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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军是福建厦门集美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多次赴台考察体育。他和他的同事在过去数年间陆续承担了多个以台湾体育体制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对于两岸体育的比较研究，国内还少有人涉及。
在谢军看来，与大陆的“举国体制”相比，台湾地区体育的管理体制属于混合型管理，此种体制的优点是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亦可鼓励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缺点是权责不容易划分清楚，并由此产生管理混乱，最终影响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谢军指出，尽管竞技体育水平大陆超过台湾，但台湾的群众体育运动却比大陆蓬勃兴盛得多。
竞技体育政治化
《南风窗》：你所接触的台湾竞技体育状态是怎么样的?
谢军：台湾竞技体育跟大陆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现在台湾也出现了跟大陆70年代差不多的情况，他们极力想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但通过大众体育拓展国际空间难度非常大，只有通过竞技体育。
在“奥运模式”，台湾要承办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有一定难度，所以只能通过运动成绩的凸显。就像当年大陆的乒乓球，水平是顶尖的，不让参加，那乒乓球世锦赛有什么意义?通过运动员互相比赛，就可以发生外交关系了。大陆在1970、1980年代的体育外交是非常突出的例子，现在台湾也想走这条路。
《南风窗》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点?
谢军：应该是1979年，即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后。但直到李登辉时期才开始推出相关政策，积极去担任一些项目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单项协会官员，一般担任这样的官员没有工资，是义务的，可是台湾人担任了这样的职务后，台湾当局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
《南风窗》：1997年台湾成立“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是不是也有这个背景?
谢军：原来台湾体育—直是由“教育部体育司”管，体育是教育的一环，教育部门下属的“体育司”层级不高，不可能管好整个台湾的体育，后来在台湾竞技运动选手的选、训、赛工作，“体育司”就委托台湾体育运动总会主办。这种“委办”形式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操作过程中，“体总”在人力、财力、物力及管理方面都难以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管理权限，难以解决选、训、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
“体总”是民间团体，它没有钱，钱都在“教育部”的手上，“体总”要组织比赛和活动，只能去“教育部”申请拨钱，长久下来，两者肯定会产生矛盾。这点不像大陆，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都由A担任的“举国体制”。那种背景下，体育资源的整合非常难，特别是1990年代大陆体育飞快发展，他们压力很大。所以1997年，台湾成立了“行政院体育委员会”。
集中管理政令不畅
《南风窗》：“体委会”具体怎么管理运动员的培训?
谢军：台湾现在在仿效大陆的运动选手培训体系和管理体制。台湾优秀运动选手训练基地主要有3个左营、北训及台“体委会”成立后修建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主要设置的项目为亚运会和奥运会项目，包括民众基础好的项目，这个训练中心以财团法人形态经营，各项人员聘用条件、组织编制、组织章程等需报“立法院”核定，工作人员大概70人。
台湾在运动选手培训体系方面，将选手分为四级，由不同的单位负责训练：第四级为基层运动选手，由中小学和县市训练点负责；第三级为优秀青少年选手，由“体总”、单项运动协会、大专体总、高中体总共同培训；第二级为台湾代表队储备选手，培训对象为学校、社会甲组选手及台湾培训队选手，由单项运动协会负责；第一级为台湾代表队选手，将给予长期训练，由“体委会”竞技运动处和“国家”训练中心负责。
台湾选手的培训正由业余型向专业型转变，由“教育部”主导向“体委会”主导转变，现在的集选、训、赛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在逐渐改变过去国际比赛由中国台北奥委会负责，岛内比赛由“教育部”负责，而选、训任务委托“体总”负责的局面。
《南风窗》：现在这种体制下“体委会”和基层的体育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谢军：“体委会”没有其基层体育管理机构，它的“中央”、地方与民间体育社会组织均无法直接衔接。因此，它的业务仍然依赖教育部门的专职体育管理机构，及相关社会体育团体组织推展。另一方面，包括“体总”在内，台湾民间体育组织业务重叠性较高，其组织的自主性不足，社会体育组织的主管机构是“内务部”，而“体委会”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因此，其业务也难以推展。
原来“体总”那些人没有了饭吃，肯定要闹，他们现在还控制着很多单项运动社团协会，其中有一些社团还是和选举密切相关的。譬如“体委会”要人，他们不给，而是问“体委会”出多少钱。
《南风窗》：这种状况，他们内部有没有一些反思?
谢军：台湾体育学者分歧不小。现在这个体制受我们的影响很大，但目前我们的“举国体制”也逐渐受到冲击，一些台湾学者就说，现在大陆都不搞“举国体制”，开始社会化了，我们台湾再搞这个还有什么意思?
实际上现在“体委会”有名存实亡的感觉，“体委会”不像我们的体育总局在各省各市有下属机构，它没有，它只抓两个训练中心，就是为了奥运会，其他都不管。地方上的基层体育组织，还是教育部在管。举国体制是要从基层到中央层层上去的，而“体委会”在台湾那种政治派系争斗的残酷环境中是难以做到的。
《南风窗》：体育行政管理政令不畅，肯定会影响台湾的竞技体育运动水平。
谢军：现在台湾能够拿金牌的项目就是跆拳道，其余几个发展比较好的项目，棒球、垒球、田径、篮球、乒乓球等，都是个人出钱，是社会化培养的，就是一些财团、或者宗族集团支持的，当然这其中深层次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台湾棒球涉赌问题，篮球联盟解体的问题，有弊有利。
社会体育比大陆好
《南风窗》：台湾学校体育怎么样?
谢军：应该说规模相当大，比我们搞的要好得多，这一点要实话实说。台湾几乎每一所高校都设置有体育专业，而不是像大陆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现在我们的清华大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办自己的体育专了。在1997年之前，台湾政府的体育投入主要集中在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上，这两方面的投入资金非常充足，甚至大于竞技体育投入，这点给我的体会非常深。
一个是投入大，另外一个是专业设置多。不过它的体育专业的设置主要还是运动休闲方面的，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社会体育”，譬如体育设施的设计，体育用品的设计，怎么休闲，怎么商业化，每一个学校都有这样的专业。而且课程安排是美国化的，没有统一的教材。它们不搞运动训练 专业。
《南风窗》：那么大众体育呢?
谢军：台湾体育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大众体育这块比大陆好。体育社团非常多，截至2006年，台湾地区向“行政院内政部”登记在案的“全国性”社会体育团体组织就有442个，因为随便几个人只要想搞，都可以申请注册社团。首先是他们自我健身的意识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注册成立体育社会团体，司以拿到“体委会”的经费补助，这是促进台湾大众体育非常有力的一个措施。
在台湾，“全国性”民间社会团体是阿“内政部”申请设立的，“体委会”与各体育社团无隶属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并且是通过以体育经费的补助方式与社会体育团体发生联系。
台湾体育社团现在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有关体育社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体育社团组织的行为难以规范，各体育社团组织自身的运行机制较为严密，独立性较强，家族、宗祠管理特征比较明显，绝大部分由派系把持并瓜分体育资源，其推广多以个人利益关系为导向，无视民众实际需求与基层竞技运动选手之培育。在台湾，控制体育运动协会的现象时有发生。
体育社团为选举服务
《南风窗》：家族、宗祠奕的体育社团具体是什么状况?
谢军：在台湾比较好的全岛性质的体育社团，从上到下，各个市县乡镇都有分会，但是这些分会有个特点，不像我们是行政型的，他们是家族型的。在闽南和台湾，宗族传统比较强大，不是一个家庭，而是同姓宗族、血缘式的，联系各个地方非常紧密。这种结构政府没办法管，它有自己的“宗祠规”，稍微出点问题，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呆不下去了。他们是老大说了算，老大说要开展什么，就开展什么，譬如划龙舟，有钱就得出钱，没钱就出人，如果是政府--出面说，可能还说不动。
《南风窗》：这类体育社团在台湾有多少个，为什么宗族会去成立体育社团?
谢军：我跟台湾一些体育学者交流，他们讲，这样的社团在台湾体育社团中最少占一半。而且都是比较大的社团。宗族成立体育社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选举，为了选票，在台湾帮派非常多，通过这个把自己的人凝聚在一起，是非常好的方式。而且通过这样的社团，也可以和大陆进行宗亲、乡亲式的交流，不是以政府的名义过来，而以某某体育代表团的民间身份过来，就很方便，他们要回闽南祭祀，非常需要这种形式。
《南风窗》：各个宗族在政治上都要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体育社团的一个目的正是为了凝聚这些代言人的选票?
谢军：对，就是选举。大陆没有这样的问题，但在台湾南部的选举，非常注重这个。谢长廷和马英九现在都打奥运牌、打体育牌，为什么他们要打体育牌?马英九为什么要去锻炼T让大家都来看他也是一个热爱锻炼的人、很关心大家身心健康的人?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底下的团体非常多，所以他要打这个牌，如果体育社团没有这么多，他们就不会打这个牌了。
《南风窗》：这些体育社团对台湾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谢军：简单来讲，就是拉选票。每个宗祠都有一两个家长，实际上就是老大，老大这个宗祠出钱搞一个体育活动，大家划龙舟，把人聚集起来娱乐，然后提出要求，请大家“投我一票”，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的。当然也有很多民众就是为了健身，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讲。
《南风窗》：这类社团只是一半而已，还有剩下一半的状况如何?
谢军：台湾很多体育社团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当然还有很多商业性体育社团，近年来，台湾个人运动休闲意识相当强，比我们强，促使运动健身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扩张，也造就了该产业人员需求大增，这可以从台湾各大专院校纷纷设立运动休闲管理科系得到佐证。
在谢军看来，与大陆的“举国体制”相比，台湾地区体育的管理体制属于混合型管理，此种体制的优点是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亦可鼓励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缺点是权责不容易划分清楚，并由此产生管理混乱，最终影响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谢军指出，尽管竞技体育水平大陆超过台湾，但台湾的群众体育运动却比大陆蓬勃兴盛得多。
竞技体育政治化
《南风窗》：你所接触的台湾竞技体育状态是怎么样的?
谢军：台湾竞技体育跟大陆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现在台湾也出现了跟大陆70年代差不多的情况，他们极力想拓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但通过大众体育拓展国际空间难度非常大，只有通过竞技体育。
在“奥运模式”，台湾要承办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有一定难度，所以只能通过运动成绩的凸显。就像当年大陆的乒乓球，水平是顶尖的，不让参加，那乒乓球世锦赛有什么意义?通过运动员互相比赛，就可以发生外交关系了。大陆在1970、1980年代的体育外交是非常突出的例子，现在台湾也想走这条路。
《南风窗》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点?
谢军：应该是1979年，即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后。但直到李登辉时期才开始推出相关政策，积极去担任一些项目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单项协会官员，一般担任这样的官员没有工资，是义务的，可是台湾人担任了这样的职务后，台湾当局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
《南风窗》：1997年台湾成立“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是不是也有这个背景?
谢军：原来台湾体育—直是由“教育部体育司”管，体育是教育的一环，教育部门下属的“体育司”层级不高，不可能管好整个台湾的体育，后来在台湾竞技运动选手的选、训、赛工作，“体育司”就委托台湾体育运动总会主办。这种“委办”形式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操作过程中，“体总”在人力、财力、物力及管理方面都难以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管理权限，难以解决选、训、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
“体总”是民间团体，它没有钱，钱都在“教育部”的手上，“体总”要组织比赛和活动，只能去“教育部”申请拨钱，长久下来，两者肯定会产生矛盾。这点不像大陆，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都由A担任的“举国体制”。那种背景下，体育资源的整合非常难，特别是1990年代大陆体育飞快发展，他们压力很大。所以1997年，台湾成立了“行政院体育委员会”。
集中管理政令不畅
《南风窗》：“体委会”具体怎么管理运动员的培训?
谢军：台湾现在在仿效大陆的运动选手培训体系和管理体制。台湾优秀运动选手训练基地主要有3个左营、北训及台“体委会”成立后修建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主要设置的项目为亚运会和奥运会项目，包括民众基础好的项目，这个训练中心以财团法人形态经营，各项人员聘用条件、组织编制、组织章程等需报“立法院”核定，工作人员大概70人。
台湾在运动选手培训体系方面，将选手分为四级，由不同的单位负责训练：第四级为基层运动选手，由中小学和县市训练点负责；第三级为优秀青少年选手，由“体总”、单项运动协会、大专体总、高中体总共同培训；第二级为台湾代表队储备选手，培训对象为学校、社会甲组选手及台湾培训队选手，由单项运动协会负责；第一级为台湾代表队选手，将给予长期训练，由“体委会”竞技运动处和“国家”训练中心负责。
台湾选手的培训正由业余型向专业型转变，由“教育部”主导向“体委会”主导转变，现在的集选、训、赛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在逐渐改变过去国际比赛由中国台北奥委会负责，岛内比赛由“教育部”负责，而选、训任务委托“体总”负责的局面。
《南风窗》：现在这种体制下“体委会”和基层的体育运动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
谢军：“体委会”没有其基层体育管理机构，它的“中央”、地方与民间体育社会组织均无法直接衔接。因此，它的业务仍然依赖教育部门的专职体育管理机构，及相关社会体育团体组织推展。另一方面，包括“体总”在内，台湾民间体育组织业务重叠性较高，其组织的自主性不足，社会体育组织的主管机构是“内务部”，而“体委会”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因此，其业务也难以推展。
原来“体总”那些人没有了饭吃，肯定要闹，他们现在还控制着很多单项运动社团协会，其中有一些社团还是和选举密切相关的。譬如“体委会”要人，他们不给，而是问“体委会”出多少钱。
《南风窗》：这种状况，他们内部有没有一些反思?
谢军：台湾体育学者分歧不小。现在这个体制受我们的影响很大，但目前我们的“举国体制”也逐渐受到冲击，一些台湾学者就说，现在大陆都不搞“举国体制”，开始社会化了，我们台湾再搞这个还有什么意思?
实际上现在“体委会”有名存实亡的感觉，“体委会”不像我们的体育总局在各省各市有下属机构，它没有，它只抓两个训练中心，就是为了奥运会，其他都不管。地方上的基层体育组织，还是教育部在管。举国体制是要从基层到中央层层上去的，而“体委会”在台湾那种政治派系争斗的残酷环境中是难以做到的。
《南风窗》：体育行政管理政令不畅，肯定会影响台湾的竞技体育运动水平。
谢军：现在台湾能够拿金牌的项目就是跆拳道，其余几个发展比较好的项目，棒球、垒球、田径、篮球、乒乓球等，都是个人出钱，是社会化培养的，就是一些财团、或者宗族集团支持的，当然这其中深层次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台湾棒球涉赌问题，篮球联盟解体的问题，有弊有利。
社会体育比大陆好
《南风窗》：台湾学校体育怎么样?
谢军：应该说规模相当大，比我们搞的要好得多，这一点要实话实说。台湾几乎每一所高校都设置有体育专业，而不是像大陆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现在我们的清华大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办自己的体育专了。在1997年之前，台湾政府的体育投入主要集中在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上，这两方面的投入资金非常充足，甚至大于竞技体育投入，这点给我的体会非常深。
一个是投入大，另外一个是专业设置多。不过它的体育专业的设置主要还是运动休闲方面的，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社会体育”，譬如体育设施的设计，体育用品的设计，怎么休闲，怎么商业化，每一个学校都有这样的专业。而且课程安排是美国化的，没有统一的教材。它们不搞运动训练 专业。
《南风窗》：那么大众体育呢?
谢军：台湾体育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大众体育这块比大陆好。体育社团非常多，截至2006年，台湾地区向“行政院内政部”登记在案的“全国性”社会体育团体组织就有442个，因为随便几个人只要想搞，都可以申请注册社团。首先是他们自我健身的意识好，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注册成立体育社会团体，司以拿到“体委会”的经费补助，这是促进台湾大众体育非常有力的一个措施。
在台湾，“全国性”民间社会团体是阿“内政部”申请设立的，“体委会”与各体育社团无隶属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并且是通过以体育经费的补助方式与社会体育团体发生联系。
台湾体育社团现在也存在不少问题，譬如有关体育社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体育社团组织的行为难以规范，各体育社团组织自身的运行机制较为严密，独立性较强，家族、宗祠管理特征比较明显，绝大部分由派系把持并瓜分体育资源，其推广多以个人利益关系为导向，无视民众实际需求与基层竞技运动选手之培育。在台湾，控制体育运动协会的现象时有发生。
体育社团为选举服务
《南风窗》：家族、宗祠奕的体育社团具体是什么状况?
谢军：在台湾比较好的全岛性质的体育社团，从上到下，各个市县乡镇都有分会，但是这些分会有个特点，不像我们是行政型的，他们是家族型的。在闽南和台湾，宗族传统比较强大，不是一个家庭，而是同姓宗族、血缘式的，联系各个地方非常紧密。这种结构政府没办法管，它有自己的“宗祠规”，稍微出点问题，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呆不下去了。他们是老大说了算，老大说要开展什么，就开展什么，譬如划龙舟，有钱就得出钱，没钱就出人，如果是政府--出面说，可能还说不动。
《南风窗》：这类体育社团在台湾有多少个，为什么宗族会去成立体育社团?
谢军：我跟台湾一些体育学者交流，他们讲，这样的社团在台湾体育社团中最少占一半。而且都是比较大的社团。宗族成立体育社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选举，为了选票，在台湾帮派非常多，通过这个把自己的人凝聚在一起，是非常好的方式。而且通过这样的社团，也可以和大陆进行宗亲、乡亲式的交流，不是以政府的名义过来，而以某某体育代表团的民间身份过来，就很方便，他们要回闽南祭祀，非常需要这种形式。
《南风窗》：各个宗族在政治上都要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体育社团的一个目的正是为了凝聚这些代言人的选票?
谢军：对，就是选举。大陆没有这样的问题，但在台湾南部的选举，非常注重这个。谢长廷和马英九现在都打奥运牌、打体育牌，为什么他们要打体育牌?马英九为什么要去锻炼T让大家都来看他也是一个热爱锻炼的人、很关心大家身心健康的人?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底下的团体非常多，所以他要打这个牌，如果体育社团没有这么多，他们就不会打这个牌了。
《南风窗》：这些体育社团对台湾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谢军：简单来讲，就是拉选票。每个宗祠都有一两个家长，实际上就是老大，老大这个宗祠出钱搞一个体育活动，大家划龙舟，把人聚集起来娱乐，然后提出要求，请大家“投我一票”，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的。当然也有很多民众就是为了健身，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讲。
《南风窗》：这类社团只是一半而已，还有剩下一半的状况如何?
谢军：台湾很多体育社团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当然还有很多商业性体育社团，近年来，台湾个人运动休闲意识相当强，比我们强，促使运动健身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扩张，也造就了该产业人员需求大增，这可以从台湾各大专院校纷纷设立运动休闲管理科系得到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