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专家和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
　　一个由所谓的精英主导的社会，是容易太过浮躁，容易充满短视，是很危险的，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已经验证了这个现象。潘岳作为从思想理论层面考虑问题的官员，这种思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那就是让民众看到，有良知的官员把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为为官的必修课。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潘岳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而且对西方社会主义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其实，社会主义本来就源于西方，而且一直在发展延续，如果不研究西方社会主义，而拘泥于中国自己的圈子里拨弄社会主义，只能是闭门造车，容易造成“短视”。历史上我们犯过这样的错误，把社会主义当成东方的私人珍藏，把西方社会主义视为“对立物”，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西方就是“伪”的，是“修”的，欲痛击之而后快。
　　中国人主张“海纳百川”，谈主义，说思想，其实都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提供服务，是为了解决发展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作为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才是正确的哲学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不断创新，而理论的创新又要有发展的思想来引领。
　　古代中国的经济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是，最终在上个世纪初却落伍了世界发展的进程。究其主要原因，是缺少先进理论的引领，理论的不与时俱进，不随时代的进步而发展，以及理论、思想与国情、民众的不相融。从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中，就可以看出用发展的思想建设理论的重要。中国自古以来法律体系不可谓不完备，但是为什么民主法制建设举步维艰？是国人的法律意识淡薄，还是民主与法制只是上层建筑的私事？纵观中国历史，从夏商到明清，从封土建国到中央集权，中国只有开明专制压根就没有民主的土壤，没有产生民主的文化底蕴。只有到了近代，一帮精英知识分子才从西方慌忙的拿来民主，只是拿来，却茫茫然不知怎么用，统统一股脑的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老百姓当然不知道就里，精英们就急得跳脚，骂百姓“民智未开”，殊不知没有底蕴的东西又如何有根？
　　在如何对待这个命根问题上，中国知识精英不可谓没有用心，“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复古尊儒”，以及现在的“新儒学”，都在试图把传统和现代结合，问题的关键是，老祖宗的那套东西到底对现代有没有用，传统文化底蕴的土壤中到底有没有给养现代的养分？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如何吸取和寻得支撑，潘岳用发展的思想吸收着中华五千年中的文明精华，来推动着理论的创新。
　　历史是有环境和语境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复生，在于现代诠释能力。潘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理性，用现代话语来诠释和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和谐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和谐思想和生态理念恰恰顺应了今天的生态理性，恰恰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在现代诠释的通道中才能派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脱离了现代生态主义，它就会失去应有的光彩。
　　生态文明是西方近代才产生的新的产物，是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反思。那么，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生态文明是否适用于中国呢？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因为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已经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时才出现的严重污染，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损耗最严重的国家。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危机的两难境地。
　　中国从五千年的文明中脱胎出来，进行着科学的发展、和谐的建设。用发展的思想创新出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反之，发展的、创新的理论应该也必将成为科学发展、和谐建设的重要的“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