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你让晏海清对着夏惠民说,“共产党得民心而得天下”,在一个正在疯狂搜索可疑人物的国民党特务面前说这句话,这很容易被拆穿身份的。这是属于献礼片的硬伤吗?
　　孙周:在那个特殊时期,老蒋已经走了,国民政府肯定要走了,谁都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大家肯定有各种表现,骂人啊,摔报纸啊,同事之间讨论败局时说,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得了民心。在当时这是非常准确的一种表达,夏惠民不会起疑心,反而会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我写出这句台词来,自己都觉得得意。
　　《新民周刊》:你选择孙淳和郭晓冬来出演夏惠民和晏海清,你希望他们表现出的形象是怎样的呢?
　　孙周:孙淳以前经常演一些好好先生,但我这次要他演一个特别坏的人,粗暴,猜疑。我从来没想过,如果他不肯接这个角色,我该怎么办?而晏海清那个角色,我不希望找一个很强的男人,我希望他能居家一点。这是我对于共产党员概念上的“反对”,我不希望他很英武,很有锋芒,我希望他更平和一点,这是我对于历史的看法,共产党是靠得民心,而不是靠武装到牙齿,赢得天下的。
　　
　　商业片的妥协
　　
　　《新民周刊》:虽然说是“《潜伏》第二”,但我们对于电影里流露出来的情怀特别有印象,反而对谍战的内容没什么感觉。
　　孙周:我没看过《潜伏》,没看过《风声》。春节刚过我就忙于这个戏,而《潜伏》是春节后才红起来的,如果早知道有它,那我的这把枪(指电影里有潜伏卧底的情节)可能就朝别的地方打了。我筹备这个戏时,剧本还一个字都没有呢。一部优秀的电影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你们觉得电影有点文艺,我自己就不觉得文艺,我觉得还特别商业呢。
　　《新民周刊》:你接到这个命题作文时,有让你别那么“文艺”的要求吗?
　　孙周:不是。一开始我接这个命题作文时想拍的就是文艺片。这个片子的筹备时间特别短,2月份还没剧本,4月必须开机,10月1日要交出片子,文艺片才可能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来。但当我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来时,珠影给了我一个新的课题,能把主旋律的内容和市场结合起来吗?这和韩三平的《建国大业》是不谋而合的,当我听到这个课题时,我是一点抵触都没有。
　　《新民周刊》:那这个课题的完成效果呢?
　　孙周:戏是边拍边写的,尽可能地在现场多拍一些,比如拍了大量夏惠民和妻子惠红莲之间的感情戏。我最初剪出来的版本是120分钟,但发行方建议我弄成100分钟,精髓部分都在,但展开部分就不够了。他们的意见就是“导演,你的戏还是太文艺了”,比如人物关系,你肯定要花笔墨去描述人物之间的来往啊,这肯定会穿插出很多内容。有些内容在节奏上的确不行,他们说我还是文艺些,也没什么错。
　　《新民周刊》:秦海璐(惠红莲扮演者)说,你喜欢娓娓道来,强调结构,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文艺片的尾巴”。听说剧本和电影的差异很大,你做了很多修改?
　　孙周:比如惠红莲,在剧本里是有人物性格的,但电影里就剩下了人物,性格被剪了。惠红莲这个角色代表的是动荡和宣泄,你们看到的夏惠民一直是和怒吼、酷刑、鲜血连在一起的,但是夏惠民告诉大家他很纯洁。秦海璐有场戏被剪了,人家电台开张请她唱戏,她唱了个“怨气腾腾”的戏,夏惠民甩了一个嘴巴,转头就唱了一段特喜庆的戏,两人之间的关系就特别明了。他们夫妻俩有真感情吗?秦海璐和孙淳都问过我。他们两个是有真爱的,不是那种军阀包养戏子的特殊关系,所以当别人都在为解放而开心跳舞时,他们是在歇斯底里地做爱、宣泄。
　　《新民周刊》:秦海璐说,有些东西是你特有的,你这次还稍稍保留了一点,一下子迈过去了,可能就会丧失掉原先喜欢你的很多观众,这是你聪明的地方。
　　
　　孫周:我努力地剪尾巴,但第一次肯定不会剁干净。人的禀性很难改的,我还是对人感兴趣。即使涉及到1949年的故事,我还是想了解一个潜伏者的心情,一个对党国忠心耿耿的特务的失落。拍戏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开始时孙淳也问我,他能哭吗?当然能啊,别人都把你变成魔鬼了,但你自己还不知道,现在旁边树着一面镜子,终于把你照醒了。其实他心里觉得特别侮辱,特别委屈,也特别不甘心,于是最后他想把干净的人也变成魔鬼。这个城市被共产党接管,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局面。他也会想寻找潜伏者到底有什么意义,但他还是拼命在寻找。我也想过,说不定他早就知道晏海清是共产党,这也是有可能的。
　　
　　文艺的尾巴,有多长?
　　
　　《新民周刊》:你的这种“文艺的尾巴”有底线吗?
　　孙周:个性使然。反正是我的思维方式吧,我拍什么内容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注和思辨。我的思维方式自然地就走到了这一步,在一个时代特有的空间里的真实的感受。电影总还是应该存在文学性的,作者不应放弃想象,想象那时候的人该是怎样的。电影还是挺有趣的。
　　《新民周刊》:你在《周渔的火车》后很长时间没拍电影,是这个市场容不下你这种想象吗?
　　孙周:有可能的。整体中国的状况,大家都很清楚,蛮逐利的。而且中国电影的类型片还处于少年期,扳着手指算算,也没几种类型。
　　《新民周刊》:长期不拍戏了,会不会害怕被市场遗忘?
　　孙周:市场对我挺宽容的,投资人也挺喜欢我的。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要克服我自身的问题,很多年不拍电影,我从来没归咎于其他原因,我自身是有些弱点的。我一直也想多拍一些。但我比较随性,要一切都合适了才会去拍。不是说我不喜欢市场上的要求,只是可能是我个性的渴求,让我觉得各方面都很烦,比如电审、投资人等等,我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制片人,每天逼着我拍。
　　《新民周刊》:这次复出,感觉到电影观众们的变化了吗?
　　孙周:以前我拍电影时不太考虑观众怎么想,大部分都是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拍电影就像在回答自己的提问,和自己对话。就像《周渔的火车》,很多人说看不懂结局,其实懂不懂已经不重要了,电影里弥漫的那份爱的气息,悬而未决的爱情氛围,足以让每个爱着的人感受到就可以了。人类还是需要这样的电影,但电影作为娱乐大众的主流方式,不能所有电影都是这样的。可能要等所有的类型电影在这个市场上有过一个轮回后,真正意义上的文艺片就有了稳定的一席之地。
　　《新民周刊》:这次对《秋喜》的期望有多大呢?
　　孙周:这是献礼片,但我希望有好票房,这是我的一次试水,我是拿它作为商业片来处理的。也许处理得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但还是比我以前的电影“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