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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买电脑
文/罗 马
朋友林君开了家电脑店，既卖电脑，又搞培训。他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把我叫到他店里，指导那些学员打字，有时候也帮忙接待一下顾客。我虽然不好意思要报酬，但也能从中得到一点小小的酬劳，有时候是化妆品，有时候是一顿火锅。
除了帮忙，我的熟人如果要买电脑，我也尽量推荐他们到这里来——哪里买都是买，我为什么要让肥水流外人的田呢？当然我也不能白推荐，每卖出一台电脑，林君都会有点表示。
这天来了个中年男人。这个人很老实，开门见山地说他不懂电脑，犯了买东西的大忌。接着他说他是个卖菜的，也用不着电脑这个玩意儿，但是12岁的儿子非缠着他买一台电脑，否则就不认他这个老子，所以他不得不去借钱来买电脑。
这个老实人的一番话，加上他那显得有点寒酸的穿着，使我对他产生了同情，便想建议他买一台二手电脑，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如果买一台新电脑，至少得花三四千块钱，肯定是浪费。然而，我想好的话还没来得及对他说，林君就过来了，他要亲自接待这个顾客。
林君很热情地给这个老实人介绍了几款电脑。他特别指着一款电脑，对那个老实人说：“这是我们店刚进的货，是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最新产品，质量好，性能稳定，经得起折腾，正好适合你儿子用，因为他还是孩子，不懂得爱惜，如果是别的电脑，几下就折腾坏了，这个不会，只要不用榔头敲，怎么折腾都不会坏。我们自己用的就是这种电脑。价格是8000块一台。我见你老实，看样子也没有多少经济实力，给你打点折，给7500块就行了。我们还派人到你家里免费安装。你儿子如果要来我们这里学电脑，我们也可以免费，不收一分钱。”林君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他介绍的那款电脑，最多不超过4000块。
老实人被林君的两个免费感动了：“免费安装，免费学电脑，我怎么好意思？”林君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做生意的，虽然把利看得很重，但也应该讲点良心，不是什么人的钱都赚。”这个老实人便更加感动，握着林君的手说：“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太好了，我还担心送儿子去学电脑，又得花一笔钱呢。您的心真好。不过我的钱没带够，我回去再借点，明天再来。”这个老实人刚走出店门，林君就高兴得手舞足蹈，鄙夷地朝他的背影说：“什么都不懂，就敢来买电脑，不好好敲你一竹杠才怪！”
听了他这话，我忍不住说了几句，大意是他这么做生意，有点不道德，为什么偏偏欺骗老实人？林君好不容易盼来这么一个傻瓜，自然不肯放过，也不顾朋友交情，狠狠地回敬了我几句，说什么放着银子不晓得捡的人才不道德，为什么要欺骗老实人？因为老实人最好欺骗，他要是不靠这些老实人，这个店早就关门了。气得我在心里发誓今后再也不来帮他的忙了，而且非搅黄他这笔生意不可！
于是第二天，我班都不去上，一大早就等在那个老实人的必经之路上。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老实人终于出现了。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大叔，您好。”他点头哈腰地说“你好你好。”我问他真要买电脑吗，他说当然，还问我昨天那台电脑卖没卖出去，看样子还很担心。我也不跟他说那么多，开门见山地叫他别去昨天那里买电脑，那个老板见他老实，想狠狠地敲他一笔，提醒他不要自投罗网，劝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去买，如果他不懂电脑，为了避免吃亏上当，我可以义务为他当一回参谋。
这个老实人耐心地听完我的话，笑着问我：“姑娘，你是不是那个店里的人？”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他便很奇怪：“你既然是那个店里的人，为什么说你们老板的坏话呢？”我急了：“我没有。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老板欺负您不懂，真的想狠狠敲您一笔。实话告诉您吧，那台电脑最多值4000块钱。”他又奇怪地问：“我和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帮我？”我说我见您挣钱不容易，不忍心见您上当。
这个老实人大笑了三声，然后恶狠狠地说：“姑娘，你别看我老实，就那么好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就是个托儿吗？上回我病了，到一家大医院去看病，结果碰到一个人，也是个女的，叫我不要在那里看，她带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说什么那家医院的医生医术高明，收费也低，结果我为了省钱，信了她的话，上了一个大当，钱花了不少，病却没治好。想不到电脑店里还有电脑托！啥时候，我这个卖菜的也去雇个菜托！你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就算上当，也是我自愿的！”
老实人说完，不顾我的阻拦，昂首阔步地上当去了。我望着他义无返顾的背影，只能摇头苦笑。
下岗后的选择
文/刘燕敏
两个下岗工人，外出打工。一个去上海，一个去北京。可是在候车厅等车时，都又改变了主意，因为邻座的人议论说，上海人精明，外地人问路都收费；北京人质朴，见吃不上饭的人，不仅给馒头，还送旧衣服。
去上海的人想，还是北京好，挣不到钱也饿不死，幸亏车还没到，不然真掉进了火坑。
去北京的人想，还是上海好，给人带路都能挣钱，还有什么不能挣钱的?我幸亏还没上车。不然真失去一次致富的机会。
于是他们在退票处相遇了。要去北京的得到了上海的票，去上海的得到了北京的票。去北京的人发现，北京果然好。他初到北京的一个月，什么都没干，竟然没有饿着。不仅银行大厅里的太空水可以白喝，而且大商场里欢迎品尝的点心也可以白吃。
去上海的人发现，上海果然是一个可以发财的城市。干什么都可以赚钱。带路可以赚钱，开厕所可以赚钱，弄盆凉水让人洗脸可以赚钱。只要想点办法，再花点力气都可以赚钱。凭着乡下人对泥土的感情和认识，第二天，他在建筑工地装了十包含有沙子和树叶的土，以“花盆土”的名义，向不见泥土而又爱花的上海人兜售。当天他在城郊间往返六次，净赚了五十元钱。一年后，凭“花盆土”他竟然在大上海拥有了一间小小的门面。
在常年的走街串巷中，他又有一个新的发现：一些商店楼面亮丽而招牌较黑，一打听才知道是清洗公司只负责洗楼不负责洗招牌的结果。他立即抓住这一空当，买了人字梯、水桶和抹布，办起一个小型清洗公司，专门负责擦洗招牌。如今他的公司已有150多个打工仔，业务也由上海发展到杭州和南京。
前不久，他坐火车去北京考察清洗市场。在北京车站，一个捡破烂的人把头伸进软卧车厢，向他要一只啤酒瓶，就在递瓶时，两人都愣住了，因为五年前，他们曾换过一次票。
10秒钟惊险镜头
文／潘 炫
德国百家电视台高酬征集“10秒钟惊险镜头”活动，在诸多参赛作品中，有一组叫“卧倒”的镜头，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
几星期后，获奖作品在电视的强档栏目中播出。那天晚上，大部分人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组10秒钟的镜头，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在那10秒钟后，足足肃静了10分钟。
镜头是这样的：在一个小火车站，一个扳道工走向自己的岗位，为一列徐徐而来的火车扳道岔。这时，在铁轨的另一头，还有一列火车从相反方向驶进车站。假如他不及时扳道岔，两列火车肯定相撞，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时，扳道工无意中回过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儿子正在铁轨那边玩耍，那列开始进站的火车就行驶在这条铁轨上。
是抢救儿子，还是避免一场灾难，那一刻，扳道工威严地朝儿子喊了一声：“卧倒！”同时冲过去扳动了道岔。一眨眼的工夫，这列火车进入了预定的轨道，那边火车也呼啸而过。车上的旅客丝毫不知，他们的生命曾经千钧一发，他们也丝毫不知，一个小生命卧倒在铁轨边上，没受一点伤。这一幕，刚好被一个从这经过的记者摄进了镜头。
人们猜测，这个扳道工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后来人们才渐渐知道，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许多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了解到：他惟一的优点就是忠于职守，从没有过迟到、早退和旷工，哪怕是1秒钟。
这个消息几乎镇住了每个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儿子是个弱智儿童。扳道工告诉记者，他曾一遍遍地告诫儿子：“你长大后能干的工作太少了，你必须有一样是出色的。”儿子听不懂父亲的话，依然傻乎乎的，但在生命攸关的1秒钟，他“卧倒”了——这是他跟父亲玩打仗游戏时，惟一听懂并做得最出色的动作。
别盯着杯子
文/方冠晴
一次，我们几位同学去拜访大学时的老师。老师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一句话勾出了大家的满腹牢骚，大家纷纷诉说着生活的不如意：工作压力大呀，生活烦恼多呀，做生意的商战不顺呀，当官的仕途受阻呀……一时间，大家仿佛都成了上帝的弃儿。
老师笑而不语，从房间里拿出许许多多的杯子，摆在茶几上。这些杯子各式各样，有瓷器的，有玻璃的，有塑料的，有的杯子看起来高贵典雅，有的杯子看起来粗陋低廉……
老师说：“都是我的学生，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了。你们要是渴了，自己倒水喝吧。”
我们说得已经口干舌燥了，便纷纷拿了自己中意的杯子倒水喝。等我们手里都端了一杯水时，老师讲话了，他指着茶几上剩下的杯子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挑选去的杯子都是最好看最别致的杯子，而像这些塑料杯就没有人选中它。”我们并不觉得奇怪，谁都希望手里拿着的是一只好看的杯子。
老师说：“这就是你们烦恼的根源。大家需要的是水，而不是杯子，但我们有意无意地会去选用好的杯子。这就如我们的生活——如果生活是水的话，那么，工作、金钱、地位这些东西就是杯子，它们只是我们用来盛起生活之水的工具。杯子的好坏，并不能影响水的质量，如果将心思花在杯子上，你哪有心情去品尝水的苦甜，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夸丈夫
文／刘六良
大院的长椅上坐了两个穿病号服的中年妇女，闲聊中谈到了自己的丈夫。
“我那口子从小学到大学在班里总是前三名。”圆脸妇女眉飞色舞地说。“我那男人上学时年年都是三好学生！”长脸妇女不动声色地说。
“我那口子只做了3年就升科长了！”圆脸说。“我认识我男人时他已经是局长了。”长脸说。
“我那口子上下班从不骑车，坐小轿车——桑塔纳！”圆脸说。“我那男人有一辆专车，是‘奔驰’，我们孩子上学放学都用它去接送。”长脸说。
“我那口子管的可是肥缺，求他办事的人特别多，有的一次送来好几台彩电。”“我那男人从不收那东西，怕太显眼。我们家光存折就有20多个，连花盆里都埋着金项链！”……
“我那口子也有些缺点，”圆脸见比不过，就改了口：“他在外面养了好几个‘小蜜’，趁我不注意就出去开房间。”
“那算啥缺点，男人们有了钱哪有不花心的！”长脸接过来，“我男人光给‘小蜜’买别墅就买了3幢！”
“还是你男人有能耐，我那口子不争气，露了馅关进去了，判了20年。”圆脸妇女叹了口气。“比我那男人强多了。”长脸妇女马上说：“他20年后就回来了，我那男人再过200年都回不来了。”“怎么了？”“去年就被枪决了！”
一阵铃声响起，两个妇女站起来往各自的房间走去。她们的病号服上写着“精神病院”几个字……
人与钱的“剪不断，理还乱”
文／尚德琪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伊曼，他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研究结合在一起，对人的行为，尤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提出了崭新的解释。
经济学家张难过讲过一个关于丹尼尔·卡伊曼的故事：有一次，卡伊曼从以色列首都的一个酒店打的去机场，到达机场后司机要他付100元。卡伊曼和他的朋友都认为太高了，不合理。出人意料的是，司机没有讨价还价，却把车又开回了酒店，并让他们下车：“你们重新打车再去吧，看看是不是这个价!”
很多人对司机的行为都不理解，但卡伊曼心领神会，因为这正好证实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发现：风险决策后的输赢结果对人而言是不对等的，减少100元带给人的痛苦，远远大于增加100元带给人们的愉快。他的基本结论是：人们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
卡伊曼的研究首先引起我们对钱的反思：
收别人的钱时可以少收一角，给别人付钱时却不愿多付一分。
有钱的人很容易成为守财奴，没钱的人却并不幻想成为富翁。
对一些人来说，奖金可以一分不要，但工资却一分也不能少。
攒了10天的100元钱丢了，只痛苦1天；攒了10年的100元钱丢了，要痛苦100天。
欠别人的钱一天，可能心有不安；如果欠了一年又一年，则可能心安理得。
一个穷人可能会一辈子很快乐地生活着，而一个一夜之间变成穷人的富翁则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
没到手的钱很多人都不愿意伸手，到手的钱很多人都舍不得丢掉。
钱越多的人越想挣大钱，钱越少的人越不想挣小钱。
有人为了讨回自己的一元钱，甚至愿意花100元钱去打官司；但没有人愿意花100元钱的成本，去赚别人的101元钱。
有时，我们宁肯少挣100元钱，也不愿意与人吵吵嚷嚷；但有时，我们为了少付10元钱，却不惜与人斤斤计较。
煮熟的鸭子飞了，有人可能要发疯；活鸭子从眼前飞过，人们却可能无动于衷。
你可能为此惊奇过：如果你有一张百元大钞，10天后，你发现仍原封不动地装在身上；如果你有100元的零钞，3天后，你发现竟在不知不觉中花光了。
有钱的人想的是一分钱赚一分钱，没钱的人最多也只是想怎样将一分饯掰成两半儿花。
什么都没有的人看起来却像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的人看起来有多少都不够。
在消费环节，富人总是赊账（签单是一种潇洒，而付钱则比较痛苦），而穷人总是付现钱（主要是人家不允许赊欠）。
在适当的时候，装成一个穷人，可能会对钱看得淡一些；同样，在适当的时候，装成一个富人，则可能对钱看得清一点。
到了手的才是钱。不到手的钱最多也只是一句承诺，或者一纸合同。
在不同的钱面前，人与人不一样；在不同的人面前，钱与钱不一样。
乡政府
文／朝 阳
乡政府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人。冬天的太阳无力地照着乡政府。院子里有个花坛，花坛里没有花，长着几株冬青。冬青是长期没有人管的样子。乡政府最高的建筑是一幢三层楼，上边住着乡上的书记、乡长、若干个副书记、副乡长、乡上的人大主任、若干个副主任，此外还有武装干事、计划生育干事、法制干事、教育干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太来上班。因为没有太多的事。没有人，乡政府就看上去凋敝了。乡政府凋敝以后，乡政府周围的饭馆、歌厅也就凋敝了。
乡政府的凋敝大概始于2002年，这一年开始“费改税”了。费改税以后，乡政府的事情变得没有意思。今天，一件事情没有意思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和钱没有关系了。从前，在我的家乡，花两万块钱左右，可以谋得一个副乡长，花三四万元，可以谋得一个正乡长，如果愿意花更多的钱，可以谋得一个好地方的乡长。衡量一个地方是不是好，看这个地方的人口、经济状况。如果人口多，又种有苹果、大棚蔬菜，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乡镇。乡政府的工作主要有三项：催粮催款，刮宫流产。催粮催款和钱有关系，刮宫流产和钱也有关系，因为有人不实行计划生育，想生男孩，但总是生女孩。从第三个孩子起，政策开始罚款，有部分罚款就落到乡政府。不在农村生活的人，总是不明白农民为什么多要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个男孩子，他们对农民讲，男女都一样，新时代了，不要封建了。农民说，秋深了，要浇地了，半夜轮到你家，你敢把一个女孩子放到包谷地里吗？道理就这么简单。乡政府的各种费用大多从此类罚款中收取，建校费、修路费，乡政府都要从中留一部分。因为要收各种费用，就觉得乡上原来的人不够用，就需要各种临时人员。乡政府发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是总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比农民强，所以就有大批的人通过各种关系到乡政府来。人越来越多，就需要收更多的费，就要加大收费力度，所以就怨声载道。费改税了，乡政府的经济来源被截断了，乡政府变得没有意思了。乡政府变得没有意思，乡长就设法要调到县上。乡长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属于正科级干部，但是要回到县上，回到某个相同级别的局级单位，就不得不委屈做副职，在括号里表明正科级。但能做副职已经不错了，因为毕竟回城了。一个乡长再不努力工作，最后也得设法把自己运动回城。否则，人生就是失败。一个再讲求奉献的官僚体系，如果不把一个当了几十年的乡长放回城里，会显得没有人情味，会失去自己基层干部的支持。
乡政府变得没有意思，和村上的关系也变得没有说服力，村干部也变得没有意思了。原来村干部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还可以从各种收费中提取一定的额外收入，现在这一部分收入也变得不现实。村上的事情就淡了。
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缺少社会组织的关心和引导，被生活的重担挤压得来不及抬头，在西北，一个农民也许就成了一个真正自由民。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承担一切。
文/罗 马
朋友林君开了家电脑店，既卖电脑，又搞培训。他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把我叫到他店里，指导那些学员打字，有时候也帮忙接待一下顾客。我虽然不好意思要报酬，但也能从中得到一点小小的酬劳，有时候是化妆品，有时候是一顿火锅。
除了帮忙，我的熟人如果要买电脑，我也尽量推荐他们到这里来——哪里买都是买，我为什么要让肥水流外人的田呢？当然我也不能白推荐，每卖出一台电脑，林君都会有点表示。
这天来了个中年男人。这个人很老实，开门见山地说他不懂电脑，犯了买东西的大忌。接着他说他是个卖菜的，也用不着电脑这个玩意儿，但是12岁的儿子非缠着他买一台电脑，否则就不认他这个老子，所以他不得不去借钱来买电脑。
这个老实人的一番话，加上他那显得有点寒酸的穿着，使我对他产生了同情，便想建议他买一台二手电脑，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如果买一台新电脑，至少得花三四千块钱，肯定是浪费。然而，我想好的话还没来得及对他说，林君就过来了，他要亲自接待这个顾客。
林君很热情地给这个老实人介绍了几款电脑。他特别指着一款电脑，对那个老实人说：“这是我们店刚进的货，是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最新产品，质量好，性能稳定，经得起折腾，正好适合你儿子用，因为他还是孩子，不懂得爱惜，如果是别的电脑，几下就折腾坏了，这个不会，只要不用榔头敲，怎么折腾都不会坏。我们自己用的就是这种电脑。价格是8000块一台。我见你老实，看样子也没有多少经济实力，给你打点折，给7500块就行了。我们还派人到你家里免费安装。你儿子如果要来我们这里学电脑，我们也可以免费，不收一分钱。”林君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因为他介绍的那款电脑，最多不超过4000块。
老实人被林君的两个免费感动了：“免费安装，免费学电脑，我怎么好意思？”林君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做生意的，虽然把利看得很重，但也应该讲点良心，不是什么人的钱都赚。”这个老实人便更加感动，握着林君的手说：“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太好了，我还担心送儿子去学电脑，又得花一笔钱呢。您的心真好。不过我的钱没带够，我回去再借点，明天再来。”这个老实人刚走出店门，林君就高兴得手舞足蹈，鄙夷地朝他的背影说：“什么都不懂，就敢来买电脑，不好好敲你一竹杠才怪！”
听了他这话，我忍不住说了几句，大意是他这么做生意，有点不道德，为什么偏偏欺骗老实人？林君好不容易盼来这么一个傻瓜，自然不肯放过，也不顾朋友交情，狠狠地回敬了我几句，说什么放着银子不晓得捡的人才不道德，为什么要欺骗老实人？因为老实人最好欺骗，他要是不靠这些老实人，这个店早就关门了。气得我在心里发誓今后再也不来帮他的忙了，而且非搅黄他这笔生意不可！
于是第二天，我班都不去上，一大早就等在那个老实人的必经之路上。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老实人终于出现了。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大叔，您好。”他点头哈腰地说“你好你好。”我问他真要买电脑吗，他说当然，还问我昨天那台电脑卖没卖出去，看样子还很担心。我也不跟他说那么多，开门见山地叫他别去昨天那里买电脑，那个老板见他老实，想狠狠地敲他一笔，提醒他不要自投罗网，劝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去买，如果他不懂电脑，为了避免吃亏上当，我可以义务为他当一回参谋。
这个老实人耐心地听完我的话，笑着问我：“姑娘，你是不是那个店里的人？”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他便很奇怪：“你既然是那个店里的人，为什么说你们老板的坏话呢？”我急了：“我没有。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老板欺负您不懂，真的想狠狠敲您一笔。实话告诉您吧，那台电脑最多值4000块钱。”他又奇怪地问：“我和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帮我？”我说我见您挣钱不容易，不忍心见您上当。
这个老实人大笑了三声，然后恶狠狠地说：“姑娘，你别看我老实，就那么好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不就是个托儿吗？上回我病了，到一家大医院去看病，结果碰到一个人，也是个女的，叫我不要在那里看，她带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说什么那家医院的医生医术高明，收费也低，结果我为了省钱，信了她的话，上了一个大当，钱花了不少，病却没治好。想不到电脑店里还有电脑托！啥时候，我这个卖菜的也去雇个菜托！你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就算上当，也是我自愿的！”
老实人说完，不顾我的阻拦，昂首阔步地上当去了。我望着他义无返顾的背影，只能摇头苦笑。
下岗后的选择
文/刘燕敏
两个下岗工人，外出打工。一个去上海，一个去北京。可是在候车厅等车时，都又改变了主意，因为邻座的人议论说，上海人精明，外地人问路都收费；北京人质朴，见吃不上饭的人，不仅给馒头，还送旧衣服。
去上海的人想，还是北京好，挣不到钱也饿不死，幸亏车还没到，不然真掉进了火坑。
去北京的人想，还是上海好，给人带路都能挣钱，还有什么不能挣钱的?我幸亏还没上车。不然真失去一次致富的机会。
于是他们在退票处相遇了。要去北京的得到了上海的票，去上海的得到了北京的票。去北京的人发现，北京果然好。他初到北京的一个月，什么都没干，竟然没有饿着。不仅银行大厅里的太空水可以白喝，而且大商场里欢迎品尝的点心也可以白吃。
去上海的人发现，上海果然是一个可以发财的城市。干什么都可以赚钱。带路可以赚钱，开厕所可以赚钱，弄盆凉水让人洗脸可以赚钱。只要想点办法，再花点力气都可以赚钱。凭着乡下人对泥土的感情和认识，第二天，他在建筑工地装了十包含有沙子和树叶的土，以“花盆土”的名义，向不见泥土而又爱花的上海人兜售。当天他在城郊间往返六次，净赚了五十元钱。一年后，凭“花盆土”他竟然在大上海拥有了一间小小的门面。
在常年的走街串巷中，他又有一个新的发现：一些商店楼面亮丽而招牌较黑，一打听才知道是清洗公司只负责洗楼不负责洗招牌的结果。他立即抓住这一空当，买了人字梯、水桶和抹布，办起一个小型清洗公司，专门负责擦洗招牌。如今他的公司已有150多个打工仔，业务也由上海发展到杭州和南京。
前不久，他坐火车去北京考察清洗市场。在北京车站，一个捡破烂的人把头伸进软卧车厢，向他要一只啤酒瓶，就在递瓶时，两人都愣住了，因为五年前，他们曾换过一次票。
10秒钟惊险镜头
文／潘 炫
德国百家电视台高酬征集“10秒钟惊险镜头”活动，在诸多参赛作品中，有一组叫“卧倒”的镜头，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
几星期后，获奖作品在电视的强档栏目中播出。那天晚上，大部分人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组10秒钟的镜头，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在那10秒钟后，足足肃静了10分钟。
镜头是这样的：在一个小火车站，一个扳道工走向自己的岗位，为一列徐徐而来的火车扳道岔。这时，在铁轨的另一头，还有一列火车从相反方向驶进车站。假如他不及时扳道岔，两列火车肯定相撞，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时，扳道工无意中回过头一看，发现自己的儿子正在铁轨那边玩耍，那列开始进站的火车就行驶在这条铁轨上。
是抢救儿子，还是避免一场灾难，那一刻，扳道工威严地朝儿子喊了一声：“卧倒！”同时冲过去扳动了道岔。一眨眼的工夫，这列火车进入了预定的轨道，那边火车也呼啸而过。车上的旅客丝毫不知，他们的生命曾经千钧一发，他们也丝毫不知，一个小生命卧倒在铁轨边上，没受一点伤。这一幕，刚好被一个从这经过的记者摄进了镜头。
人们猜测，这个扳道工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后来人们才渐渐知道，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许多记者在进一步采访中了解到：他惟一的优点就是忠于职守，从没有过迟到、早退和旷工，哪怕是1秒钟。
这个消息几乎镇住了每个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儿子是个弱智儿童。扳道工告诉记者，他曾一遍遍地告诫儿子：“你长大后能干的工作太少了，你必须有一样是出色的。”儿子听不懂父亲的话，依然傻乎乎的，但在生命攸关的1秒钟，他“卧倒”了——这是他跟父亲玩打仗游戏时，惟一听懂并做得最出色的动作。
别盯着杯子
文/方冠晴
一次，我们几位同学去拜访大学时的老师。老师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一句话勾出了大家的满腹牢骚，大家纷纷诉说着生活的不如意：工作压力大呀，生活烦恼多呀，做生意的商战不顺呀，当官的仕途受阻呀……一时间，大家仿佛都成了上帝的弃儿。
老师笑而不语，从房间里拿出许许多多的杯子，摆在茶几上。这些杯子各式各样，有瓷器的，有玻璃的，有塑料的，有的杯子看起来高贵典雅，有的杯子看起来粗陋低廉……
老师说：“都是我的学生，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了。你们要是渴了，自己倒水喝吧。”
我们说得已经口干舌燥了，便纷纷拿了自己中意的杯子倒水喝。等我们手里都端了一杯水时，老师讲话了，他指着茶几上剩下的杯子说：“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挑选去的杯子都是最好看最别致的杯子，而像这些塑料杯就没有人选中它。”我们并不觉得奇怪，谁都希望手里拿着的是一只好看的杯子。
老师说：“这就是你们烦恼的根源。大家需要的是水，而不是杯子，但我们有意无意地会去选用好的杯子。这就如我们的生活——如果生活是水的话，那么，工作、金钱、地位这些东西就是杯子，它们只是我们用来盛起生活之水的工具。杯子的好坏，并不能影响水的质量，如果将心思花在杯子上，你哪有心情去品尝水的苦甜，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夸丈夫
文／刘六良
大院的长椅上坐了两个穿病号服的中年妇女，闲聊中谈到了自己的丈夫。
“我那口子从小学到大学在班里总是前三名。”圆脸妇女眉飞色舞地说。“我那男人上学时年年都是三好学生！”长脸妇女不动声色地说。
“我那口子只做了3年就升科长了！”圆脸说。“我认识我男人时他已经是局长了。”长脸说。
“我那口子上下班从不骑车，坐小轿车——桑塔纳！”圆脸说。“我那男人有一辆专车，是‘奔驰’，我们孩子上学放学都用它去接送。”长脸说。
“我那口子管的可是肥缺，求他办事的人特别多，有的一次送来好几台彩电。”“我那男人从不收那东西，怕太显眼。我们家光存折就有20多个，连花盆里都埋着金项链！”……
“我那口子也有些缺点，”圆脸见比不过，就改了口：“他在外面养了好几个‘小蜜’，趁我不注意就出去开房间。”
“那算啥缺点，男人们有了钱哪有不花心的！”长脸接过来，“我男人光给‘小蜜’买别墅就买了3幢！”
“还是你男人有能耐，我那口子不争气，露了馅关进去了，判了20年。”圆脸妇女叹了口气。“比我那男人强多了。”长脸妇女马上说：“他20年后就回来了，我那男人再过200年都回不来了。”“怎么了？”“去年就被枪决了！”
一阵铃声响起，两个妇女站起来往各自的房间走去。她们的病号服上写着“精神病院”几个字……
人与钱的“剪不断，理还乱”
文／尚德琪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伊曼，他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研究结合在一起，对人的行为，尤其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提出了崭新的解释。
经济学家张难过讲过一个关于丹尼尔·卡伊曼的故事：有一次，卡伊曼从以色列首都的一个酒店打的去机场，到达机场后司机要他付100元。卡伊曼和他的朋友都认为太高了，不合理。出人意料的是，司机没有讨价还价，却把车又开回了酒店，并让他们下车：“你们重新打车再去吧，看看是不是这个价!”
很多人对司机的行为都不理解，但卡伊曼心领神会，因为这正好证实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发现：风险决策后的输赢结果对人而言是不对等的，减少100元带给人的痛苦，远远大于增加100元带给人们的愉快。他的基本结论是：人们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
卡伊曼的研究首先引起我们对钱的反思：
收别人的钱时可以少收一角，给别人付钱时却不愿多付一分。
有钱的人很容易成为守财奴，没钱的人却并不幻想成为富翁。
对一些人来说，奖金可以一分不要，但工资却一分也不能少。
攒了10天的100元钱丢了，只痛苦1天；攒了10年的100元钱丢了，要痛苦100天。
欠别人的钱一天，可能心有不安；如果欠了一年又一年，则可能心安理得。
一个穷人可能会一辈子很快乐地生活着，而一个一夜之间变成穷人的富翁则可能一天都活不下去。
没到手的钱很多人都不愿意伸手，到手的钱很多人都舍不得丢掉。
钱越多的人越想挣大钱，钱越少的人越不想挣小钱。
有人为了讨回自己的一元钱，甚至愿意花100元钱去打官司；但没有人愿意花100元钱的成本，去赚别人的101元钱。
有时，我们宁肯少挣100元钱，也不愿意与人吵吵嚷嚷；但有时，我们为了少付10元钱，却不惜与人斤斤计较。
煮熟的鸭子飞了，有人可能要发疯；活鸭子从眼前飞过，人们却可能无动于衷。
你可能为此惊奇过：如果你有一张百元大钞，10天后，你发现仍原封不动地装在身上；如果你有100元的零钞，3天后，你发现竟在不知不觉中花光了。
有钱的人想的是一分钱赚一分钱，没钱的人最多也只是想怎样将一分饯掰成两半儿花。
什么都没有的人看起来却像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的人看起来有多少都不够。
在消费环节，富人总是赊账（签单是一种潇洒，而付钱则比较痛苦），而穷人总是付现钱（主要是人家不允许赊欠）。
在适当的时候，装成一个穷人，可能会对钱看得淡一些；同样，在适当的时候，装成一个富人，则可能对钱看得清一点。
到了手的才是钱。不到手的钱最多也只是一句承诺，或者一纸合同。
在不同的钱面前，人与人不一样；在不同的人面前，钱与钱不一样。
乡政府
文／朝 阳
乡政府静悄悄的，似乎没有人。冬天的太阳无力地照着乡政府。院子里有个花坛，花坛里没有花，长着几株冬青。冬青是长期没有人管的样子。乡政府最高的建筑是一幢三层楼，上边住着乡上的书记、乡长、若干个副书记、副乡长、乡上的人大主任、若干个副主任，此外还有武装干事、计划生育干事、法制干事、教育干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太来上班。因为没有太多的事。没有人，乡政府就看上去凋敝了。乡政府凋敝以后，乡政府周围的饭馆、歌厅也就凋敝了。
乡政府的凋敝大概始于2002年，这一年开始“费改税”了。费改税以后，乡政府的事情变得没有意思。今天，一件事情没有意思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和钱没有关系了。从前，在我的家乡，花两万块钱左右，可以谋得一个副乡长，花三四万元，可以谋得一个正乡长，如果愿意花更多的钱，可以谋得一个好地方的乡长。衡量一个地方是不是好，看这个地方的人口、经济状况。如果人口多，又种有苹果、大棚蔬菜，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乡镇。乡政府的工作主要有三项：催粮催款，刮宫流产。催粮催款和钱有关系，刮宫流产和钱也有关系，因为有人不实行计划生育，想生男孩，但总是生女孩。从第三个孩子起，政策开始罚款，有部分罚款就落到乡政府。不在农村生活的人，总是不明白农民为什么多要孩子，而且一定要生个男孩子，他们对农民讲，男女都一样，新时代了，不要封建了。农民说，秋深了，要浇地了，半夜轮到你家，你敢把一个女孩子放到包谷地里吗？道理就这么简单。乡政府的各种费用大多从此类罚款中收取，建校费、修路费，乡政府都要从中留一部分。因为要收各种费用，就觉得乡上原来的人不够用，就需要各种临时人员。乡政府发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是总有一份固定的收入，比农民强，所以就有大批的人通过各种关系到乡政府来。人越来越多，就需要收更多的费，就要加大收费力度，所以就怨声载道。费改税了，乡政府的经济来源被截断了，乡政府变得没有意思了。乡政府变得没有意思，乡长就设法要调到县上。乡长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属于正科级干部，但是要回到县上，回到某个相同级别的局级单位，就不得不委屈做副职，在括号里表明正科级。但能做副职已经不错了，因为毕竟回城了。一个乡长再不努力工作，最后也得设法把自己运动回城。否则，人生就是失败。一个再讲求奉献的官僚体系，如果不把一个当了几十年的乡长放回城里，会显得没有人情味，会失去自己基层干部的支持。
乡政府变得没有意思，和村上的关系也变得没有说服力，村干部也变得没有意思了。原来村干部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还可以从各种收费中提取一定的额外收入，现在这一部分收入也变得不现实。村上的事情就淡了。
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缺少社会组织的关心和引导，被生活的重担挤压得来不及抬头，在西北，一个农民也许就成了一个真正自由民。自己照顾自己，自己承担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