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毙我吧，老子没错！老子没杀人放火，老子只打过日本人，枪毙我吧！”一到天阴湿冷，偏房里就传来老人的一阵阵干号，家人被驱赶出屋，只好躲在角落里饮泣。
　　王春芳的女儿紧张地扒着门缝探视，老人那副一张卧弓般拱起的脊背，抵着房里任何能找到的硬物刮蹭，躺也不是、坐也不是，折腾上个把小时，才终因脱力而歪倒在床，陷入谵妄状态。
　　在老人的背襟里戳起的那道诡异弧度，隐约在皮下透出青灰色，那是七十二年前钉入脊椎的一根钢钉，在时间的漠然作用下，终把这个倔强的老头压弯。如今96岁的王春芳萎缩得不到1米6，没见过他青春年代军中英姿的人，怎么也想不出照片中那个1米83的魁伟军官就是他本人。
　　熬过疼痛后的清醒，老人还有心自嘲，“我们那批成都黄埔本校16期步科，毕业分配到驻守黄河防线的刘戡23军，一共十二个人，第一次上阵就死了一半。日本人火力猛，大炮打得山上石块翻起来，当场砸死身边的两个指挥官，算我狗屎运，就断了条腰。”
　　抗日正面战场，以弱制强面对来犯之敌，国军所能依仗的只有人数优势和不畏死的精神。眼看着前刻还生龙活虎的战友，瞬息就断了气，这样无常的人生际遇一次次重复发生，七十多年来仍纠缠着历事者的记忆。
　　1940年考上黄埔西安分校的李豫生，不出半年就被派到暂编66师，在戍守黄河南岸禹门口的战斗中，他所在的排“打剩三个人，全连剩十几个”。
　　陕西王曲黄埔七分校步科17期的马世超，在南阳与日军作战，遭日军飞机密集扫射轰炸，“睁眼一看，山头削平了，那个连也没了”……
　　黄埔17期生、任独立44旅看护班班长、专职埋尸的江苏人孙英杰，一说起“台儿庄”，鼻梁上端就拧成一团，像是战场上腐臭止不住往鼻腔里灌，“乖乖，那叫一个臭，庄里庄外臭气熏天，喷了来苏尔及酒精也不顶用。管他中国人、日本人，挖个坑埋一起，都顾不上了。”
　　这群在抗日战场九死一生中存活下来的老人，日后却难称得上是生活的“幸运儿”， 他们风华正茂之时，正值国难当前，从军投考“黄埔”曾有过短暂的荣耀，却并没能分享抗战胜利的殊荣，反而因他们共同的“黄埔”出身，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成了他们难以洗刷的标签，和多舛命运的渊薮。
　　如今他们多已到了凋零之年，参加过抗战的最年轻黄埔生（1942年入学），也已逾90岁高龄。这几年里，随着抗战“正面战场”认知的提升，民间的关爱老兵组织陆续找到他们，把一枚枚象征性的勋章（民间机构铸造）配上他们胸襟。
　　黄埔17期骑科的丁书臣，甚至在两年前收到了一柄原物铸模的仿“中正剑”。这件当年黄埔学生随身佩带的“信物”，七十余载后回到老人手中时，丁书臣眯缝起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犹疑与惊惧。

“学员还是学生？”

　　95岁的丁书臣，在17岁那年出门，就碰上 “七七”卢沟桥事变，那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丁书臣顶替家中长兄，被抓了壮丁。“那时一个农村娃子，哪知道什么党不党呐。”跟着国民党部队从北往南，从东到西，一路在湖南湘潭、广西柳州边战边退，到甘肃天水才算落脚。
　　那一脚踏进了“西北王”胡宗南的地界。“黄埔系”老大哥胡宗南，在此屯兵养士，开办的军校巡回兰州、天水、户县等多地。天水的“西北骑兵巡回教育班”，1939年刚转成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俗称“黄埔军校”）骑兵科代办点。
　　1942年蒋介石到访该校，丁书臣连同二十几名精壮学员，被挑中作“内警卫”，贴身护卫出巡的“中国战场最高指挥官”。丁书臣比画着演示，当时“校长办公室”就设在一排土坯房里，他的警卫岗就在面朝办公桌的房门口。
　　身披黑斗篷的“总司令”进进出出，一天打丁书臣面前经过好几回，他却从不敢正眼相看。一日，蒋在骑兵学校教育长胡竞先（黄埔二期）陪同下，再次经过这道门岗，毫无征兆地顿了一下，抬马鞭戳向他的胸口，问：“学员还是学生？”
　　“学生。”丁书臣想也没想地回答。七十多年后，每每回想起这一幕，老人仍觉鬼使神差。自己条件反射似地撒了一个小谎，竟至左右了他的一生。
　　“学员”与“学生”一字之差，在军中待遇却有霄壤之别。抗战时期办的各种临时特训班，像丁书臣这样的短期“学员”如恒河沙数，但“学生”却特指黄埔毕业生，向被视作校长蒋介石的嫡系，有“天子门生”之谓。
　　“被钦点”后，教育长胡竞先亲自找他谈话，这个三年前被拉壮丁入伍的河南农民，一夜间加身了“黄埔三宝”：学生证、委任状、“中正剑”（黄埔生佩刀），被编入骑科第17期，领中尉衔。
　　随着抗战的战事深入，黄埔本校先由南京迁往成都，后又在武汉、西安等地先后创立九所分校，以16、17、18期招生人数最为庞大。国民政府于1936年正式实施《兵役法》，计划“集中训练高中以上学生兵5万人，民兵50万人”。
　　国难当前，各地青年投考军校的热情空前。投考者中有在校大中学生，也有已步入工作岗位的社会人士；更不乏军人子弟，乃至像丁书臣这样从现役军人中选拔的培训生。

推向战场

　　现年94岁的李长春，1938年刚被浙江大学附属工业学校录取为大一新生。彼时华北已陷，学校竞相迁南迁，战火尚未波及的浙闽山区，一时汇聚了从全国各地流亡至此的学生。他至今记得，在从浙江龙泉步行往瑞金投考黄埔三分校的一路上，随处可闻学生高歌抗日歌曲，“尤其是东北来的同学，老是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们的家在哪里’。”

回到河南登封老家的丁书臣，因国共重启和谈，骑兵学校被撤编，他空得了一个“黄埔生”的名号。摸回十年未归的破宅残院，才得知务农为生的大哥因受自己牵连，早惨死于汉奸之手，而家里的粮田、牲口都被抄没。

　　面对穿草鞋、打绑腿、棉裤卷起半截的“大老粗”，突然成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考官，像李长春这样的大学生，初入军营还闹起了别扭。文化课考试的一道题目问，“新生活运动第一条是什么？”他当场就不干了，“仁义礼智信这套，是要打倒的旧文化，我是来从军投报祖国的，讲这套干什么？”
　　李长春不解。实则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乃至苏联研究等意识形态课程，乃黄埔创立之初确立的军队教育传统，最多的时候甚至占了3/4本属战术操练的课程。而各项专门兵种的教育，则多由各地分校代办。
　　丁书臣所在的天水“西北骑兵巡回教育班”，就在抗战期间代办了三期黄埔骑科；现年92岁的朱纯毕业于黄埔19期炮科，实为湖北恩施防校代招；92岁的钱鉴民毕业于陆军机械化学院，属黄埔17期战车科。
　　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军校毕业的基层军官很快不敷使用，尚在受训的学员，也被作为补充兵员源源不断地投向战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对手那边。战争初期，日军士官级（排级）以上军官均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战争大量减员后，日本为加速培训基层士官，将学制从4年缩短至2年，1941年后又办起6个月的特训班。
　　1940年考上黄埔西安分校的李豫生，入学不到半年，就在守卫黄河南岸禹门口的战斗中，上了一堂真人实弹的见习课。他所在的步兵中队，被编入了一个空编的连队。“那个连打得只剩番号了，我们被当成新征的兵员充数，只有连以上干部知道我们的军校学员身份。”
　　“不同人不同命，那时候就决定了。”李豫生悠悠地说，眼睛却只低顾着手指，那双手因为长年行伍编草鞋，指甲焦黄龟裂。徐州会战之后，晋西沦为敌后游击区，装备补给难以为继，“两身军服来回换，到了十月还在穿单衣，五月就换上棉袄了。平时都穿草鞋，到周五才穿一次布鞋。”
　　日本人的飞机每天出入阵地上空，像上下班一样准时。“飞到头顶上二三十米低空，才开始扫射。我们能拿它怎么样？整个连最重型的武器是两挺苏制（应为捷克制）加列夫轻机枪，用的是50发圆盘式子弹匣，换弹夹得费两个人。朝天打出去的子弹弹道偏转，弄不好还要伤到自己人。”
　　李长春在军校三年始终表现得有些游离，这让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川军，“那是蒋介石最看不上眼的部队”，被驱赶到沦陷区的次要战场零敲碎打。
　　对这些军校学生来说，当年最优的选择是参加驻缅印的远征军。那是号称国军“装备最阔气的的军队”。在学校里被编入“战车生队”（另有一“技术生队”）的钱鉴民，毕业后将被定向分配到驻印军七个战车营。“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同学里面连会开车的人，也还是凤毛麟角。”
　　这支后来直捣密支那的精锐之师，驻扎在兰姆迦基地。在一班耐不住印度的湿热、背心短裤打扮的学员中，一眼能认出的那个从头到脚裹得严实，处处显出受过全套德式训练的孤高身影，正是蒋公子纬国。

命运莫测

　　对于17岁就在西北军中当上排长，18岁在台儿庄战场上带队埋过死尸的孙英杰来说，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嫌隙，他已经见惯不怪了。
　　他所在的独立44旅从徐州一战撤下来后，归并到了第九战区。而在1941年后，日军忙于应付太平洋战场，无暇东顾，这一地区遂成各派势力争夺的灰色地带。
　　黄埔在各地的分校此时已达到九所，军委会有意培植黄埔出身的基层军官，弥合中央军与地方部队之间的差异。台湾编撰的《战时陆军志1937-1945》报告称，“抗战时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为国军在扩编、混编及互调过程中，黄埔出身的军官逐渐兴起，使国军中央化程度增加，矫正了区域主义之失”。
　　1940年接到一纸“干部训练班”通知，孙英杰意识到，转运的时机来了。他说来直言不讳，“上了黄埔，那领的就是中央的钱，每月16块现大洋。”在军校里，他叽里咕噜学得飞快，“什么一洞‘东’，二洞‘冬’” 当年强记的密码口诀，直到现在老人还能张口就来。
　　待到他回到地方，“黄埔”学历在手，很快成了各色人等拉拢接近的对象。中统特务也来找他，塞给他一个“驻苏北办事处主任”的头衔，他不敢从；他给自己弄了个警察局局长的公开身份，静观其变。
　　此时回到河南登封老家的丁书臣，因国共重启和谈，骑兵学校被撤编，他空得了一个“黄埔生”的名号。摸回十年未归的破宅残院，才得知务农为生的大哥因受自己牵连，早惨死于汉奸之手，而家里的粮田、牲口都被抄没。

　　他一个脱队的小军官，眼见又变回了失地农民。听说新任的县长联合一个叫刘光华的地方能人，在登封县城里办“政训班”，正缺人手。“托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刘光华居然是黄埔十期毕业，还算师兄。他对我这个小兄弟也显得很关照，问我来当教官，中不中？”
　　老人突然陷入沉默，又眯缝起眼睛看人，“我估摸着就这么去了，可能有点他们说的投机心理吧……”

暧昧的胜利

　　经过八年的苦熬，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历史性时刻，对于这群大多数深涉其中的老人来说，胜利的欢愉却没有在记忆中变得清晰。孙英杰刚好赶上了颇有戏剧性的一幕，胜利的印象才于他变得具体。
　　那天，他这个警察局长乘了四天四夜的架子车，赶到临时省城阜阳述职。省城戏院当晚排演了一场招待演出，在包厢里的他多少还有些惊魂未定。这一路上为躲过伪军哨卡，他特意把秘密报告卷在牙膏管里，“里头涉及到变节分子的名单，那可是人命关天”。结果台上的戏演到一半，突然有一穿军装的人出来报幕，“日本人投降了。”
　　不大的场子里一片骚动，周围的人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相互想从对方脸上求证些什么。他只觉得一道深色的大幕在自己面前缓慢地拉启，舞台变得不那么真切。尽管这么多年后，他仍能一口咬定，当日的曲目是《安邦定国志》。直到返回县城的路上，他才敢确信，日本是投降了，“因为沿途哨卡都撤了”。

这一路上为躲过伪军哨卡，他特意把秘密报告卷在牙膏管里，“里头涉及到变节分子的名单，那可是人命关天”。结果台上的戏演到一半，突然有一穿军装的人出来报幕，“日本人投降了。”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场他们曾经亲历、又一再目睹同伴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惨胜，此时却显得抽象而暧昧。王春芳随部队从西北移驻新疆，换来了八年抗战难得的休整之机；而已经转移到东南沿海的李豫生部队，则经历了又一次整编，开拔前往上海外围的崇明岛。
　　这批抗战时期入伍的黄埔生，根据军中三年升一级的规定，到日降时多半只有个上尉军阶。非常时期的百万扩军，在胜利后又将面临大规模的改编与撤编，留待给这批中下级军官的，多是前途未卜的悬念。
　　面对全国形势的亟亟待变，李长春这个只上过一年正规课程的大学生，显出读书人的敏感。他私下里已经计议停当，铁了心回上海参加复旦大学的复学考试。就算准不了假，他也准备好了私自脱离部队。
　　没想到，部队长官非但不以他擅自告假为忤，反而亲自来劝他归队。此时部队已移驻杭州，由原202、208、209三个师合并成一个师，大批未启封的板条箱运到驻地，上面标示着 “Carbine” （卡宾枪）“Thompson”（汤普森冲锋枪）等英文字样。李长春明白，部队又用得上他们了，“这批新到的美援装备，只有英文说明书，大老粗弄不懂，要靠我们几个大学生教会怎样用。”
　　抗战时在沦陷区内，李长春的部队和共产党武装相安无事。在野外打伏击时，他几次从草齿的缺口里目送游击队成群结队而过，“他们就是人多，很有组织，夜行军时，在公路上只听得‘跟上跟上’一个口号。但是装备差，十来人合用一条枪，挥大刀、抗锄头什么都有……”
　　抗战胜利还近在眼前，却眼看着国共双方将他们面对面地再次推向战场，他在想象中也难以忍受美式机枪对大刀人肉的胜之不武，“当时看他们就是组织起来的农民嘛，这仗怎么打？” 1946年5月，李长春就开了个小差离开部队，一去未归。
　　暮年
　　内战打起来却是一边倒，东北、华北在半年内相继易手，中国的命运渐渐向共产党倾斜。胡宗南留在西北后方的二十万“黄埔嫡系”，未经激烈抵抗，就败的败、降的降。此时从西北驻军新疆的王春芳，回顾这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六十多年后也只剩摇头：“军官连家眷都已经上路，准备从印度出境，半道上折回，不去台湾了。”
　　等他安顿好家眷归队，“上头已经宣布起义了，都是师、军级以上干部说了算，轮不到我一个小团长说话。”他出生在新疆的小女儿，至今说起来颇耿耿于怀：“俺爸从来没正眼瞧过俺妈，她为他受了那么多苦。”在她的幼年印象里，这对夫妻常是“一个在受批斗，一个在受表彰”，王春芳被当作投诚军官优待的日子没持续多久，组织上就剥夺了当初允诺的185块高额工资；而出身贫农、没读过什么书的母亲，像赎罪似地在生产兵团里把苦活累活往自己身上揽，曾连年评上“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
　　荒诞的年月把这对夫妻拴在一起。“五反”“反右”，每一波运动的浪潮，这批老黄埔几乎都被深卷其中，颠沛流离。
　　“穷参谋富副官，不穷不富也是个医官” 是孙英杰在老西北军里混时，“兵油子”挂在嘴皮子上的话。不管新社会旧社会，他都认这个理。1949年后，他放弃了警察局长职衔，真的做回了“医官”，只是这回臂膀上挂得是无党无派的“红十字”袖章。
　　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前后跑，跟各种宣传队、工程队打交道，这个能混的人又找回了战时在沦陷区如鱼得水的感觉，成了江苏泰州兴化地方上的“标兵”，进了卫生部在北京办的“学习班”。他自以为又摊上了什么转机，洋洋得意地连夜写了20张报告纸，交待个人思想改造的心得，结果一回到家，找上门的却是法院的人，“说我身上背了两条人命，就地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