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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中日淞沪鏖战，使转战北平、绥远进行抗日救亡歌咏宣传的音乐家吕骥，决定不返上海，奔赴山西。后经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介绍，跋涉三十天，于10月29日抵达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那年吕骥28岁，到达延安后被组织安排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工作，不久，被调到陕北公学任教。
也是在1937年的10月，19岁的朝鲜籍青年音乐爱好者郑律成，用民主人士、教育家李公朴先生资助的路费，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身背小提琴和曼陀林，怀揣《世界名曲集》乐谱从南京来到延安，成为了陕北公学的学生。同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天主教徒，22岁的安波，经山东省委介绍也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从四面八方投奔到陕北公学的音乐家还有广州抗日先锋队队员、携带着小提琴的广东音乐爱好者22岁的梁寒光，年仅13岁随母亲从北平经西安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的李群以及分别从河南和马来西亚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到达关中栒邑县看花宫镇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的时乐濛、罗浪。22岁的时乐濛，同郑律成、梁寒光一样，随身携带的同样是他心爱的小提琴。另有一位年轻女性、日后活跃的音乐工作者潘奇虽然那时已经获得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毕业文凭，但是在北平沦陷后不久，也开启了赴“陕公”学习的旅程。不过出于需要，在西安，她被留下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入“陕公”学习的愿望未能实现。
1937年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然而，战争的残酷，侵略者的嚣张，也许是当时的国人始料未及，不到半年的时间，北平、天津、上海、杭州、苏州这些重要城市纷纷沦陷，甚至都城南京也被侵略者占领了。战火的急速蔓延，导致学校，尤其是大学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沦陷城市的许多师生为不作亡国奴或选择上前线，或选择踏上遥遥逃亡路，部分学校有组织地随国民政府一路向西南撤退，由此诞生了著名的战时西南联合大学。而地处西北边陲的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在那里洞悉全局，为抗战需要，在边区政府和一些教育家们的协助下，及时创办起了陕北公学。此时，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才仅数月，陕北公学成立前，在延安只有从江西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所以培养共产党高级干部为主的学校。陕北公学的成立吸引并容纳了全国各地及海外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壮大了延安的抗战力量，成为一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培养抗战干部的新型大学，并且随着局势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高等教育的母体，其血脉不断得以在日后以北方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延续。
延安古城东门外，与城一水之隔的清凉山，壁陡崖悬，石枯路险。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亭台楼阁，庙宇佛洞，为这岿巍峭立的山峦弥漫上了世代众人的心愿和企盼。陕北公学就坐落在清凉山的东侧，在1937年9月开始正式招生。学校的开办费和日常经费由边区政府拨发，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实行募捐，因此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海外华侨们的援助。在科系设置和学制上，最初的计划是设立社会学系、师范学系、农民运动系、日本研究系和国防工程系。然而，战时形势急速变化，为满足青年们奔赴前线杀敌的愿望，以及办学上存在的实际困难，正式只招收了社会学和师范学两个系的学生，学制也由最初六个月至两年的计划，调整为三个月。“陕公”的教学内容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采用名人讲演、时事报告及自学辅导、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在开办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向前线及社会其他部门输送了两千六百多名新生力量。①
在生活上，尽管陕北公学的学生们享受着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还有每日高于普通党政机关三分的“菜钱七分”，但条件仍是异常的艰苦，无论在冬日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还是夏天的烈日炎炎下，师生们都在露天上课、用餐，在解冻后的延河岸边洗漱。艰难岁月，加之学生生活上沿用的“抗大”军事化管理办法，也锤炼了意志品格，使他们“用自己的手建设起来他们的雄伟的大礼堂”，也使“陕公”成为了一座真正的“时代的大熔炉”。②
“陕公”没有音乐系，也未见开设音乐课的记载，但师生们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创造條件，形式活泼的文娱活动倒也未曾间断，教职员有属于自己的歌咏干事，经常性地组织唱歌，学生们则有十几个男女同学组成的“陕公合唱队”，还有“陕公剧社”。后来在中国歌剧创作上成果显著的作曲家、“陕公”校友梁寒光，在1980年代的自传中曾回忆：
陕北公学主要学习、讨论政治课和时事报告。每天天刚蒙蒙亮爬山，锻炼身体，锻炼意志。每周都组织文艺晚会，我每次晚会都用我带到延安来的小提琴演奏粤曲，大家都喜欢听。③
如梁寒光所回忆，“陕公”经常性地举办文艺晚会。此外，“陕公”还是延安开展文化救亡活动的重要场所，鲁迅逝世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边区文化救亡协会成立大会、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筹备会议、西北青年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分会成立大会等等活动，延安各界的盛大联欢晚会、文学晚会、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晚会都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在那里，时常奏响的不仅有冼星海、张曙和麦新的歌曲，还有苏联歌曲、广东音乐和其他民乐合奏。这些活动，无疑引发了原本已经文娱活动丰富的陕北公学师生们对音乐的更多关注与偏爱。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文化艺术活动在“陕公”举办，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艺术工作和陕北公学的重视。
陕北公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一个母体，曾为日后的其他教育机构输送了众多人才，1938年4月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最初的六七位教职员和五十几名学生里，仅音乐系的教师就有“陕公”调来的吕骥，同时他还是学院筹建工作的参与者、音乐系的第一任主任；在学生方面，“鲁艺”的招生限于经费和设备，真正招收的名额并不能满足广大艺术青年的需求，“实际上却是只能收纳在艺术上有相当基础的学生”，④而来自陕北公学的考生，不仅能够顺利地考取，从今天看来，当我们翻开“鲁艺”初期学员的名单，不难发现，“陕公”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鲁艺”音乐系班上的佼佼者，⑤其中第一届学员有安波、郑律成、梁寒光，第三届学员有李群、时乐濛、罗浪。他们在延安和之后的岁月里，创作出了为数可观的被广为流传的优秀音乐作品，我们尚且不论作为教师的吕骥，在到“鲁艺”前的1937年，在延安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和《陕北公学校歌》（成仿吾词）已在当时得以广为传唱，仅从“陕公”到“鲁艺”学习的年轻人，在延安就创作出了众多新作，如郑律成创作的激情豪迈的《延安颂》（1938年，莫耶词）、淳朴亲切的《延水谣》（1939年，熊复词）以及《八路军大合唱》中威武雄健的《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公木词）；安波根据陕北民歌填词的欢快的表演唱《拥军花鼓》、编创的带着陕北浓浓的乡土气息、又充满幽默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秧歌剧《兄妹开荒》（1942年，王大化编剧）；梁寒光用陕北民歌素材创作的歌剧《兰花花》（1946年，金紫光编剧），后在山西又创作了具有山西民歌风格的歌剧《赤叶河》（1948年，阮章竞编剧）等等。这些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为从西方而来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增添上了更多的本土气息；创作之外，这些音乐家也是其他音乐活动的活跃人物，他们采集民歌，如以流传至今的《黄河船夫曲》为代表的诸多陕北民歌就是由安波采集记谱。可以说，他们既是延安多样音乐生活的参与者，也是延安音乐文化传统的缔造者。 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办，如同陕北公学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的成果。1938年，战火不断蔓延，在上海办学成效显著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已被迫迁入法租界，并改名“私立上海音乐院”，校长萧友梅在学校向西南撤退申请未果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及抗战宣传的需要，先后支持了不少师生离开上海。而此时，陪都重庆的音乐教育工作尚未正式开始。在这个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动荡的关口，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陕北公学的校领导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及时在延安发起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不仅有“陕公”的骨干师生加入，在课程设置及学制上，也参考了“陕公”的经验，比如“陕公”的“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哲学”课程，都成为初期“鲁艺”的“共同必修课”或“高级班必修课”，甚至与“陕公”用的是同一授课教师。在上课方式上，“鲁艺”也继承并发展了“陕公”从战时实际出发的思想，采用短期培训的教学方式，只是在“陕公”三个月的基础上，发展成“三三制”，即在校学习三个月、前方实习三个月，返校再读三个月。
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迁至栒邑与分校合并，“陕公”师生在延安亲手建造起的大礼堂，则成了鲁迅艺术学院在搬到桥儿沟天主教堂前举办音乐会的场所，先后由从武汉来“鲁艺”任教的冼星海带领预演或首演了他到延安后创作的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生产运动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及多首歌曲。在1939年4月13日，由光未然率领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第三大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过刚刚完成的《黄河大合唱》后，冼星海以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记述了这场音乐会：
下午七时在陕公开延安第一次音乐大会……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整个曲子，他们觉得很雄伟！……鲁艺动员50人的合唱，可谓空前！⑥
冼星海这些大型音乐作品在陕北公学大礼堂的上演，不仅成为延安，同时也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历史性事件。因此，可以說鲁迅艺术学院在建立之初就与陕北公学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华北联合大学时得到了巩固。
1939年7月，为保存实力，同时加强敌后根据地的抗战人才培养，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北联合大学，由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出任校长，并率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师生与青年学院、工人学院师生一同奔赴晋察冀边区。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又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从延安到晋察冀阜平，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新的学校。此时，尽管“陕公”和“鲁艺”的师生们分设在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部（后改为文艺学院），但作为同一屋檐下的同事同学，共同在敌后的恶略环境下过着动荡生活，一起在战火逼迫下避难搬迁，文艺学院还曾不得不停办，但在艰难岁月里，更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并且自“陕公”初创时即有意锻造的“陕公”人的坚毅品格，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短期培训为主的灵活的教学方式在此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不仅如此，在师资上，无论是华北联合大学时期，还是华北大学时期，学校骨干力量均源于“陕公”和“鲁艺”，仅音乐系而言，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的第一任主任便由吕骥出任，其继任者，除周巍峙曾短暂兼任之外，先有“鲁艺”第三届毕业学员卢肃，后一直由学在“鲁艺”、教在“鲁艺”的李焕之担任，由转战多地后奔赴延安“鲁艺”任教的李元庆出任副主任，就连华北联合大学的第一期学生，也是来自就读于“鲁艺”第二、三届的学员罗浪、王莘、韦虹等。在创作上，“陕公”和“鲁艺”注重现实题材和民族风格的传统同样得以继续，产生了弦乐四重奏《杏树林纪事》，特别是之后广泛传唱的《团结就是力量》（1943年，牧虹词，均卢肃作曲），二声部歌曲《胜利进行曲》（1945年，贺敬之词，李焕之曲），儿童歌曲《边区儿童团》（1939年，词作者不详）及之后吸收当地秧歌音调创作而成的歌剧《过光景》《纺棉花》（均王莘作曲，编剧不详）等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李焕之为了学员们学习方便，还编写了二十多万字的《作曲教程》。十年时间里，从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如同“陕公”和“鲁艺”一样，为华北以及新中国成立及时输送了大批人才。
炮火中诞生在延安，艰危中成长于华北敌后，千万青春共同汇聚成的十二年的坚持与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长吴玉章带领华北大学的师生们迈着昂扬的步伐进驻北京。1950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以吴玉章为校长、成仿吾等为副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而那所得到不断壮大的华北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然是一所学科领域广泛的综合性大学，随吴玉章校长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是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的社会科学院基础上扩建的，具有政治学院性质的华北大学一部以及华北大学四部，即研究部的部分专家四五十人的教师队伍。“华大”的其他部系则或独立建校，或合并而为新校，生发出了建国初期的多所高等学校，仅华大三部文学艺术部，其师生就分别汇入到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例，1949年后，随华北大学三部音乐科并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李焕之、李元庆、姚锦新、韩里、方仟等，加上已经着手进行中央音乐学院筹建工作的吕骥、李凌和成立于重庆的原国立音乐院师生、香港私立中华音乐院师生以及稍后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师生，共同组建成了建国初期的这所唯一的最高音乐学府。来自陕北公学和“鲁艺”“华大”的师生们，把他们客服困难，合作包容的精神以及对民间音乐的重视带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与科研之中，由此形成了今日中西并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高等音乐学府。
从陕北公学到鲁迅艺术学院、到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在物力维艰的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和音乐师生们的通力合作下，共同谱写出了他们独特的传统：第一，他们有着洞悉全局的能力，以及由此获得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办学方针和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二，他们有着在艰苦环境下勇于坚持，寻求发展的勇气和信念；第三，他们具有“时代的大熔炉”的包容精神，吸引并汇集了四面八方及海外华侨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人才；第四，在音乐艺术上，中国共产党对地方民间音乐及其改造一以贯之的重视，是其党性中人民性在音乐领域的彰显，从中央苏区对江西民歌的运用，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延安文史哲领域广泛开展的对文艺作品“新内容的旧形式”的理论讨论，和音乐家们对陕北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与改编创作、晋察冀时期对河北民间音乐的收集与运用，直到新中国初期进行的广泛的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调查、举办各种层次的民间音乐会演、民间艺人进入专业队伍等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点，无论是在陕北公学还是“鲁艺”、华北联合大学培养的音乐人的活动中以及建国成立后的院校教学、创作、表演之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形势下创建的陕北公学，其名称虽然在不断的调整中被不同学校取代，但她的血脉不仅得以延续，且不断扩大着，可谓枝繁叶茂，果实累累！音乐上，前述中央音乐学院之外，“陕公”和“鲁艺”的音乐家们，在建国后曾广泛就职于几乎各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和音乐团体中，并且绝大多数担任了领导职务，如在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1956年恢复为上海音乐学院）有曾为“鲁艺”最早教员的向隅；沈阳音乐学院的前身东北鲁迅文艺学院，1948年底在沈阳恢复办学时，更曾聚集了一批由“陕公”到“鲁艺”的延安音乐工作者：吕骥、安波、潘奇等；之后还有罗浪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前身华北军区军乐团团长、李元庆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安波曾为1964年创建的中国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属于全国性音乐组织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一职，自1949年成立至9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是延安的音乐家吕骥、李焕之担任。作为走上领导岗位的这些“陕公”和“鲁艺”的音乐家们，他们将艰苦奋斗和广泛团结的传统以及对民间音乐的重视和改造的传统，带到不同单位，通过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文化精神，得以成为新中国音乐建设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并且与其他不同的音乐因素，共同谱写出了近七十年来共和国的音乐新篇章。
而作为与陕北公学一脉相传的中国人民大学，在经历了新中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后，又终于在1999年复建起了含音乐在内的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学院。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摸索调整，如今不仅名称上改为了艺术学院，其中的音乐系也在办学理念上日益获得了清晰的定位。在陕北公学诞生8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之际，借此机会诚挚地祝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在“陕公”和“鲁艺”的光荣传统引领下，创造出一种综合大学音乐教育的新模式，使“陕公”时代先锋的传统、使“陕公”和“鲁艺”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音乐教育传统，得以在“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以发扬踔厉之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培养出更多音乐英才！
① 统计数字见奇礼总编《陕甘宁边区纪实》，延安解放出版社1939年版，第140页。该书第七章“陕甘宁边区的学校”在对陕北公学的介绍中提及，1937年11月底“便有二百多个毕业生走上前线”，1938年1月底第二次毕业生四百余人，3月底第三次毕业生六百余人，第二期，1938年3月起人数激增至1400人。
② 同①，第139、141页。
③ 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寒光照铁衣——作曲家梁寒光自传》（卷2），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61页。
④ 同①，第149页。
⑤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各届教职员和学员名单，参见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管理处编写的《延安鲁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79—205页。
⑥ 黄翔鹏、齐毓怡编《冼星海专辑》（二），内部参考资料158号，1962年版，第113—114页。
李淑琴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也是在1937年的10月，19岁的朝鲜籍青年音乐爱好者郑律成，用民主人士、教育家李公朴先生资助的路费，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身背小提琴和曼陀林，怀揣《世界名曲集》乐谱从南京来到延安，成为了陕北公学的学生。同年1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天主教徒，22岁的安波，经山东省委介绍也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从四面八方投奔到陕北公学的音乐家还有广州抗日先锋队队员、携带着小提琴的广东音乐爱好者22岁的梁寒光，年仅13岁随母亲从北平经西安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的李群以及分别从河南和马来西亚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到达关中栒邑县看花宫镇陕北公学分校学习的时乐濛、罗浪。22岁的时乐濛，同郑律成、梁寒光一样，随身携带的同样是他心爱的小提琴。另有一位年轻女性、日后活跃的音乐工作者潘奇虽然那时已经获得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毕业文凭，但是在北平沦陷后不久，也开启了赴“陕公”学习的旅程。不过出于需要，在西安，她被留下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入“陕公”学习的愿望未能实现。
1937年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打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然而，战争的残酷，侵略者的嚣张，也许是当时的国人始料未及，不到半年的时间，北平、天津、上海、杭州、苏州这些重要城市纷纷沦陷，甚至都城南京也被侵略者占领了。战火的急速蔓延，导致学校，尤其是大学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沦陷城市的许多师生为不作亡国奴或选择上前线，或选择踏上遥遥逃亡路，部分学校有组织地随国民政府一路向西南撤退，由此诞生了著名的战时西南联合大学。而地处西北边陲的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在那里洞悉全局，为抗战需要，在边区政府和一些教育家们的协助下，及时创办起了陕北公学。此时，中共中央进驻延安才仅数月，陕北公学成立前，在延安只有从江西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所以培养共产党高级干部为主的学校。陕北公学的成立吸引并容纳了全国各地及海外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壮大了延安的抗战力量，成为一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培养抗战干部的新型大学，并且随着局势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高等教育的母体，其血脉不断得以在日后以北方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延续。
延安古城东门外，与城一水之隔的清凉山，壁陡崖悬，石枯路险。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亭台楼阁，庙宇佛洞，为这岿巍峭立的山峦弥漫上了世代众人的心愿和企盼。陕北公学就坐落在清凉山的东侧，在1937年9月开始正式招生。学校的开办费和日常经费由边区政府拨发，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实行募捐，因此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海外华侨们的援助。在科系设置和学制上，最初的计划是设立社会学系、师范学系、农民运动系、日本研究系和国防工程系。然而，战时形势急速变化，为满足青年们奔赴前线杀敌的愿望，以及办学上存在的实际困难，正式只招收了社会学和师范学两个系的学生，学制也由最初六个月至两年的计划，调整为三个月。“陕公”的教学内容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采用名人讲演、时事报告及自学辅导、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在开办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向前线及社会其他部门输送了两千六百多名新生力量。①
在生活上，尽管陕北公学的学生们享受着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还有每日高于普通党政机关三分的“菜钱七分”，但条件仍是异常的艰苦，无论在冬日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还是夏天的烈日炎炎下，师生们都在露天上课、用餐，在解冻后的延河岸边洗漱。艰难岁月，加之学生生活上沿用的“抗大”军事化管理办法，也锤炼了意志品格，使他们“用自己的手建设起来他们的雄伟的大礼堂”，也使“陕公”成为了一座真正的“时代的大熔炉”。②
“陕公”没有音乐系，也未见开设音乐课的记载，但师生们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积极创造條件，形式活泼的文娱活动倒也未曾间断，教职员有属于自己的歌咏干事，经常性地组织唱歌，学生们则有十几个男女同学组成的“陕公合唱队”，还有“陕公剧社”。后来在中国歌剧创作上成果显著的作曲家、“陕公”校友梁寒光，在1980年代的自传中曾回忆：
陕北公学主要学习、讨论政治课和时事报告。每天天刚蒙蒙亮爬山，锻炼身体，锻炼意志。每周都组织文艺晚会，我每次晚会都用我带到延安来的小提琴演奏粤曲，大家都喜欢听。③
如梁寒光所回忆，“陕公”经常性地举办文艺晚会。此外，“陕公”还是延安开展文化救亡活动的重要场所，鲁迅逝世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边区文化救亡协会成立大会、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筹备会议、西北青年代表大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分会成立大会等等活动，延安各界的盛大联欢晚会、文学晚会、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晚会都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在那里，时常奏响的不仅有冼星海、张曙和麦新的歌曲，还有苏联歌曲、广东音乐和其他民乐合奏。这些活动，无疑引发了原本已经文娱活动丰富的陕北公学师生们对音乐的更多关注与偏爱。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有如此多的文化艺术活动在“陕公”举办，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艺术工作和陕北公学的重视。
陕北公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一个母体，曾为日后的其他教育机构输送了众多人才，1938年4月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最初的六七位教职员和五十几名学生里，仅音乐系的教师就有“陕公”调来的吕骥，同时他还是学院筹建工作的参与者、音乐系的第一任主任；在学生方面，“鲁艺”的招生限于经费和设备，真正招收的名额并不能满足广大艺术青年的需求，“实际上却是只能收纳在艺术上有相当基础的学生”，④而来自陕北公学的考生，不仅能够顺利地考取，从今天看来，当我们翻开“鲁艺”初期学员的名单，不难发现，“陕公”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鲁艺”音乐系班上的佼佼者，⑤其中第一届学员有安波、郑律成、梁寒光，第三届学员有李群、时乐濛、罗浪。他们在延安和之后的岁月里，创作出了为数可观的被广为流传的优秀音乐作品，我们尚且不论作为教师的吕骥，在到“鲁艺”前的1937年，在延安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和《陕北公学校歌》（成仿吾词）已在当时得以广为传唱，仅从“陕公”到“鲁艺”学习的年轻人，在延安就创作出了众多新作，如郑律成创作的激情豪迈的《延安颂》（1938年，莫耶词）、淳朴亲切的《延水谣》（1939年，熊复词）以及《八路军大合唱》中威武雄健的《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公木词）；安波根据陕北民歌填词的欢快的表演唱《拥军花鼓》、编创的带着陕北浓浓的乡土气息、又充满幽默和乐观向上精神的秧歌剧《兄妹开荒》（1942年，王大化编剧）；梁寒光用陕北民歌素材创作的歌剧《兰花花》（1946年，金紫光编剧），后在山西又创作了具有山西民歌风格的歌剧《赤叶河》（1948年，阮章竞编剧）等等。这些不同形式的音乐作品，为从西方而来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增添上了更多的本土气息；创作之外，这些音乐家也是其他音乐活动的活跃人物，他们采集民歌，如以流传至今的《黄河船夫曲》为代表的诸多陕北民歌就是由安波采集记谱。可以说，他们既是延安多样音乐生活的参与者，也是延安音乐文化传统的缔造者。 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办，如同陕北公学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的成果。1938年，战火不断蔓延，在上海办学成效显著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已被迫迁入法租界，并改名“私立上海音乐院”，校长萧友梅在学校向西南撤退申请未果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及抗战宣传的需要，先后支持了不少师生离开上海。而此时，陪都重庆的音乐教育工作尚未正式开始。在这个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动荡的关口，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陕北公学的校领导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及时在延安发起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不仅有“陕公”的骨干师生加入，在课程设置及学制上，也参考了“陕公”的经验，比如“陕公”的“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哲学”课程，都成为初期“鲁艺”的“共同必修课”或“高级班必修课”，甚至与“陕公”用的是同一授课教师。在上课方式上，“鲁艺”也继承并发展了“陕公”从战时实际出发的思想，采用短期培训的教学方式，只是在“陕公”三个月的基础上，发展成“三三制”，即在校学习三个月、前方实习三个月，返校再读三个月。
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迁至栒邑与分校合并，“陕公”师生在延安亲手建造起的大礼堂，则成了鲁迅艺术学院在搬到桥儿沟天主教堂前举办音乐会的场所，先后由从武汉来“鲁艺”任教的冼星海带领预演或首演了他到延安后创作的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生产运动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及多首歌曲。在1939年4月13日，由光未然率领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第三大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过刚刚完成的《黄河大合唱》后，冼星海以激动的心情在日记中记述了这场音乐会：
下午七时在陕公开延安第一次音乐大会……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就是全国从没有的音乐会。因内容非常新鲜，而且都是带着最新的创作形式！……整个曲子，他们觉得很雄伟！……鲁艺动员50人的合唱，可谓空前！⑥
冼星海这些大型音乐作品在陕北公学大礼堂的上演，不仅成为延安，同时也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历史性事件。因此，可以說鲁迅艺术学院在建立之初就与陕北公学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华北联合大学时得到了巩固。
1939年7月，为保存实力，同时加强敌后根据地的抗战人才培养，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北联合大学，由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出任校长，并率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部分师生与青年学院、工人学院师生一同奔赴晋察冀边区。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又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从延安到晋察冀阜平，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了新的学校。此时，尽管“陕公”和“鲁艺”的师生们分设在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部（后改为文艺学院），但作为同一屋檐下的同事同学，共同在敌后的恶略环境下过着动荡生活，一起在战火逼迫下避难搬迁，文艺学院还曾不得不停办，但在艰难岁月里，更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并且自“陕公”初创时即有意锻造的“陕公”人的坚毅品格，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短期培训为主的灵活的教学方式在此时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不仅如此，在师资上，无论是华北联合大学时期，还是华北大学时期，学校骨干力量均源于“陕公”和“鲁艺”，仅音乐系而言，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的第一任主任便由吕骥出任，其继任者，除周巍峙曾短暂兼任之外，先有“鲁艺”第三届毕业学员卢肃，后一直由学在“鲁艺”、教在“鲁艺”的李焕之担任，由转战多地后奔赴延安“鲁艺”任教的李元庆出任副主任，就连华北联合大学的第一期学生，也是来自就读于“鲁艺”第二、三届的学员罗浪、王莘、韦虹等。在创作上，“陕公”和“鲁艺”注重现实题材和民族风格的传统同样得以继续，产生了弦乐四重奏《杏树林纪事》，特别是之后广泛传唱的《团结就是力量》（1943年，牧虹词，均卢肃作曲），二声部歌曲《胜利进行曲》（1945年，贺敬之词，李焕之曲），儿童歌曲《边区儿童团》（1939年，词作者不详）及之后吸收当地秧歌音调创作而成的歌剧《过光景》《纺棉花》（均王莘作曲，编剧不详）等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李焕之为了学员们学习方便，还编写了二十多万字的《作曲教程》。十年时间里，从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如同“陕公”和“鲁艺”一样，为华北以及新中国成立及时输送了大批人才。
炮火中诞生在延安，艰危中成长于华北敌后，千万青春共同汇聚成的十二年的坚持与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校长吴玉章带领华北大学的师生们迈着昂扬的步伐进驻北京。1950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以吴玉章为校长、成仿吾等为副校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而那所得到不断壮大的华北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然是一所学科领域广泛的综合性大学，随吴玉章校长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是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的社会科学院基础上扩建的，具有政治学院性质的华北大学一部以及华北大学四部，即研究部的部分专家四五十人的教师队伍。“华大”的其他部系则或独立建校，或合并而为新校，生发出了建国初期的多所高等学校，仅华大三部文学艺术部，其师生就分别汇入到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工艺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例，1949年后，随华北大学三部音乐科并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李焕之、李元庆、姚锦新、韩里、方仟等，加上已经着手进行中央音乐学院筹建工作的吕骥、李凌和成立于重庆的原国立音乐院师生、香港私立中华音乐院师生以及稍后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师生，共同组建成了建国初期的这所唯一的最高音乐学府。来自陕北公学和“鲁艺”“华大”的师生们，把他们客服困难，合作包容的精神以及对民间音乐的重视带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与科研之中，由此形成了今日中西并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高等音乐学府。
从陕北公学到鲁迅艺术学院、到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在物力维艰的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和音乐师生们的通力合作下，共同谱写出了他们独特的传统：第一，他们有着洞悉全局的能力，以及由此获得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办学方针和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二，他们有着在艰苦环境下勇于坚持，寻求发展的勇气和信念；第三，他们具有“时代的大熔炉”的包容精神，吸引并汇集了四面八方及海外华侨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人才；第四，在音乐艺术上，中国共产党对地方民间音乐及其改造一以贯之的重视，是其党性中人民性在音乐领域的彰显，从中央苏区对江西民歌的运用，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延安文史哲领域广泛开展的对文艺作品“新内容的旧形式”的理论讨论，和音乐家们对陕北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与改编创作、晋察冀时期对河北民间音乐的收集与运用，直到新中国初期进行的广泛的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调查、举办各种层次的民间音乐会演、民间艺人进入专业队伍等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点，无论是在陕北公学还是“鲁艺”、华北联合大学培养的音乐人的活动中以及建国成立后的院校教学、创作、表演之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形势下创建的陕北公学，其名称虽然在不断的调整中被不同学校取代，但她的血脉不仅得以延续，且不断扩大着，可谓枝繁叶茂，果实累累！音乐上，前述中央音乐学院之外，“陕公”和“鲁艺”的音乐家们，在建国后曾广泛就职于几乎各个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和音乐团体中，并且绝大多数担任了领导职务，如在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1956年恢复为上海音乐学院）有曾为“鲁艺”最早教员的向隅；沈阳音乐学院的前身东北鲁迅文艺学院，1948年底在沈阳恢复办学时，更曾聚集了一批由“陕公”到“鲁艺”的延安音乐工作者：吕骥、安波、潘奇等；之后还有罗浪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前身华北军区军乐团团长、李元庆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主任、安波曾为1964年创建的中国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属于全国性音乐组织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一职，自1949年成立至9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是延安的音乐家吕骥、李焕之担任。作为走上领导岗位的这些“陕公”和“鲁艺”的音乐家们，他们将艰苦奋斗和广泛团结的传统以及对民间音乐的重视和改造的传统，带到不同单位，通过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文化精神，得以成为新中国音乐建设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并且与其他不同的音乐因素，共同谱写出了近七十年来共和国的音乐新篇章。
而作为与陕北公学一脉相传的中国人民大学，在经历了新中国初期的院系调整后，又终于在1999年复建起了含音乐在内的艺术学院——徐悲鸿艺术学院。经过十多年的不断摸索调整，如今不仅名称上改为了艺术学院，其中的音乐系也在办学理念上日益获得了清晰的定位。在陕北公学诞生8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之际，借此机会诚挚地祝愿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在“陕公”和“鲁艺”的光荣传统引领下，创造出一种综合大学音乐教育的新模式，使“陕公”时代先锋的传统、使“陕公”和“鲁艺”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音乐教育传统，得以在“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以发扬踔厉之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培养出更多音乐英才！
① 统计数字见奇礼总编《陕甘宁边区纪实》，延安解放出版社1939年版，第140页。该书第七章“陕甘宁边区的学校”在对陕北公学的介绍中提及，1937年11月底“便有二百多个毕业生走上前线”，1938年1月底第二次毕业生四百余人，3月底第三次毕业生六百余人，第二期，1938年3月起人数激增至1400人。
② 同①，第139、141页。
③ 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寒光照铁衣——作曲家梁寒光自传》（卷2），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61页。
④ 同①，第149页。
⑤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各届教职员和学员名单，参见延安鲁艺文化园区管理办公室、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管理处编写的《延安鲁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79—205页。
⑥ 黄翔鹏、齐毓怡编《冼星海专辑》（二），内部参考资料158号，1962年版，第113—114页。
李淑琴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