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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深圳，地表温度常常可以超过40摄氏度。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每天下午两点，何妹子都会向几位工友“请假”回家一小时，洗好孙子孙女的衣服，再扒几口冷饭，匆匆回厂和同龄的伍忠芬“换岗看设备”，车间里听得见虫叫，缝纫机也落满灰尘。在厂区门口警戒线边，三个警察躲在树荫下“值班”，八九个保安背靠大门站成一排，烈日当头，上百个工人围在他们面前，双方并没有任何交流，就像一场静默的战争。
这样的僵持持续了23天。工厂公示牌上的旷工表已贴满了人名，上面显示：人事行政部清洁组的何妹子等人旷工57个小时……庆盛制衣厂800多名工人因要求厂方在搬迁之前补缴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清算其他福利，厂方拒绝谈判后，工人开始罢工，守厂的主要是何妹子和其他大龄工人。他们认为只要守住生产设备不被转移，就有谈判筹码。
7月1号下午，资方和工人举行了第一次集体协商，但未达成共识，僵局依旧。
从2014年开始，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制衣厂就有搬迁的打算，2014年12月10日，刚满50岁的何妹子听说工厂将要搬迁的消息，赶紧告诉其他老工人。这样的迁厂近两年在深圳并不鲜见，而工人们则担心，工厂因此躲避了欠缴多年养老保险和公积金。
何妹子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了10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两班倒。2010年开始工厂给她买社保，至今4年，未给她买过住房公积金，而且还经常克扣她的加班费。按照最低要买满15年社保才能够享受职工养老待遇标准，要想领养老金，50岁的何妹子还要再干11年，这让她无法接受。
由于收入较低，过去半年以来，这个工厂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另寻他业，而像何妹子这样的老员工无处可去。
第一次罢工发生在2014年底。说话温声细语的何妹子也参加了那次800多人的罢工，到第7天，厂方答应在12月18日上午10点和工人委托的劳维律师事务所谈判。18日8点左右，一批警察进厂，先后带走二十余人。喧闹的人群被震慑住了。慢慢地，大家逐步平静下来，接受复工。复工以后，工厂没有再安排加班。但养老金补偿不了了之。
何妹子是湖南郴州人，和很多老乡一样，1994年，在第二个孩子断奶后，她和丈夫就跟着老乡来到深圳的一家小加工厂，家里的两个孩子和两亩旱地留给了公婆。1994年，深圳关外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300元，但她对“最低工资标准”还没有概念，每天6块钱的工资已比待在老家好得多。她的工作是每天挑着大铁桶，从3公里外的山里挑井水来烧，每天往返4次。这份工作异常辛苦，但她仍记得第一次领到195元工资时候的兴奋，“比在家里教书的弟弟还多”。
第二年，一次工友聚会，她才发现自己的加班费每天是5毛钱，而别人是1块5，她第一次感到自尊心受损。何妹子找老板理论，但无果，她愤愤地离开工厂回老家了。可种了半年地以后，在嘲笑声中，她又回了那家工厂继续烧水，加班费还是全厂最低的5毛。郴州离深圳近，其他地方没老乡她也不敢去。
到了1998年，33岁的何妹子已经对深圳很熟了，她觉得服装厂更适合女性，于是独自一人参加了庆盛的面试，入职后一直干到了现在。工作了十年后，她才知道有养老保险这回事。这样的情况在深圳颇为普遍。
直到2014年12月，何妹子参加了人生中第二次维权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何妹子没有离开，她选择了随大流，走一步看一步。
庆盛制衣厂是利华成衣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2000年之后的10年间利华成衣的规模增长了3倍。但受到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从2011年到2013年之间，利华成衣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变成5000人。利华成衣集团主席司徒志仁表示，在中国大陆的厂区工资水平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了10年，使得“在中国南方的运营能收支平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2013年4月，利华成衣集团将优衣库的代工业务转移到了越南，后者的薪酬仅仅是深圳工人的一半。
2013年1月，广东省就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服装制造业另寻“工价洼地”外迁，事实上是获得政府鼓励的“好聚好散”。
2015年6月2日，依托着几个工友之家的NGO组织，庆盛的工人们选出了集体谈判代表，决心再次维权。工人代表用快递、公示的方式向厂方寄去了集体谈判邀约书，资方没有回应。
6月9日上午，庆盛厂区的公告栏多了一张通告，称工厂将陆续搬至五公里以外的利华成衣厂内，其中并未提及社保和公积金的赔偿事宜，以及岗位转换事宜。随后工人与厂方发生争执。
7月1日，双方的第一次集体协商以失败而告终，厂方提出“可对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何妹子等并不领情，僵局未解。
工厂搬迁只是导火索，一下子引爆了原先隐藏的员工权益纠纷。
工人们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以及《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28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应当经全体职工讨论，与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不得拒绝集体协商。工人们认为，此次资方变更员工劳动关系（与利华公司签合同）和劳动条件（工作地点变更）都属于重大事项，特别是对于没有再就业空间的一代农民工，他们在没有解决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一定会投反对票。
利华集团公关部门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所谓搬迁，其实新址仍在同一街道，相距不足5公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安排员工由一个工作地点转到同一区内另一工作地点工作，在所有员工薪酬及福利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无需作出额外补偿。现有500多工人已完成搬迁。
利华集团还表示，并没有回避珠三角的社保新政，从2015年元旦开始，公司已全数为员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厂方对之前申请不购买养老保险的员工提出补齐两年的方案，但因为有小部份员工不愿出自己缴纳部分的款项而致使方案流产。 何妹子翻出《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她已经逐渐熟悉了这上面的条文，她指着那些条款念道，“第五十一条，其中规定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何妹子计算过，自己还需要缴纳的11年社保补缴金额为3多万，而滞纳金则达到10万。工人坚持的“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额”条款，更增加了工人们与企业完成补缴协议的难度。
有工人详尽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2014年东莞的裕元鞋厂撤离案中，工人与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在官方的协调下，以企业承诺补缴社保金结案的故事，显然它鼓励了像何妹子这样的人去争取自己的养老保险。
而另一个工人们熟知的故事却很少被大家提起。
在相距庆盛厂不远，港资企业观澜宝德玩具厂在2013年8月也出现了380名大龄农民工要求厂方补缴社保费的罢工事件。当日，全厂罢工一天，工人争取到与厂方的谈判。8月中旬，第一轮谈判后，厂方表示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操作。随后相关征缴部门回应，称第五十一条并没有相关的操作细则出台，暂不办理“协议补缴”。眼见事情过去近两年了，补缴社保费一事依然没有结果。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曾经撰文，农民工作为户籍上的“农民”、职业上的“工人”，理论上可以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但农村养老保险尚处于试点阶段，而农民工极强的流动性，也使他们很难在一地停留很长时间，去满足类似“连续参保15年”的要求。“实际上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动性很大，工厂的流动性也大，而社保要求‘连续参保’，难操作。所以要按签署的劳动合同来，搞‘社保追溯制’，交‘滞纳金’，一些工厂是承受不起的，只能走人。”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说，社保追溯对企业来说存在操作难度，那个人还有机会补缴吗？
51岁的肖叶青在做这样的努力，同样以失败告终。她的申诉在去年7月18日立案，同年11月20日福田区法院一审判决她败诉，2015年6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调解。
肖叶青近来黑眼圈很明显，因为制衣车间有粉尘大量聚集，干了二十多年以后，她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天冷天热，疲劳兴奋，说话唱歌都要不停咳嗽。在6月19日的法庭申述上，这个识字不多的湖南女工用一口浓郁的湘音自己念辩词，她请不到愿意为她打社保官司的律师。她戴着老花镜，手指颤抖，一直强咽着口水，努力地不咳嗽一声。
从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肖叶青和其他工友才有了要缴纳社会保险的意识。之后，一些年纪大的工友开始要求老板刘炳祥去社保局为大家缴纳社保。刘老板告诉他们说已经去过两次，但社保局没有接收。而工人们查看社保局提供的来访事项登记处理表，并没有刘炳祥的到访记录。
2014年7月18日，肖叶青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宝安区畜牧发展公司国邦制衣厂，没有依法为她缴纳2002年到2006年的养老保险费，并申请补缴。
市社保局根据《劳保监察条例》第二十条中“投诉、举报超过两年，市社保机构不予受理”的规定，拒绝受理。
但是，条例中第五十一条又规定“本条例施行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这又让她看到了希望。这和观澜宝德玩具厂因无相关细则“无法补缴”一样，协议补缴可以作为强制补缴的补充，而实际上并没有操作细则。
2014年11月，肖叶青请假去外地看儿子，回厂时发现大门紧锁，宿舍却大门敞开，墙上挂着白底红字向港商老板刘炳祥追债的条幅。工厂倒闭了，拖欠的社保不了了之。
肖叶青不甘心，她为自己的权益找到一个新的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由市社保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市社保机构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她认为社保局没有强制执行，也负有相关责任。在6月19日的二审中，作为5名原告之一的肖叶青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申诉要求，“我放弃要求国邦制衣厂为我追缴社会养老保险的诉求，我愿意自己独立缴纳全部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希望社保局能够收纳我的费款。”这时候，肖叶青并不清楚这笔费用到底要多少钱。
法庭上，社保局作出回应，要求肖叶青先提供自己与国邦制衣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他们再向领导汇报该如何处理。
肖叶青压抑着愤怒，“厂子都倒掉了，人都跑了，我怎么去证明？企业不存在了，但我们还要生活。希望你们能够收下我交的钱，之前的事我们就不追究了。”
社保局认为，“这已经超出了本次申诉的内容，是另外一件事，需庭后再议。”
而实际上，第五十一条中“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中的“及其”并不是规范的法律用语，当事实与条例发生冲突时，这个不规范给推托者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于建嵘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情况应该是被允许的，只要她愿意补齐是可行的。”他曾撰文“考虑到外来工养老保险起步较晚的事实，完全可以允许他们继续缴纳满15年后再享受退休待遇，或者采取变通方式，按缴纳年限比例发放养老金。这在法律上、制度上并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障碍，也不会给政府财政带来额外的负担。农民工养老是种刚性需求，它不应败给任何无视农民工利益的规定。因此养老保险不应在操作层面搞得过分复杂，更不能以既存的复杂性来作抗拒改革的借口。”
而对于社保问题的解决办法，于建嵘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出他的三步改革建议：1.由国家统一给每一个公民发放社保证。2.由本人交纳社保金，社保金由用人单位直接发放给个人，个人再去交费。3.用人单位只能聘用有社保证并按时交纳社保费的员工。
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农民工2.7亿人，其中40到50岁之间的有7200万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4600万人，两者相加将近1.2亿人。以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计，至少上亿农民工需要补齐此前没办的养老保险。
现在肖叶青又进了隔壁的一家制衣厂，最近赶货，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使她的支气管炎更严重了。她始终不习惯戴口罩，甚至不知道自己这病跟制衣厂之间有必然关系，更不知道她有权利“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每周，肖叶青只有一个夜晚放假，那天她要给两个孙子洗好一个礼拜攒下的脏衣服。在不到15平方米的出租房里，还有一台缝纫机，她很少有休息时间，闲暇时也在加班，因为加工一个帐篷还可以挣两毛钱。
从一开始打官司，肖叶青就以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接受了不少媒体采访，其中包括央视新闻1 1。但她从来不看新闻，也没有时间看，她也不知道其他农民工有怎样的命运。她曾经相信媒体的力量，相信律师能赢，政府讲理。她不觉得厂子会倒，因为这里是深圳，这里发生过多少奇迹。现在她什么都不信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谁都不可以改变什么。”
6月23日早上5点，天还没亮透，何妹子和其他工友就在厂区最显眼的地方挂上了红色横幅，“请老板出来执行《劳动合同法》，开展谈判，维护劳工权益和社会稳定，工友团结维权，不怕酷暑日夜守在所有车间”。刚挂好，就下起了过云雨，街道上空无一人。保安把横幅剪断，它掉落在污水之中，没有人去把它捡起。
与庆盛制衣厂一路之隔的深圳市龙华三和人才市场，每晚有七八十个年轻人直接睡在人才市场大门前，等着第二天开门给他们带来试工的机会。尽管深圳在2015年有60%以上的工厂订单大减或停工，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打工者来到深圳。22岁的李豪州也在其中，他从16岁到深圳至今已经6年，但他并不知道隔一条马路之外他的父辈工人们正在发生的战争，亦丝毫没有觉察他这6年缺失的养老保险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
希望能找到一个合意的工作，而合意的意思就是“满意的工资”。他亲历过深圳4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过程，也当过3年的“正式工”，但他没有要求老板缴纳五险一金，因为这意味着每月需要他同时缴纳8%工资，让他觉得不划算。他在人才市场已经待了3个月。
这样的僵持持续了23天。工厂公示牌上的旷工表已贴满了人名，上面显示：人事行政部清洁组的何妹子等人旷工57个小时……庆盛制衣厂800多名工人因要求厂方在搬迁之前补缴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清算其他福利，厂方拒绝谈判后，工人开始罢工，守厂的主要是何妹子和其他大龄工人。他们认为只要守住生产设备不被转移，就有谈判筹码。
7月1号下午，资方和工人举行了第一次集体协商，但未达成共识，僵局依旧。
被“遗漏”的养老保险
从2014年开始，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制衣厂就有搬迁的打算，2014年12月10日，刚满50岁的何妹子听说工厂将要搬迁的消息，赶紧告诉其他老工人。这样的迁厂近两年在深圳并不鲜见，而工人们则担心，工厂因此躲避了欠缴多年养老保险和公积金。
何妹子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了10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两班倒。2010年开始工厂给她买社保，至今4年，未给她买过住房公积金，而且还经常克扣她的加班费。按照最低要买满15年社保才能够享受职工养老待遇标准，要想领养老金，50岁的何妹子还要再干11年，这让她无法接受。
由于收入较低，过去半年以来，这个工厂的年轻人纷纷离开，另寻他业，而像何妹子这样的老员工无处可去。
第一次罢工发生在2014年底。说话温声细语的何妹子也参加了那次800多人的罢工，到第7天，厂方答应在12月18日上午10点和工人委托的劳维律师事务所谈判。18日8点左右，一批警察进厂，先后带走二十余人。喧闹的人群被震慑住了。慢慢地，大家逐步平静下来，接受复工。复工以后，工厂没有再安排加班。但养老金补偿不了了之。
何妹子是湖南郴州人，和很多老乡一样，1994年，在第二个孩子断奶后，她和丈夫就跟着老乡来到深圳的一家小加工厂，家里的两个孩子和两亩旱地留给了公婆。1994年，深圳关外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300元，但她对“最低工资标准”还没有概念，每天6块钱的工资已比待在老家好得多。她的工作是每天挑着大铁桶，从3公里外的山里挑井水来烧，每天往返4次。这份工作异常辛苦，但她仍记得第一次领到195元工资时候的兴奋，“比在家里教书的弟弟还多”。
第二年，一次工友聚会，她才发现自己的加班费每天是5毛钱，而别人是1块5，她第一次感到自尊心受损。何妹子找老板理论，但无果，她愤愤地离开工厂回老家了。可种了半年地以后，在嘲笑声中，她又回了那家工厂继续烧水，加班费还是全厂最低的5毛。郴州离深圳近，其他地方没老乡她也不敢去。
到了1998年，33岁的何妹子已经对深圳很熟了，她觉得服装厂更适合女性，于是独自一人参加了庆盛的面试，入职后一直干到了现在。工作了十年后，她才知道有养老保险这回事。这样的情况在深圳颇为普遍。
直到2014年12月，何妹子参加了人生中第二次维权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何妹子没有离开，她选择了随大流，走一步看一步。
庆盛制衣厂是利华成衣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2000年之后的10年间利华成衣的规模增长了3倍。但受到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从2011年到2013年之间，利华成衣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变成5000人。利华成衣集团主席司徒志仁表示，在中国大陆的厂区工资水平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了10年，使得“在中国南方的运营能收支平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2013年4月，利华成衣集团将优衣库的代工业务转移到了越南，后者的薪酬仅仅是深圳工人的一半。
2013年1月，广东省就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服装制造业另寻“工价洼地”外迁，事实上是获得政府鼓励的“好聚好散”。
2015年6月2日，依托着几个工友之家的NGO组织，庆盛的工人们选出了集体谈判代表，决心再次维权。工人代表用快递、公示的方式向厂方寄去了集体谈判邀约书，资方没有回应。
6月9日上午，庆盛厂区的公告栏多了一张通告，称工厂将陆续搬至五公里以外的利华成衣厂内，其中并未提及社保和公积金的赔偿事宜，以及岗位转换事宜。随后工人与厂方发生争执。
7月1日，双方的第一次集体协商以失败而告终，厂方提出“可对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给予一定的人文关怀”，何妹子等并不领情，僵局未解。
“制度的问题”
工厂搬迁只是导火索，一下子引爆了原先隐藏的员工权益纠纷。
工人们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条以及《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第28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应当经全体职工讨论，与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不得拒绝集体协商。工人们认为，此次资方变更员工劳动关系（与利华公司签合同）和劳动条件（工作地点变更）都属于重大事项，特别是对于没有再就业空间的一代农民工，他们在没有解决养老保险的情况下，一定会投反对票。
利华集团公关部门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所谓搬迁，其实新址仍在同一街道，相距不足5公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安排员工由一个工作地点转到同一区内另一工作地点工作，在所有员工薪酬及福利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无需作出额外补偿。现有500多工人已完成搬迁。
利华集团还表示，并没有回避珠三角的社保新政，从2015年元旦开始，公司已全数为员工办理了养老保险。厂方对之前申请不购买养老保险的员工提出补齐两年的方案，但因为有小部份员工不愿出自己缴纳部分的款项而致使方案流产。 何妹子翻出《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她已经逐渐熟悉了这上面的条文，她指着那些条款念道，“第五十一条，其中规定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何妹子计算过，自己还需要缴纳的11年社保补缴金额为3多万，而滞纳金则达到10万。工人坚持的“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额”条款，更增加了工人们与企业完成补缴协议的难度。
有工人详尽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2014年东莞的裕元鞋厂撤离案中，工人与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在官方的协调下，以企业承诺补缴社保金结案的故事，显然它鼓励了像何妹子这样的人去争取自己的养老保险。
而另一个工人们熟知的故事却很少被大家提起。
在相距庆盛厂不远，港资企业观澜宝德玩具厂在2013年8月也出现了380名大龄农民工要求厂方补缴社保费的罢工事件。当日，全厂罢工一天，工人争取到与厂方的谈判。8月中旬，第一轮谈判后，厂方表示愿意按照法律规定操作。随后相关征缴部门回应，称第五十一条并没有相关的操作细则出台，暂不办理“协议补缴”。眼见事情过去近两年了，补缴社保费一事依然没有结果。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曾经撰文，农民工作为户籍上的“农民”、职业上的“工人”，理论上可以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但农村养老保险尚处于试点阶段，而农民工极强的流动性，也使他们很难在一地停留很长时间，去满足类似“连续参保15年”的要求。“实际上是制度设计的问题，珠三角地区人口流动性很大，工厂的流动性也大，而社保要求‘连续参保’，难操作。所以要按签署的劳动合同来，搞‘社保追溯制’，交‘滞纳金’，一些工厂是承受不起的，只能走人。”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无处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
如果说，社保追溯对企业来说存在操作难度，那个人还有机会补缴吗？
51岁的肖叶青在做这样的努力，同样以失败告终。她的申诉在去年7月18日立案，同年11月20日福田区法院一审判决她败诉，2015年6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调解。
肖叶青近来黑眼圈很明显，因为制衣车间有粉尘大量聚集，干了二十多年以后，她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天冷天热，疲劳兴奋，说话唱歌都要不停咳嗽。在6月19日的法庭申述上，这个识字不多的湖南女工用一口浓郁的湘音自己念辩词，她请不到愿意为她打社保官司的律师。她戴着老花镜，手指颤抖，一直强咽着口水，努力地不咳嗽一声。
从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肖叶青和其他工友才有了要缴纳社会保险的意识。之后，一些年纪大的工友开始要求老板刘炳祥去社保局为大家缴纳社保。刘老板告诉他们说已经去过两次，但社保局没有接收。而工人们查看社保局提供的来访事项登记处理表，并没有刘炳祥的到访记录。
2014年7月18日，肖叶青向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宝安区畜牧发展公司国邦制衣厂，没有依法为她缴纳2002年到2006年的养老保险费，并申请补缴。
市社保局根据《劳保监察条例》第二十条中“投诉、举报超过两年，市社保机构不予受理”的规定，拒绝受理。
但是，条例中第五十一条又规定“本条例施行前，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这又让她看到了希望。这和观澜宝德玩具厂因无相关细则“无法补缴”一样，协议补缴可以作为强制补缴的补充，而实际上并没有操作细则。
2014年11月，肖叶青请假去外地看儿子，回厂时发现大门紧锁，宿舍却大门敞开，墙上挂着白底红字向港商老板刘炳祥追债的条幅。工厂倒闭了，拖欠的社保不了了之。
肖叶青不甘心，她为自己的权益找到一个新的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由市社保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市社保机构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她认为社保局没有强制执行，也负有相关责任。在6月19日的二审中，作为5名原告之一的肖叶青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申诉要求，“我放弃要求国邦制衣厂为我追缴社会养老保险的诉求，我愿意自己独立缴纳全部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希望社保局能够收纳我的费款。”这时候，肖叶青并不清楚这笔费用到底要多少钱。
法庭上，社保局作出回应，要求肖叶青先提供自己与国邦制衣厂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他们再向领导汇报该如何处理。
肖叶青压抑着愤怒，“厂子都倒掉了，人都跑了，我怎么去证明？企业不存在了，但我们还要生活。希望你们能够收下我交的钱，之前的事我们就不追究了。”
社保局认为，“这已经超出了本次申诉的内容，是另外一件事，需庭后再议。”
而实际上，第五十一条中“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中的“及其”并不是规范的法律用语，当事实与条例发生冲突时，这个不规范给推托者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于建嵘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情况应该是被允许的，只要她愿意补齐是可行的。”他曾撰文“考虑到外来工养老保险起步较晚的事实，完全可以允许他们继续缴纳满15年后再享受退休待遇，或者采取变通方式，按缴纳年限比例发放养老金。这在法律上、制度上并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障碍，也不会给政府财政带来额外的负担。农民工养老是种刚性需求，它不应败给任何无视农民工利益的规定。因此养老保险不应在操作层面搞得过分复杂，更不能以既存的复杂性来作抗拒改革的借口。”
等待制度与时俱进
而对于社保问题的解决办法，于建嵘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出他的三步改革建议：1.由国家统一给每一个公民发放社保证。2.由本人交纳社保金，社保金由用人单位直接发放给个人，个人再去交费。3.用人单位只能聘用有社保证并按时交纳社保费的员工。
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农民工2.7亿人，其中40到50岁之间的有7200万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4600万人，两者相加将近1.2亿人。以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计，至少上亿农民工需要补齐此前没办的养老保险。
现在肖叶青又进了隔壁的一家制衣厂，最近赶货，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使她的支气管炎更严重了。她始终不习惯戴口罩，甚至不知道自己这病跟制衣厂之间有必然关系，更不知道她有权利“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每周，肖叶青只有一个夜晚放假，那天她要给两个孙子洗好一个礼拜攒下的脏衣服。在不到15平方米的出租房里，还有一台缝纫机，她很少有休息时间，闲暇时也在加班，因为加工一个帐篷还可以挣两毛钱。
从一开始打官司，肖叶青就以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接受了不少媒体采访，其中包括央视新闻1 1。但她从来不看新闻，也没有时间看，她也不知道其他农民工有怎样的命运。她曾经相信媒体的力量，相信律师能赢，政府讲理。她不觉得厂子会倒，因为这里是深圳，这里发生过多少奇迹。现在她什么都不信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谁都不可以改变什么。”
6月23日早上5点，天还没亮透，何妹子和其他工友就在厂区最显眼的地方挂上了红色横幅，“请老板出来执行《劳动合同法》，开展谈判，维护劳工权益和社会稳定，工友团结维权，不怕酷暑日夜守在所有车间”。刚挂好，就下起了过云雨，街道上空无一人。保安把横幅剪断，它掉落在污水之中，没有人去把它捡起。
与庆盛制衣厂一路之隔的深圳市龙华三和人才市场，每晚有七八十个年轻人直接睡在人才市场大门前，等着第二天开门给他们带来试工的机会。尽管深圳在2015年有60%以上的工厂订单大减或停工，不少人选择了离开，但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打工者来到深圳。22岁的李豪州也在其中，他从16岁到深圳至今已经6年，但他并不知道隔一条马路之外他的父辈工人们正在发生的战争，亦丝毫没有觉察他这6年缺失的养老保险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
希望能找到一个合意的工作，而合意的意思就是“满意的工资”。他亲历过深圳4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过程，也当过3年的“正式工”，但他没有要求老板缴纳五险一金，因为这意味着每月需要他同时缴纳8%工资，让他觉得不划算。他在人才市场已经待了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