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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对《白轮船》的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美学阐释、神话原型批评、生态批评、叙事技巧及精神文化蕴含等几个方面，对于作品所昭示的生态忧患意识既有重复又有所超越。本文将借由生态批评理论的三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生态重新对《白轮船》进行解读，旨在挖掘小说所蕴含的生态哲学思想和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生态批评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人道主义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Белый пароход）创作于1970年，时值苏联文学由道德探索走向哲理概括时期，小说以“仿童话”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生态空间，细致地表达了作者超前的生态哲学思想。男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名字、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的七岁小男孩，作家将其放置到一个仅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并赋予这个纯洁、善良，易受伤害的小男孩一种幻想的能力——梦想有一日父亲会亲自驾驶一艘气派的白轮船来接他；而莫蒙爷爷所讲述的“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更强化了其神秘色彩，小说还交叉讲述了现代护林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兼具现实性和象征性。中国学者鲁枢元把生态批评的要旨逻辑地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他曾讲道：“我想，生态学是否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他进而在《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中指出日益威逼人类地球的生态问题，如果不把人的精神因素考虑进去，就永远不能得到解决。自然生态是指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生态是指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精神生态是指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为研究对象。自然生态总是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也就是说，人类对于生态自然的破坏势必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状况。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①本文将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生态这三个维度对《白轮船》进行再解读，以期在精神维度层面透析艾特玛托夫作品的人道主义关怀。
一、自然之友与自然之敌
自然生态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批评的核心内容。作为生态文学家，艾特玛托夫认为，人对自然的态度与人性、人道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人的利己主义和物欲主义是导致人与自然界关系失衡的根本原因。“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上，如果失去了人性，以非人道的行为对待大自然母亲，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意味着道德上的背叛。掠夺大自然，无异于人性的毁灭。用暴力奴役大自然，意味着有组织的自相残杀。这一思想在艾特玛托夫的生态文学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②《白轮船》并未视自然界为完全的客体，以故事为引子表达了一种全新的自然生态观。莫蒙爷爷曾向小男孩讲过民间流传甚广的布古族与“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当布古族人面临亡族灭种的威胁时，是一只美丽的长角母鹿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布古族人最后一双儿女、延续了其血脉。
故事在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之余，呈现出了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相伴相生。“作家非常注重哲理探索，经过长期探索得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沧海一粟，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说，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附属于自然。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是自然之子，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平等相处。”③在小说《白轮船》中“布古族人”无疑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化身，“长角鹿妈妈”则是大自然的象征，她从未怀疑过人类，因为她没有看到人性之恶对周围事物的影响。她对人类抱有极美的幻想：视人为己出，并天真地以为人类不会杀害她的孩子，因为她是小鹿和人类共同的妈妈，难道兄弟姐妹会自相残杀吗？麻胜病婆婆却是极清醒的：“哼，这可难说，鹿妈妈，你对人真不了解！人连森林里的野兽都不如，人害起人来从不手软。我可以把这两个孤儿交给你，让你以后明白我的话是有道理的。”④如果说“长角鹿妈妈”是哺育和拯救了布古族人的母亲，大自然亦是人类之母。然而利欲熏心的“布古族人”后代富有之后，却不惜以自然为代价，互相攀比、杀戮成风。甚至背弃良心将鹿角安放在了父亲坟墓上。为了顺利霸占更多资源，他们侮辱并撵走了反对其纵欲行为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们，至此，这些人面兽心之类完全凌驾在自然界之上，以自我为中心，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
艾特玛托夫曾谈及《白轮船》并对文章所探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哲理性思考，他说：“实际上，人在很久以前，就在力争保护自己不受‘自己’的侵犯，人很早很早就在考虑一个永恒的问题——要保护周围世界的财富和美丽！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古代的人们，就已通过各种悲剧的形式，认为有必要在自己对自然的态度上做‘自我批评’，有必要讲出对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是对后代的警告：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长角鹿妈妈——换句话，也就是在大自然面前，在万物之母面前的责任。”⑤人成为一种“单面”的存在——凡是金钱万能之处，美和善良几乎无处藏身。《白轮船》中的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是莫蒙老汉的女婿，作为护林所所长，他是专横、自私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代表。他藐视正义、以自然之王自居，肆意践踏国家的利益和家人的尊严。护林所沦为他的专制王国，国家的木材成为他的私有财产，就连护林所的工作人员也变成了他的家奴，随意供其打骂和侮辱，甚至自己的岳父也不例外。人类对待自然这种颐指气使的姿态，无非是“人类中心主义”在作祟：人类是自然万物之主，有权支配一切，可恣意妄为、不加约束。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在物质财富日益丰裕的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是用无止境的“占有”来代替诗意的“生存”，占有欲使人异化，人们对物质的贪婪掠夺和占有是人类得不到解脱的根本原因。⑥人类的富有和兴旺是以恩将仇报、毁灭母体为代价的，而这种自焚式的财富增长模式却仍是当下的主流。
二、孤立自为与共融共生
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失去本初的美好，社会生态也走上异化之路。《白轮船》通过塑造一系列文学形象来探讨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严峻问题。亲缘关系问题是小说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人类道德底线的崩溃和人性的泯灭，人与人之间渐趋缺少真正的关爱和沟通，世间充斥着冷漠、孤独、绝望、恐惧等消极情绪。假如人类一再纵容邪恶势力，缺乏内在的抗争勇气和决心，那么人的存在将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终将陷于自相残杀。小说创作将自然空间和社会生态融为一体，重点关注人类与文化社会的关系，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生态忧患意识。 爱是人与人达成沟通和理解的最重要的精神秉性。但在这个仅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里，爱却成了最大的奢侈品，自私冷漠冲垮了人类内心最后的道德底线。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因妻子别盖伊不能生育，后继无人，总是借酒发疯实行家庭暴力，时常打得妻子头破血流，哭泣不止。为了少遭毒打，她唯一关心的事便是如何讨好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丈夫成为她的生命支点。她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只为营造舒适安稳的家庭环境：丈夫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嗜酒如命，她便不断用私房钱为丈夫买烈酒甚至陪他喝，而醉后的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却总是报之以拳脚，忍着疼痛的别盖依却依旧买酒，等待被打。她的生活完全陷入了“希绪弗斯”的困境中，以致无力解脱。每次挨打时只是抱怨上苍不公而已，没有丝毫改变现状的意识，更不用说反抗丈夫、摆脱家庭暴力了。她的生活重心全在讨好丈夫上，对无时不关心她的父亲莫蒙却不闻不问、毫不关心。甚至当老父亲稍微顶撞丈夫使她受到牵连，遭受毒打并被驱逐出家门时，毫不理解父亲，甚至埋怨父亲；对自己的亲外甥更是视若无人，从未可怜过这个孤苦无依被父母抛弃的小生命。她完全被自己的不幸吞噬掉了，对丈夫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不敢爱，对老父亲和亲外甥无暇爱，对自己无法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秉性。而作品中的奶奶——莫蒙老汉晚年娶的老伴，在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的残忍压迫下，早已变成一个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老太太。莫蒙老汉千万不要得罪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才是她最关心的事情，最怕老汉被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解雇而流连失所。老奶奶式的慈祥善良、和蔼可亲在她身上早就荡然无存了，她对自己丈夫的亲外孙，除了冷漠鄙视便是讽刺挖苦，始终视小男孩为“外人”。老太太不仅从不嘘寒问暖，反倒对小男孩恶语相加。当莫蒙老汉为了接孩子放学与自私、凶恶的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发生冲突时，她不管是非黑白大骂莫蒙老汉。可见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个体，即使最本真、最牢靠的血缘关系也未能将他们拴缚在一起，彼此之间的交合部分更多的是冲突和碰撞，而非尊重和爱意。
“快腿莫蒙”和小男孩是小说塑造的核心人物：“快腿莫蒙”勤劳善良、乐于助人，对所有人都一腔热忱、满腹真诚。但是，他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并未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爱戴，反倒陷入了一种情感的怪圈。莫蒙老汉像陀螺一样被驱使着，一辈子忙忙碌碌。他从不倚老卖老，但也未得到与其劳动价值相称的精神价值，像个跑腿的“小丑”。只因小女儿无法生育，惭愧至极，不得不向女婿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屈服，尽管他总是原谅女婿对他的凌辱和欺压，但委曲求全并未暖化家庭暴力，女婿反而“恃宠而骄”，变本加厉地折磨他和家人。这个非人的微型社会并未给善人预备存活的氧气和空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日夜忙碌的莫蒙爷爷，再也没人感受到小男孩的存在，也没人理解他的情感世界。他是“外人”奶奶眼中的“外人”，冷漠、孤独、寂寞萦绕着这个渴望爱的幼小心灵。他最爱的是莫蒙爷爷，当别人都嘲笑莫蒙时，他却认为莫蒙是最好的爷爷，独一无二。七岁的孩子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而他却早早背上生活的十字架，生命中缺少健康成长的阳光和养分。正是他的纯洁无瑕给这片灰暗的护林所洒下了一线阳光。小男孩单纯地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是“工资”，即金钱关系所致。让他人尊敬的条件就是“多拿些工资”，这也正是人文社会对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关系的潜在理解。人在无形中已被金钱和恶势力异化为非人，生活中没有希望和意义，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无奈。
作者用极少的笔墨描述了乡村文明的岌岌可危和现代城市文明对人心灵的侵蚀。城市俨然已经成为人类心中的理想居所，乡村只不过是城市的陪衬而已。在城市里，地位是一个人的名片，只要有地位，就一定会受人尊敬。也可以说，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和受尊敬的程度是呈正相关的。在文明的现代社会里，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被尊敬的条件是金钱多少和地位高低，除此之外，人性之善和内在良知均是无稽之谈。莫蒙一家五口人之间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除莫蒙爷爷和小男孩关系的发展相对良性外，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水火不容，并恶性循环下去。后来因为长角母鹿被莫蒙爷爷所杀，爷孙俩的关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最后的一个良性的关系链条也断裂坏死了，每个成员都形影孤立，维系他们情感世界和社会关系的亲缘纽带形同虚设，以至于作家也无力找到解决社会生态危机的突破口了。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生态平衡也成为作家抛给读者的一个半封闭问题。
三、纯情悲剧与异化危机
精神生态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为研究对象，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也暴露出人类精神生态存在着危机。生态环境的不平衡乃是人类心灵不平衡的一种折射，艾特玛托夫指出：“不论是环境中的不平衡或社会中的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是人自身，其根源显然是在于我们人类内在自我的不平衡。”⑦所以，艾特玛托夫运用了大量笔墨来探讨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探讨人类精神与生态环境的紧密联系。
艾特玛托夫曾说道，“每个人都面临着一场革命，哪怕是在自己心灵的范围内”⑧，这句话足以评价其所有作品。《白轮船》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均走上了精神生态危机的异化之路。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莫蒙老汉和他的女婿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是亲人，具有不可更易的亲缘关系，但同时也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是金钱淫威下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正如文中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对莫蒙老汉厉声喝道，他们之间这种依靠工资关系维系的亲情关系则是恶化——缓和——恶化的循环往复。常人理解下的封闭的村里人较之城里人亲情更浓更甚，但在护林所这个带有现代资本主义色彩的盈利机构下，正常人的感情都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多次上山伐木送人或走私，没有一丝善念。正应了麻胜病婆婆的预言——人连禽兽都不如了！最后怯懦的莫蒙老汉竟在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的威逼之下，亲手射死了自己的精神寄托长角母鹿。在这违心又揪心的一刻，他心中永恒价值的象征和珍贵的信念也随之崩塌，虽生犹死。 小男孩的情感历程是小说叙事的重中之重，支撑他在夹缝中活下去的精神柱梁仅是两则故事——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和白轮船的故事。传说中的长角鹿妈妈是“布古族人”的救命恩人，小男孩对长角鹿妈妈充满了怀想和遐思，因为他在极端缺爱的环境中长大，幻想有一天充满母性的长角鹿妈妈也能带给他温情和爱，拯救他逃离冰冷的现实境遇，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射杀长角母鹿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他最爱的爷爷。昨天长角母鹿还在河边，用温婉可亲的目光注视着他，今天却变成了一堆任人宰割的鹿肉，一张血淋淋的鹿皮，四只斫断的鹿腿和扔在一旁的鹿头，而大人们却在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家里疯狂地享用鹿肉。小男孩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血淋淋的现实最终还是击碎了他最后的希望，他拖着病弱的身体，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喧闹是别人的，他静静地走出屋子，摇摇晃晃地来到河边，径直跨进刺骨的河水里……变成鱼顺着河游走了。作者始终将小男孩放置在童话框架中，生如是，死亦如此。我们知道，白轮船是小男孩童年世界的希冀和乐趣所在，当他拿着望远镜眺望远方浩渺的伊塞克湖水时，经常幻想白轮船会突然出现，他的爸爸就在这条船上，然后他变成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钻进汹涌的激流游到白轮船上找到爸爸，和爸爸愉快的相处……这画面令人心碎，不仅表达了孩子内心对亲情和爱的渴求，也暗示了小男孩想逃离这个温情缺失的世界。艾特玛托夫在《作家——自己时代的良心》一文中，曾经讨论过孩子最后的结局，作家曾假设过这样一个结局：“也许写到奥罗兹库尔，砍下母鹿的头便搁笔，孩子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却毫无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结局就太可怕了，“同那种结局相比，孩子的死却是幸福的结局”⑨。
小说以悲情收场——无名小男孩的童话世界也灰飞烟灭，无情退场，而寄情于其中的精神世界——白轮船却从未出场。作者只是在篇尾喊出了小男孩的心声：“你好，白轮船，我来了！”关于《白轮船》的结局，艾特玛托夫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记者达季杨娜·西尼岑娜的采访时说：“如果实话实说，那么我确信，悲剧性是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使人的精神升华，从而思考生活的意义。悲剧在古代文学中即已奠定地位是很有道理的。”⑩通过对长角鹿妈妈、小男孩与莫蒙爷爷的悲剧性遭遇的描述，我们看到在邪恶势力的淫威逼迫下，信仰和希望是多么缥缈无望。人类的道德堕落和人性沦丧把天真无邪的孩子逼入冷水深处，剥夺了小男孩活下去的希望，邪恶侵蚀了纯真善良之人的生存空间，在冷酷无情的现实荒原上，他们的心灵世界不堪忍受冷漠、凶残、欺凌，又无力改变现状，当其精神世界也被现实的蛀虫所时，其悲剧性命运也是无力逆转的。
在艾特玛托夫看来，“人实质上，生下来就是一个潜在的人道主义者，在他还不知道人道主义这个术语时， 从小就学会仁爱……从爱母亲爱自己的亲人、爱女人、爱大自然、爱大地开始，最后升华到爱祖国，爱自觉的人道主义，学人类共有的感情……”{11}在《白轮船》中，作者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婚姻问题和内心精神世界的探讨，表达了他超前的自然生态意识、社会生态意识、精神生态意识，这一切思想和意识都根源于作家所坚守的人道主义立场。艾特玛托夫希望唤起人类的生态意识，逐步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内心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关系。人道主义关怀是艾特玛托夫的生态小说《白轮船》的思想主线，作家通过全球化的视角来返观人类社会和与之相关的自然界以及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对自然生态保护、人文社会重构以及人的内在世界的建构等世界性话题的探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生态文学日益成为“显学”的今天，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生态哲思和对人道主义的探求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都很有启发意义。
① 胡婷、蒋显文：《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恋爱中的女人〉》，《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② 杨素梅：《人性·悲剧·人道——论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思想》，《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6期。
③ 薛世彪：《论生态文学〈白轮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山花》2012年第4期。
④ 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见《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力冈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
⑤⑨ 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陈学讯译，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⑥ 弗洛姆：《占有或存在》，杨贵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页。
⑦ 池田大作：《21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中国圆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⑧ 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⑩ [俄]达季杨娜·西尼岑娜：《艾特玛托夫答记者问》，刘宪平译，《苏联文学》1986年第5期。
{11} 韩捷进：《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关键词：生态批评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精神生态 人道主义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Белый пароход）创作于1970年，时值苏联文学由道德探索走向哲理概括时期，小说以“仿童话”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生态空间，细致地表达了作者超前的生态哲学思想。男主人公是一个没有名字、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的七岁小男孩，作家将其放置到一个仅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里，并赋予这个纯洁、善良，易受伤害的小男孩一种幻想的能力——梦想有一日父亲会亲自驾驶一艘气派的白轮船来接他；而莫蒙爷爷所讲述的“长角鹿妈妈”的故事更强化了其神秘色彩，小说还交叉讲述了现代护林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兼具现实性和象征性。中国学者鲁枢元把生态批评的要旨逻辑地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他曾讲道：“我想，生态学是否大体上可以这样划分：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他进而在《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中指出日益威逼人类地球的生态问题，如果不把人的精神因素考虑进去，就永远不能得到解决。自然生态是指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生态是指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精神生态是指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为研究对象。自然生态总是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也就是说，人类对于生态自然的破坏势必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状况。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①本文将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生态这三个维度对《白轮船》进行再解读，以期在精神维度层面透析艾特玛托夫作品的人道主义关怀。
一、自然之友与自然之敌
自然生态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批评的核心内容。作为生态文学家，艾特玛托夫认为，人对自然的态度与人性、人道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人的利己主义和物欲主义是导致人与自然界关系失衡的根本原因。“在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上，如果失去了人性，以非人道的行为对待大自然母亲，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意味着道德上的背叛。掠夺大自然，无异于人性的毁灭。用暴力奴役大自然，意味着有组织的自相残杀。这一思想在艾特玛托夫的生态文学作品中表现最为突出。”②《白轮船》并未视自然界为完全的客体，以故事为引子表达了一种全新的自然生态观。莫蒙爷爷曾向小男孩讲过民间流传甚广的布古族与“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当布古族人面临亡族灭种的威胁时，是一只美丽的长角母鹿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了布古族人最后一双儿女、延续了其血脉。
故事在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之余，呈现出了人与自然的水乳交融、相伴相生。“作家非常注重哲理探索，经过长期探索得知：人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沧海一粟，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说，人是大自然的产物，附属于自然。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是自然之子，应和同是自然之子的一切动植物平等相处。”③在小说《白轮船》中“布古族人”无疑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化身，“长角鹿妈妈”则是大自然的象征，她从未怀疑过人类，因为她没有看到人性之恶对周围事物的影响。她对人类抱有极美的幻想：视人为己出，并天真地以为人类不会杀害她的孩子，因为她是小鹿和人类共同的妈妈，难道兄弟姐妹会自相残杀吗？麻胜病婆婆却是极清醒的：“哼，这可难说，鹿妈妈，你对人真不了解！人连森林里的野兽都不如，人害起人来从不手软。我可以把这两个孤儿交给你，让你以后明白我的话是有道理的。”④如果说“长角鹿妈妈”是哺育和拯救了布古族人的母亲，大自然亦是人类之母。然而利欲熏心的“布古族人”后代富有之后，却不惜以自然为代价，互相攀比、杀戮成风。甚至背弃良心将鹿角安放在了父亲坟墓上。为了顺利霸占更多资源，他们侮辱并撵走了反对其纵欲行为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们，至此，这些人面兽心之类完全凌驾在自然界之上，以自我为中心，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
艾特玛托夫曾谈及《白轮船》并对文章所探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哲理性思考，他说：“实际上，人在很久以前，就在力争保护自己不受‘自己’的侵犯，人很早很早就在考虑一个永恒的问题——要保护周围世界的财富和美丽！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古代的人们，就已通过各种悲剧的形式，认为有必要在自己对自然的态度上做‘自我批评’，有必要讲出对自己良心的谴责。这是对后代的警告：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长角鹿妈妈——换句话，也就是在大自然面前，在万物之母面前的责任。”⑤人成为一种“单面”的存在——凡是金钱万能之处，美和善良几乎无处藏身。《白轮船》中的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是莫蒙老汉的女婿，作为护林所所长，他是专横、自私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代表。他藐视正义、以自然之王自居，肆意践踏国家的利益和家人的尊严。护林所沦为他的专制王国，国家的木材成为他的私有财产，就连护林所的工作人员也变成了他的家奴，随意供其打骂和侮辱，甚至自己的岳父也不例外。人类对待自然这种颐指气使的姿态，无非是“人类中心主义”在作祟：人类是自然万物之主，有权支配一切，可恣意妄为、不加约束。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指出，在物质财富日益丰裕的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是用无止境的“占有”来代替诗意的“生存”，占有欲使人异化，人们对物质的贪婪掠夺和占有是人类得不到解脱的根本原因。⑥人类的富有和兴旺是以恩将仇报、毁灭母体为代价的，而这种自焚式的财富增长模式却仍是当下的主流。
二、孤立自为与共融共生
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失去本初的美好，社会生态也走上异化之路。《白轮船》通过塑造一系列文学形象来探讨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严峻问题。亲缘关系问题是小说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人类道德底线的崩溃和人性的泯灭，人与人之间渐趋缺少真正的关爱和沟通，世间充斥着冷漠、孤独、绝望、恐惧等消极情绪。假如人类一再纵容邪恶势力，缺乏内在的抗争勇气和决心，那么人的存在将受到严重威胁和挑战，终将陷于自相残杀。小说创作将自然空间和社会生态融为一体，重点关注人类与文化社会的关系，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生态忧患意识。 爱是人与人达成沟通和理解的最重要的精神秉性。但在这个仅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里，爱却成了最大的奢侈品，自私冷漠冲垮了人类内心最后的道德底线。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因妻子别盖伊不能生育，后继无人，总是借酒发疯实行家庭暴力，时常打得妻子头破血流，哭泣不止。为了少遭毒打，她唯一关心的事便是如何讨好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丈夫成为她的生命支点。她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只为营造舒适安稳的家庭环境：丈夫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嗜酒如命，她便不断用私房钱为丈夫买烈酒甚至陪他喝，而醉后的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却总是报之以拳脚，忍着疼痛的别盖依却依旧买酒，等待被打。她的生活完全陷入了“希绪弗斯”的困境中，以致无力解脱。每次挨打时只是抱怨上苍不公而已，没有丝毫改变现状的意识，更不用说反抗丈夫、摆脱家庭暴力了。她的生活重心全在讨好丈夫上，对无时不关心她的父亲莫蒙却不闻不问、毫不关心。甚至当老父亲稍微顶撞丈夫使她受到牵连，遭受毒打并被驱逐出家门时，毫不理解父亲，甚至埋怨父亲；对自己的亲外甥更是视若无人，从未可怜过这个孤苦无依被父母抛弃的小生命。她完全被自己的不幸吞噬掉了，对丈夫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不敢爱，对老父亲和亲外甥无暇爱，对自己无法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秉性。而作品中的奶奶——莫蒙老汉晚年娶的老伴，在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的残忍压迫下，早已变成一个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老太太。莫蒙老汉千万不要得罪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才是她最关心的事情，最怕老汉被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解雇而流连失所。老奶奶式的慈祥善良、和蔼可亲在她身上早就荡然无存了，她对自己丈夫的亲外孙，除了冷漠鄙视便是讽刺挖苦，始终视小男孩为“外人”。老太太不仅从不嘘寒问暖，反倒对小男孩恶语相加。当莫蒙老汉为了接孩子放学与自私、凶恶的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发生冲突时，她不管是非黑白大骂莫蒙老汉。可见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个体，即使最本真、最牢靠的血缘关系也未能将他们拴缚在一起，彼此之间的交合部分更多的是冲突和碰撞，而非尊重和爱意。
“快腿莫蒙”和小男孩是小说塑造的核心人物：“快腿莫蒙”勤劳善良、乐于助人，对所有人都一腔热忱、满腹真诚。但是，他所具有的美好品质并未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爱戴，反倒陷入了一种情感的怪圈。莫蒙老汉像陀螺一样被驱使着，一辈子忙忙碌碌。他从不倚老卖老，但也未得到与其劳动价值相称的精神价值，像个跑腿的“小丑”。只因小女儿无法生育，惭愧至极，不得不向女婿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屈服，尽管他总是原谅女婿对他的凌辱和欺压，但委曲求全并未暖化家庭暴力，女婿反而“恃宠而骄”，变本加厉地折磨他和家人。这个非人的微型社会并未给善人预备存活的氧气和空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日夜忙碌的莫蒙爷爷，再也没人感受到小男孩的存在，也没人理解他的情感世界。他是“外人”奶奶眼中的“外人”，冷漠、孤独、寂寞萦绕着这个渴望爱的幼小心灵。他最爱的是莫蒙爷爷，当别人都嘲笑莫蒙时，他却认为莫蒙是最好的爷爷，独一无二。七岁的孩子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而他却早早背上生活的十字架，生命中缺少健康成长的阳光和养分。正是他的纯洁无瑕给这片灰暗的护林所洒下了一线阳光。小男孩单纯地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是“工资”，即金钱关系所致。让他人尊敬的条件就是“多拿些工资”，这也正是人文社会对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关系的潜在理解。人在无形中已被金钱和恶势力异化为非人，生活中没有希望和意义，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无奈。
作者用极少的笔墨描述了乡村文明的岌岌可危和现代城市文明对人心灵的侵蚀。城市俨然已经成为人类心中的理想居所，乡村只不过是城市的陪衬而已。在城市里，地位是一个人的名片，只要有地位，就一定会受人尊敬。也可以说，一个人地位的高低和受尊敬的程度是呈正相关的。在文明的现代社会里，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被尊敬的条件是金钱多少和地位高低，除此之外，人性之善和内在良知均是无稽之谈。莫蒙一家五口人之间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除莫蒙爷爷和小男孩关系的发展相对良性外，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水火不容，并恶性循环下去。后来因为长角母鹿被莫蒙爷爷所杀，爷孙俩的关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最后的一个良性的关系链条也断裂坏死了，每个成员都形影孤立，维系他们情感世界和社会关系的亲缘纽带形同虚设，以至于作家也无力找到解决社会生态危机的突破口了。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生态平衡也成为作家抛给读者的一个半封闭问题。
三、纯情悲剧与异化危机
精神生态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为研究对象，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也暴露出人类精神生态存在着危机。生态环境的不平衡乃是人类心灵不平衡的一种折射，艾特玛托夫指出：“不论是环境中的不平衡或社会中的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是人自身，其根源显然是在于我们人类内在自我的不平衡。”⑦所以，艾特玛托夫运用了大量笔墨来探讨小说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探讨人类精神与生态环境的紧密联系。
艾特玛托夫曾说道，“每个人都面临着一场革命，哪怕是在自己心灵的范围内”⑧，这句话足以评价其所有作品。《白轮船》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均走上了精神生态危机的异化之路。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莫蒙老汉和他的女婿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是亲人，具有不可更易的亲缘关系，但同时也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是金钱淫威下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正如文中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对莫蒙老汉厉声喝道，他们之间这种依靠工资关系维系的亲情关系则是恶化——缓和——恶化的循环往复。常人理解下的封闭的村里人较之城里人亲情更浓更甚，但在护林所这个带有现代资本主义色彩的盈利机构下，正常人的感情都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多次上山伐木送人或走私，没有一丝善念。正应了麻胜病婆婆的预言——人连禽兽都不如了！最后怯懦的莫蒙老汉竟在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的威逼之下，亲手射死了自己的精神寄托长角母鹿。在这违心又揪心的一刻，他心中永恒价值的象征和珍贵的信念也随之崩塌，虽生犹死。 小男孩的情感历程是小说叙事的重中之重，支撑他在夹缝中活下去的精神柱梁仅是两则故事——长角鹿妈妈的故事和白轮船的故事。传说中的长角鹿妈妈是“布古族人”的救命恩人，小男孩对长角鹿妈妈充满了怀想和遐思，因为他在极端缺爱的环境中长大，幻想有一天充满母性的长角鹿妈妈也能带给他温情和爱，拯救他逃离冰冷的现实境遇，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射杀长角母鹿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他最爱的爷爷。昨天长角母鹿还在河边，用温婉可亲的目光注视着他，今天却变成了一堆任人宰割的鹿肉，一张血淋淋的鹿皮，四只斫断的鹿腿和扔在一旁的鹿头，而大人们却在奥罗兹库尔·巴拉扎诺夫家里疯狂地享用鹿肉。小男孩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血淋淋的现实最终还是击碎了他最后的希望，他拖着病弱的身体，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喧闹是别人的，他静静地走出屋子，摇摇晃晃地来到河边，径直跨进刺骨的河水里……变成鱼顺着河游走了。作者始终将小男孩放置在童话框架中，生如是，死亦如此。我们知道，白轮船是小男孩童年世界的希冀和乐趣所在，当他拿着望远镜眺望远方浩渺的伊塞克湖水时，经常幻想白轮船会突然出现，他的爸爸就在这条船上，然后他变成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钻进汹涌的激流游到白轮船上找到爸爸，和爸爸愉快的相处……这画面令人心碎，不仅表达了孩子内心对亲情和爱的渴求，也暗示了小男孩想逃离这个温情缺失的世界。艾特玛托夫在《作家——自己时代的良心》一文中，曾经讨论过孩子最后的结局，作家曾假设过这样一个结局：“也许写到奥罗兹库尔，砍下母鹿的头便搁笔，孩子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却毫无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结局就太可怕了，“同那种结局相比，孩子的死却是幸福的结局”⑨。
小说以悲情收场——无名小男孩的童话世界也灰飞烟灭，无情退场，而寄情于其中的精神世界——白轮船却从未出场。作者只是在篇尾喊出了小男孩的心声：“你好，白轮船，我来了！”关于《白轮船》的结局，艾特玛托夫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记者达季杨娜·西尼岑娜的采访时说：“如果实话实说，那么我确信，悲剧性是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使人的精神升华，从而思考生活的意义。悲剧在古代文学中即已奠定地位是很有道理的。”⑩通过对长角鹿妈妈、小男孩与莫蒙爷爷的悲剧性遭遇的描述，我们看到在邪恶势力的淫威逼迫下，信仰和希望是多么缥缈无望。人类的道德堕落和人性沦丧把天真无邪的孩子逼入冷水深处，剥夺了小男孩活下去的希望，邪恶侵蚀了纯真善良之人的生存空间，在冷酷无情的现实荒原上，他们的心灵世界不堪忍受冷漠、凶残、欺凌，又无力改变现状，当其精神世界也被现实的蛀虫所时，其悲剧性命运也是无力逆转的。
在艾特玛托夫看来，“人实质上，生下来就是一个潜在的人道主义者，在他还不知道人道主义这个术语时， 从小就学会仁爱……从爱母亲爱自己的亲人、爱女人、爱大自然、爱大地开始，最后升华到爱祖国，爱自觉的人道主义，学人类共有的感情……”{11}在《白轮船》中，作者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婚姻问题和内心精神世界的探讨，表达了他超前的自然生态意识、社会生态意识、精神生态意识，这一切思想和意识都根源于作家所坚守的人道主义立场。艾特玛托夫希望唤起人类的生态意识，逐步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内心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关系。人道主义关怀是艾特玛托夫的生态小说《白轮船》的思想主线，作家通过全球化的视角来返观人类社会和与之相关的自然界以及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人道主义理念对自然生态保护、人文社会重构以及人的内在世界的建构等世界性话题的探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生态文学日益成为“显学”的今天，在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生态哲思和对人道主义的探求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都很有启发意义。
① 胡婷、蒋显文：《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恋爱中的女人〉》，《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② 杨素梅：《人性·悲剧·人道——论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思想》，《俄罗斯文艺》2006年第6期。
③ 薛世彪：《论生态文学〈白轮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理性思考》，《山花》2012年第4期。
④ 艾特玛托夫：《白轮船》，见《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力冈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7页。
⑤⑨ 艾特玛托夫：《对文学和艺术的思考》，陈学讯译，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⑥ 弗洛姆：《占有或存在》，杨贵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页。
⑦ 池田大作：《21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中国圆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⑧ 艾特玛托夫：《断头台》，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2页。
⑩ [俄]达季杨娜·西尼岑娜：《艾特玛托夫答记者问》，刘宪平译，《苏联文学》1986年第5期。
{11} 韩捷进：《艾特玛托夫》，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