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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8日晚，94岁的张瑞芳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两天前，人们刚送走了和她同岁的老演员陈强。国家话剧院院长助理罗大军说：“他们似乎约好了，一起到‘那边’去演戏了。”
张瑞芳一生演出的电影并不多，却因为1962年扮演的农村妇女“李双双”被一代人铭记。这个直爽、泼辣、敢于和自私自利现象的独立女性形象，在中国影史堪称独一无二。
张瑞芳生前多次获得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然而，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谈不上什么伟大的成就，真的，我只是一个听话的演员而已。”
“潜伏”在重庆
1918年，张瑞芳在保定出生。
张瑞芳从高中起就开始接触话剧，最初只是为了好玩儿。不久，受加入共产党的母亲的影响，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开始参演左翼戏剧。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瑞芳和姐姐张楠、未来的妹夫陈荒煤以及几个同学组成了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经由天津一路南下，从此踏上了“革命文艺道路”。
在南京他们演出了第一部剧：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在这部戏里，张瑞芳第一次尝试扮演农村妇女——张大嫂。这个角色在戏中遭鬼子强暴后又见孩子惨死，不堪忍受强烈刺激而发疯。张瑞芳用棉花沾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娃娃肚里，这充分刺激了她的情绪，表演极其逼真，演出反响轰动，甚至有观众当场猝然昏倒。
他们本来的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但当剧团到达西安时，张瑞芳大学时的男友余克稷辗转前来，想拉张瑞芳一起去重庆，加入他组织的“怒吼剧社”。考虑到她身体比较娇弱，而延安条件相对艰苦，剧团“干事会”一致同意让她去重庆。张瑞芳哭了。她后来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对此耿耿于怀。但第二天一早，张瑞芳还是跟随余克稷走了。
“但是，重庆这座城市成就了她。”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教授袁庆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重庆，张瑞芳迎来了事业上的早高峰：陆续出演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愫芳、巴金《家》中的瑞珏，并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誉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话剧“四大名旦”。若论容貌，张瑞芳并不占优势，但袁庆丰认为，张瑞芳的朴实的面貌和“脸形”为她加了分，“这种审美取向延伸了左翼电影中的正面女性形象：脸型偏大、偏圆，端庄可亲。” 出演《屈原》后，郭沫若还曾赠她七绝一首：“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
在重庆，张瑞芳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张瑞芳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周恩来安排的。她和第二任丈夫金山都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一对地下党员。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张瑞芳“淡出政治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对原来热心参与的社会事务也要刻意表现出冷淡，从此“隐蔽”下来。晚年时张瑞芳回忆说，这段时期她内心非常压抑，又无法诉说，只能靠不停地演戏来缓解内心的苦闷。
和过去决裂
1946年，张瑞芳患了肺结核，直到1949年，有人见她身体仍不好，劝她改行到统战部工作。张瑞芳忐忑不安地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惊愕地瞥了她一眼，“哼”了一声，迸出一句：“动摇了？”
张瑞芳最终没有改行。这一时期，她常反思自己“离工农兵的心太远了”，“不能适应新时代、新的服务对象的要求”，她还纠结于到底演电影还是演话剧。她先是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半年后又主动申请调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随后，她与金山的婚姻发生裂痕，以离婚告终。
正在张瑞芳准备动身去参加土改时，她收到了中央组织部调她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信。后来她才知道，组织早有此决定，剧院领导不愿意放人，一直拖延。
虽不愿离开北京，张瑞芳还是接受了组织安排，只身南下。“调动不调动，在我都没关系，主要是思想上解决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写道。
行李还没有打开，张瑞芳就被通知去参加《南征北战》摄制组。此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全国只保留这一部电影，中央直接出面，调动全国力量保障拍摄，军事顾问严格把关，连片中陈戈饰演的军长所念的一大段台词都是林彪亲自改过的。
这部影片后来成为张瑞芳最难忘的作品。她拖着行李径直到临沂农村体验生活，与人物原型同食同宿，又在农村拍摄整整八个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塑造劳动妇女形象，和过去演的角色完全决裂了。”张瑞芳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回忆。她剪短了头发，额头留着稀疏的刘海，画得浓眉大眼，皮肤黑黑的，大家一看都说，好，好，真像“山东大妞”。
拍摄《南征北战》期间，张瑞芳开始反思自己的爱情生活。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婚姻失败，错在坚持“资产阶级的爱情观”，追求所谓的“爱情至上”，这也成为她在整风运动中的第一份书面检讨。
不久，张瑞芳与上影厂的导演严励好感陡增，1952年11月7日，她与严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有过两次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张瑞芳渴望和严励过上幸福而平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刚开始，严励就被打成了“严重右倾分子”，不久，张瑞芳拍摄的《凤凰之歌》也随着一批影片被划为“毒草”，罪名恰恰是“歌颂了爱情至上和个人幸福”。
大起大落《李双双》
在政治生活紧张的日子里，张瑞芳忽然接到参加电影《李双双》摄制组的通知。
在“文艺必须跟着政治路线走”的大气候下，《李双双》的命运一波三折。电影原以歌颂大跃进为主题，但开拍时，大跃进风潮降温，编剧李准及时把主题转向歌颂开山劈岭和引水灌田，并将情节重心转移到了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夫妻关系上。
猝然接到拍摄通知时，张瑞芳只有一个月准备时间，她火速动身赶往林县体验生活。为了体现李双双大方爽直、性子泼辣的特点，张瑞芳原想在表演上适当夸张、风趣一点，“放开来演”，但导演鲁韧一直提心吊胆，时时提醒她：“千万别放开，说不定会戴上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于是，张瑞芳在表演的时候也顾虑重重，生怕犯错误，台词也被一改再改。最终，“听话”的张瑞芳也生气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台词，说：“希望你们一句也不要改，一个字也不要改！” 电影放映之初反响并不好，专家批评喜剧不喜，文化部领导说李双双是个“中间人物”。剧组都忐忑不安，生怕挨整，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给了明确肯定，大家才稍稍松一口气。1962年秋，张瑞芳被邓颖超邀请到家中吃饭，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李双双》这部好戏，你的表演也有了新内容。”张瑞芳一下子泪流满面。
《李双双》轰动了全国，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一举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奖。一时间，“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姊妹，人人竞学李双双”。
时至今日，《李双双》的每一次重播，依然收视不凡，但也因剧情“粉饰太平”而受到诟病。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教授袁庆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影中的李双双把红薯磨成粉浆烙煎饼、掺进白面做成面条的情节与当年的现实完全脱节，但当时没人敢指出。
多年之后，张瑞芳在回忆录里也坦言，拍摄时，整整一年只能吃榨油的豆饼，里面只有一点点粮食，全是掺着南瓜的面疙瘩。晚年，张瑞芳再次见到当时与她相伴的农妇刘凤仙，“说起那段日子，我俩禁不住都哭了”。
然而，这部电影仍有其魅力。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教授陈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文化的坐标上来看，《李双双》提倡的女性独立精神和新型男女关系，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进步意义。”他出生于1945年，从小看着《李双双》长大。“可以说，张瑞芳是一代人心中美的化身。”
观众的认可也无法使《李双双》免遭厄运。文革中，《李双双》被戴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间人物论”“文艺黑线代表作”的帽子，张瑞芳接受隔离审查，在监牢中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
1973年4月，经周恩来提名，已经“靠边站”的张瑞芳得以参加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出于礼节，她把在狱中花白的头发染黑。没想到，出发前，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被接见时，她见到了阔别七年的周恩来。周恩来一路走，到张瑞芳面前时，笑着问：“头发染了？”
张瑞芳差点落泪：“染了。”
周恩来说：“再长出来怎么办？”
“再染。”
“再也没有机会发给他们任何奖项了”
回到上海，张瑞芳被党组织重新接纳，并成为厂革委会的委员，但当时的环境让她极感压抑。根据当时提倡的“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精神，张瑞芳被派去参与老电影《年青的一代》的重拍，还被派去给话剧《赤脚医生》提意见。“无论如何，这两件事我都做了，但都做得别别扭扭。”
文革结束后，张瑞芳出演了北影厂拍摄的《大河奔流》，这是她和编剧李准的第二次合作。这部历时四年、因导演被关押而搁浅的电影于1979年上映后，虽没获得《李双双》那样的轰动，却象征着新时期电影界迈出的第一步。
1982年拍摄过《泉水叮咚》后，张瑞芳便没有再接任何戏约，她有她的担忧：“我没有信心，现在拍片都是今天送来剧本，明天就让你上镜，我不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多次在会议和颁奖礼上见到张瑞芳，虽已至耄耋之年，她依然精神矍铄、风度优雅、言语可亲。陈山感叹说：“老一辈的艺术家，从来没有任何架子，更不会像年轻的明星们一样身边围满保镖，张瑞芳为了一个角色可以体验生活好几个月，现在的年轻人做得到吗？”
1999年，严励去世，对张瑞芳打击很大。2000年，她办起了敬老院。她说：“只有老人才能理解和懂得老人的孤独。”
晚年的张瑞芳并没有离开电影。她将自己收集多年的影像资料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她和孙道临一起重看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2007年，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张瑞芳被授予“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她却哽咽着说，“很多人都应该来领这个奖，可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像赵丹、石挥、上官云珠、严凤英等等，他们那么有才华，一生对艺术、对电影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发给他们任何奖项了！我就把这个奖看成是对我们老一代艺术家的安慰吧。”
全场起立，为她致敬鼓掌；她面向观众，深深鞠下一躬。
张瑞芳一生演出的电影并不多，却因为1962年扮演的农村妇女“李双双”被一代人铭记。这个直爽、泼辣、敢于和自私自利现象的独立女性形象，在中国影史堪称独一无二。
张瑞芳生前多次获得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荣誉，然而，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却是：“谈不上什么伟大的成就，真的，我只是一个听话的演员而已。”
“潜伏”在重庆
1918年，张瑞芳在保定出生。
张瑞芳从高中起就开始接触话剧，最初只是为了好玩儿。不久，受加入共产党的母亲的影响，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开始参演左翼戏剧。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瑞芳和姐姐张楠、未来的妹夫陈荒煤以及几个同学组成了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经由天津一路南下，从此踏上了“革命文艺道路”。
在南京他们演出了第一部剧：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在这部戏里，张瑞芳第一次尝试扮演农村妇女——张大嫂。这个角色在戏中遭鬼子强暴后又见孩子惨死，不堪忍受强烈刺激而发疯。张瑞芳用棉花沾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娃娃肚里，这充分刺激了她的情绪，表演极其逼真，演出反响轰动，甚至有观众当场猝然昏倒。
他们本来的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但当剧团到达西安时，张瑞芳大学时的男友余克稷辗转前来，想拉张瑞芳一起去重庆，加入他组织的“怒吼剧社”。考虑到她身体比较娇弱，而延安条件相对艰苦，剧团“干事会”一致同意让她去重庆。张瑞芳哭了。她后来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对此耿耿于怀。但第二天一早，张瑞芳还是跟随余克稷走了。
“但是，重庆这座城市成就了她。”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教授袁庆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重庆，张瑞芳迎来了事业上的早高峰：陆续出演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曹禺的《北京人》中的愫芳、巴金《家》中的瑞珏，并和白杨、舒绣文、秦怡一起，被誉为上世纪40年代中国话剧“四大名旦”。若论容貌，张瑞芳并不占优势，但袁庆丰认为，张瑞芳的朴实的面貌和“脸形”为她加了分，“这种审美取向延伸了左翼电影中的正面女性形象：脸型偏大、偏圆，端庄可亲。” 出演《屈原》后，郭沫若还曾赠她七绝一首：“凭空降谪一婵娟，笑貌声容栩栩传。赢得万千儿女泪，如君合在月中眠。”
在重庆，张瑞芳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张瑞芳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周恩来安排的。她和第二任丈夫金山都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一对地下党员。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张瑞芳“淡出政治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对原来热心参与的社会事务也要刻意表现出冷淡，从此“隐蔽”下来。晚年时张瑞芳回忆说，这段时期她内心非常压抑，又无法诉说，只能靠不停地演戏来缓解内心的苦闷。
和过去决裂
1946年，张瑞芳患了肺结核，直到1949年，有人见她身体仍不好，劝她改行到统战部工作。张瑞芳忐忑不安地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惊愕地瞥了她一眼，“哼”了一声，迸出一句：“动摇了？”
张瑞芳最终没有改行。这一时期，她常反思自己“离工农兵的心太远了”，“不能适应新时代、新的服务对象的要求”，她还纠结于到底演电影还是演话剧。她先是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半年后又主动申请调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随后，她与金山的婚姻发生裂痕，以离婚告终。
正在张瑞芳准备动身去参加土改时，她收到了中央组织部调她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信。后来她才知道，组织早有此决定，剧院领导不愿意放人，一直拖延。
虽不愿离开北京，张瑞芳还是接受了组织安排，只身南下。“调动不调动，在我都没关系，主要是思想上解决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写道。
行李还没有打开，张瑞芳就被通知去参加《南征北战》摄制组。此时正值全国文艺整风，全国只保留这一部电影，中央直接出面，调动全国力量保障拍摄，军事顾问严格把关，连片中陈戈饰演的军长所念的一大段台词都是林彪亲自改过的。
这部影片后来成为张瑞芳最难忘的作品。她拖着行李径直到临沂农村体验生活，与人物原型同食同宿，又在农村拍摄整整八个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塑造劳动妇女形象，和过去演的角色完全决裂了。”张瑞芳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回忆。她剪短了头发，额头留着稀疏的刘海，画得浓眉大眼，皮肤黑黑的，大家一看都说，好，好，真像“山东大妞”。
拍摄《南征北战》期间，张瑞芳开始反思自己的爱情生活。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婚姻失败，错在坚持“资产阶级的爱情观”，追求所谓的“爱情至上”，这也成为她在整风运动中的第一份书面检讨。
不久，张瑞芳与上影厂的导演严励好感陡增，1952年11月7日，她与严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有过两次以失败告终的婚姻，张瑞芳渴望和严励过上幸福而平淡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刚开始，严励就被打成了“严重右倾分子”，不久，张瑞芳拍摄的《凤凰之歌》也随着一批影片被划为“毒草”，罪名恰恰是“歌颂了爱情至上和个人幸福”。
大起大落《李双双》
在政治生活紧张的日子里，张瑞芳忽然接到参加电影《李双双》摄制组的通知。
在“文艺必须跟着政治路线走”的大气候下，《李双双》的命运一波三折。电影原以歌颂大跃进为主题，但开拍时，大跃进风潮降温，编剧李准及时把主题转向歌颂开山劈岭和引水灌田，并将情节重心转移到了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夫妻关系上。
猝然接到拍摄通知时，张瑞芳只有一个月准备时间，她火速动身赶往林县体验生活。为了体现李双双大方爽直、性子泼辣的特点，张瑞芳原想在表演上适当夸张、风趣一点，“放开来演”，但导演鲁韧一直提心吊胆，时时提醒她：“千万别放开，说不定会戴上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于是，张瑞芳在表演的时候也顾虑重重，生怕犯错误，台词也被一改再改。最终，“听话”的张瑞芳也生气了，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台词，说：“希望你们一句也不要改，一个字也不要改！” 电影放映之初反响并不好，专家批评喜剧不喜，文化部领导说李双双是个“中间人物”。剧组都忐忑不安，生怕挨整，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给了明确肯定，大家才稍稍松一口气。1962年秋，张瑞芳被邓颖超邀请到家中吃饭，周恩来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李双双》这部好戏，你的表演也有了新内容。”张瑞芳一下子泪流满面。
《李双双》轰动了全国，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一举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奖。一时间，“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姊妹，人人竞学李双双”。
时至今日，《李双双》的每一次重播，依然收视不凡，但也因剧情“粉饰太平”而受到诟病。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教授袁庆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影中的李双双把红薯磨成粉浆烙煎饼、掺进白面做成面条的情节与当年的现实完全脱节，但当时没人敢指出。
多年之后，张瑞芳在回忆录里也坦言，拍摄时，整整一年只能吃榨油的豆饼，里面只有一点点粮食，全是掺着南瓜的面疙瘩。晚年，张瑞芳再次见到当时与她相伴的农妇刘凤仙，“说起那段日子，我俩禁不住都哭了”。
然而，这部电影仍有其魅力。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教授陈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文化的坐标上来看，《李双双》提倡的女性独立精神和新型男女关系，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进步意义。”他出生于1945年，从小看着《李双双》长大。“可以说，张瑞芳是一代人心中美的化身。”
观众的认可也无法使《李双双》免遭厄运。文革中，《李双双》被戴上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间人物论”“文艺黑线代表作”的帽子，张瑞芳接受隔离审查，在监牢中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
1973年4月，经周恩来提名，已经“靠边站”的张瑞芳得以参加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出于礼节，她把在狱中花白的头发染黑。没想到，出发前，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被接见时，她见到了阔别七年的周恩来。周恩来一路走，到张瑞芳面前时，笑着问：“头发染了？”
张瑞芳差点落泪：“染了。”
周恩来说：“再长出来怎么办？”
“再染。”
“再也没有机会发给他们任何奖项了”
回到上海，张瑞芳被党组织重新接纳，并成为厂革委会的委员，但当时的环境让她极感压抑。根据当时提倡的“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精神，张瑞芳被派去参与老电影《年青的一代》的重拍，还被派去给话剧《赤脚医生》提意见。“无论如何，这两件事我都做了，但都做得别别扭扭。”
文革结束后，张瑞芳出演了北影厂拍摄的《大河奔流》，这是她和编剧李准的第二次合作。这部历时四年、因导演被关押而搁浅的电影于1979年上映后，虽没获得《李双双》那样的轰动，却象征着新时期电影界迈出的第一步。
1982年拍摄过《泉水叮咚》后，张瑞芳便没有再接任何戏约，她有她的担忧：“我没有信心，现在拍片都是今天送来剧本，明天就让你上镜，我不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多次在会议和颁奖礼上见到张瑞芳，虽已至耄耋之年，她依然精神矍铄、风度优雅、言语可亲。陈山感叹说：“老一辈的艺术家，从来没有任何架子，更不会像年轻的明星们一样身边围满保镖，张瑞芳为了一个角色可以体验生活好几个月，现在的年轻人做得到吗？”
1999年，严励去世，对张瑞芳打击很大。2000年，她办起了敬老院。她说：“只有老人才能理解和懂得老人的孤独。”
晚年的张瑞芳并没有离开电影。她将自己收集多年的影像资料捐赠给上海历史博物馆。她和孙道临一起重看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2007年，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张瑞芳被授予“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她却哽咽着说，“很多人都应该来领这个奖，可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像赵丹、石挥、上官云珠、严凤英等等，他们那么有才华，一生对艺术、对电影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发给他们任何奖项了！我就把这个奖看成是对我们老一代艺术家的安慰吧。”
全场起立，为她致敬鼓掌；她面向观众，深深鞠下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