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洗尘：《燃烧的肝胆》，《中西诗歌》2018年第1期
　　大理一别，己经有几年没见到洗尘。洗尘都好吗？
　　中国新诗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出现了新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历史特征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诗歌文化的转型尤为突出，也尤其丰富与生动，使我们的诗歌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更加深厚与广阔。早在1980年代，潘洗尘就是一位很活跃的诗人，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新世纪以来，洗尘复出后，一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还将其商业成就奉献给诗，支持诗歌出版，创办诗歌刊物，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诗歌活动，经年努力，己经营造自己独特的诗歌文化。在新世纪中国诗歌文化的历史转型中，洗尘有着重要的贡献。而且，我以为洗尘所营造的诗歌文化，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即一种友爱的文化——友爱的诗歌文化。“友爱”作为主题，需要突出与强调，从我们这个社会的德性危机和西方世界德里达、阿甘本等人关于友爱问题的重新提出与思考来看，都足以显示出它的迫切性与意义。洗尘生长于北国，最近这些年和赵野、宋琳等一些“老哥们”客居大理，并以大理为基地开展其诗歌文化活动，既多“老哥们”，又有朋自远方来，友爱构成了其诗歌文化最为核心与基础的方面，充满了欢乐与温情。
　　在洗塵的诗中，像《客居大理》——“埋骨何须桑梓地，大理是归处/正如老哥们野夫说：/‘不管我们哪个先死了，/哥几个就唱着歌/把他抬上苍山！”，——短短五行，极写了一种令人动容的友爱与深情。洗尘的诗风坚实硬朗，颇多深情与豪爽，东北大地的辽阔与深厚，毫无疑问地塑造了他的精神品格。《客居大理》虽为短制，却很能够代表其诗风，友爱的诗学，尽显其中。不过在洗尘这里，他的友爱，亦复兼有更加广泛的“有爱”的内涵。他常常是将自己的爱从个体生命扩展到朋友、亲人以至于无比辽阔的整个世界。关于他的爱，洗尘有一首题目即《我的爱》的短诗——“我的香烟/我的足球/我的诗歌/我的爱人/从前我的爱/桩桩件件都大过生命/现在请允许我后退半步/多爱一点/自己残存的生命/以积蓄微弱的力量/继续爱”。我与洗尘算是同龄，自然年龄如同洗尘在《深夜祈祷文》一诗中所说的“带病之身”，都很尖锐地提醒我们盛夏已过，我们的生命正步入秋天，所谓的“向死而在”，从未如此凌厉地让我们面对。因此在《想想这一生》《黄昏的一生》《肥料》和《在树与树之间荒废》等作品中，有很浓重的人生反思和总结的意识;虽多悲怆，但更引人注目的，却仍是爱，那种同样也在《盐碱地》《辩护》《黑夜颂辞》等作品中突出表现的对生命、故土、自然与世界的“狠狠的/不要命的爱”（《想想这一生》）。这种“狠狠的”“不要命的”、深入骨髓的爱，在《父亲的电话》《深夜祈祷文》《父爱》和《致女儿》等关于亲情的诗中，我们都能很深地感受到。洗尘写过很多给母亲、给女儿的诗，亲情至深，很令人感动。友爱和有爱，于此也构成了洗尘最为重要的诗的核心，这正是我们目下的诗歌、目下的中国非常紧缺的品格，也是我们的个体生命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均应不弃和奋勇持守的精神姿态，因此我知道，洗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