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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
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所说的“适当时候”到了。此后,一共有四任香港总督参与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来。
麦理浩:首次到京谈香港问题的港督
第一位到北京谈香港问题的港督是麦理浩。麦理浩(1917-2000)是苏格兰人,1939年加入殖民地部,派驻马来西亚。自1941年派驻厦门任副领事以来,他被多次派驻东南亚及中国各地的领事机构。其后调回英国外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理浩被派往中国大陆工作,战后出任驻越南、丹麦及新加坡等国大使,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官,曾封爵士。麦理浩精通汉浯,对中国语言颇有研究。1971年11月,麦理浩出任第二十五任港督,直至1982年5月。
麦理浩为人沉默,处事冷静,作风平易近人,精通中文。麦理浩担任港督前后共十年半。这10年是香港经济腾飞的十年,史学家称之为“麦理浩时代”。1978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酒会。这是香港总督第一次出席,并从这一年起成为惯例。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部级官员第一次正式访港。
1979年,麦理浩应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的邀请访问北京,提出“九七”这个问题试探北京的底线。对英方来说,这是一次探询中国对香港问题态度的投石问路之行。3月2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了他。一番寒暄之后,麦理浩随即转到正题,提出新界土地契约的年期问题。麦理浩声称,香港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年期以“九七”为限,目前仅剩18年,投资者开始为此担心。他要求将新界地契原定不超过1997年6月之年限规定,改为“在英国管理之下一直有效”。邓小平听后当即明确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这是中英双方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初次交锋。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解决香港问题予以明确表态。邓小平的上述话语向英方传达了十分重要的政治信息,它实际上表达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第一,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第二,1997年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后时限;第三,将采取特殊的政策保障香港的特殊地位,即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内地实行社会主义,用后来的话说,也就是“一国两制”。
1982年5月,麦理浩从港督职务上卸任。1983年,麦理浩被英国女王封为终身贵族,并晋身上议院。2000年,麦理浩在英国苏格兰病逝,享年83岁
尤德爵士:英国不会用马岛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麦浩理卸任之后,尤德爵士继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1924-1986)是香港第二十六任总督,中文译名由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所起,1982年上任,1986年病逝于北京,是唯一病逝于任内的港督。
尤德1924年6月19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1942年考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中文。1943年离开伦敦大学,参加英国皇家志愿后备军。1947年加入英国外交部,被派往英国驻南京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49年,在“紫石英”号事件中,因毛遂自荐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官斡旋而获得MBE勋章。1951年离开中国返回英国外交部,1954年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二等秘书,195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不久回到中国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一等秘书。60年代初,尤德任英国驻联合国纽约代表团参赞,1969年回英国任首相威尔逊的海外事务私人秘书,1972年任英国驻中国第二任大使,直至1982年到香港担任香港总督。
在尤德的任期内,香港问题成为他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82年7月24日,中国驻英大使柯华在伦敦同现任港督尤德和前任港督麦理浩讨论了香港问题。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柯华据理强调:主权和管理权不可分,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
由于中英双方争执不下,尤德和麦理浩问柯华:“这样争论下去达不到一致怎么办?”柯华回答说:“这也好办嘛,你们不是刚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8000多海里,沿途有许多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又很好,你们也可以采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嘛!”
尤德和麦理浩沉默了一会儿,异口同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用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对中国是不行的。”
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港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在两日会谈后,新闻公报以“有益,有建设性”形容,但谈判实际上并不顺利。7月底,谈判继续,但新闻公报连“有益,有建设性”的字眼也难以出现。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
由于中英谈判一波三折,香港股票大跌。尤德推出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巿场,包括以联系汇率将港元兑美元固定在1美元兑7.8港元的水平。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英国表示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国。香港进入过渡期后,尤德提出建筑第二条连接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海底隧道,及兴修由屯门至元朗的轻便铁路。1984年7月,尤德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提出以间接选举方式产生部分立法局议员。1985年9月26日,香港举行首次立法局选举,选出24名议员。
1986年12月,尤德率领香港高层经济贸易代表团到北京,为香港贸易发展局北京办事处主持开幕典礼,并主持香港产品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展览会开幕典礼。1986年12月5日晚上,当他结束访问,准备次日返港时,在下榻的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去世,终年62岁。翌日,尤德的遗体用飞机运回香港,在香港圣约翰座堂举行追悼会。尤德的遗体火化后,骨灰由家人带回英国威尔士故乡安葬。1987年4月,“尤德爵士纪念基金”在香港成立,鼓励并协助香港市民接受教育、学习或从事学术研究。
卫奕信:大力推行“玫瑰园计划”
卫奕信(1935-),是香港第二十七任总督,卸任后随即被册封为英国上议院勋爵。卫奕信1935年出生于苏格兰,受业于格兰诺蒙特圣三一学院,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获得现代历史硕士学位(1955-1958年),并在伦敦大学获得现代历史博士衔(1968-1973年),论文题目是《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1958年起,卫奕信在英国殖民地部东南亚司工作,1959年被派往万象英国驻老挝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60至1962年担任香港总督政治顾问,1963至1965年间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二等秘书、一等秘书。1965年,卫奕信被调回伦敦外交部负责中国及远东事务。1967年,卫奕信与妻子玛丽结婚,育有两子。1968年3月,卫奕信辞去工作,一边任《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主编,一边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3月重回英国政府外交部,1977至1981年在香港任港督政治顾问。之后,卫奕信在英国担任外交官,处理过南欧及亚太外交事务。1984年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代表。
在港督尤德病逝后,钟逸杰在1986年12月4日到1987年4月9日间曾署理过一段港督职务。在卫奕信1987年4月正式担任港督的时候,正处于到九七的过渡时期。回归前香港的很多事情,需要中英双方同意后才可以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卫奕信政府的管治威信大大下降,这一届港府经常被传媒取笑为“跛脚鸭政府”。不少政治漫画都把卫奕信画成一只断了一只脚、撑着一支拐扙、加上一个人头的鸭。
卫奕信上任时,香港唯一的民航机场是启德机场,位于九龙的九龙城区。旧机场位于市区中心,而且到1980年时使用量亦已远超饱和。加上启德机场接近民居,多年以来对九龙城区的居民造成很大不便。1989年10月11 日,卫奕信在施政报告中推出“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提出在大屿山兴建一个大型国际机场及其配套道路设施,共耗资超过1000亿港元。卫奕信宣布此项计划时,描述到计划落成后的香港将会像“玫瑰园”一般美好,因此被传媒称为“玫瑰园计划”。
由于新机场造价昂贵,而且工程所需的借贷无可避免会跨越1997年,即香港主权移交的年份。中方曾经多次批评新机场工程将会对香港特区政府造成财政负担,中英两国及后透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新机场的财务安排进行谈判,1991年9月3日,英国首相梅杰与中国总理李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主要申明:港英政府在其管理期间负责建设并在最大程度上完成机场核心计划,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储备不少于250亿港元;中国政府支持新机场建设,对需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偿还的港英政府的举债采取积极的态度,并同意中国银行发挥适当的作用;中英两国成立一个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领导的机场委员会,而港英政府则成立香港机场管理局和咨询委员会。1998年7月6日,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是目前香港唯一运作的民航机场。
1992年元旦,英国政府宣布卫奕信在任期完结前提前退休。随后,卫奕信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终身贵族。从港督职务上卸任后,卫奕信在1993至2000期间任苏格兰伯斯能源商苏格兰水电公司主席,后来担任其母公司南苏格兰电力公司主席。卫奕信在1996年任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1997年任苏格兰亚伯丁大学校监,2002年任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院长。2000年2月,卫奕信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方针非常成功,它在中国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彭定康:末代港督掀波澜
彭定康(1944-),英国保守党资深政治家,曾任环境部长、保守党主席及香港最后一任总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卸任后任牛津大学校长,同时被封为英国终身贵族,封号巴恩斯男爵。
1991年12月31日,英国首相梅杰宣布:现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将于明年年底前卸任。港督一届一般任期五年,接替卫奕信的自然应当是最后一任香港总督了。那么谁将出任此职呢?人选迟迟未予公布,人们为此议论纷纷。1992年4月20日,梅杰正式宣布:英国保守党主席克里斯托弗·帕藤(鼓定康)接替卫奕信的港督职务,7月份正式赴港上任。1992年7月10日下午4时30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第二十八任港督帕藤在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的监誓下宣誓就职,正式履任。与其他的港督不同,帕藤到任时一反常态,并没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反而一身便服,作风亲民,并且经常到香港各区巡视,故受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人们都以与他握手为荣。
帕藤何许人也?他是英国政坛上的职业政客。他1944年5月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乐谱出版商家庭,自幼接受教会教育,后入牛津大学主攻现代史。1966年加入保守党,70年代起,历任保守党研究部主任、下议院发言人、艺术部长、社会服务大臣、北爱尔兰政务次官、负责教育及科学的国务大臣及海外事务发展部大臣。1989年入内阁任环境事务大臣。帕藤与梅杰、外交大臣赫德关系密切,被称为保守党内的“三驾马车”。因支持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出任保守党领袖有功,被梅杰委任为保守党主席。1992年4月,以执政党主席身份在大选中落败,痛失国会议席。同月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英国和香港政坛都认为这是梅杰给他的“安慰奖”。
按惯例,历任港督及所有外籍公务员的中文译名,均由港府中文公事管理局提供。帕藤从为他提供的若干译名中,选中了“彭定康”三字,取义“稳定安康”。由政客取代外交官,其变化耐人寻味。在后过渡期的五年中,彭定康能够使香港“稳定安康”吗?人们的眼光中有期待,也有警惕。
在彭定康担任港督期间,正值香港过渡期,英国将结束它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统治,中国政府将恢复行使主权。政权能否顺利交接,成为一个关键。彭定康上任不久,便推出所谓的“政改方案”,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彭定康推行的“政改方案”,导致主权移交前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无法以“直通车”形式过渡1997年。中方在1996年“另起炉灶”,从原有的港事顾问及区事顾问中委任60人成立“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以在主权移交后取代原有的立法局。
作为末代总督,彭定康注定要面临一个特殊的难堪的时刻。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哭了。7月1日,告别仪式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1997年9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刊登的专访中,彭定康谈起那个时刻:“……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
从港督职务上卸任后,彭定康先后担任欧盟委员会对外事务专员、牛津大学校长等职务。与在任时制造麻烦不同,离港后的彭定康似乎对中国友好了许多。他曾多次表示:中国强大不是威胁,对世界是一种福分,中国衰退了才对世界有威胁。作为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很欢迎中国留学生,他表示牛津大学将增加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奖学金。2007年2月,在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彭定康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只写了一句话:“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972年10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客人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的政策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这就是说,在时机未成熟时,中国仍要对收回香港进行必要的耐心的等待。
1974年5月25日,在周恩来、邓小平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希思。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
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所说的“适当时候”到了。此后,一共有四任香港总督参与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来。
麦理浩:首次到京谈香港问题的港督
第一位到北京谈香港问题的港督是麦理浩。麦理浩(1917-2000)是苏格兰人,1939年加入殖民地部,派驻马来西亚。自1941年派驻厦门任副领事以来,他被多次派驻东南亚及中国各地的领事机构。其后调回英国外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理浩被派往中国大陆工作,战后出任驻越南、丹麦及新加坡等国大使,是一个资深的外交官,曾封爵士。麦理浩精通汉浯,对中国语言颇有研究。1971年11月,麦理浩出任第二十五任港督,直至1982年5月。
麦理浩为人沉默,处事冷静,作风平易近人,精通中文。麦理浩担任港督前后共十年半。这10年是香港经济腾飞的十年,史学家称之为“麦理浩时代”。1978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出席新华社香港分社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酒会。这是香港总督第一次出席,并从这一年起成为惯例。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部级官员第一次正式访港。
1979年,麦理浩应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的邀请访问北京,提出“九七”这个问题试探北京的底线。对英方来说,这是一次探询中国对香港问题态度的投石问路之行。3月2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会见了他。一番寒暄之后,麦理浩随即转到正题,提出新界土地契约的年期问题。麦理浩声称,香港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年期以“九七”为限,目前仅剩18年,投资者开始为此担心。他要求将新界地契原定不超过1997年6月之年限规定,改为“在英国管理之下一直有效”。邓小平听后当即明确表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这是中英双方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初次交锋。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解决香港问题予以明确表态。邓小平的上述话语向英方传达了十分重要的政治信息,它实际上表达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第一,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第二,1997年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后时限;第三,将采取特殊的政策保障香港的特殊地位,即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内地实行社会主义,用后来的话说,也就是“一国两制”。
1982年5月,麦理浩从港督职务上卸任。1983年,麦理浩被英国女王封为终身贵族,并晋身上议院。2000年,麦理浩在英国苏格兰病逝,享年83岁
尤德爵士:英国不会用马岛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麦浩理卸任之后,尤德爵士继任香港总督。尤德爵士(1924-1986)是香港第二十六任总督,中文译名由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所起,1982年上任,1986年病逝于北京,是唯一病逝于任内的港督。
尤德1924年6月19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1942年考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中文。1943年离开伦敦大学,参加英国皇家志愿后备军。1947年加入英国外交部,被派往英国驻南京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49年,在“紫石英”号事件中,因毛遂自荐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指挥官斡旋而获得MBE勋章。1951年离开中国返回英国外交部,1954年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二等秘书,195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不久回到中国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一等秘书。60年代初,尤德任英国驻联合国纽约代表团参赞,1969年回英国任首相威尔逊的海外事务私人秘书,1972年任英国驻中国第二任大使,直至1982年到香港担任香港总督。
在尤德的任期内,香港问题成为他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82年7月24日,中国驻英大使柯华在伦敦同现任港督尤德和前任港督麦理浩讨论了香港问题。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柯华据理强调:主权和管理权不可分,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
由于中英双方争执不下,尤德和麦理浩问柯华:“这样争论下去达不到一致怎么办?”柯华回答说:“这也好办嘛,你们不是刚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9000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8000多海里,沿途有许多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又很好,你们也可以采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嘛!”
尤德和麦理浩沉默了一会儿,异口同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用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对中国是不行的。”
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港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在两日会谈后,新闻公报以“有益,有建设性”形容,但谈判实际上并不顺利。7月底,谈判继续,但新闻公报连“有益,有建设性”的字眼也难以出现。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
由于中英谈判一波三折,香港股票大跌。尤德推出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巿场,包括以联系汇率将港元兑美元固定在1美元兑7.8港元的水平。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英国表示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国。香港进入过渡期后,尤德提出建筑第二条连接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海底隧道,及兴修由屯门至元朗的轻便铁路。1984年7月,尤德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提出以间接选举方式产生部分立法局议员。1985年9月26日,香港举行首次立法局选举,选出24名议员。
1986年12月,尤德率领香港高层经济贸易代表团到北京,为香港贸易发展局北京办事处主持开幕典礼,并主持香港产品在北京举办的首次展览会开幕典礼。1986年12月5日晚上,当他结束访问,准备次日返港时,在下榻的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去世,终年62岁。翌日,尤德的遗体用飞机运回香港,在香港圣约翰座堂举行追悼会。尤德的遗体火化后,骨灰由家人带回英国威尔士故乡安葬。1987年4月,“尤德爵士纪念基金”在香港成立,鼓励并协助香港市民接受教育、学习或从事学术研究。
卫奕信:大力推行“玫瑰园计划”
卫奕信(1935-),是香港第二十七任总督,卸任后随即被册封为英国上议院勋爵。卫奕信1935年出生于苏格兰,受业于格兰诺蒙特圣三一学院,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获得现代历史硕士学位(1955-1958年),并在伦敦大学获得现代历史博士衔(1968-1973年),论文题目是《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1958年起,卫奕信在英国殖民地部东南亚司工作,1959年被派往万象英国驻老挝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60至1962年担任香港总督政治顾问,1963至1965年间任英国驻北京代办处二等秘书、一等秘书。1965年,卫奕信被调回伦敦外交部负责中国及远东事务。1967年,卫奕信与妻子玛丽结婚,育有两子。1968年3月,卫奕信辞去工作,一边任《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主编,一边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3月重回英国政府外交部,1977至1981年在香港任港督政治顾问。之后,卫奕信在英国担任外交官,处理过南欧及亚太外交事务。1984年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英方代表。
在港督尤德病逝后,钟逸杰在1986年12月4日到1987年4月9日间曾署理过一段港督职务。在卫奕信1987年4月正式担任港督的时候,正处于到九七的过渡时期。回归前香港的很多事情,需要中英双方同意后才可以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卫奕信政府的管治威信大大下降,这一届港府经常被传媒取笑为“跛脚鸭政府”。不少政治漫画都把卫奕信画成一只断了一只脚、撑着一支拐扙、加上一个人头的鸭。
卫奕信上任时,香港唯一的民航机场是启德机场,位于九龙的九龙城区。旧机场位于市区中心,而且到1980年时使用量亦已远超饱和。加上启德机场接近民居,多年以来对九龙城区的居民造成很大不便。1989年10月11 日,卫奕信在施政报告中推出“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提出在大屿山兴建一个大型国际机场及其配套道路设施,共耗资超过1000亿港元。卫奕信宣布此项计划时,描述到计划落成后的香港将会像“玫瑰园”一般美好,因此被传媒称为“玫瑰园计划”。
由于新机场造价昂贵,而且工程所需的借贷无可避免会跨越1997年,即香港主权移交的年份。中方曾经多次批评新机场工程将会对香港特区政府造成财政负担,中英两国及后透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新机场的财务安排进行谈判,1991年9月3日,英国首相梅杰与中国总理李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主要申明:港英政府在其管理期间负责建设并在最大程度上完成机场核心计划,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储备不少于250亿港元;中国政府支持新机场建设,对需在1997年6月30日以后偿还的港英政府的举债采取积极的态度,并同意中国银行发挥适当的作用;中英两国成立一个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领导的机场委员会,而港英政府则成立香港机场管理局和咨询委员会。1998年7月6日,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是目前香港唯一运作的民航机场。
1992年元旦,英国政府宣布卫奕信在任期完结前提前退休。随后,卫奕信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终身贵族。从港督职务上卸任后,卫奕信在1993至2000期间任苏格兰伯斯能源商苏格兰水电公司主席,后来担任其母公司南苏格兰电力公司主席。卫奕信在1996年任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1997年任苏格兰亚伯丁大学校监,2002年任剑桥大学彼得屋学院院长。2000年2月,卫奕信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方针非常成功,它在中国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彭定康:末代港督掀波澜
彭定康(1944-),英国保守党资深政治家,曾任环境部长、保守党主席及香港最后一任总督。2000年至2004年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卸任后任牛津大学校长,同时被封为英国终身贵族,封号巴恩斯男爵。
1991年12月31日,英国首相梅杰宣布:现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将于明年年底前卸任。港督一届一般任期五年,接替卫奕信的自然应当是最后一任香港总督了。那么谁将出任此职呢?人选迟迟未予公布,人们为此议论纷纷。1992年4月20日,梅杰正式宣布:英国保守党主席克里斯托弗·帕藤(鼓定康)接替卫奕信的港督职务,7月份正式赴港上任。1992年7月10日下午4时30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第二十八任港督帕藤在首席按察司杨铁梁爵士的监誓下宣誓就职,正式履任。与其他的港督不同,帕藤到任时一反常态,并没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反而一身便服,作风亲民,并且经常到香港各区巡视,故受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人们都以与他握手为荣。
帕藤何许人也?他是英国政坛上的职业政客。他1944年5月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乐谱出版商家庭,自幼接受教会教育,后入牛津大学主攻现代史。1966年加入保守党,70年代起,历任保守党研究部主任、下议院发言人、艺术部长、社会服务大臣、北爱尔兰政务次官、负责教育及科学的国务大臣及海外事务发展部大臣。1989年入内阁任环境事务大臣。帕藤与梅杰、外交大臣赫德关系密切,被称为保守党内的“三驾马车”。因支持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出任保守党领袖有功,被梅杰委任为保守党主席。1992年4月,以执政党主席身份在大选中落败,痛失国会议席。同月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英国和香港政坛都认为这是梅杰给他的“安慰奖”。
按惯例,历任港督及所有外籍公务员的中文译名,均由港府中文公事管理局提供。帕藤从为他提供的若干译名中,选中了“彭定康”三字,取义“稳定安康”。由政客取代外交官,其变化耐人寻味。在后过渡期的五年中,彭定康能够使香港“稳定安康”吗?人们的眼光中有期待,也有警惕。
在彭定康担任港督期间,正值香港过渡期,英国将结束它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统治,中国政府将恢复行使主权。政权能否顺利交接,成为一个关键。彭定康上任不久,便推出所谓的“政改方案”,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彭定康推行的“政改方案”,导致主权移交前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无法以“直通车”形式过渡1997年。中方在1996年“另起炉灶”,从原有的港事顾问及区事顾问中委任60人成立“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以在主权移交后取代原有的立法局。
作为末代总督,彭定康注定要面临一个特殊的难堪的时刻。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哭了。7月1日,告别仪式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1997年9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刊登的专访中,彭定康谈起那个时刻:“……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
从港督职务上卸任后,彭定康先后担任欧盟委员会对外事务专员、牛津大学校长等职务。与在任时制造麻烦不同,离港后的彭定康似乎对中国友好了许多。他曾多次表示:中国强大不是威胁,对世界是一种福分,中国衰退了才对世界有威胁。作为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很欢迎中国留学生,他表示牛津大学将增加中国留学生人数,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奖学金。2007年2月,在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彭定康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只写了一句话:“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