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指斥为“三大文妖”。在卫道士们看来，“三大文妖”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无疑是开启潘多拉匣子的罪魁祸首，要对世道人心的日益败坏负主要责任。在“三大文妖”中，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大儒梁漱溟“谅解其人与下流胡闹者有别”，这样的高姿态已属难能可贵。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被人斥为“下流坯”，可谓谤满全国，蚁满全身。其直接后果是，张竞生早早地被撵出了学术领地，被剥夺了话语权，唯有独守一隅，默默而终。
　　历史会将他彻底遗忘吗？不大可能。他毕竟是上世纪20年代最有胆、最有识、最有趣的人，像他这种五星级的“怪物”，放眼现代中国，充其量也不会超过30个。
　　
　　天生不安分
　　
　　张竞生（1888～1970），出生于广东饶平县，幼名江流，学名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后改名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张竞生的父亲壮年时曾到新加坡淘金，颇有些积蓄，回饶平后，买田造屋，还娶了一房姨太太。他童年不快乐不幸福的最大根源是他父亲所娶的小老婆阴险狠毒，逼得他两位哥哥去南洋做工，还逼得他两位嫂嫂相继服毒自杀。他对旧式家庭的冷酷无情和惨无人道体验良深。
　　好在还可以求学念书。张竞生读完汕头的同文学校后，即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由两广总督兼任总办，来头不小。他若好生熬到毕业，将来混出点名堂并不难。可是他天生不安分，暗中偷看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还是小错，居然与姓韦的监督对着干，带头剪辫子，闹食堂。被黄埔陆军小学开除后，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与另一位同学结伴前往新加坡，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并未接纳这两位懵懂青年。此前孙得到消息，清廷已派枪手到新加坡暗杀他，出于防范，他以养病为由对来历不明的客人一律避而不见。张竞生在新加坡熬了一个多月，最终耗尽盘缠，一无所获，唯有怅然而返，回到饶平，遵父命娶了一位15岁的女子为妻。这种盲婚，毫无爱情基础，很难让他留恋。他逃避家庭去上海求学，入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一学期后跑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法文系，谋求深造。
　　一天，革命党人张俞人找到张竞生，告诉他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被囚禁在刑部大狱里，极有可能被杀头，同盟会拟设计营救，请他从中出力。张竞生闻言，又惊又喜，但此事未遂。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难，汪精卫获释，张竞生加入汪氏组织的京津保同盟会，得到汪的赏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遴选合格的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赴东西洋各国留学，公布的头批25人名单中为首5人是：张公室、谭熙鸿、杨杏佛、任鸿隽、宋子文。张公室即张竞生，他名列榜首，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是何等器重。
　　
　　 陈炯明：“这是一位神经病！”
　　
　　张竞生好与女人玩精神恋爱的游戏，初到巴黎时，住在“人家客店”，他对一位学图案的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缺乏手段，只好偃旗息鼓。其后不久，他在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巧玲珑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竞争者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他居然能够漂亮地胜出。“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
　　1920年，张竞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聘书。船到香港，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的任命书，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见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当面向他递交条陈。有趣的是，张竞生别的不关心，只关心限制人口，提倡避孕，这似乎是在讽刺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也有点嘲弄陈炯明本人的意味。妻妾成群、子女扎堆的陈炯明读了这篇字迹潦草的条陈后，对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这是一位神经病！”言下之意是，让这家伙当校长岂不是误人子弟？张竞生到底还是当了几个月的金山学校校长。他大刀阔斧，辞退了一些名声不好、水平不够的教师，因此惹发风潮，有人在校内对他动武，有人打电报，发传单，散布谣言，诬蔑张竞生有神经病，是“卖春博士”（指他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张竞生灰心到了极点，险些跳海自杀。所幸不久后，云开雾散，蔡元培聘请张竞生去北大哲学系当教授。
　　
　　“专捅马蜂窝”的人
　　
　　在北大哲学系，张竞生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在学界赢得了崇隆的声誉。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此暗合，理论与此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封闭、愚昧和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张竞生的浪漫派理论无疑是一根专捅马蜂窝的竹杆，招来无数身着长袍马褂的论敌。其“情人制”理论大体如下：
　　
　　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
　　至于他所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人多与俄国人、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汉人多与满、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淡。当时表兄妹开婚尚被赞为亲上加亲，是人间美事，张竞生的优生强种说就显得过于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赞成。像德龄女士（近代华裔旅美作家）那样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愿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由她来支持张竞生的理论当然不错，可是显得太势单力薄了。
　　
　　认为爱情是“有条件的”
　　
　　1922年4月19日，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讲演其理论。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乘此机会，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甚微。乱世中保种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旧思想作祟，正确的节育主张无疑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难怪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少有人喝彩。
　　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吃饭。汪氏子女满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劝女人不要轻易怀孕。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鸿熙丧妻后不久，即与妻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氏感觉受骗受害，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熙鸿败德，陈淑君负义，闹得满城风雨。张竞生发表此文，支持和声援谭熙鸿，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是有条件的；是可比较的；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从1923年4月到6月，《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24篇、信函11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一项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6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保证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性史》出版即被查禁
　　
　　反对缠脚、反对束胸，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进乎其上的男女性爱，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座荒芜的园地，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30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教授们讨论选题时，觉得性史的调查和征集应另立专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来稿出乎意料地踊跃，他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7篇，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反而起到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卫道士们无不暴跳如雷，遂引发轩然大波。《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学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在他们看来，《性史》乃是淫书，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了世道人心。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没有了学术领域正常讨论的余地。
　　后来，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话算是自我辩白，值得一读：
　　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
　　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礼教依旧森严，《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是中国人的行为规则。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无法避免。
　　在《性史》第一集的序言中，张竞生用金圣叹批《西厢》的口气预作恐吓之词：“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吓人并不管用，这本书的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然而坊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虫”的恶号。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北大教员授满5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两年）不巧的是，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2000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比《性史》第一集走得更远。可惜两个书呆子不肯拜码头和多方打点，红红火火的书店生意遭人嫉恨，未久便被摧残得生气全无，唯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一生三大憾事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他的心胸雅量比蔡元培差得远），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他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为：驱逐出境，3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
　　到了1950年代初，张竞生已60多岁。枯木逢春，经人介绍，他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彻底勾销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上世纪30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3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革”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100岁的老人，82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州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能饮恨九泉了。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
　　鲁迅曾在杂感中写道：“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鲁迅的调子太悲观了一些，张竞生的许多主张（节制生育、性解放等），如今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原意。
　　显而易见，张竞生身上也有凡人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至于实践与理论常常无法同步合拍：他极力标榜“新女性中心论”，可是他对自家那位动不动就玩出走游戏的情人褚问鹃女士（“中国的娜拉”）不够宽容，不仅吐了恶言，还动了拳脚，被人捅到报纸上，好不难堪；他主张节制生育，自己却有5个孩子。凡此种种，大醇之中确有小疵，但他整体上还是有趣的，可爱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国人能忘记他半个世纪，甚至100年，但不可能将他从集体记忆中永久删除，他激活人性的壮举终将为中国有识之士所赞赏。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