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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是北京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开学的日子,但这一天,有近30所学校却无法开学,他们共同的命运是,要么被拆要么被封;与之相关的,是上万孩子无学可上,他们已认真完成的寒假作业无处可交,他们的课桌无处可放。
开学现场:
蓝天学校丢失学生三分之一
正月十五的一场漫天大雪使得首都北京异常阴冷,比天气更冷的,是蓝天学校校长朱道静的心。
3月1日是北京市朝阳区蓝天实验学校开学的日子。刚刚从医院回来的校长朱道静满腹心事地站在三楼观望,铺满白雪的操场上,新装的篮球架和乒乓球台没有如期迎来孩子们的兴奋,三三两两的孩子与校长一样满腹心事,全没了以往的活泼好动。
朱道静的腿上长了个不大的瘤子,需要到医院做手术,但他称,“那不是主要的,我的病在心里,这次开学我的学生损失了三分之一,寒假前的近千名学生现在报到的不足500名。”
这位来自河南信阳固始的中年汉子早在1998年即来北京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刚开始在朝阳区的太阳宫,“那时是因为学校的老板跑了,我看孩子们没学上,就借钱接管了这个学校,没想到这一办就办了十几年,可这十几年一直是在拆迁中度过的,难啊。”
在2004年搬迁至东坝乡(现在的校址)前,朱道静的学校已经搬过多次家了,“从大阳宫搬到桃家园,再从桃家园搬到四环外,每一次都是朝外搬,是越搬越远,从最初的三环到这一次是要搬到六环外了。”
朱道静的蓝天实验学校占地8亩,租在东坝村,刚续签了7年的合同,学校校舍全由自己投资建造,办学许可证、法人证书一应俱全,“之所以取蓝天这个校名,是因为温总理说过的‘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句话”。
但去年9月份,村里领导找他谈话,说上面有通知,要拆迁,需要学校腾地方。朱道静一直没敢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直到寒假期末考试时,他的学校仍有850名学生参加了期末考试。但周围相继轰然倒塌的房子让他的学生没了安身之处,他不知道损失的那三分之一学生究竟去了哪里?虽然他已经为他们找好了另外一处新校址,在学校报名处的旁边,他特意贴了一张通知,告知学生及家长们,“暂时还在这里上课,等新校址装修完毕后搬迁过去,那是一处废弃的工厂,离现在的学校不到两公里。”
朱道静已辞退了部分富裕老师,看着稀稀拉拉前来报名的学生,他的面色更为凝重,他最为担心的是,“忽然一觉醒来,学校没了,再搬到新址,学生没了。”
这一次的即将搬离,与前几次一样,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朱道静从媒体上获知,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要将近2900亿元的资金投向城市南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2010年6月之前,北京市的朝阳、石景山、昌平、大兴、丰台等区将完成面积不等的动迁。据新公民之友执行总干事刘文华不完全统计,有30所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将消失,其中超过1万名的孩子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将无学可上。刘文华及他的同事们,春节前后一直在为这事儿忙碌,为大批无学可上的民工子弟忧心如焚。
记者陪三姐妹入学四处碰壁
伴着天空时断时续的雪花,李婕神情黯淡地在蓝天学校门口的报名处交了300元钱,替三个孩子领回三套书本,她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交学费,蓝天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学期书本费600元,校服费100元,三个孩子的费用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虽然校长答应接收他们,但是她不愿让孩子到这里上学的更主要原因是“不愿意折腾”:“前边入学后边就该拆了,新校址离家那么远,咋上?”
拿着新课本,三个孩子忘却了烦恼,开始兴高采烈地在前边跑,李婕唉声叹气地跟在后面。这里是东坝乡驹子房村,从河南信阳新县来的李婕夫妇已在此租住了十几个年头。现在,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拆迁,她租住的8平方米的家正被日益增高的垃圾山包围,而孩子们的学校,却在新学期开学之前被封,找不到课桌及老师的孩子们,个个像丢了魂似的,天天跟着她。李婕的丈夫樊新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她则四处打零工,有时做家政服务,有时做小时工,夫妻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有2000多元,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唯一的动力就是“挣钱供孩子上学”。
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樊岑11岁,两个小女儿樊荣、樊华是双胞胎,同是10岁。
三个孩子全在离家不远的腾龙学校上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大部分学生及老师均来自河南。
老大樊岑来腾龙学校前已转过三所学校,都是由于拆迁,樊荣、樊华也转过两所学校。在腾龙学校期末考试中,樊岑的成绩是全班第二名,而樊荣、樊华两个去年还差点被选拔为北京市的特长生,“全北京就选十几名,说是这部分孩子有特长,要让跳级,国家全免费重点培养”,后来不知啥原因没弄成,想起这事李婕就追悔莫及,“再聪明有啥用?现在没学上了,孩子这么小,总不能天天就这么在家呆着吧?我又教不了她们。”
姐妹三个记得很清楚,放寒假那天,他们直到离校前才接到一张通知书,但他们拿到家才发现,这张通知书上没写开学日期,李婕给樊岑的班主任曹靖华老师打电话咨询,曹老师在电话中声音低沉地说:“学校要拆迁了,过完节想办法给孩子找学校吧,班里有好多孩子回老家后可能节后就不来了。”其实曹老师与孩子们的处境一样,过完节后同样会面临无处可去的尴尬。
春节,李婕一家选择了留下,一是由于回家的路费太贵,二是怕都走了不安全,“到处都在拆迁,怕回去再来时家都没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通过假期帮孩子找个学校,“这是大事,孩子没学上,我们俩干啥都没心思”。
樊新掂着礼品,走动了好几天,看望了好几位公办学校的领导,结果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没有上面的通知,校长们也不当家”。李婕在邻居们口中听到,樊岑的一个同班同学给一校长送礼后又交了2000元钱入了驹子房公立小学,但交那2000元钱啥票也没开。
李婕听后吓得直摇头,“三个孩子加起来得6000元,上哪弄恁多钱去?”她寄希望于节后开学时上面会重视,“上万孩子没学上,政府会看着不管?”
2月24日是驹子房公立小学开学的日子,李婕与记者相约领着三个孩子前往学校报名。在大门口,门卫要学生通知书,“没通知书一律不让进!”记者出示证件说是要进去采访,门卫竟然一把将记者推出门外,后来学校一领导过来问明情况后,才让李婕领着孩子进了办公室。
校领导先问李婕要“五证”,李婕说“身份证、务工证、暂住证、合同、老家无人监护证”都有。得知李婕有“五证”,校领导又改口说“各个班都满了,没处坐”。李婕说:“我打听过了,你们学校一个班没有超过40名学生的,咋就不能多收我们一个孩子呢?考试也中,我们孩子个个学习都很优秀。”
校领导说:“不是我不收,是我没接到上面通知,不敢乱收,现在那么多民工子弟学校都拆了,有多少孩子都没处上学,我这么打开个口子,都涌来了咋办?”
一天下来,记者陪李婕领着孩子跑了三所公立学校,没有一所愿意接收的,无奈,2月28日,她又领着孩子开始找民工子弟学校。虽然蓝天学校校长愿意接收,也同意照顾学费,但这些学校同样面临拆迁,孩子们究竟该去哪里?他们的书桌在哪里?
丢失的学校失业的老师
2月28日下午,曹靖华老师找来一把梯子,翻门进入腾龙学校。
跳下地面的一瞬间,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个他曾为之工作过10年的学校如今一派狼藉。门口的大操场变成了红砖墙,教室变成了清一色的简易房,这些都是房东为得到政府补偿款晚上加盖的。
没了原来的办公室,他想为孩子们找些“转学单”的愿望一下就落了空。他抱着头蹲在原来的办公室门口久久不愿离去,这位刚刚获得第二届“新公民园丁奖”的园丁失业了。
此前,他曾多次打电话求助校长。但这位因为学校拆迁没得到任何补偿的校长日子比他还要难过,无奈,他只得自己想办法租房安顿下来,然后按班级花名册一个个给自己昔日的学生打电话,询问他们的近况:马永生回了河南鹿邑老家,王晓云回了商丘,李静、刘斌斌转到了育英民工子弟学校……一圈电话打下来,曹靖华的心情沉重起来,因为除了部分学生联系不上外,他的多数学生,仍在家待着没学可上。他所代课的五(2)班共有60多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没找到学校。他所在的腾龙学校寒假前共有600多名学生,他不知道这些孩子都去了哪里?
这是中青报在此前的报道中罗列的被拆学校及在校学生数字:石景山区,雍王府一带有4所小学将被拆除:春雷小学,学生约400人;红星小学300多人;太和小学约600人;先锋小学400多人。
在大兴区,旧宫新苑学校有600多个孩子;荣乾学校有860多个孩子;团河实验学校有900多个孩子。
在昌平区,有正规办学证的回龙观村向上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
朝阳区有7个乡拆迁,其中包括:东坝乡,腾龙学校600多个孩子;蓝天学校700多个孩子;育英学校1600多个孩子。
在崔各庄乡,经营10年的京华学校有440多个孩子;北皋学校有300多个孩子;桃园学校有890多个孩子;崔各庄实验学校有700多个孩子;青莲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星星学校有400多个孩子。
……
《新京报》刊登了一张无学可上的孩子背着书包在大兴区龙海打工子弟学校门前的封面照片,因为要拆迁,该校2000名学生面临转学,但政府给他们安排的学校离现址有12公里远,区教委正派人积极协调。
上万张课桌何处安放
从学校翻墙出来,曹靖华要去樊岑家一趟,这位爱学习的小姑娘给他打来电话,说有一道有关梯形高度的数学题她不会做。
路上,他碰到了来自南阳唐河桐寨铺的陈荣卿夫妇,两人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在拆迁房屋前拉砖,10岁的大女儿柴贺和6岁的小儿子柴厚良在一边帮忙搬砖,他们所上的马各庄民工子弟学校也在拆迁之列,“不行真得送回老家上了,”陈荣卿恨恨地说,“建也是我们,拆也是我们,但就是没人管我们,现在孩子连学都没处上了。”
采访中,对于农民工子弟没处上学的问题,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相关工作人员称:“肯定得家长自己解决,你不可能让我们教委一一给安排到公立学校,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朝阳区选择学校,学校不接收,可以让教委来协调。但是让我们硬性安排不太合理。一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住,比如这孩子住在东坝乡,我给他安排皮村,那就太不切合实际了。如果人家搬到外区、外乡去了,我们还怎么给安排?如果他还在本乡住,让他自己选择!就近选择!”
记者问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市、区政府或教委有没有相关的农民工子女安置政策?”她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政策。因为这次拆迁的不止一所学校,几个乡都拆了一批学校。”
大兴区教委一名负责人对此亦显无奈,“这个是城市统一规划,不是光拆学校,而是连附近的民房一起拆,拆了之后,外地人、本地人都得迁走。一些孩子恐怕就得跟他们的父母回老家,或者找别的地方了,不会再在这儿上学了。因为涉及拆迁,所以我们区教委就没法再负责了。”
当元宵节的鞭炮此伏彼起炸响时,满身雪花的曹靖华把记者领到了他刚以每月300元钱的价格租下的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内,妻子已煮熟饺子,他留记者一起吃,并苦笑着说:“没处教书了,怕是饺子也吃不长了,”但他同时又满怀信心,“政府不会就这么不管的,新闻联播里总理说了,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说要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说得多好……”
开学现场:
蓝天学校丢失学生三分之一
正月十五的一场漫天大雪使得首都北京异常阴冷,比天气更冷的,是蓝天学校校长朱道静的心。
3月1日是北京市朝阳区蓝天实验学校开学的日子。刚刚从医院回来的校长朱道静满腹心事地站在三楼观望,铺满白雪的操场上,新装的篮球架和乒乓球台没有如期迎来孩子们的兴奋,三三两两的孩子与校长一样满腹心事,全没了以往的活泼好动。
朱道静的腿上长了个不大的瘤子,需要到医院做手术,但他称,“那不是主要的,我的病在心里,这次开学我的学生损失了三分之一,寒假前的近千名学生现在报到的不足500名。”
这位来自河南信阳固始的中年汉子早在1998年即来北京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刚开始在朝阳区的太阳宫,“那时是因为学校的老板跑了,我看孩子们没学上,就借钱接管了这个学校,没想到这一办就办了十几年,可这十几年一直是在拆迁中度过的,难啊。”
在2004年搬迁至东坝乡(现在的校址)前,朱道静的学校已经搬过多次家了,“从大阳宫搬到桃家园,再从桃家园搬到四环外,每一次都是朝外搬,是越搬越远,从最初的三环到这一次是要搬到六环外了。”
朱道静的蓝天实验学校占地8亩,租在东坝村,刚续签了7年的合同,学校校舍全由自己投资建造,办学许可证、法人证书一应俱全,“之所以取蓝天这个校名,是因为温总理说过的‘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句话”。
但去年9月份,村里领导找他谈话,说上面有通知,要拆迁,需要学校腾地方。朱道静一直没敢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直到寒假期末考试时,他的学校仍有850名学生参加了期末考试。但周围相继轰然倒塌的房子让他的学生没了安身之处,他不知道损失的那三分之一学生究竟去了哪里?虽然他已经为他们找好了另外一处新校址,在学校报名处的旁边,他特意贴了一张通知,告知学生及家长们,“暂时还在这里上课,等新校址装修完毕后搬迁过去,那是一处废弃的工厂,离现在的学校不到两公里。”
朱道静已辞退了部分富裕老师,看着稀稀拉拉前来报名的学生,他的面色更为凝重,他最为担心的是,“忽然一觉醒来,学校没了,再搬到新址,学生没了。”
这一次的即将搬离,与前几次一样,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朱道静从媒体上获知,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要将近2900亿元的资金投向城市南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2010年6月之前,北京市的朝阳、石景山、昌平、大兴、丰台等区将完成面积不等的动迁。据新公民之友执行总干事刘文华不完全统计,有30所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将消失,其中超过1万名的孩子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将无学可上。刘文华及他的同事们,春节前后一直在为这事儿忙碌,为大批无学可上的民工子弟忧心如焚。
记者陪三姐妹入学四处碰壁
伴着天空时断时续的雪花,李婕神情黯淡地在蓝天学校门口的报名处交了300元钱,替三个孩子领回三套书本,她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交学费,蓝天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学期书本费600元,校服费100元,三个孩子的费用加起来不是个小数目。虽然校长答应接收他们,但是她不愿让孩子到这里上学的更主要原因是“不愿意折腾”:“前边入学后边就该拆了,新校址离家那么远,咋上?”
拿着新课本,三个孩子忘却了烦恼,开始兴高采烈地在前边跑,李婕唉声叹气地跟在后面。这里是东坝乡驹子房村,从河南信阳新县来的李婕夫妇已在此租住了十几个年头。现在,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拆迁,她租住的8平方米的家正被日益增高的垃圾山包围,而孩子们的学校,却在新学期开学之前被封,找不到课桌及老师的孩子们,个个像丢了魂似的,天天跟着她。李婕的丈夫樊新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她则四处打零工,有时做家政服务,有时做小时工,夫妻两人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有2000多元,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唯一的动力就是“挣钱供孩子上学”。
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樊岑11岁,两个小女儿樊荣、樊华是双胞胎,同是10岁。
三个孩子全在离家不远的腾龙学校上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大部分学生及老师均来自河南。
老大樊岑来腾龙学校前已转过三所学校,都是由于拆迁,樊荣、樊华也转过两所学校。在腾龙学校期末考试中,樊岑的成绩是全班第二名,而樊荣、樊华两个去年还差点被选拔为北京市的特长生,“全北京就选十几名,说是这部分孩子有特长,要让跳级,国家全免费重点培养”,后来不知啥原因没弄成,想起这事李婕就追悔莫及,“再聪明有啥用?现在没学上了,孩子这么小,总不能天天就这么在家呆着吧?我又教不了她们。”
姐妹三个记得很清楚,放寒假那天,他们直到离校前才接到一张通知书,但他们拿到家才发现,这张通知书上没写开学日期,李婕给樊岑的班主任曹靖华老师打电话咨询,曹老师在电话中声音低沉地说:“学校要拆迁了,过完节想办法给孩子找学校吧,班里有好多孩子回老家后可能节后就不来了。”其实曹老师与孩子们的处境一样,过完节后同样会面临无处可去的尴尬。
春节,李婕一家选择了留下,一是由于回家的路费太贵,二是怕都走了不安全,“到处都在拆迁,怕回去再来时家都没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通过假期帮孩子找个学校,“这是大事,孩子没学上,我们俩干啥都没心思”。
樊新掂着礼品,走动了好几天,看望了好几位公办学校的领导,结果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没有上面的通知,校长们也不当家”。李婕在邻居们口中听到,樊岑的一个同班同学给一校长送礼后又交了2000元钱入了驹子房公立小学,但交那2000元钱啥票也没开。
李婕听后吓得直摇头,“三个孩子加起来得6000元,上哪弄恁多钱去?”她寄希望于节后开学时上面会重视,“上万孩子没学上,政府会看着不管?”
2月24日是驹子房公立小学开学的日子,李婕与记者相约领着三个孩子前往学校报名。在大门口,门卫要学生通知书,“没通知书一律不让进!”记者出示证件说是要进去采访,门卫竟然一把将记者推出门外,后来学校一领导过来问明情况后,才让李婕领着孩子进了办公室。
校领导先问李婕要“五证”,李婕说“身份证、务工证、暂住证、合同、老家无人监护证”都有。得知李婕有“五证”,校领导又改口说“各个班都满了,没处坐”。李婕说:“我打听过了,你们学校一个班没有超过40名学生的,咋就不能多收我们一个孩子呢?考试也中,我们孩子个个学习都很优秀。”
校领导说:“不是我不收,是我没接到上面通知,不敢乱收,现在那么多民工子弟学校都拆了,有多少孩子都没处上学,我这么打开个口子,都涌来了咋办?”
一天下来,记者陪李婕领着孩子跑了三所公立学校,没有一所愿意接收的,无奈,2月28日,她又领着孩子开始找民工子弟学校。虽然蓝天学校校长愿意接收,也同意照顾学费,但这些学校同样面临拆迁,孩子们究竟该去哪里?他们的书桌在哪里?
丢失的学校失业的老师
2月28日下午,曹靖华老师找来一把梯子,翻门进入腾龙学校。
跳下地面的一瞬间,他的眼睛湿润了,这个他曾为之工作过10年的学校如今一派狼藉。门口的大操场变成了红砖墙,教室变成了清一色的简易房,这些都是房东为得到政府补偿款晚上加盖的。
没了原来的办公室,他想为孩子们找些“转学单”的愿望一下就落了空。他抱着头蹲在原来的办公室门口久久不愿离去,这位刚刚获得第二届“新公民园丁奖”的园丁失业了。
此前,他曾多次打电话求助校长。但这位因为学校拆迁没得到任何补偿的校长日子比他还要难过,无奈,他只得自己想办法租房安顿下来,然后按班级花名册一个个给自己昔日的学生打电话,询问他们的近况:马永生回了河南鹿邑老家,王晓云回了商丘,李静、刘斌斌转到了育英民工子弟学校……一圈电话打下来,曹靖华的心情沉重起来,因为除了部分学生联系不上外,他的多数学生,仍在家待着没学可上。他所代课的五(2)班共有60多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没找到学校。他所在的腾龙学校寒假前共有600多名学生,他不知道这些孩子都去了哪里?
这是中青报在此前的报道中罗列的被拆学校及在校学生数字:石景山区,雍王府一带有4所小学将被拆除:春雷小学,学生约400人;红星小学300多人;太和小学约600人;先锋小学400多人。
在大兴区,旧宫新苑学校有600多个孩子;荣乾学校有860多个孩子;团河实验学校有900多个孩子。
在昌平区,有正规办学证的回龙观村向上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
朝阳区有7个乡拆迁,其中包括:东坝乡,腾龙学校600多个孩子;蓝天学校700多个孩子;育英学校1600多个孩子。
在崔各庄乡,经营10年的京华学校有440多个孩子;北皋学校有300多个孩子;桃园学校有890多个孩子;崔各庄实验学校有700多个孩子;青莲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星星学校有400多个孩子。
……
《新京报》刊登了一张无学可上的孩子背着书包在大兴区龙海打工子弟学校门前的封面照片,因为要拆迁,该校2000名学生面临转学,但政府给他们安排的学校离现址有12公里远,区教委正派人积极协调。
上万张课桌何处安放
从学校翻墙出来,曹靖华要去樊岑家一趟,这位爱学习的小姑娘给他打来电话,说有一道有关梯形高度的数学题她不会做。
路上,他碰到了来自南阳唐河桐寨铺的陈荣卿夫妇,两人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在拆迁房屋前拉砖,10岁的大女儿柴贺和6岁的小儿子柴厚良在一边帮忙搬砖,他们所上的马各庄民工子弟学校也在拆迁之列,“不行真得送回老家上了,”陈荣卿恨恨地说,“建也是我们,拆也是我们,但就是没人管我们,现在孩子连学都没处上了。”
采访中,对于农民工子弟没处上学的问题,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相关工作人员称:“肯定得家长自己解决,你不可能让我们教委一一给安排到公立学校,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朝阳区选择学校,学校不接收,可以让教委来协调。但是让我们硬性安排不太合理。一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住,比如这孩子住在东坝乡,我给他安排皮村,那就太不切合实际了。如果人家搬到外区、外乡去了,我们还怎么给安排?如果他还在本乡住,让他自己选择!就近选择!”
记者问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市、区政府或教委有没有相关的农民工子女安置政策?”她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政策。因为这次拆迁的不止一所学校,几个乡都拆了一批学校。”
大兴区教委一名负责人对此亦显无奈,“这个是城市统一规划,不是光拆学校,而是连附近的民房一起拆,拆了之后,外地人、本地人都得迁走。一些孩子恐怕就得跟他们的父母回老家,或者找别的地方了,不会再在这儿上学了。因为涉及拆迁,所以我们区教委就没法再负责了。”
当元宵节的鞭炮此伏彼起炸响时,满身雪花的曹靖华把记者领到了他刚以每月300元钱的价格租下的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内,妻子已煮熟饺子,他留记者一起吃,并苦笑着说:“没处教书了,怕是饺子也吃不长了,”但他同时又满怀信心,“政府不会就这么不管的,新闻联播里总理说了,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说要让那些有终身办学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扰诱惑,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说得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