔡和森、徐特立、李富春、李维汉、蔡畅等新民学会会员从上海启程,乘坐游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群怀揣救国梦想的湖南籍青年对欧洲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蔡和森凭着一本法文字典,凭着湖南人“霸得蛮”的精神,“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并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用书信跟国内的毛泽东交流。1920年他先后两次致信毛泽东:“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蔡和森甚至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于是他不仅将新民学会的宗旨调整成“改造中国与世界”,把一个学术组织改为一个政治组织,而且于1920年11月,领导成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呼应了上海、北京、济南、武汉、广州、旅日等地党的早期组织。新民学会70多名会员就有30多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民学会也因此被誉为“建党先声”。
湖南籍人士开展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不限于湖南。在当时的上海、北京等地党的早期组织中就有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周佛海、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湖南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0多名党员,其中湖南籍党员就有20名,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有4人是湖南籍。
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全国范围内,湖南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马克思主义者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省份。早在1902年,曾留学日本的常德籍人士赵必振就翻译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后又翻译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撰写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都寄回到国内发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
文化书社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楚怡小学创办。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人是文化书社的发起人。书社的宗旨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国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解决湖南青年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饥荒”。1922年,文化书社图书销售200多种,杂志60多种,报纸近10种,销售的书籍全部为当时国内外最先进的书籍。《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新俄国之研究》等马列主义著作均在销售书籍之列。文化书社不仅在长沙设有7个书报销售部,而且在溆浦、平江、衡阳等地都设有分社。衡阳三师学生贺恕、黄静源、唐鉴、彭彰达,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夏明翰等都深受书社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办刊宗旨,对国内外革命新形势进行报道和评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落后思想。毛泽东亲自担任《湘江评论》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和发行人。《湘江评论》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诸多湘籍青年还将马克思主義宣传活动向全国铺开。湘籍人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李达曾以犀利的笔调、严密的结构、充分的说理阐明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湘籍人士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所做的大量工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多方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辛勤奔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身在湖南以外的湘籍人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上海党的发起组主要筹建者之一的湖南永州人李达,以及其夫人、湖南媳妇——王会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实际筹备者。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中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马林会见了李达、李汉俊,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李达立即致信身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经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商议,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党的早期组织,要求各地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在一大召开过程中,李达的夫人、浙江桐乡人王会悟则实际承担了会议筹备和安保工作。经过王会悟周密调查和考虑,会议召开的地点选定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代表住宿的地点则安排在距离会议现场只有1里路的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会议召开期间,王会悟还负责会场的安保工作。在会场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建议将最后一天的会议放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王会悟利用她在嘉兴求过学、对嘉兴环境熟悉的便利条件,非常周到地安排与会人员从上海前往嘉兴。在王会悟的张罗下,代表们顺利地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完成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最后议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湘水滔滔,岳麓苍苍。红色潇湘养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湘籍革命家,湖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要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担当精神弘扬好光荣传统、赓续好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谱写新的湖南篇章!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成立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组织基础。长沙河西的溁湾镇有一所古朴的村舍。村舍用篱笆围成的围墙上开了一扇双合平开门,门匾上写着“沩痴寄庐”四个大字。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萧子昇等人在这所简朴的农家小院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等人希望通过移风易俗来改变当时的中国社会,试图用改良来挽救民族危亡。
1919年10月,蔡和森、徐特立、李富春、李维汉、蔡畅等新民学会会员从上海启程,乘坐游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这群怀揣救国梦想的湖南籍青年对欧洲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蔡和森凭着一本法文字典,凭着湖南人“霸得蛮”的精神,“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并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看法用书信跟国内的毛泽东交流。1920年他先后两次致信毛泽东:“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蔡和森甚至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于是他不仅将新民学会的宗旨调整成“改造中国与世界”,把一个学术组织改为一个政治组织,而且于1920年11月,领导成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呼应了上海、北京、济南、武汉、广州、旅日等地党的早期组织。新民学会70多名会员就有30多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民学会也因此被誉为“建党先声”。
湖南籍人士开展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活动不限于湖南。在当时的上海、北京等地党的早期组织中就有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周佛海、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等湖南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0多名党员,其中湖南籍党员就有20名,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就有4人是湖南籍。
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全国范围内,湖南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马克思主义者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省份。早在1902年,曾留学日本的常德籍人士赵必振就翻译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后又翻译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李达在日本留学期间,撰写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都寄回到国内发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
文化书社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楚怡小学创办。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人是文化书社的发起人。书社的宗旨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国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解决湖南青年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饥荒”。1922年,文化书社图书销售200多种,杂志60多种,报纸近10种,销售的书籍全部为当时国内外最先进的书籍。《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新俄国之研究》等马列主义著作均在销售书籍之列。文化书社不仅在长沙设有7个书报销售部,而且在溆浦、平江、衡阳等地都设有分社。衡阳三师学生贺恕、黄静源、唐鉴、彭彰达,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夏明翰等都深受书社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办刊宗旨,对国内外革命新形势进行报道和评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落后思想。毛泽东亲自担任《湘江评论》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和发行人。《湘江评论》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
诸多湘籍青年还将马克思主義宣传活动向全国铺开。湘籍人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李达曾以犀利的笔调、严密的结构、充分的说理阐明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湘籍人士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所做的大量工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多方筹备召开中共一大,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辛勤奔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身在湖南以外的湘籍人士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上海党的发起组主要筹建者之一的湖南永州人李达,以及其夫人、湖南媳妇——王会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实际筹备者。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中国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马林会见了李达、李汉俊,建议及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李达立即致信身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经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商议,决定由李达代表党的发起组,致信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党的早期组织,要求各地各派两名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在一大召开过程中,李达的夫人、浙江桐乡人王会悟则实际承担了会议筹备和安保工作。经过王会悟周密调查和考虑,会议召开的地点选定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代表住宿的地点则安排在距离会议现场只有1里路的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会议召开期间,王会悟还负责会场的安保工作。在会场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建议将最后一天的会议放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王会悟利用她在嘉兴求过学、对嘉兴环境熟悉的便利条件,非常周到地安排与会人员从上海前往嘉兴。在王会悟的张罗下,代表们顺利地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完成了中共一大会议的最后议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湘水滔滔,岳麓苍苍。红色潇湘养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湘籍革命家,湖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我们要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担当精神弘扬好光荣传统、赓续好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谱写新的湖南篇章!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