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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G20领导力的现状、发展、成因，并对杭州峰会进行了展望。中国谨慎、逐渐积聚的G20领导力的形成，经历了危机应对、危机防范和全球领航三个阶段。整个过程中，中国从制度、政策、物质三方面发挥作用，提高了其在G20中的地位。本文从六个维度评估了中国在G20中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G20领导力形成的六大内部和外部原因。从对杭州峰会成果的展望中可以预期，中国将在此次峰会中发挥更高层次的G20领导力。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 中国外交 中国领导力
引言
1.意义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它创造了巨大的全球机遇，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全球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和金融不稳定；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生态、医疗问题和非法移民袭击，恐怖袭击与化学武器使用。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快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快速崛起并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如何面對其新的全球地位，并在国际机构中与他国携手应对这些挑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许多人的命运和当今的全球秩序。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中的角色是关键。1999年，中国成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G20）的创始成员；2008年，中国成为新的领导人级别的G20峰会的成员。2009年9月，G20峰会制度化，成为其成员间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常设平台。现在，中国正在准备举办并主持第十一次G20峰会，峰会将于2016年9月4日至5日在杭州召开。
2.既有的观点
围绕中国在G20中的行为，一些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观点一将中国描述为被动、自利，寻求更高地位的国家，欣然接受在G20中的平等地位，而非在G8+5中的次等地位，利用其在G20中的地位来保护自身直接、狭隘的利益，不发起倡议，而在其他成员的贡献之上搭便车（free-riding）。中国没有作出更多努力，因为其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战略远见，国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也不够团结。
观点二将中国呈现为G20中新兴国家这一方的领袖，挑战着既有大国及其控制的全球秩序。其中一种“大金砖五国（big BRICS）”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是领导着新兴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而一种“G77核心领导（G77caucus leader）”的观点则认为中国代表着所有发展中国家。
观点三认为，缺乏创新性、胆怯的中国和金砖国家无法取代美国日益衰弱的领导力。也有人补充说中国在G20中没有当好亚洲领袖。
观点四认为中国是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亚太国家之间负责任的沟通者和平衡者。
观点五认为中国是G20中积极配合的改革者，在外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在內出于中国精英的认知性经济共识（epistemic economic consensus）。其中，一种狭隘的“不情愿的合作者（reluctant co-operator）”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并矫正宏观经济失衡。一种“与各方合作优先（co-operate first with all）”的观点补充提到全球经济复苏与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一种负责任大国的观点，强调中国在2008至2009年和2012至2013年间提供的巨大金融支持，在2010至2011年间经常项目不平衡的成功防范和汇率稳定的维持，以及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的行动。一种灵活、相互依赖、平等的观点强调了中国参与的G20峰会是对G8的补充和完善，这是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和其他快速崛起的国家带来冲击与危险，以及G20的GDP占全球总量的80%，具有支配性能力这一现实。
观点六将中国视为受中国约束的G20俱乐部中一个重要参与者。
观点七认为中国是两强垄断的G2中的一方，与日渐衰落的美国一同实现优于G20的全球治理。
观点八视中国为行动积极的选择性G20体系的加强者、改革者和潜在替代者，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契机、中国能力相对提升以及中国与印度和巴西团结一致。
观点九认为中国是G20峰会中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改革者，而由于2008年危机导致美国的实力、绩效和政策吸引力下降，G20峰会替代了原先的G5/G7/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
观点十缘于G8峰会将中国排除在外拒绝其加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多极、多伙伴（multi-partner）世界的崛起等原因，强调中国通过G20发挥全球治理的联合领导作用。这也受到其他因素的驱动——中国出色的经济开放，与美国在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以及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具体表现的不断增强的金融实力。
3.本文论点
本文总结了一项有关中国在G20中的行为及其原因的研究中的主要发现，这项研究是针对此类研究对象的第一个具有理论指导和具体分析的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强调了中国谨慎的、不断积聚的G20领导力。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谨慎、克制但又必不可少、日益活跃、有成长潜质的有效的G20领袖。谨慎、克制的中国强调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而非革命性地（revolutionary）替换原有的不受欢迎的单边倡议，与许多G7/G8国家以及其他成员一同担当领导，与诸多成员建立起针对特定议题的联盟，并且乐于适应其他所有成员达成的共识。
一、第一阶段：创建危机应对型G20，1999-2009年
1999年至2009年，第一阶段危机应对聚焦于将G20建设为一种新的国际制度，并确保G20产出有效的全球危机应对所需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制度上，1999年创建该集团时，中国是必不可少的；2005年，中国利用G20来促成第一阶段的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2008年将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使之成为成员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还是在2009年，创建了G20主导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中国是正式成员；逐渐增加G20部长和官员级别的组织。物质上来说，中国提供了其应该贡献的那份重要的公共物品。1997年至1999年间拒绝人民币贬值；2008年至2009年，贡献了大量的财政和货币盈余、金融支持以及IMF特别提款权。政策上，中国及其亚洲邻国挫败了“华盛顿共识”解决方案以及某些G7成员提出的控制避税港和气候变化的提议，但并没有发起自己的单边倡议。 1.金融G20中的中国，1997-2008年
1997年至2002年源于亚洲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G20领导力开始起航。制度上而言，美国为应对这场危机发起了倡议，由此建立了新的临时性G22或G33，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平等地位。新的常设性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创立，是为了应对危机，进行金融系统改革，而在其中中国也获得了平等地位。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和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为他们共同设计的新G20确定成员时，中国是在原有G7基础上增加的第一个国家。中国同意加入对于该机构的产生与运作至关重要。
2005年，中国主持第七次G20部长年会，强调了其发展的优先任务，并发起了很快就完成的第一阶段IMF投票权改革，提高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2004年至2005年，中国和时任加拿大总理的保罗·马丁联合领导一场运动，旨在将G20升级为领导人级别的组织，获得了除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以外所有成员的同意。
物质上，1997年及之后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像很多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邻国那样进行货币贬值，从而有助于稳定亚洲和全球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邻国一同反对IMF严苛的解决方案以及忽略了亚洲方式的华盛顿共识。2006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甚至认可了控制气候变化的需要。
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与他国携手担当领导者。其中包括与日本一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加拿大共同创建金融G20并发起运动以将其升级到领导人层次，2007年与欧洲和日本一同控制气候变化，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一同推动发展和IMF投票权改革。然而，在此期间中国主要让G7成员来主导金融危机防范事宜，直到2008年十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2.中国的全球危机峰会外交，2008-2009年
2008年至2009年，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成功地应对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其中中国发挥了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改革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为自身和其他崛起的大国争取到更为平等的顶层角色。
制度上，中国给予了重要的早期支持，因而乔治·w·布什在应对危机之时没有如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所愿通过扩大的G7峰会来应对危机，而是依赖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办的成员齐聚的G20峰会。不久，2009年4月伦敦峰会召开，会上，中国获准加入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金融稳定理事会则取代了G7主导下的金融稳定论坛。中国又随即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税收论坛、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技术委员会。第三次峰会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办，会上，中国获得了成员国的同意——G20将是其成员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常设平台。中国也获得了G20在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上的承诺，而同时有些勉强地接受了G20新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Framework for Strong，Sustained and Balanced Growth）以及相互评估进程（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物質上，中国再次通过不降低人民币币值，保持了汇率稳定。从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开始，中国又在G20的大规模货币及财政政策刺激中发挥了领头作用。在伦敦峰会上，中国又提供了1.1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一揽子计划。通过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也保护了其依赖出口的经济，免受全球经济衰退之苦，以防这种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
政策上，中国始终积极推进开放贸易，推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华盛顿峰会上，关注的焦点是金融监管，中国可以贡献的不多，因为中国特殊的封闭的国内金融体系对危害绝缘，且中国也几乎没有专业知识可以提供给金融体系迫切需要改善的国家。但中国同意在2009年8月前实施首个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也鼓励美国首次实施这一规划。伦敦峰会上，中国通过其央行行长，在最后关头通过单边途径公开支持美国发起的增加IMF特别提款权的提议。中国也确保法国发起的G20反避税港行动仍保留澳门和香港的地位，并否决了峰会公报中任何提及“失衡”的部分。在匹兹堡峰会上，中国接受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与进程，并同意在中期内淘汰化石燃料补贴。
中国大步向G20峰会领导地位迈进，基础在于十年间其财政部门和央行官员在金融G20中的参与和社会化，以及他们在金融G20中取得的成就。中国也受益于人们对G7各国通过G7本身及其较为排他的金融稳定论坛提供金融稳定性的能力缺乏信心，这使得中国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在此领域中国的专业能力薄弱。
中国的领导力也存在局限。庞中英提到，是美國作出决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将权力从G8转移到G20，因此也从欧洲转移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欧洲作出了有限的牺牲，来预先制止新兴国家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或创建自己的制度。庞中英尖锐地问道：“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G20能像帮助美国那样帮助中国吗？”。
二、第二阶段：中国的危机防范峰会外交，2010-2012年
从2010年至2012年的第二阶段，G20和中国转向危机防范。制度上，通过2010年6月在多伦多举办主题相近的会议，中国帮助把G20和原先的G8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多伦多峰会上，中国支持建立发展工作组（Development WorkingGroup，DWG），从而强化了中国存在已久的优先事项。中国帮助G20的主办权从发达的G7成员传递到新兴国家和亚洲国家，如韩国在2010年11月举办了第五次G20首尔峰会。在那次峰会上，中国成功地促成了一项关于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的协议，提高了自身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地位。期间，中国以仁慈霸权（beneficent hegemon）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放弃了应得的一些新份额，让给其金砖国家的伙伴，促使这四国同意该协议。 物质方面，2011年11月，第六次G20峰会在法国戛纳举办，会上，中国购买了无人问津的希腊政府债券，帮助了债务累累的希腊。2012年，第七次G20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办，期间中国为IMF的新防火墙基金（firewall fund）注入的款项居各国前列，达到近5000亿美元，帮助平息了欧元危机。中国先作出这些努力，发达国家才提高了中国在IMF的地位，而中国这么做也是因为美国拒绝给予资金。由此，2008年以来，中国成为发挥预防作用的最后贷款人（preventative lender of last resort），也是应对危机的最后解囊者（reactive spenderoflast resort）。在金融方面仁慈的中国霸权取代了美国，在欧洲危机蔓延，威胁整个世界之前，拯救了险境中的欧洲。
政策上，中国在失衡、汇率、相互评估进程支持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框架方面成为美国施压的目标。但中国与他国携手，很大程度上抵制了这种压力，提前作出适时调整，预先阻止了美国的抨击，同时还缓和了美国通过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和相互评估进程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在经常账户失衡、汇率上涨、绿色增长和控制气候变化方面施加的压力。中国使发展成为重点，促成首尔发展共识于2010年11月发布。2011年戛纳峰会上，法国如中国所希望的那样优先考虑国际货币体系和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三、第三阶段：中国的全球领航峰会外交，2013-2015年
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2015年，G20超越了处理连续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状态，成为面向世界的作用更为广泛的领航委员会。这些进步反映了中国逐渐发展的优先事项以及在该集团内娴熟的外交技巧。
制度上，2013年9月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11月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2015年11月的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支持G20部长、官员级别会议和工作组的发展。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与美国一同领导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推动联合国2015年12月在巴黎大会上创建新的有效气候变化控制机制。中国这么做，也是为了建立G20的高级别能源原则，并开启一次G20部长会议，为安塔利亚峰会作准备。在布里斯班会议上，中国战胜了其亚洲竞争对手日本，当选2016年峰会的主办国。
物质上，中国继续担当全球增长引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管理好了人民币汇率，以支持其他表现欠佳的国家的增长。
政策上，中国继续强调其优先事项，即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贸易和发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反对向政治、安全领域的任何扩展。但即便在中国的反对下，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和女性参与工作问题上，中国默认了大多数成员国所推动的共识，因此G20最终取得了重要的集体峰会成果。中国第一次采取这种做法，是在圣彼得堡峰会开幕晚宴上一场自发的讨论中，这场讨论后来帮助阻止了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在叙利亚被用作战争的惯常手段。中国也支持经济平等和包容性增長原则的纳入。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使各国首脑得以应对埃博拉疫情，力促女性在工作场所中的参与度，并推动反腐。在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支持土耳其成功地将重点放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恐怖主义以及叙利亚难民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3月14日上任，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领导力增强。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升了G20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
四、中国表现的各维度
中国在峰会上的表现从六个重要维度上得到了系统的定量评估，这项评估证实了中国在G20治理中谨慎的、不断积聚的领导力。
首先，在民主政治管理维度上，不同于澳大利亚、巴西、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法国，中国的国家主席每次都出席峰会，向其公民展现自己在国外代表他们作出努力。习近平主席总是前往峰会，会议结束后才离开。在前十次峰会的峰会集体公报中，中国得到四次称赞，与美国、意大利、南非并列第三。
其次，在公报记录的峰会磋商中，中国偶尔作为讨论的话题出现。在私下磋商中，中国国家主席发言总是在数量、顺序和介入时机的重要性上位于前列。中国专注于峰会的优先议题——金融安全网（financial safety net）和发展。
第三，在峰会根据原则与规范作出的方向设定中，中国偏好的G20根本任务是让全球化造福所有人，这一任务在头九次峰会的公报序言中提到了29次，遠远超过了被提及17次的第二项任务——促进金融稳定。中国偏好的贫困原理、减贫和发展差距议题也有多次提及。
第四，在峰会决策中，通过面向未来、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明确承诺，中国越来越多地确保了有关其优先事项的决策，这些优先事项是发展问题、IMF、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有关发展问题的决策在华盛顿峰会为4项，而在安塔利亚峰会中激增至24项，超过了为数21项的宏观经济政策，首次位居榜首。
第五，在履行承诺方面，接下来这次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履行了参与评估的149项承诺，履约率为68%，与俄罗斯并列排名第13。中国在原金砖四国中排名靠前，对布里斯班峰会承诺的履约率总体达到80%，在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履约率达到满分100%。
第六，G20之外的全球治理发展方面，G20峰会公报最经常提及的十个不以G20为中心的国际机构，中国都是其成员。
五、中国G20领导力的由来
中国谨慎、不断积聚的G20领导力可以用六个原因解释，这六个原因在G20治理的系统枢纽模型（systemic hub model）中进行了描述。 第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冲击让中国意识到与全球化的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导致其脆弱性不断增加。金融冲击不断加剧，起初是1997年源于其亚洲邻国，接着是2008年始于美国，2010年发生在欧洲，再接下来是2015年发生在中国自身。中国日益开放，与世界联系不断紧密，因而也具有脆弱性。对这样的中国而言，这些冲击威胁着其经济、社会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稳定。不断加大的环境、能源、粮食和卫生冲击，西部省份的分裂主义威胁，以及日常社会冲突，使得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来维持他们所追求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第二个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防范或充分应对这些冲击的多边组织，如IMF、世界银行等，部门间沟通不畅、行动缓慢、充斥着硬法（hard law），这些多边组织遭遇失败。因此，中国在金融稳定、能源等领域寄希望于G20，并建设了G20，针对快速发展、错综复杂的21世纪冲击，建立领导人级别的全面、集体应对机制。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加强，使得中国能够越来越多地在物质上为G20作出贡献，并领导G20，尤其是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最大的净债权国后，而即便在2015年和2016年其经济增长率略有下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的崛起使之日渐与美国平起平坐。但这个G2并不能占据全球经济实力的大部分，中美两国不得不依赖于更为广泛的G20来获得其需要的主导性能力，通过G20这个整体引领有效的全球治理。
第四个原因是1999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逐渐开放。中国逐渐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接近G7国家。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社会自由扩大。截至2016年，除反腐外，中国不断增长的G20领导力在政治与安全议题上最不显著。中国的政治体系总体上仍然封闭，促使中国在行使G20领导力时小心谨慎。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高度掌控国内政治，尤其在习近平主席上任之后。中国只有过两名领导人出席峰会，因而连续性很强。两位领导人都越来越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加之2013年以来在具有丰富的国际事务和峰会经验的主席领导下，推动中国成为更有魄力的G20领导者。
第六个原因是中国将G20当作重要的合作平台，把G20放在其以中国为中心的诸边峰会制度（plurilateral summit institutions）网络的中心地位。自2010年11月起，金砖国家峰会随常规的G20峰会召开。习近平主席利用其主持的APEC峰会来准备他和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的联合倡议。
六、中国的2016杭州峰会
中国正在筹备2016年9月于杭州举办的第十一次G20峰会，世界对中国领导力的期待也随之增强。五年间峰会已举办了十次，而这次峰会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强国首次担任主办国。这是G20峰会第二次由金砖国家举办。选择中国而非其邻国日本的决定说明，中国现在是快速崛起的亚洲区域内担当领袖的国家。主办峰会也为习主席全局地展现他对全球治理中中国发挥领导力的构想提供了舞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成为了一名“跛脚鸭（1ame-duck）”总统，习近平主席不得不找到一个取代奥巴马的联合领导人，或是独自领导G20峰会。
就中国的G20峰会将带来什么展开的激烈讨论有八种观点。观点一认为中国的脆弱性增强，增长能力减弱，政治体系封闭，其在内部受限的谨慎领导将无法引领多元而庞大的G20，因而峰会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将再次崛起。观点二认为，中国首次成为东道国，缺乏经验，加之2016年5月其区域竞争对手日本主办了G7，这些将降低人们的期望。观点三认为G20将促使日渐开放但更为脆弱的中国进行改革，让中国在经济、社会，最终也在政治上更为开放。有人认为，杭州峰会需要让中国明白，“其在南中国海對土地和资源的追求将给其主要贸易伙伴带来沉重代价”。观点四预见的是G20在具体问题上将得到加强，因为中国尽心尽责并小心谨慎，专注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基础设施、中小企业、互联互通、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特别提款权改革与贸易这些之前G20遗留下的倡议。观点五预测G20的制度化将得到加强，这很可能出于中国利用金砖国家迫使G20回归正轨。观点六认为中国会改革G20和全球秩序，这种改革的途径是执行IMF2010年改革方案，落实计划中的下一阶段份额重新分配，促进其他机构在制度上再平衡，强调发展，以及执行2015年9月发布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观点七预测，新的中美两强垄断的“G2”将取代日薄西山的美国主导的以G7为中心的秩序。观点八认为，这种旧秩序将被中国单方领导下的秩序取代，新秩序由金砖国家支持，以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开端。
其实，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比以往都要有魄力。中国在G20已有议程的基础上，增加倡议来应对外界面临的险境，而现在中国自己也面临险境。2015年夏，希腊、乌克兰和中国自身的股市造成金融震荡蔓延，这些险境的应对也越来越迫在眉睫。使之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在制裁下难以喘息，中国在金融上十分脆弱，挣扎着确保足量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金融稳定、国际贸易、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国际贸易、国际税收正义（international tax justice）、可持续发展融资、粮食、能源、气候和卫生安全，并努力進行反腐、反恐和抗击社会动乱。这些险境的背后是国际组织多半未经改革；除中国和印度之外大多数G20成员国增长缓慢或减缓；G20中民主国家居众，这些民主国家与俄罗斯存在分歧；中国的领导层强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目前运行的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组成一个不断延伸的网络，而中国位于该网络的枢纽位置。
杭州峰会有望见证中国的G20领导力的一大转型。目前为止，中国强劲且快速、稳定崛起的相对实力，引领中国谨慎地为G20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因此也改变着G20和全球治理，从而进一步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世界。2016年，焦点转向中国严重且在加剧的相对脆弱性需要更有魄力的G20联合领导，以造福中国和整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 2015年12月1日，中國接任G20主席国，当天，中国详细地展示了杭州峰会的方法、优先事项和议程。文件的前言由习近平主席签署，开头就是醒目的号召，要让G20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抓住“科技进步和新工业革命”的机遇。G20应打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致力于“全面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增强二十国集团决策力、执行力、影响力”。
首先，创新是最新颖、最有变化潜力的优先事项，由包括“创新驱动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带来的“新增长源”构成。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这一点，包含了结构性改革、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和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内生来源（endogenous sources）等熟悉的要素。联动始于中国在增长与发展、开放与合作的需求之间建立的联系，并且加入了“全方位互联互通”。包容性增长包括发展、缩小差距的必要性、分享利益、减少不平等和不平衡。
2016年5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概述了峰会的十大预期成果。第一，聚焦中期，通过“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实现的“创兴增长蓝图”；第二，通过优先处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发展，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并邀请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出席峰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三，通过制定指导原则和“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在九个已达成一致的优先领域开展结构性改革；第四，通过便利化战略、融资、政策协调来促进贸易；第五，通过在指导原则上达成一致，制定首个多边全球投资规则框架，促进投资；第六项预期成果是通过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和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络，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第七，通过创建国际追逃追赃原则、研究中心和行动计划，开展反腐；第八，通过能力建设、投资、基础设施的合作倡议，推动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九，通过有关创业实践及经验交流的行动计划、政策提议、执行措施来推动創业；第十，通过呼吁2015年《巴黎协定》尽早生效，号召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预期成果表明，在政策、制度和物质形式上，中国都将发挥新层次的G20领导力。政策上，引人瞩目的内容有创新增长、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构性改革、投资、反腐和创业；制度上，进步体现在反腐研究中心、创新增长专门工作组、G20贸易部长会议、贸易投资工作组；物质上，贸易融资有望增加。峰会筹备的最后三个月内，在气候变化和贸易上，在受到忽视的能源、医疗、粮食、农业、性别、移民、恐怖主义方面，在金融、贸易和其他可能爆发的新浮现的威胁上，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杭州峰会上中国的G20领导力将在可能的范围内达到最强，获得最大成功。
（本文选自：国际观察 2016年05期）
关键词：二十国集团 中国外交 中国领导力
引言
1.意义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它创造了巨大的全球机遇，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全球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和金融不稳定；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生态、医疗问题和非法移民袭击，恐怖袭击与化学武器使用。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快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快速崛起并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如何面對其新的全球地位，并在国际机构中与他国携手应对这些挑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许多人的命运和当今的全球秩序。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中的角色是关键。1999年，中国成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G20）的创始成员；2008年，中国成为新的领导人级别的G20峰会的成员。2009年9月，G20峰会制度化，成为其成员间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常设平台。现在，中国正在准备举办并主持第十一次G20峰会，峰会将于2016年9月4日至5日在杭州召开。
2.既有的观点
围绕中国在G20中的行为，一些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观点一将中国描述为被动、自利，寻求更高地位的国家，欣然接受在G20中的平等地位，而非在G8+5中的次等地位，利用其在G20中的地位来保护自身直接、狭隘的利益，不发起倡议，而在其他成员的贡献之上搭便车（free-riding）。中国没有作出更多努力，因为其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战略远见，国内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也不够团结。
观点二将中国呈现为G20中新兴国家这一方的领袖，挑战着既有大国及其控制的全球秩序。其中一种“大金砖五国（big BRICS）”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是领导着新兴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而一种“G77核心领导（G77caucus leader）”的观点则认为中国代表着所有发展中国家。
观点三认为，缺乏创新性、胆怯的中国和金砖国家无法取代美国日益衰弱的领导力。也有人补充说中国在G20中没有当好亚洲领袖。
观点四认为中国是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亚太国家之间负责任的沟通者和平衡者。
观点五认为中国是G20中积极配合的改革者，在外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在內出于中国精英的认知性经济共识（epistemic economic consensus）。其中，一种狭隘的“不情愿的合作者（reluctant co-operator）”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并矫正宏观经济失衡。一种“与各方合作优先（co-operate first with all）”的观点补充提到全球经济复苏与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一种负责任大国的观点，强调中国在2008至2009年和2012至2013年间提供的巨大金融支持，在2010至2011年间经常项目不平衡的成功防范和汇率稳定的维持，以及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的行动。一种灵活、相互依赖、平等的观点强调了中国参与的G20峰会是对G8的补充和完善，这是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和其他快速崛起的国家带来冲击与危险，以及G20的GDP占全球总量的80%，具有支配性能力这一现实。
观点六将中国视为受中国约束的G20俱乐部中一个重要参与者。
观点七认为中国是两强垄断的G2中的一方，与日渐衰落的美国一同实现优于G20的全球治理。
观点八视中国为行动积极的选择性G20体系的加强者、改革者和潜在替代者，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契机、中国能力相对提升以及中国与印度和巴西团结一致。
观点九认为中国是G20峰会中一个成功的金融系统改革者，而由于2008年危机导致美国的实力、绩效和政策吸引力下降，G20峰会替代了原先的G5/G7/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
观点十缘于G8峰会将中国排除在外拒绝其加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多极、多伙伴（multi-partner）世界的崛起等原因，强调中国通过G20发挥全球治理的联合领导作用。这也受到其他因素的驱动——中国出色的经济开放，与美国在金融方面的相互依赖，以及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具体表现的不断增强的金融实力。
3.本文论点
本文总结了一项有关中国在G20中的行为及其原因的研究中的主要发现，这项研究是针对此类研究对象的第一个具有理论指导和具体分析的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强调了中国谨慎的、不断积聚的G20领导力。本文认为，中国是一个谨慎、克制但又必不可少、日益活跃、有成长潜质的有效的G20领袖。谨慎、克制的中国强调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而非革命性地（revolutionary）替换原有的不受欢迎的单边倡议，与许多G7/G8国家以及其他成员一同担当领导，与诸多成员建立起针对特定议题的联盟，并且乐于适应其他所有成员达成的共识。
一、第一阶段：创建危机应对型G20，1999-2009年
1999年至2009年，第一阶段危机应对聚焦于将G20建设为一种新的国际制度，并确保G20产出有效的全球危机应对所需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制度上，1999年创建该集团时，中国是必不可少的；2005年，中国利用G20来促成第一阶段的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2008年将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2009年使之成为成员国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还是在2009年，创建了G20主导的金融稳定理事会，中国是正式成员；逐渐增加G20部长和官员级别的组织。物质上来说，中国提供了其应该贡献的那份重要的公共物品。1997年至1999年间拒绝人民币贬值；2008年至2009年，贡献了大量的财政和货币盈余、金融支持以及IMF特别提款权。政策上，中国及其亚洲邻国挫败了“华盛顿共识”解决方案以及某些G7成员提出的控制避税港和气候变化的提议，但并没有发起自己的单边倡议。 1.金融G20中的中国，1997-2008年
1997年至2002年源于亚洲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G20领导力开始起航。制度上而言，美国为应对这场危机发起了倡议，由此建立了新的临时性G22或G33，中国在其中获得了平等地位。新的常设性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创立，是为了应对危机，进行金融系统改革，而在其中中国也获得了平等地位。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Paul Martin）和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为他们共同设计的新G20确定成员时，中国是在原有G7基础上增加的第一个国家。中国同意加入对于该机构的产生与运作至关重要。
2005年，中国主持第七次G20部长年会，强调了其发展的优先任务，并发起了很快就完成的第一阶段IMF投票权改革，提高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2004年至2005年，中国和时任加拿大总理的保罗·马丁联合领导一场运动，旨在将G20升级为领导人级别的组织，获得了除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以外所有成员的同意。
物质上，1997年及之后的时间里，中国没有像很多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邻国那样进行货币贬值，从而有助于稳定亚洲和全球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邻国一同反对IMF严苛的解决方案以及忽略了亚洲方式的华盛顿共识。2006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甚至认可了控制气候变化的需要。
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与他国携手担当领导者。其中包括与日本一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加拿大共同创建金融G20并发起运动以将其升级到领导人层次，2007年与欧洲和日本一同控制气候变化，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一同推动发展和IMF投票权改革。然而，在此期间中国主要让G7成员来主导金融危机防范事宜，直到2008年十分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2.中国的全球危机峰会外交，2008-2009年
2008年至2009年，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成功地应对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其中中国发挥了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改革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为自身和其他崛起的大国争取到更为平等的顶层角色。
制度上，中国给予了重要的早期支持，因而乔治·w·布什在应对危机之时没有如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所愿通过扩大的G7峰会来应对危机，而是依赖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办的成员齐聚的G20峰会。不久，2009年4月伦敦峰会召开，会上，中国获准加入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金融稳定理事会则取代了G7主导下的金融稳定论坛。中国又随即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税收论坛、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技术委员会。第三次峰会于2009年9月在匹兹堡举办，会上，中国获得了成员国的同意——G20将是其成员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常设平台。中国也获得了G20在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上的承诺，而同时有些勉强地接受了G20新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Framework for Strong，Sustained and Balanced Growth）以及相互评估进程（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物質上，中国再次通过不降低人民币币值，保持了汇率稳定。从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开始，中国又在G20的大规模货币及财政政策刺激中发挥了领头作用。在伦敦峰会上，中国又提供了1.1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一揽子计划。通过提供这些全球公共产品，中国也保护了其依赖出口的经济，免受全球经济衰退之苦，以防这种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
政策上，中国始终积极推进开放贸易，推动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华盛顿峰会上，关注的焦点是金融监管，中国可以贡献的不多，因为中国特殊的封闭的国内金融体系对危害绝缘，且中国也几乎没有专业知识可以提供给金融体系迫切需要改善的国家。但中国同意在2009年8月前实施首个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也鼓励美国首次实施这一规划。伦敦峰会上，中国通过其央行行长，在最后关头通过单边途径公开支持美国发起的增加IMF特别提款权的提议。中国也确保法国发起的G20反避税港行动仍保留澳门和香港的地位，并否决了峰会公报中任何提及“失衡”的部分。在匹兹堡峰会上，中国接受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与进程，并同意在中期内淘汰化石燃料补贴。
中国大步向G20峰会领导地位迈进，基础在于十年间其财政部门和央行官员在金融G20中的参与和社会化，以及他们在金融G20中取得的成就。中国也受益于人们对G7各国通过G7本身及其较为排他的金融稳定论坛提供金融稳定性的能力缺乏信心，这使得中国加入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在此领域中国的专业能力薄弱。
中国的领导力也存在局限。庞中英提到，是美國作出决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将权力从G8转移到G20，因此也从欧洲转移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欧洲作出了有限的牺牲，来预先制止新兴国家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或创建自己的制度。庞中英尖锐地问道：“中国爆发了金融危机，G20能像帮助美国那样帮助中国吗？”。
二、第二阶段：中国的危机防范峰会外交，2010-2012年
从2010年至2012年的第二阶段，G20和中国转向危机防范。制度上，通过2010年6月在多伦多举办主题相近的会议，中国帮助把G20和原先的G8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多伦多峰会上，中国支持建立发展工作组（Development WorkingGroup，DWG），从而强化了中国存在已久的优先事项。中国帮助G20的主办权从发达的G7成员传递到新兴国家和亚洲国家，如韩国在2010年11月举办了第五次G20首尔峰会。在那次峰会上，中国成功地促成了一项关于IMF发言权和投票权改革的协议，提高了自身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地位。期间，中国以仁慈霸权（beneficent hegemon）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放弃了应得的一些新份额，让给其金砖国家的伙伴，促使这四国同意该协议。 物质方面，2011年11月，第六次G20峰会在法国戛纳举办，会上，中国购买了无人问津的希腊政府债券，帮助了债务累累的希腊。2012年，第七次G20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办，期间中国为IMF的新防火墙基金（firewall fund）注入的款项居各国前列，达到近5000亿美元，帮助平息了欧元危机。中国先作出这些努力，发达国家才提高了中国在IMF的地位，而中国这么做也是因为美国拒绝给予资金。由此，2008年以来，中国成为发挥预防作用的最后贷款人（preventative lender of last resort），也是应对危机的最后解囊者（reactive spenderoflast resort）。在金融方面仁慈的中国霸权取代了美国，在欧洲危机蔓延，威胁整个世界之前，拯救了险境中的欧洲。
政策上，中国在失衡、汇率、相互评估进程支持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框架方面成为美国施压的目标。但中国与他国携手，很大程度上抵制了这种压力，提前作出适时调整，预先阻止了美国的抨击，同时还缓和了美国通过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和相互评估进程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施加的压力以及在经常账户失衡、汇率上涨、绿色增长和控制气候变化方面施加的压力。中国使发展成为重点，促成首尔发展共识于2010年11月发布。2011年戛纳峰会上，法国如中国所希望的那样优先考虑国际货币体系和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三、第三阶段：中国的全球领航峰会外交，2013-2015年
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2015年，G20超越了处理连续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状态，成为面向世界的作用更为广泛的领航委员会。这些进步反映了中国逐渐发展的优先事项以及在该集团内娴熟的外交技巧。
制度上，2013年9月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2014年11月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2015年11月的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支持G20部长、官员级别会议和工作组的发展。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与美国一同领导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推动联合国2015年12月在巴黎大会上创建新的有效气候变化控制机制。中国这么做，也是为了建立G20的高级别能源原则，并开启一次G20部长会议，为安塔利亚峰会作准备。在布里斯班会议上，中国战胜了其亚洲竞争对手日本，当选2016年峰会的主办国。
物质上，中国继续担当全球增长引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中国也管理好了人民币汇率，以支持其他表现欠佳的国家的增长。
政策上，中国继续强调其优先事项，即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贸易和发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反对向政治、安全领域的任何扩展。但即便在中国的反对下，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和女性参与工作问题上，中国默认了大多数成员国所推动的共识，因此G20最终取得了重要的集体峰会成果。中国第一次采取这种做法，是在圣彼得堡峰会开幕晚宴上一场自发的讨论中，这场讨论后来帮助阻止了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在叙利亚被用作战争的惯常手段。中国也支持经济平等和包容性增長原则的纳入。在布里斯班峰会上，中国使各国首脑得以应对埃博拉疫情，力促女性在工作场所中的参与度，并推动反腐。在安塔利亚峰会上，中国支持土耳其成功地将重点放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恐怖主义以及叙利亚难民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3月14日上任，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领导力增强。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升了G20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
四、中国表现的各维度
中国在峰会上的表现从六个重要维度上得到了系统的定量评估，这项评估证实了中国在G20治理中谨慎的、不断积聚的领导力。
首先，在民主政治管理维度上，不同于澳大利亚、巴西、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法国，中国的国家主席每次都出席峰会，向其公民展现自己在国外代表他们作出努力。习近平主席总是前往峰会，会议结束后才离开。在前十次峰会的峰会集体公报中，中国得到四次称赞，与美国、意大利、南非并列第三。
其次，在公报记录的峰会磋商中，中国偶尔作为讨论的话题出现。在私下磋商中，中国国家主席发言总是在数量、顺序和介入时机的重要性上位于前列。中国专注于峰会的优先议题——金融安全网（financial safety net）和发展。
第三，在峰会根据原则与规范作出的方向设定中，中国偏好的G20根本任务是让全球化造福所有人，这一任务在头九次峰会的公报序言中提到了29次，遠远超过了被提及17次的第二项任务——促进金融稳定。中国偏好的贫困原理、减贫和发展差距议题也有多次提及。
第四，在峰会决策中，通过面向未来、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明确承诺，中国越来越多地确保了有关其优先事项的决策，这些优先事项是发展问题、IMF、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有关发展问题的决策在华盛顿峰会为4项，而在安塔利亚峰会中激增至24项，超过了为数21项的宏观经济政策，首次位居榜首。
第五，在履行承诺方面，接下来这次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履行了参与评估的149项承诺，履约率为68%，与俄罗斯并列排名第13。中国在原金砖四国中排名靠前，对布里斯班峰会承诺的履约率总体达到80%，在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履约率达到满分100%。
第六，G20之外的全球治理发展方面，G20峰会公报最经常提及的十个不以G20为中心的国际机构，中国都是其成员。
五、中国G20领导力的由来
中国谨慎、不断积聚的G20领导力可以用六个原因解释，这六个原因在G20治理的系统枢纽模型（systemic hub model）中进行了描述。 第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冲击让中国意识到与全球化的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导致其脆弱性不断增加。金融冲击不断加剧，起初是1997年源于其亚洲邻国，接着是2008年始于美国，2010年发生在欧洲，再接下来是2015年发生在中国自身。中国日益开放，与世界联系不断紧密，因而也具有脆弱性。对这样的中国而言，这些冲击威胁着其经济、社会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稳定。不断加大的环境、能源、粮食和卫生冲击，西部省份的分裂主义威胁，以及日常社会冲突，使得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来维持他们所追求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
第二个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防范或充分应对这些冲击的多边组织，如IMF、世界银行等，部门间沟通不畅、行动缓慢、充斥着硬法（hard law），这些多边组织遭遇失败。因此，中国在金融稳定、能源等领域寄希望于G20，并建设了G20，针对快速发展、错综复杂的21世纪冲击，建立领导人级别的全面、集体应对机制。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加强，使得中国能够越来越多地在物质上为G20作出贡献，并领导G20，尤其是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最大的净债权国后，而即便在2015年和2016年其经济增长率略有下降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的崛起使之日渐与美国平起平坐。但这个G2并不能占据全球经济实力的大部分，中美两国不得不依赖于更为广泛的G20来获得其需要的主导性能力，通过G20这个整体引领有效的全球治理。
第四个原因是1999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逐渐开放。中国逐渐发展市场经济，越来越接近G7国家。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社会自由扩大。截至2016年，除反腐外，中国不断增长的G20领导力在政治与安全议题上最不显著。中国的政治体系总体上仍然封闭，促使中国在行使G20领导力时小心谨慎。
第五个原因是中国领导人高度掌控国内政治，尤其在习近平主席上任之后。中国只有过两名领导人出席峰会，因而连续性很强。两位领导人都越来越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加之2013年以来在具有丰富的国际事务和峰会经验的主席领导下，推动中国成为更有魄力的G20领导者。
第六个原因是中国将G20当作重要的合作平台，把G20放在其以中国为中心的诸边峰会制度（plurilateral summit institutions）网络的中心地位。自2010年11月起，金砖国家峰会随常规的G20峰会召开。习近平主席利用其主持的APEC峰会来准备他和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的联合倡议。
六、中国的2016杭州峰会
中国正在筹备2016年9月于杭州举办的第十一次G20峰会，世界对中国领导力的期待也随之增强。五年间峰会已举办了十次，而这次峰会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强国首次担任主办国。这是G20峰会第二次由金砖国家举办。选择中国而非其邻国日本的决定说明，中国现在是快速崛起的亚洲区域内担当领袖的国家。主办峰会也为习主席全局地展现他对全球治理中中国发挥领导力的构想提供了舞台。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成为了一名“跛脚鸭（1ame-duck）”总统，习近平主席不得不找到一个取代奥巴马的联合领导人，或是独自领导G20峰会。
就中国的G20峰会将带来什么展开的激烈讨论有八种观点。观点一认为中国的脆弱性增强，增长能力减弱，政治体系封闭，其在内部受限的谨慎领导将无法引领多元而庞大的G20，因而峰会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将再次崛起。观点二认为，中国首次成为东道国，缺乏经验，加之2016年5月其区域竞争对手日本主办了G7，这些将降低人们的期望。观点三认为G20将促使日渐开放但更为脆弱的中国进行改革，让中国在经济、社会，最终也在政治上更为开放。有人认为，杭州峰会需要让中国明白，“其在南中国海對土地和资源的追求将给其主要贸易伙伴带来沉重代价”。观点四预见的是G20在具体问题上将得到加强，因为中国尽心尽责并小心谨慎，专注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基础设施、中小企业、互联互通、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特别提款权改革与贸易这些之前G20遗留下的倡议。观点五预测G20的制度化将得到加强，这很可能出于中国利用金砖国家迫使G20回归正轨。观点六认为中国会改革G20和全球秩序，这种改革的途径是执行IMF2010年改革方案，落实计划中的下一阶段份额重新分配，促进其他机构在制度上再平衡，强调发展，以及执行2015年9月发布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观点七预测，新的中美两强垄断的“G2”将取代日薄西山的美国主导的以G7为中心的秩序。观点八认为，这种旧秩序将被中国单方领导下的秩序取代，新秩序由金砖国家支持，以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开端。
其实，中国发挥的领导作用比以往都要有魄力。中国在G20已有议程的基础上，增加倡议来应对外界面临的险境，而现在中国自己也面临险境。2015年夏，希腊、乌克兰和中国自身的股市造成金融震荡蔓延，这些险境的应对也越来越迫在眉睫。使之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在制裁下难以喘息，中国在金融上十分脆弱，挣扎着确保足量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金融稳定、国际贸易、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国际贸易、国际税收正义（international tax justice）、可持续发展融资、粮食、能源、气候和卫生安全，并努力進行反腐、反恐和抗击社会动乱。这些险境的背后是国际组织多半未经改革；除中国和印度之外大多数G20成员国增长缓慢或减缓；G20中民主国家居众，这些民主国家与俄罗斯存在分歧；中国的领导层强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目前运行的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组成一个不断延伸的网络，而中国位于该网络的枢纽位置。
杭州峰会有望见证中国的G20领导力的一大转型。目前为止，中国强劲且快速、稳定崛起的相对实力，引领中国谨慎地为G20和全球治理作出贡献，因此也改变着G20和全球治理，从而进一步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世界。2016年，焦点转向中国严重且在加剧的相对脆弱性需要更有魄力的G20联合领导，以造福中国和整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 2015年12月1日，中國接任G20主席国，当天，中国详细地展示了杭州峰会的方法、优先事项和议程。文件的前言由习近平主席签署，开头就是醒目的号召，要让G20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抓住“科技进步和新工业革命”的机遇。G20应打造“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致力于“全面落实安塔利亚峰会及历届峰会成果，增强二十国集团决策力、执行力、影响力”。
首先，创新是最新颖、最有变化潜力的优先事项，由包括“创新驱动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全面创新”带来的“新增长源”构成。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这一点，包含了结构性改革、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和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内生来源（endogenous sources）等熟悉的要素。联动始于中国在增长与发展、开放与合作的需求之间建立的联系，并且加入了“全方位互联互通”。包容性增长包括发展、缩小差距的必要性、分享利益、减少不平等和不平衡。
2016年5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概述了峰会的十大预期成果。第一，聚焦中期，通过“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实现的“创兴增长蓝图”；第二，通过优先处理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发展，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并邀请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出席峰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三，通过制定指导原则和“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在九个已达成一致的优先领域开展结构性改革；第四，通过便利化战略、融资、政策协调来促进贸易；第五，通过在指导原则上达成一致，制定首个多边全球投资规则框架，促进投资；第六项预期成果是通过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和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络，改革国际金融架构；第七，通过创建国际追逃追赃原则、研究中心和行动计划，开展反腐；第八，通过能力建设、投资、基础设施的合作倡议，推动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九，通过有关创业实践及经验交流的行动计划、政策提议、执行措施来推动創业；第十，通过呼吁2015年《巴黎协定》尽早生效，号召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预期成果表明，在政策、制度和物质形式上，中国都将发挥新层次的G20领导力。政策上，引人瞩目的内容有创新增长、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结构性改革、投资、反腐和创业；制度上，进步体现在反腐研究中心、创新增长专门工作组、G20贸易部长会议、贸易投资工作组；物质上，贸易融资有望增加。峰会筹备的最后三个月内，在气候变化和贸易上，在受到忽视的能源、医疗、粮食、农业、性别、移民、恐怖主义方面，在金融、贸易和其他可能爆发的新浮现的威胁上，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杭州峰会上中国的G20领导力将在可能的范围内达到最强，获得最大成功。
（本文选自：国际观察 201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