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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教授的新著《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甫一出版即广受学术界关注。在这部长达百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中[1]，作者依托极为浩繁的资料，围绕希特勒其人与大屠杀其事两个中心问题，以流畅而生动的描述，清晰而有深度的分析，带领读者回首并反省了这一发生在德国、发生在西方的黑暗历史。虽然有关纳粹德国与希特勒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国际学界的重要论域，其研究成果及相关著述也早已汗牛充栋，但在汉语学界却历来少有发言权，上乘之作更是寥寥。在此背景下，本书无疑堪称一部重量级专著，它开创了汉语学界纳粹研究的新境界。深值一提的是，此书写作持续20年，又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得以出版，也是一位中国学人对那段历史的最好纪念。
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化理论、现代思想史研究专家，单教授对德国文化思想史的关注颇为深切与持久，从早期的《走向思维的故乡》（1993）、《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1998）到《辽远的迷魅》（2008）、《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2011）再到《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2015），不难看出这一研究脉络的连贯。总体而言，新著《黑暗时刻》在学术理路上依然沿循了单教授一贯的研究风格：融历史叙述、理性反思、情感体验于一体，寓细节排比于宏大叙事；在研究视角上，依然选取了自己最为擅长的文化维度，不仅意在纳粹德国的一些文化人物和文化行动，更期把握与希特勒、大屠杀相关的行为风格与思维方式。[2]全书体系严整，分上下两卷六大篇目，其中，上卷三篇：“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在德国”“希特勒与知识精英”；下卷三篇：“溯源大屠杀”“集中营世界”“奥斯维辛之后”；文末另附有推荐书目，颇便读者按图索骥，加深了解。
上卷三篇十六章，着重分析希特勒的个性、理念、行为与结局，通过希特勒与其身边大小人物的关系，尤其是他与德国国防军及一些知识精英的扭曲关系，展现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后果。虽然不以历史学为指向，但作者仍然十分注重史实的梳理，同时又有十分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希特勒作为恶魔、作为凶手的史实描述，而在于追问：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起点不高的底层人物何以在短促的时间取得“成功”？是什么样的潮流、动力和机制使他做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这一点，将把我们引向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引向20世纪的西方政治和军事。于是，希特勒的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希特勒的军事天分与艺术气质、希特勒的政治取向与军事战略、希特勒与陆军的合作与冲突，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等相关问题成为被讨论的重点。希特勒死后，曾有一些后来者将纳粹、希特勒与“理想主义”联系起来，对此，作者坚决予以驳斥，指出“希特勒留下的是现实世界的一片废墟和精神世界的一片荒芜。”“纳粹主义不是尚未成功的理想主义，而是扭曲一切真实要求的虚无主义。”[3]联系当下新纳粹主义在欧美有所抬头的趋势，此论确有某种警示作用。
为了更好地展现纳粹的社会基础，理解希特勒多面复合的人格，作者还以颇为生动而流畅的叙事笔调，精细地描绘了希特勒周围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包括纳粹领导集团的沙赫特、戈林、鲍曼、施佩尔、戈培尔，陆军高级将领勃洛姆堡、弗里契、伦德斯特、曼施泰因、古德里安、邓尼茨，反希特勒的间谍左尔格、克里斯蒂娜、科尔贝，知识精英施特劳斯、富特文格勒、里芬施塔尔、海森伯、海德格尔、阿伦特，以及身边秘书、狂热群众、“纳粹青年”等人物纷纷“登场”，构成了一幅“纳粹文化”讽刺画。德国史家伊恩·克肖（IanKershaw）曾言：“希特勒是一个笼罩在一片迷雾中的谜一样的人物”，[4]其行为中有不可理解的一面，而通过把握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关系，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展现希特勒“多变的、虚伪的、矛盾的、不确定的”[5]人格面向。
在展现希特勒与知识精英的扭曲关系时，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可供讨论的主题，包括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审美与政治的关系、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爱情与政治的关系。无疑，作者的视域相当开阔，尤其是将这些重大且复杂的主题置于纳粹时代背景下加以呈现时，就更显其张力与意义的深邃。“施特劳斯的悲剧”“指挥贝多芬的权利”、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哥本哈根之谜”“海德格尔的错误”“阿伦特的爱与思”，所展现的虽然是个体在纳粹时代背景下的无奈、彷徨与选择，但其中却蕴含着深沉且具普遍意义的人文之思。作者对这些主题的讨论，处处可见其不囿于常说的独立思考，常常发人深省。譬如对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作者告诉我们：“艺术的纯粹性和相对独立地位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建构。……在现代极权体制下，艺术家根本无法超脱，艺术根本无法自由。……只有在拥有现实自由的前提下，艺术才能是自由的。”[6]这不是重复柏拉图对艺术的批判，而是纳粹德国带给我们的启示。对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作者更满怀忧虑地指出：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另一方面是科学家应不应该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科学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它以为科学而科学为最高原则，追新逐异，而根本不会从人类存在、文明命运的角度追问科学的目的。唯其如此，战场总是最新科学成果的展演之地，科学家们和将军们一样在杀戮中显示成就。[7]
这当然不是耸人听闻的控诉。回顾“二战”和大屠杀的历史，集中营设计、毒气制造、绝育试验、人体冰冻试验、细菌战，无不代表了当时科学研究的前沿状况。如果没有这些科学成就，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战争也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今天，许多国家不也是以最大的投入、用最优秀的科学家，在从事武器研究吗？[8]这样的质询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深深地思索。
下卷三篇十六章，以集中营为中心，探索大屠杀的起源、方式与程序，分析受害人、施暴者及相关人的心理模式与行为风格，重点讨论“奥斯维辛之后”的精神状况。纳粹大屠杀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不可解释性”，这导致了学界在此论域歧见迭出、莫衷一是。概言之，目前通常有两种解释思路：一种是文化主义思路，它重在剖析大屠杀与德国独特传统的联系，认为大屠杀是德国反犹文化的后果；另一种是功能主义思路，即将之与现代性事件联系起来，认为大屠杀是西方现代文明破坏性体制和技术能力的产物，是“德国现代性”的结果。这两种解释思路的重心不同，却都确有所据、各具价值。然而，任何一种单一的原因均不足以完整、透彻解释“绝对不可能”的大屠杀。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指出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凶险的人性之谜，这个谜将永远给人类带来困惑和恐惧。”[9]鉴于大屠杀的种种复杂性，作者综合前贤各方代表性观点，并厘清纷繁争论、指陈诸种不足，进而提出了一种综合性解释框架：大屠杀基于建立“纯粹的种族社会”的意识形态、现代组织和工艺技术、反犹传统、原始野蛮等多种因素的混合，但希特勒以及他领导的党卫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人，甚至普通的德国人，也应承担某种责任；统而述之，大屠杀是一种文化、是现代性事件、是原始行为。[10]应该说，这样一种复合性解释框架关照到了大屠杀的各个方面，是对目前大屠杀解释域的一种拓展。 “集中营世界”是人间地狱，这里不仅有施暴者的凶残与迷狂，更有人性的丧失，作者深刻地指出：“如果说文明社会的规范和理想、意识与情感，都是基于生的价值和活的存在而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奥斯维辛，‘反正都是焚尸场’，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耻感，甚至残忍、冷漠，等等已经失去了主体与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粹颠覆了生命的全部尊严和文明的基本价值”。[11]而更大的困境还在于，“奥斯维辛之后”，纳粹给人类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与深刻影响，“因为大屠杀，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极端难题、人性结构中一些潜伏着的矛盾都被呈现出来了。”[12]另外，作为一个组织、一场运动、一个政权的纳粹、法西斯，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纳粹的一些要素、一些传统并没有完全绝迹，直至今日，西方世界仍然有不少人数不多，但依然危害文明的小型右翼组织。“历时12年的浩劫需要不止一代人来偿还，这是文明世界的无力与悲哀。”[13]
关于“奥斯维辛”的多重后果及大屠杀之后精神生活的复杂性，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精确的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者通过“党卫军本性难移”“幸存者依然不幸”“文学奥斯维辛”“政治化的代沟”“新生三部曲”等章节分别从社会个体、民族国家的层面进行了多维度、多侧面的反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西方的野蛮并未因其文明和艺术就消失，崇高的宗教道德，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但没有避免甚至还支持了、参与了纳粹暴政，文化艺术并不天生就拥有克服和战胜野蛮的力量。在反思中，作者还对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提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著名论断进行了辨析，以此作为对大屠杀文化后果的一种回应。这一论断涉及许多重大的文化、伦理、政治议题，而作为一个哲学/美学判断，它指涉的是文化与野蛮的纠缠。在述评各种观点后，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原来的诗歌是野蛮的，因为它无视大屠杀的存在，但“奥斯维辛之后”仍然有诗歌，这是一种新诗歌、新的语言。[14]在本书末章（三十二章），作者评述、辨析了“奥斯维辛之后”的相关文化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斯坦纳文化理论、文化建构理论，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欧洲反犹主义的文化起源，认知启蒙与大屠杀的关系，把握大屠杀的文化后果，分析文明为什么不能制止暴政反而还支持暴政，解释大屠杀作为一个文化事实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之意义。同时，作者对这些理论来龙去脉之线索的钩沉、梳理，尤其裨益后学在纳粹研究领域继续延伸前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用资料极多，基本上囊括了目前学界有关纳粹研究的绝大部分重要专著，另有大量回忆录、杂记、采访、文艺作品穿插其间。仅就资料的丰富性而言，此书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人在纳粹研究领域对于一手资料的使用不足，而且足可作为一般的中国读者全面了解纳粹文化的可靠指南。而在资料运用上，作者无疑是一个高手，如此纷繁复杂的材料，一经其手，便也有了一个言说的中心，立显顺理成章。在写作手法上，也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叙事生动而流畅，颇有“小说笔法”，以至于皇皇百余万字巨著，读来却毫无枯燥之感；其所论严谨而深刻，且往往不囿陈词，时常可见其攀登更高层面哲思的努力。通俗叙述与学语表述本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作者却可在其间自由穿行，从而使两者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更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作者在论述中所蕴含的深沉的人文关怀。在序中作者即强调：“这黑暗的历史发生在德国，发生在西方，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属于全体文明人类。”是的，回顾纳粹大屠杀历史，重温这一“黑暗时刻”，绝对不是为了满足“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15]，从更高的层面来讲，“这是一桩拒绝消逝的往事”[16]，对奥斯维辛及大屠杀的记忆，不仅是人类的一种道德义务，更在于“唯有当人们去研究这部黑暗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阻止类似的、更黑暗的一幕在未来重演”[17]。
童世骏教授曾如是评价此书：“讨论人性之复杂和现代性之幽暗的论著很多，揭示文明之脆弱和进步之难得的书籍也不少，但像本书那样融深邃思辨与生动叙事于一体、集善之关切与恶之剖析于一身的著作，并不多见。”[18]细读此书，在心品于字句之间而神会于作者之思时，愈觉此论之公允。
注释
[1]单世联教授现已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文化大转型：解释与批判———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是其全部论著中篇幅最大的三种，每本均在100万字上下。
[2]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后记第1119页。
[3]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4]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廖现玲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5]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页。
[6]同[3]，第400—412页。
[7]同[3]，第479页。
[8]同[3]，第479、480页。
[9]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2003），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10]同[2]，第546—647页。
[11]同[2]，第747—748、751页。
[12]同[2]，第996页。
[13]同[2]，第934页。
[14]同[2]，第1069页。
[15]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2000），李广才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引言第2页。
[16]同[2]，第573页。
[17]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李工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18]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封底”。
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化理论、现代思想史研究专家，单教授对德国文化思想史的关注颇为深切与持久，从早期的《走向思维的故乡》（1993）、《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1998）到《辽远的迷魅》（2008）、《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2011）再到《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2015），不难看出这一研究脉络的连贯。总体而言，新著《黑暗时刻》在学术理路上依然沿循了单教授一贯的研究风格：融历史叙述、理性反思、情感体验于一体，寓细节排比于宏大叙事；在研究视角上，依然选取了自己最为擅长的文化维度，不仅意在纳粹德国的一些文化人物和文化行动，更期把握与希特勒、大屠杀相关的行为风格与思维方式。[2]全书体系严整，分上下两卷六大篇目，其中，上卷三篇：“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在德国”“希特勒与知识精英”；下卷三篇：“溯源大屠杀”“集中营世界”“奥斯维辛之后”；文末另附有推荐书目，颇便读者按图索骥，加深了解。
上卷三篇十六章，着重分析希特勒的个性、理念、行为与结局，通过希特勒与其身边大小人物的关系，尤其是他与德国国防军及一些知识精英的扭曲关系，展现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后果。虽然不以历史学为指向，但作者仍然十分注重史实的梳理，同时又有十分明确的问题意识。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希特勒作为恶魔、作为凶手的史实描述，而在于追问：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起点不高的底层人物何以在短促的时间取得“成功”？是什么样的潮流、动力和机制使他做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这一点，将把我们引向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引向20世纪的西方政治和军事。于是，希特勒的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希特勒的军事天分与艺术气质、希特勒的政治取向与军事战略、希特勒与陆军的合作与冲突，魏玛民主政制及其瘫痪等相关问题成为被讨论的重点。希特勒死后，曾有一些后来者将纳粹、希特勒与“理想主义”联系起来，对此，作者坚决予以驳斥，指出“希特勒留下的是现实世界的一片废墟和精神世界的一片荒芜。”“纳粹主义不是尚未成功的理想主义，而是扭曲一切真实要求的虚无主义。”[3]联系当下新纳粹主义在欧美有所抬头的趋势，此论确有某种警示作用。
为了更好地展现纳粹的社会基础，理解希特勒多面复合的人格，作者还以颇为生动而流畅的叙事笔调，精细地描绘了希特勒周围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包括纳粹领导集团的沙赫特、戈林、鲍曼、施佩尔、戈培尔，陆军高级将领勃洛姆堡、弗里契、伦德斯特、曼施泰因、古德里安、邓尼茨，反希特勒的间谍左尔格、克里斯蒂娜、科尔贝，知识精英施特劳斯、富特文格勒、里芬施塔尔、海森伯、海德格尔、阿伦特，以及身边秘书、狂热群众、“纳粹青年”等人物纷纷“登场”，构成了一幅“纳粹文化”讽刺画。德国史家伊恩·克肖（IanKershaw）曾言：“希特勒是一个笼罩在一片迷雾中的谜一样的人物”，[4]其行为中有不可理解的一面，而通过把握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关系，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侧面展现希特勒“多变的、虚伪的、矛盾的、不确定的”[5]人格面向。
在展现希特勒与知识精英的扭曲关系时，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可供讨论的主题，包括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审美与政治的关系、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爱情与政治的关系。无疑，作者的视域相当开阔，尤其是将这些重大且复杂的主题置于纳粹时代背景下加以呈现时，就更显其张力与意义的深邃。“施特劳斯的悲剧”“指挥贝多芬的权利”、里芬施塔尔电影的“纳粹性”“哥本哈根之谜”“海德格尔的错误”“阿伦特的爱与思”，所展现的虽然是个体在纳粹时代背景下的无奈、彷徨与选择，但其中却蕴含着深沉且具普遍意义的人文之思。作者对这些主题的讨论，处处可见其不囿于常说的独立思考，常常发人深省。譬如对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作者告诉我们：“艺术的纯粹性和相对独立地位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建构。……在现代极权体制下，艺术家根本无法超脱，艺术根本无法自由。……只有在拥有现实自由的前提下，艺术才能是自由的。”[6]这不是重复柏拉图对艺术的批判，而是纳粹德国带给我们的启示。对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作者更满怀忧虑地指出：
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另一方面是科学家应不应该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科学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它以为科学而科学为最高原则，追新逐异，而根本不会从人类存在、文明命运的角度追问科学的目的。唯其如此，战场总是最新科学成果的展演之地，科学家们和将军们一样在杀戮中显示成就。[7]
这当然不是耸人听闻的控诉。回顾“二战”和大屠杀的历史，集中营设计、毒气制造、绝育试验、人体冰冻试验、细菌战，无不代表了当时科学研究的前沿状况。如果没有这些科学成就，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战争也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今天，许多国家不也是以最大的投入、用最优秀的科学家，在从事武器研究吗？[8]这样的质询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值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深深地思索。
下卷三篇十六章，以集中营为中心，探索大屠杀的起源、方式与程序，分析受害人、施暴者及相关人的心理模式与行为风格，重点讨论“奥斯维辛之后”的精神状况。纳粹大屠杀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不可解释性”，这导致了学界在此论域歧见迭出、莫衷一是。概言之，目前通常有两种解释思路：一种是文化主义思路，它重在剖析大屠杀与德国独特传统的联系，认为大屠杀是德国反犹文化的后果；另一种是功能主义思路，即将之与现代性事件联系起来，认为大屠杀是西方现代文明破坏性体制和技术能力的产物，是“德国现代性”的结果。这两种解释思路的重心不同，却都确有所据、各具价值。然而，任何一种单一的原因均不足以完整、透彻解释“绝对不可能”的大屠杀。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所指出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而凶险的人性之谜，这个谜将永远给人类带来困惑和恐惧。”[9]鉴于大屠杀的种种复杂性，作者综合前贤各方代表性观点，并厘清纷繁争论、指陈诸种不足，进而提出了一种综合性解释框架：大屠杀基于建立“纯粹的种族社会”的意识形态、现代组织和工艺技术、反犹传统、原始野蛮等多种因素的混合，但希特勒以及他领导的党卫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人，甚至普通的德国人，也应承担某种责任；统而述之，大屠杀是一种文化、是现代性事件、是原始行为。[10]应该说，这样一种复合性解释框架关照到了大屠杀的各个方面，是对目前大屠杀解释域的一种拓展。 “集中营世界”是人间地狱，这里不仅有施暴者的凶残与迷狂，更有人性的丧失，作者深刻地指出：“如果说文明社会的规范和理想、意识与情感，都是基于生的价值和活的存在而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奥斯维辛，‘反正都是焚尸场’，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耻感，甚至残忍、冷漠，等等已经失去了主体与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粹颠覆了生命的全部尊严和文明的基本价值”。[11]而更大的困境还在于，“奥斯维辛之后”，纳粹给人类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与深刻影响，“因为大屠杀，人类生活中的一些极端难题、人性结构中一些潜伏着的矛盾都被呈现出来了。”[12]另外，作为一个组织、一场运动、一个政权的纳粹、法西斯，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纳粹的一些要素、一些传统并没有完全绝迹，直至今日，西方世界仍然有不少人数不多，但依然危害文明的小型右翼组织。“历时12年的浩劫需要不止一代人来偿还，这是文明世界的无力与悲哀。”[13]
关于“奥斯维辛”的多重后果及大屠杀之后精神生活的复杂性，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精确的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者通过“党卫军本性难移”“幸存者依然不幸”“文学奥斯维辛”“政治化的代沟”“新生三部曲”等章节分别从社会个体、民族国家的层面进行了多维度、多侧面的反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西方的野蛮并未因其文明和艺术就消失，崇高的宗教道德，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但没有避免甚至还支持了、参与了纳粹暴政，文化艺术并不天生就拥有克服和战胜野蛮的力量。在反思中，作者还对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提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著名论断进行了辨析，以此作为对大屠杀文化后果的一种回应。这一论断涉及许多重大的文化、伦理、政治议题，而作为一个哲学/美学判断，它指涉的是文化与野蛮的纠缠。在述评各种观点后，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原来的诗歌是野蛮的，因为它无视大屠杀的存在，但“奥斯维辛之后”仍然有诗歌，这是一种新诗歌、新的语言。[14]在本书末章（三十二章），作者评述、辨析了“奥斯维辛之后”的相关文化理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斯坦纳文化理论、文化建构理论，这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欧洲反犹主义的文化起源，认知启蒙与大屠杀的关系，把握大屠杀的文化后果，分析文明为什么不能制止暴政反而还支持暴政，解释大屠杀作为一个文化事实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之意义。同时，作者对这些理论来龙去脉之线索的钩沉、梳理，尤其裨益后学在纳粹研究领域继续延伸前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用资料极多，基本上囊括了目前学界有关纳粹研究的绝大部分重要专著，另有大量回忆录、杂记、采访、文艺作品穿插其间。仅就资料的丰富性而言，此书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学人在纳粹研究领域对于一手资料的使用不足，而且足可作为一般的中国读者全面了解纳粹文化的可靠指南。而在资料运用上，作者无疑是一个高手，如此纷繁复杂的材料，一经其手，便也有了一个言说的中心，立显顺理成章。在写作手法上，也体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其叙事生动而流畅，颇有“小说笔法”，以至于皇皇百余万字巨著，读来却毫无枯燥之感；其所论严谨而深刻，且往往不囿陈词，时常可见其攀登更高层面哲思的努力。通俗叙述与学语表述本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作者却可在其间自由穿行，从而使两者得到了很好的融合。更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作者在论述中所蕴含的深沉的人文关怀。在序中作者即强调：“这黑暗的历史发生在德国，发生在西方，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属于全体文明人类。”是的，回顾纳粹大屠杀历史，重温这一“黑暗时刻”，绝对不是为了满足“颓废的感官嗜血欲望”[15]，从更高的层面来讲，“这是一桩拒绝消逝的往事”[16]，对奥斯维辛及大屠杀的记忆，不仅是人类的一种道德义务，更在于“唯有当人们去研究这部黑暗的第三帝国的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才能阻止类似的、更黑暗的一幕在未来重演”[17]。
童世骏教授曾如是评价此书：“讨论人性之复杂和现代性之幽暗的论著很多，揭示文明之脆弱和进步之难得的书籍也不少，但像本书那样融深邃思辨与生动叙事于一体、集善之关切与恶之剖析于一身的著作，并不多见。”[18]细读此书，在心品于字句之间而神会于作者之思时，愈觉此论之公允。
注释
[1]单世联教授现已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文化大转型：解释与批判———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是其全部论著中篇幅最大的三种，每本均在100万字上下。
[2]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后记第1119页。
[3]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上），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4]伊恩·克肖：《希特勒》（上卷），廖现玲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5]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0页。
[6]同[3]，第400—412页。
[7]同[3]，第479页。
[8]同[3]，第479、480页。
[9]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2003），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10]同[2]，第546—647页。
[11]同[2]，第747—748、751页。
[12]同[2]，第996页。
[13]同[2]，第934页。
[14]同[2]，第1069页。
[15]迈克尔·伯利：《第三帝国》（2000），李广才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引言第2页。
[16]同[2]，第573页。
[17]托尔斯腾·克尔讷：《纳粹德国的兴亡》，李工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18]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