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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60年代韩国的中国文学译介延续了50年代的传统，是在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艰苦前行的。这一时期韩国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的选择标准就是坚决不能有共产主义色彩，因此译者们只好选取了中国古典小说、古典诗集、戏曲、武侠、文学史著述等与共产主义思想“绝缘”的领域，即使是现代文学也只能选取共产主义倾向相对薄弱的文学大家的作品，其中林语堂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是被译介最多的。
关键词：60年代；韩国；中国文学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的支配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中国由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韩国几乎没有任何往来。因此，韩国对欧美文学及其书籍可以说是敞开了怀抱，而与中国与关或者与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文学作品则被韩国政府明令禁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50年代韩国虽然积极译介了大量外国书籍，主要都是西方实证主义文学作品，但是唯独中断了对中国书籍的译介，而后者实际是韩国译介外国文学历史最为悠久、成果最为丰富、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这不能不说是政治野蛮干涉文化交流而酿成的恶果。对于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在韩国的“特殊地位”，金秉喆教授在《韩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研究》一书中如下写到：
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小说、诗歌、随笔等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梁白华、尹白南、朴泰远、丁东来、金光洲（他们的翻译作品及论著目录可参考《韩总览》50年代以前部分）等人在翻译。但是光复后，特别是6.25之后，中国成为我们的敌对国家，与苏联一样待遇，只有特定范围内的非共产系列的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之类的古典作品，或者奇闻怪事作品才能被译介。50年代之后少量翻译了普罗系列小说中共产色彩不那么浓厚的部分作品，比如鲁迅、林语堂、谢冰莹、郁达夫、巴金、蒋光慈，以及台湾作家夏之炎、白先勇、朱自清、许地山、王书用、黄春明等人的作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则是完全没有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下，中国文学作品被禁，中韩文学几千年的交往历史面临着被人为断绝的境地，但是热爱中国文学的韩国文人们并没有放弃译介中国文学的尝试，在固守中国文学译介阵地过程中用他们高超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寻找着突破口。50年代他们翻译了古典文学以及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不太浓厚的作家作品，这既不违反政府的禁令，又延续了对中国文学译介的传统，可以说是做到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从1950年到195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按体裁分，有小说32本，诗集6本，戏曲、随笔、评论、其他共8本。其中林语堂的《风声鹤唳》、《朱门》、《生活的艺术》、《续生活的艺术》、《林语堂随笔集》等小说和散文译介得比较积极，被重刊或再版，可谓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第一人，这是50年代韩国译介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持续到了60年代。可以说60年代韩国译介中国文学大体延续了50年代的特征。
小说方面。60年代翻译的中国小说单行本总共116篇，从数量上看跟50年代比有了大幅增长，但内容上依然是以《水浒传》、《三国志》、《红楼梦》、《西游记》为首的古典小说占据主流位置，有的小说不仅拥有几个译本，而且出版了数次。因此可以说60年代韩国译介的中国小说在内容上与50年代别无二致。
具体说来，被译为韩国语的中国古典小说如下：各种版本、版次《三国志》18部，《水浒志》11部，《玉楼梦》7部，《红楼梦》2部，《西游记》10部，《金瓶梅》5部，《列国志》2部，《聊斋志异》2部，以及《剪燈新话·老残游记（世界文学全集62）》（瞿佑 刘鹗著， 李庆善 金时俊译，乙酉文化社，1964年），《唐代小说选（乙酉文库49）》（蒋防 等著，郭夏信译，乙酉文化社，1969年），《春花实话小说集 三国人》（华国亮著，译者不详，利文阁，1961年），《（中国色情小说）好色一代记（肉蒲团）》（李笠翁著，朴高山译，百忍社，1962年），《今古奇观》（抱甕老人著，赵灵岩译，正音社，1963年）， 《快杰鞍马天拘》（作者不详，赵灵岩译，青云社，1963年），《肉蒲团》（李笠翁著，金春洙译，庚文出版社，1963年）等。
此外，文教出版社在1966年出版了《东洋杰作选集》，收录了金润成译《金瓶梅》、史石甫译《水浒志》、方基焕译《楚汉志》等中国古典名著，丰富了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乙酉文化社于1960年1月开始系统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选》。在这套选集中收录了《三国志（1-5）》（金东成译，1960年）《水浒志（1-5）（中国古典文学选集1）》（李周洪译），《金瓶梅（上·中·下）（中国古典文学选集2）》（金东成译），《红楼梦（1-5）》（李周洪译）， 《聊斋志异（上·中·下）》（蒲松龄著，崔仁旭译），《西游记（1-3）》（金东成译），《列国志（上·中·下）》（金东成译）。该选集的一大特色是在封底对收录作品均作了简介，使读者对选集内容一目了然。比如，介绍《水浒志》是“以宋江为中心的一百零八豪杰雄踞梁山伯惩罚腐败的贪官污吏，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而《三国志》则是“以诸葛亮为中心的群雄展开智慧和勇气的较量！充满了东洋的智慧、东洋人精神的古典！”；《红楼梦》“以沒落大贵族的家庭为中心，描写了贾宝玉、林黛玉绝世凄美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上首屈一指的作品！”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该书所收录的作品的共同点是情节曲折、能够充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另外有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小标题，这迎合了韩国读者的喜好和性格特点，表现出译者较高的翻译水平。
中国古典诗集。60年代韩国译介的中国古典诗集主要是中国的传世经典诗作，折射出韩国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视程度。具体有《唐诗新译》（李元燮译，成文阁，1961年），《杜诗諺解抄（中国古典文学选集8，9，10）》（杜甫著，李丙畴译，集贤社，1963年），《寒山诗》（寒山著，金达镇译，法宝院，1964年），《唐诗（玄岩新书22）》（李白 等著，李元燮译，玄岩社，1965年），《诗经（世界古典文学6）》（孔子著，宋贞姬译，光文出版社，1967年），《诗经（国译思辨录3）》（孔子著，卢台俊译，民族文化推进会，1968年），《诗经（世界古典文学4）》（孔子著，金学主译，韩国自由教养推进会，1969年），《楚辞》（屈原著，宋贞姬译，韩国自由教养推进会，1969年）等。 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由于韩国与中国大陆的完全隔离和对立，中国解放后的现代文学作品根本无法传播到韩国，因此这一时期翻译成韩文的中国现代小说依然是五四大家——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人的天下。具体说来有鲁迅2部，林语堂4部，谢冰莹4部，王蓝2部，此外还有《孤独的人们（世界短篇文学全集7-东洋篇5）》（陈纪滢著，沈昌化译，启蒙社，1966年），《十戒（世界短篇文学全集7-东洋篇7）》（徐速著，沈昌化译，启蒙社，1966年），《不分黑夜白天的女人》（美美郞著，译者不详，文音社，1968年），《（实录小说）鸦片战争（1-5）》（陈舜臣著，柳呈译，三省出版社，1968年），《隋炀帝恋史（1-4）》（作者不详，禹玄民译，创硏社·黎明社，1969年）等。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作家的作品被译介的最多最突出。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特点：虽然是大陆人，但是作品中的“中共”色彩并不浓厚。
中国现代散文集。这一时期翻译的中国散文几乎都是林语堂的作品，只有一本是鲁迅的作品。有《无关心》（林语堂著，金信行译，同学社，1960年），《随笔集<良心>》（林语堂著， 郑东勋译，青山文化社，1962年），《如果问为什么活（我的教养精选集16）》（林语堂著， 朱曜燮译，徽文出版社，1962年），《生活的艺术（世界思想教养全集11）》（林语堂著， 金秉喆译，乙酉文化社，1963年），《人生的响应·论玩著生活（世界随笔文学全集2中国·日本篇）》（林语堂著，郑成焕译，东亚出版社·东西文化社，1966年），《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全集1）》（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吾国吾民（林语堂全集2）》（林语堂著，朱曜燮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机械与精神·中国的幽默语（林语堂全集2，3）》（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林语堂随笔集》（林语堂著，郑东勋译，青山文化社，1968年），《林语堂新作散文（生活读书论坛8）》（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培英社，1969年），《林语堂的散文-孔子》（林语堂著，闵丙山译，玄岩社，1969年），《生活的发现（世界随笔文学全集5）》（林语堂著，金基德译，文元阁，1969年），《劳拉走后怎样·无花的蔷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死亡·非攻·出关·小品三篇（世界随笔文学全集2中国·日本篇）》（鲁迅著，郑成焕译，东亚出版社·东西文化社，1966年）等。
戏曲及其他体裁。此外，这一时期翻译的戏曲及其他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孔子与卫侯夫人（林语堂全集1）》（林语堂著，车柱环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与评论《东洋的智慧（世界文学全集60）》（孔子 等著，车柱环译，乙酉文化社，1964年），《论语（世界思想大系1）》（孔子著，译者不详，新太陽社，1965年），此外还有《孙文传记（现代伟人传记选集11）》（作者不详，崔根德译，新太阳社，1964年），《四十自述（我思想的自叙传6）》（胡适著，车柱环译，三中堂，1964年），《林语堂的家庭（林语堂全集2）》（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枕戈待旦（林语堂全集5）》（林语堂著，朱曜燮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浮生六记：漂浮人生的赞歌（乙酉文库20）》（沈复著，池荣在译，乙酉文化社，1969年）等传记文学。此外还译介了部分野史文集《世界野谈实话全集2 中国篇》（具素青编，乙酉文化社，1965年），《太平天国（世界记录文学全集3）》（李秀成著，柳呈译，三省出版社，1966年）等。
此外还有部分回忆录手记被翻译出版：《蒋介石回忆录（现代伟人传记选集13）》（蒋介石著，李熹春译，新太阳社，1964年），《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李华-原用笔名，陈寒波著，金一平译，儿童文正社，1962年）、《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陈寒波著，金一平译，儿童文正社，1968年）。这些作品主要是围绕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逸闻琐事，具有鲜明的反共色彩，可以说这反映出当时韩国国内强烈的反共形势和社会氛围。
综上可见，林语堂继50年代之后来到60年代依然是中国文学译介的首选对象，他的作品被翻译为韩国语的数量远远领先于其他中国作家。究其原因，可能与林语堂同时在东、西方活动，世界范围影响力较大，以及他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历有关。
武侠小说。进入60年代，韩国译介中国文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头，那就是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译介。该时期被译为韩国语的中国武侠小说作品有各种版本、版次的卧龙生作品12部，司马翎作品6部，沈绮云作品2部，古如风作品2部，诸葛青云作品2部，以及《情狭志（上·中·下）》（尉达文著，金光洲译，新太陽社，1962年），《況沙谷（1-5）》（上官鼎著，宋文译，仁文社，1968年），《（武侠小说）黑龙传（上·中·下）》（左大藏著，金光洲译，民众书馆，1967年）。
这些被译为韩国语的中国武侠小说一方面满足了韩国读者的需要，更是对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的产生、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学史著述。60年代译介中国文学出现的另外一大特征就是译介了中国文学史类代表性专著——《中国文学史》（胡云翼著，张基槿译，韩国翻译图书株式会社，1961年）和《中国小说史》（鲁迅著，丁来东、丁范镇译，锦文社，1964）。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胡云翼（1906-1965）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贡献很大，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位卓越的学者。《中国文学史》第一版于1922年由上海北新教育书店出版，定名为《新著中国文学史》，1931年再版时改为《中国文学史》（上海教育书店）。1957年10月由台湾第一书店引进此书，韩国译者是在该台湾版本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中国文学史》自出版以来就一直被中国国内高校选定为必读教材或参考书。《中国小说史》的作者鲁迅早在20年代就以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身份在朝鲜半岛广为周知，他的小说被译介到韩国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他的文学史研究专著被译介到韩国尚属首次。《中国小说史》1931年在中国第一次出版时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该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必读书目。
20世纪60年代，俨然已成为“禁地”的中国文学冲破了黑暗的重重阻挠，依然出版了上述成果，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两本书都是没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古典文学研究专著，而他们的出版可以说在帮助韩国人系统理解中国文学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60年代韩国的中国文学译介是在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艰苦前行的。可以说，这一时期韩国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的选择标准就是坚决不能有共产主义色彩，政治上、思想上不允许韩国译者们翻译任何稍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书籍，因此译者们只好选取了中国古典小说、古典诗集、戏曲、武侠、文学史著述等与共产主义思想“绝缘”的领域，即使是现代文学也只能选取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共产主义倾向相对薄弱”、在民国时期就已成名的文学大家的作品，其中林语堂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是被译介最多的，这一方面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因为林氏的英文写作在西方影响较大，且两次获得诺贝尔提名。不难看出译者们在时局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小心翼翼地坚守中国文学译介的传统阵地，用心良苦地延续着中韩文学交流的长河，等待着交流大门的再次打开。
参考文献
[1]金秉喆 《韩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乙酉文化社，1998年4月。
[2]何镇华 《朝鲜现代文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4月。
[3]李岩 《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陈福康 《中国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本文为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世纪韩国译介中国文学研究”（批准号TJYW08-2-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金长善，天津师范大学韩国语系，教授。
王萌，天津师范大学韩国语系，讲师。
关键词：60年代；韩国；中国文学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的支配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中国由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韩国几乎没有任何往来。因此，韩国对欧美文学及其书籍可以说是敞开了怀抱，而与中国与关或者与共产主义思想有关的文学作品则被韩国政府明令禁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50年代韩国虽然积极译介了大量外国书籍，主要都是西方实证主义文学作品，但是唯独中断了对中国书籍的译介，而后者实际是韩国译介外国文学历史最为悠久、成果最为丰富、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这不能不说是政治野蛮干涉文化交流而酿成的恶果。对于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在韩国的“特殊地位”，金秉喆教授在《韩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研究》一书中如下写到：
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小说、诗歌、随笔等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梁白华、尹白南、朴泰远、丁东来、金光洲（他们的翻译作品及论著目录可参考《韩总览》50年代以前部分）等人在翻译。但是光复后，特别是6.25之后，中国成为我们的敌对国家，与苏联一样待遇，只有特定范围内的非共产系列的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之类的古典作品，或者奇闻怪事作品才能被译介。50年代之后少量翻译了普罗系列小说中共产色彩不那么浓厚的部分作品，比如鲁迅、林语堂、谢冰莹、郁达夫、巴金、蒋光慈，以及台湾作家夏之炎、白先勇、朱自清、许地山、王书用、黄春明等人的作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则是完全没有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下，中国文学作品被禁，中韩文学几千年的交往历史面临着被人为断绝的境地，但是热爱中国文学的韩国文人们并没有放弃译介中国文学的尝试，在固守中国文学译介阵地过程中用他们高超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寻找着突破口。50年代他们翻译了古典文学以及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不太浓厚的作家作品，这既不违反政府的禁令，又延续了对中国文学译介的传统，可以说是做到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
从1950年到195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按体裁分，有小说32本，诗集6本，戏曲、随笔、评论、其他共8本。其中林语堂的《风声鹤唳》、《朱门》、《生活的艺术》、《续生活的艺术》、《林语堂随笔集》等小说和散文译介得比较积极，被重刊或再版，可谓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第一人，这是50年代韩国译介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持续到了60年代。可以说60年代韩国译介中国文学大体延续了50年代的特征。
小说方面。60年代翻译的中国小说单行本总共116篇，从数量上看跟50年代比有了大幅增长，但内容上依然是以《水浒传》、《三国志》、《红楼梦》、《西游记》为首的古典小说占据主流位置，有的小说不仅拥有几个译本，而且出版了数次。因此可以说60年代韩国译介的中国小说在内容上与50年代别无二致。
具体说来，被译为韩国语的中国古典小说如下：各种版本、版次《三国志》18部，《水浒志》11部，《玉楼梦》7部，《红楼梦》2部，《西游记》10部，《金瓶梅》5部，《列国志》2部，《聊斋志异》2部，以及《剪燈新话·老残游记（世界文学全集62）》（瞿佑 刘鹗著， 李庆善 金时俊译，乙酉文化社，1964年），《唐代小说选（乙酉文库49）》（蒋防 等著，郭夏信译，乙酉文化社，1969年），《春花实话小说集 三国人》（华国亮著，译者不详，利文阁，1961年），《（中国色情小说）好色一代记（肉蒲团）》（李笠翁著，朴高山译，百忍社，1962年），《今古奇观》（抱甕老人著，赵灵岩译，正音社，1963年）， 《快杰鞍马天拘》（作者不详，赵灵岩译，青云社，1963年），《肉蒲团》（李笠翁著，金春洙译，庚文出版社，1963年）等。
此外，文教出版社在1966年出版了《东洋杰作选集》，收录了金润成译《金瓶梅》、史石甫译《水浒志》、方基焕译《楚汉志》等中国古典名著，丰富了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乙酉文化社于1960年1月开始系统翻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选》。在这套选集中收录了《三国志（1-5）》（金东成译，1960年）《水浒志（1-5）（中国古典文学选集1）》（李周洪译），《金瓶梅（上·中·下）（中国古典文学选集2）》（金东成译），《红楼梦（1-5）》（李周洪译）， 《聊斋志异（上·中·下）》（蒲松龄著，崔仁旭译），《西游记（1-3）》（金东成译），《列国志（上·中·下）》（金东成译）。该选集的一大特色是在封底对收录作品均作了简介，使读者对选集内容一目了然。比如，介绍《水浒志》是“以宋江为中心的一百零八豪杰雄踞梁山伯惩罚腐败的贪官污吏，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而《三国志》则是“以诸葛亮为中心的群雄展开智慧和勇气的较量！充满了东洋的智慧、东洋人精神的古典！”；《红楼梦》“以沒落大贵族的家庭为中心，描写了贾宝玉、林黛玉绝世凄美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上首屈一指的作品！”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该书所收录的作品的共同点是情节曲折、能够充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另外有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小标题，这迎合了韩国读者的喜好和性格特点，表现出译者较高的翻译水平。
中国古典诗集。60年代韩国译介的中国古典诗集主要是中国的传世经典诗作，折射出韩国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视程度。具体有《唐诗新译》（李元燮译，成文阁，1961年），《杜诗諺解抄（中国古典文学选集8，9，10）》（杜甫著，李丙畴译，集贤社，1963年），《寒山诗》（寒山著，金达镇译，法宝院，1964年），《唐诗（玄岩新书22）》（李白 等著，李元燮译，玄岩社，1965年），《诗经（世界古典文学6）》（孔子著，宋贞姬译，光文出版社，1967年），《诗经（国译思辨录3）》（孔子著，卢台俊译，民族文化推进会，1968年），《诗经（世界古典文学4）》（孔子著，金学主译，韩国自由教养推进会，1969年），《楚辞》（屈原著，宋贞姬译，韩国自由教养推进会，1969年）等。 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由于韩国与中国大陆的完全隔离和对立，中国解放后的现代文学作品根本无法传播到韩国，因此这一时期翻译成韩文的中国现代小说依然是五四大家——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人的天下。具体说来有鲁迅2部，林语堂4部，谢冰莹4部，王蓝2部，此外还有《孤独的人们（世界短篇文学全集7-东洋篇5）》（陈纪滢著，沈昌化译，启蒙社，1966年），《十戒（世界短篇文学全集7-东洋篇7）》（徐速著，沈昌化译，启蒙社，1966年），《不分黑夜白天的女人》（美美郞著，译者不详，文音社，1968年），《（实录小说）鸦片战争（1-5）》（陈舜臣著，柳呈译，三省出版社，1968年），《隋炀帝恋史（1-4）》（作者不详，禹玄民译，创硏社·黎明社，1969年）等。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作家的作品被译介的最多最突出。可以看出他们的共同特点：虽然是大陆人，但是作品中的“中共”色彩并不浓厚。
中国现代散文集。这一时期翻译的中国散文几乎都是林语堂的作品，只有一本是鲁迅的作品。有《无关心》（林语堂著，金信行译，同学社，1960年），《随笔集<良心>》（林语堂著， 郑东勋译，青山文化社，1962年），《如果问为什么活（我的教养精选集16）》（林语堂著， 朱曜燮译，徽文出版社，1962年），《生活的艺术（世界思想教养全集11）》（林语堂著， 金秉喆译，乙酉文化社，1963年），《人生的响应·论玩著生活（世界随笔文学全集2中国·日本篇）》（林语堂著，郑成焕译，东亚出版社·东西文化社，1966年），《生活的艺术（林语堂全集1）》（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吾国吾民（林语堂全集2）》（林语堂著，朱曜燮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机械与精神·中国的幽默语（林语堂全集2，3）》（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林语堂随笔集》（林语堂著，郑东勋译，青山文化社，1968年），《林语堂新作散文（生活读书论坛8）》（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培英社，1969年），《林语堂的散文-孔子》（林语堂著，闵丙山译，玄岩社，1969年），《生活的发现（世界随笔文学全集5）》（林语堂著，金基德译，文元阁，1969年），《劳拉走后怎样·无花的蔷薇·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死亡·非攻·出关·小品三篇（世界随笔文学全集2中国·日本篇）》（鲁迅著，郑成焕译，东亚出版社·东西文化社，1966年）等。
戏曲及其他体裁。此外，这一时期翻译的戏曲及其他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有孔子与卫侯夫人（林语堂全集1）》（林语堂著，车柱环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与评论《东洋的智慧（世界文学全集60）》（孔子 等著，车柱环译，乙酉文化社，1964年），《论语（世界思想大系1）》（孔子著，译者不详，新太陽社，1965年），此外还有《孙文传记（现代伟人传记选集11）》（作者不详，崔根德译，新太阳社，1964年），《四十自述（我思想的自叙传6）》（胡适著，车柱环译，三中堂，1964年），《林语堂的家庭（林语堂全集2）》（林语堂著，尹永春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枕戈待旦（林语堂全集5）》（林语堂著，朱曜燮译，徽文出版社，1968年），《浮生六记：漂浮人生的赞歌（乙酉文库20）》（沈复著，池荣在译，乙酉文化社，1969年）等传记文学。此外还译介了部分野史文集《世界野谈实话全集2 中国篇》（具素青编，乙酉文化社，1965年），《太平天国（世界记录文学全集3）》（李秀成著，柳呈译，三省出版社，1966年）等。
此外还有部分回忆录手记被翻译出版：《蒋介石回忆录（现代伟人传记选集13）》（蒋介石著，李熹春译，新太阳社，1964年），《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李华-原用笔名，陈寒波著，金一平译，儿童文正社，1962年）、《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陈寒波著，金一平译，儿童文正社，1968年）。这些作品主要是围绕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逸闻琐事，具有鲜明的反共色彩，可以说这反映出当时韩国国内强烈的反共形势和社会氛围。
综上可见，林语堂继50年代之后来到60年代依然是中国文学译介的首选对象，他的作品被翻译为韩国语的数量远远领先于其他中国作家。究其原因，可能与林语堂同时在东、西方活动，世界范围影响力较大，以及他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历有关。
武侠小说。进入60年代，韩国译介中国文学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头，那就是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译介。该时期被译为韩国语的中国武侠小说作品有各种版本、版次的卧龙生作品12部，司马翎作品6部，沈绮云作品2部，古如风作品2部，诸葛青云作品2部，以及《情狭志（上·中·下）》（尉达文著，金光洲译，新太陽社，1962年），《況沙谷（1-5）》（上官鼎著，宋文译，仁文社，1968年），《（武侠小说）黑龙传（上·中·下）》（左大藏著，金光洲译，民众书馆，1967年）。
这些被译为韩国语的中国武侠小说一方面满足了韩国读者的需要，更是对韩国本土武侠小说的产生、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学史著述。60年代译介中国文学出现的另外一大特征就是译介了中国文学史类代表性专著——《中国文学史》（胡云翼著，张基槿译，韩国翻译图书株式会社，1961年）和《中国小说史》（鲁迅著，丁来东、丁范镇译，锦文社，1964）。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胡云翼（1906-1965）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贡献很大，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位卓越的学者。《中国文学史》第一版于1922年由上海北新教育书店出版，定名为《新著中国文学史》，1931年再版时改为《中国文学史》（上海教育书店）。1957年10月由台湾第一书店引进此书，韩国译者是在该台湾版本基础上进行翻译的。《中国文学史》自出版以来就一直被中国国内高校选定为必读教材或参考书。《中国小说史》的作者鲁迅早在20年代就以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身份在朝鲜半岛广为周知，他的小说被译介到韩国的也不在少数，但是他的文学史研究专著被译介到韩国尚属首次。《中国小说史》1931年在中国第一次出版时名为《中国小说史略》，该书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必读书目。
20世纪60年代，俨然已成为“禁地”的中国文学冲破了黑暗的重重阻挠，依然出版了上述成果，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两本书都是没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古典文学研究专著，而他们的出版可以说在帮助韩国人系统理解中国文学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60年代韩国的中国文学译介是在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艰苦前行的。可以说，这一时期韩国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的选择标准就是坚决不能有共产主义色彩，政治上、思想上不允许韩国译者们翻译任何稍有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书籍，因此译者们只好选取了中国古典小说、古典诗集、戏曲、武侠、文学史著述等与共产主义思想“绝缘”的领域，即使是现代文学也只能选取鲁迅、林语堂、谢冰莹等“共产主义倾向相对薄弱”、在民国时期就已成名的文学大家的作品，其中林语堂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都是被译介最多的，这一方面由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因为林氏的英文写作在西方影响较大，且两次获得诺贝尔提名。不难看出译者们在时局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小心翼翼地坚守中国文学译介的传统阵地，用心良苦地延续着中韩文学交流的长河，等待着交流大门的再次打开。
参考文献
[1]金秉喆 《韩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乙酉文化社，1998年4月。
[2]何镇华 《朝鲜现代文学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4月。
[3]李岩 《中韩文学关系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陈福康 《中国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本文为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世纪韩国译介中国文学研究”（批准号TJYW08-2-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金长善，天津师范大学韩国语系，教授。
王萌，天津师范大学韩国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