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翻译工作，如何协调中韩双方事无巨细的工作，挑战更大
　　刘婷婷，来自中国安徽的一名普通“80后”，有着另一个特别的身份：韩国的第一位中国籍公务员。
　　2015年，偶然得知济州特别自治道道厅（以下简称济州道厅，道厅相当于中国的省政府）正在招聘精通中韩双语的公务人员，刘婷婷投了简历，随后幸运地被录取，至今已工作了两年半时间。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她经历了什么？以下是刘婷婷的口述。

“你还是中国国籍吗”

　　2015年春天，我从一位教授那里得知济州道厅招聘的消息。招聘的部门是济州道厅的中国合作组，职位要求精通中文和韩语，且没有国籍限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递交了相关材料，几日后便接到了笔试、面试通知。
　　参加笔试、面试的一共有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韩国人，还有两三个中国的朝鲜族公民。开始，我有点不自信，毕竟韩语不是我的母语。
　　面试的时间大约半个小时，至少有七位面试官参加，问题包括用韩语自我介绍，阐述希望进道厅工作的原因，对中国企业在济州投资的看法，济州除了房地产还有哪些领域可以吸引中国投资，等等。最终，我顺利战胜了对手，通过面试。
　　韩国公务员的入职需要提供户籍所在地开具的无犯罪证明，用韩语翻译后，去领事馆盖章即可。
　　2015年6月，我正式入职，成为第一个中国籍的韩国公务员。
　　此后，在工作中，我跟中方人员交流介绍自己时，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还是中国国籍吗？”
　　有时候，我也觉得韩国录用外国籍公务员不可思议，毕竟公务员是对保密性要求很高的职业。

为何要聘用中国人

　　韩国公务员系统的职位也分很多级，最低的是九级，以前进入道厅需要七级或者七级以上。一般来说，公务员晋升到这个级别时，都要超过40岁了。作为一名“80后”，我成了道厅里并不多见的年轻面孔。
　　包括我在内，济州道厅的中国合作组一共有4人。我的直属领导组长55岁，是一名五级公务员，他曾经因为引进中国投资获得过“总统奖”。组里的另外两位同事，也是超过50岁的男性。
　　中国合作组是2015年1月设立的。说到中国合作组，不得不提及济州道知事元喜龙，他曾在北京大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学习了半年，对中国有所了解，经常强调要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上任后，他很快就成立了中国合作组，只要是与济州有关的中国事务，均有中国组参与。
　　入职后我问组长，为什么这个岗位要聘用中国人。他告诉我：“即使韩国人中文说得再好，也与中国人有一定的思想差异，不可能100%了解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所以聘请中国人是有必要的。”
　　而我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矛盾，加强双方互利共赢。

把中韩双方拉进一个微信群

　　入職两个月时，我接到了陪同道知事元喜龙到上海、广东访问并担任翻译的任务。道知事的中文听力很好，给他做翻译还是很有压力的。
　　访问的第二天，在一场会议上，道知事作了一长段没有停顿的发言，我记录了满满一张A4纸，翻译没有出现差错。
　　正是这次任务使很多同事对我刮目相看。组长对我说：“第一次看到你很失望，个子那么小，估计工作也不会太认真，没想到做得这么好。”
　　不过，比起翻译工作，如何协调中韩双方事无巨细的工作，挑战更大。因为协调工作不能仅是简单的语言沟通，还需要把握对方的态度、通话时的语气。
　　加入中国组后，我还教会了韩国同事们使用微信，这也使大家与中方的沟通更畅通。
　　2015年11月，道知事计划率领包括企业家、民间艺术团、厨师等180多人的团去海南访问。其中，参加海南的欢乐节、济州旅游说明会的筹备工作由我们负责。
　　当时，海南主办方为济州的民间艺术团预先作了演出安排，但艺术团的演员们对安排有不同意见。于是，我把海南和济州两边的协调人员都拉进了一个微信群，保持时时沟通，最终，通过几天的协调，找到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增信释疑

　　与协调事务相比，消除中韩双方民众的误解更具挑战。
　　2016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出现了中国游客前往济州旅游被拒签关小黑屋的事件。
　　作为双方交流的桥梁，消除双方误会是我的责任。
　　第一时间，我提议组织中国所有驻韩记者来济州与出入境管理局、警察厅的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
　　交流之中，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双方都带着情绪。作为翻译，我尽最大努力把语气转换得更平和。最终，交流进行得比较顺利，中韩双方也多了一些相互了解。
　　现在，我正开始重新制订自己的未来计划。
　　旅游业是济州的支柱产业。在济州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占了85%以上。
　　但是，济州的旅游业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低价游普遍存在。低价游不但没给当地道民带来实际好处，也损害了中国游客的切实利益。2018年上半年，我的工作目标就是要通过与中方合作，最大限度减少低价游，帮助开发、推广高品质旅游线路。
　　人的未来都是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今后我的韩国公务员生涯会走到何时。但只要在这个岗位上，我就会尽我所能，做中韩交流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