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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安系统的人事变动成为受到关注的新闻。
8月19日，公安部网站“领导信息”栏目披露，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傅政华到中央部门兼职之前，多位公安部干部下派到地方担任省级公安厅厅长。除此之外，还有多地公安厅长异地调动。据统计，在全国省级公安厅（局）长中，超过七成为异地调任（包括从中央部委调任）。
事实上，公安厅长的交流只是人事调整的一部分。随着十八大和全国两会后党政干部人事调动的广泛进行，交流干部始终被舆论关注。
“央地互动交流”提速
对十八大后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党政干部交流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内地31个省份的在任党政领导（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共591人，其中118人由中央司局级以上干部调任，占20%。上述118名从中央调往地方任职的党政领导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超过半数的人获得提拔。
加大从中央调任地方工作的力度是近年来干部交流的新趋势。2010年，中组部开展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与省区市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工作。当年，66名中央部委干部正陆续调任至各省市，而根据“进一出一、统筹安排”的原则，各省市选派66名官员到中央部委交流任职的工作也在各省展开。目前，已经交换了3批干部。
从这些干部的职位变化，不难看出组织部门对此项工作的重视。截至2013年7月底，2010年首次到地方交流的66名司局级官员中，至少有12位已升为副部级。而在66名下派交流官员中，担任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有近30人。
除了组织系统的专项交流，近年来，多个系统的“央地互动交流”都在提速。《瞭望东方周刊》对十七大后的数轮省部级干部调整的历次报道发现，近年来，交流干部在省级党委系统已经占据多数。近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也曾作出统计称：2006年前，地方纪委书记中鲜有从中央选派来的干部，到目前已有25个省份的纪委书记是从中央选派或从外地调任。2008年后，中央加大地方党委组织部长的交流力度，目前31个省份中，9个省份的党委组织部长直接从中央调任，另外21人从外地调任- - -这些人中有不少也是从中央调任地方、之后又异地交流的，仅有海南是当地提拔的。
这些干部各有特点。本土干部长期在一地为官，无疑更熟悉本地情况。本刊曾对十八大后13省市区党政一把手换届情况进行过梳理，发现在新晋的政府一把手中，原地升迁的占据多数。
与之相对的是，在此次调整中，各省市区新晋的党委一把手中，绝大多数则是异地交流的干部。其中，从中央调派的干部又占据相当比例。
政法系统集中交流
十八大后的党政干部调整中，除了省级的党政一把手，还有不少干部从中央下派，充实到各省市区的党政部门中。例如，今年全国两会后，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王东峰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国资委副主任姜志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而在各系统的干部交流中，近期政法系统的交流较为频繁。
从今年3月起，江苏、上海、辽宁、贵州、广东、宁夏、福建、西藏、河南、安徽等10地公安厅（局）长经当地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已陆续到任上岗。这其中，除了西藏、宁夏，其他8地的新领导均是交流任职，其中3人从公安部调任，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长白少康、贵州公安厅长孙立成、广东公安厅长李春生，其余5人为异地任职。
在今年各省省级高院院长和检察长的调整中，共有16人为异地调任或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超过全部调整人员22人中的七成。
今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与交流任职的公安局长交流时均表示，这种交流任职是中央的决定。孟建柱说，这是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决策，是领导干部全面成长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公安厅（局）长进一步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有利于公安厅局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干部交流作为我国长期的一项制度，具有锻炼干部和预防腐败的两项重要作用。此次政法系统干部的交流调任，实际上属于正常的工作安排，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干部交流的未来
从干部交流制度的具体实践来看，并非没有改进之处。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干部交流力度的加大，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过于频繁的人事调动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比如华北某市自1994年到2009年的15年间，更换了9个市长，无人任期超过5年。中部某市十年更换了6任市委书记，其中任期最长3年零4个月，最短为期半年。
地方主政官员的频繁调动，无疑会对地方的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造成一定影响。由于地方党政一把手具有相对集中的权力，其个人施政理念和性格特点对地方发展影响较大。一旦主官调任，继任者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萧规曹随”的少，“革故鼎新”的多。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一部分本土干部来说，中央和国家机关下派干部的增多挤占了其上升空间，这不容忽视。因此，中央和国家机关下派干部和本土干部的磨合，成为地方必须解决的问题。
针对干部交流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央也适时作出了一些完善的举措。
对于干部交流制度的未来，竹立家认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干部任命的规范化、制度化应当成为主流。相应地，干部交流制度也会与时俱进，作出相应的改善和调整。
8月19日，公安部网站“领导信息”栏目披露，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在傅政华到中央部门兼职之前，多位公安部干部下派到地方担任省级公安厅厅长。除此之外，还有多地公安厅长异地调动。据统计，在全国省级公安厅（局）长中，超过七成为异地调任（包括从中央部委调任）。
事实上，公安厅长的交流只是人事调整的一部分。随着十八大和全国两会后党政干部人事调动的广泛进行，交流干部始终被舆论关注。
“央地互动交流”提速
对十八大后地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党政干部交流情况的统计结果显示：目前内地31个省份的在任党政领导（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共591人，其中118人由中央司局级以上干部调任，占20%。上述118名从中央调往地方任职的党政领导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有超过半数的人获得提拔。
加大从中央调任地方工作的力度是近年来干部交流的新趋势。2010年，中组部开展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与省区市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工作。当年，66名中央部委干部正陆续调任至各省市，而根据“进一出一、统筹安排”的原则，各省市选派66名官员到中央部委交流任职的工作也在各省展开。目前，已经交换了3批干部。
从这些干部的职位变化，不难看出组织部门对此项工作的重视。截至2013年7月底，2010年首次到地方交流的66名司局级官员中，至少有12位已升为副部级。而在66名下派交流官员中，担任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有近30人。
除了组织系统的专项交流，近年来，多个系统的“央地互动交流”都在提速。《瞭望东方周刊》对十七大后的数轮省部级干部调整的历次报道发现，近年来，交流干部在省级党委系统已经占据多数。近日，《南方周末》的报道也曾作出统计称：2006年前，地方纪委书记中鲜有从中央选派来的干部，到目前已有25个省份的纪委书记是从中央选派或从外地调任。2008年后，中央加大地方党委组织部长的交流力度，目前31个省份中，9个省份的党委组织部长直接从中央调任，另外21人从外地调任- - -这些人中有不少也是从中央调任地方、之后又异地交流的，仅有海南是当地提拔的。
这些干部各有特点。本土干部长期在一地为官，无疑更熟悉本地情况。本刊曾对十八大后13省市区党政一把手换届情况进行过梳理，发现在新晋的政府一把手中，原地升迁的占据多数。
与之相对的是，在此次调整中，各省市区新晋的党委一把手中，绝大多数则是异地交流的干部。其中，从中央调派的干部又占据相当比例。
政法系统集中交流
十八大后的党政干部调整中，除了省级的党政一把手，还有不少干部从中央下派，充实到各省市区的党政部门中。例如，今年全国两会后，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王东峰出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国资委副主任姜志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而在各系统的干部交流中，近期政法系统的交流较为频繁。
从今年3月起，江苏、上海、辽宁、贵州、广东、宁夏、福建、西藏、河南、安徽等10地公安厅（局）长经当地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已陆续到任上岗。这其中，除了西藏、宁夏，其他8地的新领导均是交流任职，其中3人从公安部调任，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长白少康、贵州公安厅长孙立成、广东公安厅长李春生，其余5人为异地任职。
在今年各省省级高院院长和检察长的调整中，共有16人为异地调任或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超过全部调整人员22人中的七成。
今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与交流任职的公安局长交流时均表示，这种交流任职是中央的决定。孟建柱说，这是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决策，是领导干部全面成长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公安厅（局）长进一步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有利于公安厅局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干部交流作为我国长期的一项制度，具有锻炼干部和预防腐败的两项重要作用。此次政法系统干部的交流调任，实际上属于正常的工作安排，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干部交流的未来
从干部交流制度的具体实践来看，并非没有改进之处。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干部交流力度的加大，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过于频繁的人事调动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比如华北某市自1994年到2009年的15年间，更换了9个市长，无人任期超过5年。中部某市十年更换了6任市委书记，其中任期最长3年零4个月，最短为期半年。
地方主政官员的频繁调动，无疑会对地方的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造成一定影响。由于地方党政一把手具有相对集中的权力，其个人施政理念和性格特点对地方发展影响较大。一旦主官调任，继任者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萧规曹随”的少，“革故鼎新”的多。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一部分本土干部来说，中央和国家机关下派干部的增多挤占了其上升空间，这不容忽视。因此，中央和国家机关下派干部和本土干部的磨合，成为地方必须解决的问题。
针对干部交流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央也适时作出了一些完善的举措。
对于干部交流制度的未来，竹立家认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干部任命的规范化、制度化应当成为主流。相应地，干部交流制度也会与时俱进，作出相应的改善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