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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一个历史进程，使中国文学获得了与世界文学相通的“共同语言”。文学不再是各自封闭的环境里自生自灭的自足体了，中国文学具有了一种“系统质”，即不是由实体本身而是由实体之间的关系而规定的一种质。但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文学的：它那辉煌的古代传统被证明除非用全新的眼光加以“重构”，则不但不能适应、解释和表现世界的当代现实，而且必然窒息本民族的心灵、创造性和思维能力；不但脱离了急剧变化着的现代潮流，而且也脱离了奔向觉醒和解放道路的人民大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便同时展开为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方面：所谓“欧化”(其实是“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的艰难进程。开放总是双向的开放，过去我们对中国文学如何受外国文学影响而产生新变研究得较多，很少研究“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即研究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总体系统后产生的质变，以及本世纪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历史必将证明，中国文学将不仅以其灿烂的传统使世界惊异，而且正在世界的文艺之业中展示自身的当代创造性。
陈平原最近翻看了几本文学史，有苏联人写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还有美国人写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看来他们使用的“二十世纪”这个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主要还是一种“纯物理时间”，或者“政治史时间”，而不是“文学史时间”。如果从文学史上来考虑，“二十世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世界文学”的形成。在“世界文学”的初步形成里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本世纪中国文学，肯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开展。
黄子平按照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经典论述，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看来这一历史进程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变得明显起来的。现在我们对“世界市场”这个概念有很具体的感性认识，日常生活里的“世界性消费”触目皆是。我们的中国乌龙茶在日本造成了对他们的传统青茶的“威胁”。我们的玉米一丰收，美国的农场主就开始皱眉头。七十年代以来，石油居然成为国际斗争中很厉害的一个武器。但是，我们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即使有，也是很抽象的认识。如果“世界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要是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出了一位大作家，全世界的大小作家的位置就都发生了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得挪动挪动，就是在我们对这位作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写，那么多的人在读，要说中国的文学进程对世界文学没有一点影响，那是很难想象的。问题倒不在于介绍得够不够，就算一点也没介绍，实际上也在发挥着作用。
陈平原没有进入世界性“消费”的精神产品，很难说是进入了“世界文学”总系统。但精神产品的“消费”恐怕又和物质产品的“消费”有所不同。
钱理群这里有许多理论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是广义的，译成“世界文化”可能更恰切一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
陈平原有些文学现象在“国别文学”里是很难讨论的，要是从鲁迅所说的中国人出面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的角度来考察，就很有意思，很有意义。比如中国人用外语写的文学作品，有些是在世界上产生过较大反响的。林语堂用英文写过八部长篇小说，还有十部散文和文学传记。叶君健、萧乾也曾经用英文写过小说，萧三用俄文写过诗……
钱理群现在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的盛成教授，用法语写的《我的母亲》，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法国出版；就曾经轰动世界文坛，很快译成英、德、荷、西还有希伯莱文，广为流传。法国大诗人瓦雷里亲自作序，纪德、巴比塞、梅特林，还有“埃及诗王”朗基等本世纪的世界文学大师，以及居里夫人等人都给了很高的评价，都认为这本书沟通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为实现人类大家庭“内在的归一”作出了贡献……
黄子平当代国内有一位青年诗人叫苏阿芒的，他用外语写诗，寄到国外去发表，也有不小的影响。
陈平原侨居国外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更多了。象这样一些文学现象在“国别文学”里几乎可以不讲或者少讲，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头恐怕很难置之不顾。
钱理群日内瓦文科大学的一位教授评价盛成的那本书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的母亲》是“由西方化的中国人直接用法文写的，比法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或是法文译的中国书都好。它的作者，介乎两种文化之间，书的体裁也是介乎中法文之间的一种文学桥”。所以，他认为“这个中国人在我们语言与我们文学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陈平原这确实很有意思。一本书在两种文化的交叉点上，因而在两国文学史上都可能占有一定的位置。这种现象大概只有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本世纪才会有。
黄子平就象刚才老钱提到的材料说的那样，沟通东西方文明，实现人类大家庭“内在的归一”，这也许就是本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任务、总趋势。在“世界文学”里头，恐怕一点儿也容不得那些宣扬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的作品，容不得民族沙文主义。世界文学，是各民族之间用文学来进行的一种对话，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时呢，就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一点上当然是有所贡献的。
钱理群研究中国文学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产生变化，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是一个单向的视角。一个逆向的视角可能被我们忽略了。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啦。不过我们现在很需要用一种“立体交叉”的总体研究来代替或者补充单向的影响研究。
陈平原单向的影响研究，比如说某个中国作家与某个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或者某个中国作家受某种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的研究，也还大有改进的余地。单是把那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罗列出来，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往往同时受好几个外国作家的启发，或者同时受好几种文学思潮的冲击，单抽出来“一对一”地分析，可能讲不清楚。
钱理群研究某个作家，恐怕也要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学”的总体背景下来分析。多种文学思潮冲击而来，作家也不可能兼收并蓄，总是要加以选择、删除，重新组合，这里作家的个性、经历、素养起很大作用，也决定于他对时代、人生的理解。比如周作人，他接触的东西既多又杂，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法、道、佛，他主要着眼于它们之间能够互相契合的地方。他认为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点相象”，说“西哲如蔼里斯等人”，思想跟李贽、俞正燮诸君“也还是一鼻孔出气的”，说日本与中国有着共同的“东洋人的悲哀”。他把自己的个性投影在这些中外思想上边，又反过来汲收它们来扩大自己的个性。这样互相映照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杂糅中见调和”的思想统一体。他用蔼里斯调节“纵欲”和“禁欲”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礼”、“中庸”，希腊文化中的“中庸之德”为基础，糅合了佛教的“莫令余人得恼”的精神，道家的“通达”，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构成了一种“周作人式”的思想结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得体地活着”为中心，在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与自我节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主义。
陈平原(笑)够复杂的！
钱理群为了在“混乱”中能够“截断众流，站立得住”，他又吸取了儒家的“智”、“勇”，佛教的“勇猛精进”，还有法家的“实效”精神，他的中庸主义带有“外柔内刚”的特色。在美学上就表现为所谓“以理节情”，在他的散文里，闲适、诙谐跟忧患互为表里，透出一种从容不迫，略带凄凉的“调子”。
黄子平周作人可能是把这种影响的复杂性表现得最充分的例子。艾青就单纯得多，他在法国主要是学画，“业余”为了学习法文，看了几本法国诗集，包括用法语翻译的一些俄国诗人的诗。他对现代主义的画家很熟悉，可以报出一串他所喜欢的名字，对现代派诗人喜欢的不多。至于传统文化，他自己说过：“我所受的文艺教育，几乎完全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和外国文艺。对于过去的我来说，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是比李白、杜甫、白居易稍稍熟识一些的。”他的“芦笛”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的。传统文化在艾青的创作中是更潜在地起作用的，比如说，他从小喜爱民间的工艺品，从小画了大红大绿的关云长送给他的乳娘。中外文化的种种因素经过艾青的个性的熔铸，投影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是这样一个有机结构：作为“地主的逆子”和“农人的乳儿”，他用印象派画家的感觉方式写诗，表达了对旧农村的眷恋(在这一点上他与叶赛宁相契合)，对繁华而又虚伪的世界性大都会的憎恶(在这一点上他与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相契合；在这两点上他同时与凡尔哈仑相契合)，在气质上糅合了浪漫派诗人的自尊和“波希米亚人”的忧郁，最后，表现在诗歌语言上是“土地”和“太阳”两大意象群。
陈平原说是单纯得多，也还是够复杂的。“文化构成”上单纯一些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说赵树理，还有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那种“动态的复杂性”，即一个作家从一种文学思潮一下子跳到另外一种思潮，比如田汉，从一个唯美主义者突然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
钱理群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许多思潮都带有某种激进的性质，最激进的要算“未来派”了。在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很多现代派作家都急剧地向左转。这说明文学思潮间的某些内在联系。这些文学思潮拿到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实验，在某些急剧变化的作家身上，这些内在的联系就暴露得更充分了。
黄子平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有这么个很重要的特点，世界文化里的多种思潮，从时间上空间上都突然那么集中地拿到中国的土地上来表演，它们互相碰撞、交替、相融。它们之间的某些联系在它们各自的本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拿到这里来之后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电光一闪，照亮了这种内在的关联。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多种因素，参加到里头，就更好玩儿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反过来成为一个参照系，用来观察世界文学潮流的盛衰嬗变、消长起伏。
陈平原它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古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参照系，用来考察哪些传统是被它“重新发现”了，被它照亮了，哪些传统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是最迫切的，或者说是最有生命力的，等等。
钱理群你们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参照系，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再扩大一点：它不仅是观察西方文学(传统的、现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参照系，它可能是用来考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本世纪的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因为中国文化是所有古代文化里流传下来，保存得最完整的文化。它怎样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作出“现代调整”，获得新生，在亚、非、拉国家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
黄子平拉丁美洲的文学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本土的印第安文化被殖民主义者摧残破坏得差不多了。到上世纪中期拉美国家纷纷独立的时候，他们才慢慢发现那些矫揉造作、半僵化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根本不能用来表现南美大陆的自然风貌和奇特的风俗民情。拉美的作家是用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去挖掘本土濒临灭绝的文化，并吸收了黑人文化等多种因素，终于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加入到“世界文学”的合唱中来的。
陈平原这也是一种参照吧！但最有利的参照可能还是整个东亚。按照某些文化人类学家的看法，整个东亚可以看作是一个“汉文化圈”。东西方文化撞击下的文学异变可能带有某种共性。
黄子平对外来文化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大不一样。象日本，一九四五年以前从来没有被外国占领过，在此之前他们对外来文化都是主动去拣选、吸收的。
钱理群战后这段历史对日本文化就产生了很不相同的影响。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它是在“挨打”的情况下走向世界的。外来文化对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同时它又确实带有某种文化侵略的性质。这就使得现代中国民族心理(特别是在农民、市民中)，很容易产生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倾向。这种排外心理是既具有保守性，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正义性。影响到创作中，象老舍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民族心理和情绪。而且一旦民族矛盾发展到危机时期，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常常出现“复古”的倾向，这是鲁迅等人反复提醒过的。
陈平原“古今之争”、“中外之争”贯串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和“古”“今”和“外”固然常常联系在一起，但并非总是如此。
黄子平时空交错，两种座标纠缠不清。
钱理群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近代传入中国时，其本身已经成熟了，可以说是过于成熟了，已经暴露出许多毛病。在西方文化内部已经在发生反叛，开始在其他文化体系(包括东方文化)中汲取灵感，寻找出路。也就是说，“华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破除，是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都在抛弃传统，又都在向被对方抛弃的传统靠拢，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同志把这叫作“东西方文化的对逆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民族心理上引起的反应是很复杂的。一种是过分夸大了西方文化中的弊病，并且产生了一种不无真诚的主观愿望，想在避免这些弊病的条件下拒绝接受西方文化，或者扬言只愿意接受一种毫无弊病的西方文化。
陈平原有很高的警惕性，处处“设防”。
钱理群一种反应是引用外国人的赞扬，把本国的“国粹”视为珍宝，不去区分不同层次上的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肯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奴化心理的变态。
黄子平使用了一种很古怪的逻辑：外国的东西有什么好，连外国人都说我们的东西才好……
钱理群还有一种反应，就是由于不了解西方文化本身发展的历史过程，面对着他们五花八门的反叛思潮，眼花缭乱，对现代流行的各种文化思潮、创作采取“盲目接受”的态度。鲁迅把以上这些心理反应，即对本民族文化的盲目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性，称为内外两面的桎梏。鲁迅认为，只有摆脱这两重桎梏，才能真正与世界现代潮流合流，而又不会搞亡了中国向来的民族性。
陈平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挣脱这两重桎梏的过程，当然细说起来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就是世界文学容纳和接受中国文学的过程，恐怕最早还是倾心于我们古代的灿烂文明，慢慢地才转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不排除他们常常只是作为社会学材料来研究，但逐渐也转向文学的艺术特征的研究，比如鲁迅小说的反讽技巧等等。
黄子平捷克学者普实克就很注意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把社会历史的分析和艺术分析交融在一起进行。他对鲁迅小说的“现代倾向”是评价很高的。
钱理群有些地方可能偏高了一点。不过他是最早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那些与当代世界文学“同步”的现象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了中国文学所蕴含的当代创造性一旦发挥出来，是毫不逊色的。
黄子平那些出色的外国学者、作家、诗人，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常常注意的不是文化的相异之处，而是更多地着眼于相通相同之处，这是很突出的。
钱理群罗曼·罗兰在读了梁宗岱的《陶潜诗选》法译本之后，很惊喜地发现中国的心灵和法国的心灵的“许多酷肖之点”，以至于使他相信两个民族具有某种“人类学上的神秘的血统关系”。瓦雷里在给这个法译本写序时，也把陶渊明比作“中国的维吉尔和拉封丹”。这样的比拟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时是很难想象的，但他们把不同民族的文心诗心的相通强调得很厉害，可能跟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有关系。
陈平原歌德在一八二七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就是读了中国的一部古代传奇，可能是《风月好逑传》的法译本，产生了这个想法。他的想法就是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的。
黄子平德国的一流诗人读了中国的三流作品，产生一个杰出的见解！
钱理群“普遍人性”的说法当然是太抽象了，但是各民族的文化能够碰撞、交流、融合，总是有它的共同基础吧？
黄子平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各民族的文化其实是大同小异。从一个大的时间尺度来看，大家真是彼此彼此。现在我们把文化隔膜、文化特性讲得很多，反而把相通相同的一面忽略了。把“普遍人性”放到具体的历史时空下来看，可以说二十世纪世界变成了“全球村”，人类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命运。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同样充满了危机感，充满了焦虑，一种骚动不安的焦灼。当然东、西方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危机感有一些质的不同。西方文学中的主要是个人的自我丧失、自我分裂、自我异化，并直接和全人类的生存处境“焊”到一块。中国文学中个人具体的焦灼总是很快上升到民族的危机感，它的焦虑是一种感时忧国的焦虑。但是既然同是焦虑，就有它的相通相同之处。这样一种共同的美感，现代的美感，恐怕最能揭示出“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这个命题的深层结构了。
陈平原归根结底，人类面对着一个共同的世界，不能不产生某些共同的艺术体验和哲学把握吧！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需要深入到这个层次里去考虑问题的。
一九八五、九、八
陈平原最近翻看了几本文学史，有苏联人写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还有美国人写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看来他们使用的“二十世纪”这个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主要还是一种“纯物理时间”，或者“政治史时间”，而不是“文学史时间”。如果从文学史上来考虑，“二十世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世界文学”的形成。在“世界文学”的初步形成里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本世纪中国文学，肯定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开展。
黄子平按照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经典论述，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看来这一历史进程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变得明显起来的。现在我们对“世界市场”这个概念有很具体的感性认识，日常生活里的“世界性消费”触目皆是。我们的中国乌龙茶在日本造成了对他们的传统青茶的“威胁”。我们的玉米一丰收，美国的农场主就开始皱眉头。七十年代以来，石油居然成为国际斗争中很厉害的一个武器。但是，我们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即使有，也是很抽象的认识。如果“世界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要是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出了一位大作家，全世界的大小作家的位置就都发生了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得挪动挪动，就是在我们对这位作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写，那么多的人在读，要说中国的文学进程对世界文学没有一点影响，那是很难想象的。问题倒不在于介绍得够不够，就算一点也没介绍，实际上也在发挥着作用。
陈平原没有进入世界性“消费”的精神产品，很难说是进入了“世界文学”总系统。但精神产品的“消费”恐怕又和物质产品的“消费”有所不同。
钱理群这里有许多理论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是广义的，译成“世界文化”可能更恰切一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好些问题，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比单纯从文学角度看更清楚些。
陈平原有些文学现象在“国别文学”里是很难讨论的，要是从鲁迅所说的中国人出面参与世界的文艺之业的角度来考察，就很有意思，很有意义。比如中国人用外语写的文学作品，有些是在世界上产生过较大反响的。林语堂用英文写过八部长篇小说，还有十部散文和文学传记。叶君健、萧乾也曾经用英文写过小说，萧三用俄文写过诗……
钱理群现在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的盛成教授，用法语写的《我的母亲》，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法国出版；就曾经轰动世界文坛，很快译成英、德、荷、西还有希伯莱文，广为流传。法国大诗人瓦雷里亲自作序，纪德、巴比塞、梅特林，还有“埃及诗王”朗基等本世纪的世界文学大师，以及居里夫人等人都给了很高的评价，都认为这本书沟通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为实现人类大家庭“内在的归一”作出了贡献……
黄子平当代国内有一位青年诗人叫苏阿芒的，他用外语写诗，寄到国外去发表，也有不小的影响。
陈平原侨居国外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更多了。象这样一些文学现象在“国别文学”里几乎可以不讲或者少讲，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头恐怕很难置之不顾。
钱理群日内瓦文科大学的一位教授评价盛成的那本书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的母亲》是“由西方化的中国人直接用法文写的，比法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或是法文译的中国书都好。它的作者，介乎两种文化之间，书的体裁也是介乎中法文之间的一种文学桥”。所以，他认为“这个中国人在我们语言与我们文学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陈平原这确实很有意思。一本书在两种文化的交叉点上，因而在两国文学史上都可能占有一定的位置。这种现象大概只有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本世纪才会有。
黄子平就象刚才老钱提到的材料说的那样，沟通东西方文明，实现人类大家庭“内在的归一”，这也许就是本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任务、总趋势。在“世界文学”里头，恐怕一点儿也容不得那些宣扬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的作品，容不得民族沙文主义。世界文学，是各民族之间用文学来进行的一种对话，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时呢，就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一点上当然是有所贡献的。
钱理群研究中国文学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产生变化，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多，是一个单向的视角。一个逆向的视角可能被我们忽略了。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啦。不过我们现在很需要用一种“立体交叉”的总体研究来代替或者补充单向的影响研究。
陈平原单向的影响研究，比如说某个中国作家与某个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或者某个中国作家受某种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的研究，也还大有改进的余地。单是把那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罗列出来，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往往同时受好几个外国作家的启发，或者同时受好几种文学思潮的冲击，单抽出来“一对一”地分析，可能讲不清楚。
钱理群研究某个作家，恐怕也要放到本世纪“世界文学”的总体背景下来分析。多种文学思潮冲击而来，作家也不可能兼收并蓄，总是要加以选择、删除，重新组合，这里作家的个性、经历、素养起很大作用，也决定于他对时代、人生的理解。比如周作人，他接触的东西既多又杂，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法、道、佛，他主要着眼于它们之间能够互相契合的地方。他认为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点相象”，说“西哲如蔼里斯等人”，思想跟李贽、俞正燮诸君“也还是一鼻孔出气的”，说日本与中国有着共同的“东洋人的悲哀”。他把自己的个性投影在这些中外思想上边，又反过来汲收它们来扩大自己的个性。这样互相映照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杂糅中见调和”的思想统一体。他用蔼里斯调节“纵欲”和“禁欲”的思想，儒家的“仁”、“恕”、“礼”、“中庸”，希腊文化中的“中庸之德”为基础，糅合了佛教的“莫令余人得恼”的精神，道家的“通达”，日本文化中的“人情之美”，构成了一种“周作人式”的思想结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得体地活着”为中心，在顺乎物理人情的自然发展与自我节制中求得平衡的中庸主义。
陈平原(笑)够复杂的！
钱理群为了在“混乱”中能够“截断众流，站立得住”，他又吸取了儒家的“智”、“勇”，佛教的“勇猛精进”，还有法家的“实效”精神，他的中庸主义带有“外柔内刚”的特色。在美学上就表现为所谓“以理节情”，在他的散文里，闲适、诙谐跟忧患互为表里，透出一种从容不迫，略带凄凉的“调子”。
黄子平周作人可能是把这种影响的复杂性表现得最充分的例子。艾青就单纯得多，他在法国主要是学画，“业余”为了学习法文，看了几本法国诗集，包括用法语翻译的一些俄国诗人的诗。他对现代主义的画家很熟悉，可以报出一串他所喜欢的名字，对现代派诗人喜欢的不多。至于传统文化，他自己说过：“我所受的文艺教育，几乎完全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和外国文艺。对于过去的我来说，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是比李白、杜甫、白居易稍稍熟识一些的。”他的“芦笛”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的。传统文化在艾青的创作中是更潜在地起作用的，比如说，他从小喜爱民间的工艺品，从小画了大红大绿的关云长送给他的乳娘。中外文化的种种因素经过艾青的个性的熔铸，投影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是这样一个有机结构：作为“地主的逆子”和“农人的乳儿”，他用印象派画家的感觉方式写诗，表达了对旧农村的眷恋(在这一点上他与叶赛宁相契合)，对繁华而又虚伪的世界性大都会的憎恶(在这一点上他与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相契合；在这两点上他同时与凡尔哈仑相契合)，在气质上糅合了浪漫派诗人的自尊和“波希米亚人”的忧郁，最后，表现在诗歌语言上是“土地”和“太阳”两大意象群。
陈平原说是单纯得多，也还是够复杂的。“文化构成”上单纯一些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说赵树理，还有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那种“动态的复杂性”，即一个作家从一种文学思潮一下子跳到另外一种思潮，比如田汉，从一个唯美主义者突然变成一个激进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
钱理群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许多思潮都带有某种激进的性质，最激进的要算“未来派”了。在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很多现代派作家都急剧地向左转。这说明文学思潮间的某些内在联系。这些文学思潮拿到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实验，在某些急剧变化的作家身上，这些内在的联系就暴露得更充分了。
黄子平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有这么个很重要的特点，世界文化里的多种思潮，从时间上空间上都突然那么集中地拿到中国的土地上来表演，它们互相碰撞、交替、相融。它们之间的某些联系在它们各自的本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拿到这里来之后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电光一闪，照亮了这种内在的关联。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多种因素，参加到里头，就更好玩儿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反过来成为一个参照系，用来观察世界文学潮流的盛衰嬗变、消长起伏。
陈平原它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古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参照系，用来考察哪些传统是被它“重新发现”了，被它照亮了，哪些传统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是最迫切的，或者说是最有生命力的，等等。
钱理群你们所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参照系，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再扩大一点：它不仅是观察西方文学(传统的、现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参照系，它可能是用来考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本世纪的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因为中国文化是所有古代文化里流传下来，保存得最完整的文化。它怎样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作出“现代调整”，获得新生，在亚、非、拉国家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
黄子平拉丁美洲的文学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本土的印第安文化被殖民主义者摧残破坏得差不多了。到上世纪中期拉美国家纷纷独立的时候，他们才慢慢发现那些矫揉造作、半僵化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根本不能用来表现南美大陆的自然风貌和奇特的风俗民情。拉美的作家是用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去挖掘本土濒临灭绝的文化，并吸收了黑人文化等多种因素，终于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加入到“世界文学”的合唱中来的。
陈平原这也是一种参照吧！但最有利的参照可能还是整个东亚。按照某些文化人类学家的看法，整个东亚可以看作是一个“汉文化圈”。东西方文化撞击下的文学异变可能带有某种共性。
黄子平对外来文化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大不一样。象日本，一九四五年以前从来没有被外国占领过，在此之前他们对外来文化都是主动去拣选、吸收的。
钱理群战后这段历史对日本文化就产生了很不相同的影响。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它是在“挨打”的情况下走向世界的。外来文化对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同时它又确实带有某种文化侵略的性质。这就使得现代中国民族心理(特别是在农民、市民中)，很容易产生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倾向。这种排外心理是既具有保守性，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正义性。影响到创作中，象老舍的作品，沈从文的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民族心理和情绪。而且一旦民族矛盾发展到危机时期，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常常出现“复古”的倾向，这是鲁迅等人反复提醒过的。
陈平原“古今之争”、“中外之争”贯串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和“古”“今”和“外”固然常常联系在一起，但并非总是如此。
黄子平时空交错，两种座标纠缠不清。
钱理群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近代传入中国时，其本身已经成熟了，可以说是过于成熟了，已经暴露出许多毛病。在西方文化内部已经在发生反叛，开始在其他文化体系(包括东方文化)中汲取灵感，寻找出路。也就是说，“华夏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破除，是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化都在抛弃传统，又都在向被对方抛弃的传统靠拢，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同志把这叫作“东西方文化的对逆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现代民族心理上引起的反应是很复杂的。一种是过分夸大了西方文化中的弊病，并且产生了一种不无真诚的主观愿望，想在避免这些弊病的条件下拒绝接受西方文化，或者扬言只愿意接受一种毫无弊病的西方文化。
陈平原有很高的警惕性，处处“设防”。
钱理群一种反应是引用外国人的赞扬，把本国的“国粹”视为珍宝，不去区分不同层次上的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肯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奴化心理的变态。
黄子平使用了一种很古怪的逻辑：外国的东西有什么好，连外国人都说我们的东西才好……
钱理群还有一种反应，就是由于不了解西方文化本身发展的历史过程，面对着他们五花八门的反叛思潮，眼花缭乱，对现代流行的各种文化思潮、创作采取“盲目接受”的态度。鲁迅把以上这些心理反应，即对本民族文化的盲目性，和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性，称为内外两面的桎梏。鲁迅认为，只有摆脱这两重桎梏，才能真正与世界现代潮流合流，而又不会搞亡了中国向来的民族性。
陈平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挣脱这两重桎梏的过程，当然细说起来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就是世界文学容纳和接受中国文学的过程，恐怕最早还是倾心于我们古代的灿烂文明，慢慢地才转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不排除他们常常只是作为社会学材料来研究，但逐渐也转向文学的艺术特征的研究，比如鲁迅小说的反讽技巧等等。
黄子平捷克学者普实克就很注意在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把社会历史的分析和艺术分析交融在一起进行。他对鲁迅小说的“现代倾向”是评价很高的。
钱理群有些地方可能偏高了一点。不过他是最早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那些与当代世界文学“同步”的现象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说明了中国文学所蕴含的当代创造性一旦发挥出来，是毫不逊色的。
黄子平那些出色的外国学者、作家、诗人，谈到中国文学的时候，常常注意的不是文化的相异之处，而是更多地着眼于相通相同之处，这是很突出的。
钱理群罗曼·罗兰在读了梁宗岱的《陶潜诗选》法译本之后，很惊喜地发现中国的心灵和法国的心灵的“许多酷肖之点”，以至于使他相信两个民族具有某种“人类学上的神秘的血统关系”。瓦雷里在给这个法译本写序时，也把陶渊明比作“中国的维吉尔和拉封丹”。这样的比拟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时是很难想象的，但他们把不同民族的文心诗心的相通强调得很厉害，可能跟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有关系。
陈平原歌德在一八二七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就是读了中国的一部古代传奇，可能是《风月好逑传》的法译本，产生了这个想法。他的想法就是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的。
黄子平德国的一流诗人读了中国的三流作品，产生一个杰出的见解！
钱理群“普遍人性”的说法当然是太抽象了，但是各民族的文化能够碰撞、交流、融合，总是有它的共同基础吧？
黄子平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各民族的文化其实是大同小异。从一个大的时间尺度来看，大家真是彼此彼此。现在我们把文化隔膜、文化特性讲得很多，反而把相通相同的一面忽略了。把“普遍人性”放到具体的历史时空下来看，可以说二十世纪世界变成了“全球村”，人类分享着一个共同的命运。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同样充满了危机感，充满了焦虑，一种骚动不安的焦灼。当然东、西方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危机感有一些质的不同。西方文学中的主要是个人的自我丧失、自我分裂、自我异化，并直接和全人类的生存处境“焊”到一块。中国文学中个人具体的焦灼总是很快上升到民族的危机感，它的焦虑是一种感时忧国的焦虑。但是既然同是焦虑，就有它的相通相同之处。这样一种共同的美感，现代的美感，恐怕最能揭示出“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这个命题的深层结构了。
陈平原归根结底，人类面对着一个共同的世界，不能不产生某些共同的艺术体验和哲学把握吧！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需要深入到这个层次里去考虑问题的。
一九八五、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