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彬1910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冬至1936年，冯文彬先后担任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等职务。长征结束后，冯文彬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青年部长，投入到新一轮青年运动中。1938年到1942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调任陕北米脂县县委书记。1945年，他被调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抗战时期，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爱国的热血青年奔赴陕北，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冯文彬等一批骨干站在了组织和教育青年的最前线。他们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是西北基础最广、组织最大的青年团体，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将广大青年团结起来，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力量。他们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青训班”）成功吸引和塑造了1万多青年人，帮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和巩固了青年群众基础。

参与推动共青团改造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适应时势，要求纠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提出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同年9月，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要根本改造青年团的性质，“完全放弃任何关门主义的、模仿共产党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的办法”，建立“真正群众的新式的青年团”。
　　长征途中，冯文彬一直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随红十五军团参加东征回师途中，毛泽东找他谈话，让他到团中央接替凯丰的书记职务。就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七大、青年共产国际六大的精神先后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国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东北地区带头，共青团开始了自身改造的试验。在起步阶段，共青团还有大量工作亟待推进。中共中央机关进入保安后，1936年7月，在中共中央讨论白区工作的会议上，冯文彬根据国际精神在会上积极建议：“青年团的组织还是很狭隘，還是‘第二党’性质，希望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特别注意帮助团的工作和扩大团的组织。”冯文彬的建议很快被采纳。8月初，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就改造团的组织和工作问题，中共中央作出指示：要求党帮助团成立单独的组织;帮助团尽可能的青年化、群众化;指导团打进到各界各党派的青年的文化的体育的组织中去。

　　1936年9月，团中央收到少共国际书记处发来的电报，指出：对中国团来说，就是要从绝对秘密的工作方式转变到利用一切公开和半公开的可能，建立包括青年工人、学生、农民、失业青年等在内的属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的青年团。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立即着手筹划共青团的全面改造。11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共青团改造问题。会议首先由冯文彬汇报共青团一年来的工作，以及团中央对共青团改造和今后青年工作方针的意见。冯文彬认为，要“彻底改变团的狭隘的工作作风和方式，变团的性质为广大青年群众的组织;改组白区团组织，团员分布到一切青年群众组织之中，名称不必统一，争取公开;苏区与红军中团的名称可不改变，但组织与性质应改变;在青年群众组织设立党团，在党内设立青年部”。冯文彬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会后由冯文彬起草，经张闻天修改，最终形成《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取消国统区的团组织，建立公开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苏区和红军中的青年团应成为全中国广大青年的模范;加强对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大批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应该彻底改变在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随即，各根据地按照《决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共青团改造。
　　然而，对于这一行动党、团内存在不同声音，有的怀疑共青团改造的正确性，缺乏改造信心;有的认为团犯了错误，党不要团了;还有一些团干部产生了抵触情绪。针对这些情况，冯文彬积极撰文，给出相关解释。1936年11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冯文彬先后发表《使青年运动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关于改造团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介绍团改造的意义，回答新的青年组织的性质、工作形式、方法等问题。12月，又写出《为什么改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文。之后，各级党、团领导机关组织学习讨论，统一认识。冯文彬的文章为消除党团内的疑虑和抵触情绪起了很大作用。
　　在团的改造试点工作开展的同时，为吸引更多的青年，团中央准备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年4月，西青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冯文彬致开幕词，并与刘英、胡耀邦等23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提出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青年救亡运动的决议》，并决定将西青救作为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之前的现有各地青年团体的最高机关，担负起为民族解放而团结教育青年的任务。西青救这种组织形式既能迅速适应当时抗日救亡的需要，也能从政治层面上避免国民党的打击。
　　会后，团中央机关停止工作，中共中央设立青年部，由冯文彬担任中央青年部部长兼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青年运动，就由中央青年部和西青救挑起了指导的重任。

领导创办青训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又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其主张得到了很多民主党派和广大青年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红色革命在陕北的蓬勃发展，使得延安成为爱国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数万青年不远万里、不惧艰辛奔赴延安。
　　1937年9月下旬，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一批共产党干部从国民党监狱里被释放，冯文彬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云阳镇（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参与接收、安置获释同志的工作。事后，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向冯文彬提议，希望他帮助陕西方面，对西安事变前后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和青年运动骨干进行战时军事、政治知识方面的训练，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斗争环境。 　　经过商量与筹备，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批准下，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在三原县斗口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农场开办，冯文彬担任班主任，乐少华任大队长。青训班第一期招收了150多名学员，学习期限为半个月。当时的教学场地极其简陋，连教室和食堂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片空地而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期结束后反响竟然还不错，陕西省委要求继续办下去。然而，当时青训班的教员极其缺乏，全体工作人员仅有四人，也缺乏足够的办学经验。因此，对于第二期，作为班主任的冯文彬，首先要解决的即是教学班子问题。恰逢此时，胡乔木到云阳开展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冯文彬通过青年部向中共中央请示，希望调胡乔木到青训班工作。这一申请得到批准，冯文彬为青训班招揽了一员大将。胡乔木开始在青训班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1937年11月，青训班第二期开学，校址从斗口镇迁往泾阳县云阳镇的一座破庙里，学员人数增加，学习期限也延长至三周。

　　随着正面战场连遭溃败，石家庄、太原、上海等接连沦陷，大批流亡学生涌向西安，青训班的规模随之扩大。1937年12月，毛泽东得知青训班取得的成绩后，打电话通知冯文彬去延安汇报。冯文彬在汇报中向毛泽东提及青训班缺少教员的难题，毛泽东立即指示中央有关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经济方面给予支持。毛泽东还对青训班的形式和做法表示了肯定，提议扩大规模，来多少收多少，来者不拒。从第三期起，中央组织部从抗大、中央党校等地方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如黄春霆、李东潮、刘瑞龙等前往青训班，大大增强了青训班的教学力量。1938年初，因青训班学员人数增长过快，云阳镇无法容纳，校址便迁往安吴堡。从第四期开始，青训班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
　　1938年4月，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陈云任主任，冯文彬为副主任。中央青委、西青救的机关也都搬到安吴堡，以青训班为基地，发展和积蓄青年力量。这一时期，在冯文彬等人的努力下，青训班的教学时间延长，班名去掉了“短期”二字，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仅知名人士李公朴到校参观，世界学联代表团也来访问。为使各界更好地了解青训班的概况和成就，同年8月，西青救还出版了《西青救与青训班》，冯文彬、胡乔木等负责人在刊物上全面总结十个月来的办学情况和经验。仅1938年，青训班就办了10期，进入了鼎盛时期。

　　然而，青训班所在地距离西安较近，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猜疑。1938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明令解散西青救、民先队等13个爱国团体，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华报》记者采访了冯文彬，记者问：外间传说，青训班拒绝国民党党员入学受训，是否事实？冯文彬回答说，这绝对不合事实，“一般来受训学生，从未因党派关系之不同而有以歧视。受训青年（中），中国国民党（党）员每期在三十名左右……盖青训班为‘西北青救’所主办，一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不仅不拒绝各党各派青年同志加入，而且欢迎各党（各）派青年同志加入”。冯文彬利用一切机会，为青训班据理力争，以击破流言蜚语。但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磨擦越来越多，国民党势力不断加大对青训班的管制，再加上潼关以东铁路被日军控制，1939年后，青训班的学员大幅减少。在国民党反共愈加严重的形势下，1940年4月，中共中央电令青训班撤回延安。之后，青训班全体学员进入“泽东青干校”继续学习，由冯文彬担任该校的副校长。
　　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冯文彬等人的领导下，青训班共办了14期，培训学员1.2万多人。为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爱国青年团体等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为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

对青年运动的思考

　　抗战时期，冯文彬在从事党的青年工作中，与学员们朝夕相处。通过日常见闻，他积累了领导青年运动的丰富经验，对青年思想也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冯文彬高度重视青年人的思想与学习，在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系列文章，不断纠正青年思想上出现的错误倾向，为争取抗战胜利培养了大量的生力军。
　　在青年的学习、生活方面，冯文彬对症下药，结合实际情况提出适当建议。在《论青年的学习》一文中，冯文彬对青年人学什么、怎么学分别进行了说明。针对当时一些青年中存在的浮躁、骄傲现象，冯文彬指出：青年人要虚心，牢记“活到老，学到老”的古训，向有名的大科学家学习。他强调，在抗战的特殊时期，对青年人来说，第一，要学习抗战的军事知识;第二，要学习政治，“首先我们最需要的是进步的革命科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真正的三民主义”;第三，要学习文化;第四，要学习技术，要有一技之长。对于每个青年所关心的男女恋爱问题，冯文彬在《论两性问题》一文中给出了建议，还批评了当时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生活方面，冯文彬发表了《论生活习惯》，他指出：“公生活的散漫，私生活的混乱，不良嗜好和浪费，是我们青年在生活习惯上的四大敌人。”对“四大敌人”应该如何认识、怎样克服，冯文彬一一给予阐释。正是因为处在与青年人亲密接触的环境中，冯文彬才能一针见血指出青年思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青年进步指明方向。

　　在青年运动方面，冯文彬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断思考，及时发声。他将当时的中国粗分为三大块：我后方、战区和敌后方。他指出：在我后方，青年的责任主要的是协助政府，推行各种于抗战有利的新政，配合前方的需要进行各种动员工作。在战区，主要的工作是动员民众协助军队作战，筹备游击战争。在敌后方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要谨慎地秘密地积蓄和准备力量，配合乡村的游击战争;另一种是我们的根据地，要努力扩大它，巩固它。1940年，冯文彬在《青年运动中的两个方向和两条路线》一文中，批判了反动的、倒退的、压迫青年的路线，主张革命的、进步的、民主自由的、为中华民族与中国青年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路线。同时，他根据中国青运情况，对当时的青年思想问题、教育问题、青年与党派问题、青运性质等逐一作了回答。在《中国青年当前努力的方向》一文中，冯文彬介绍了世界青年运动的情况，指出中国青年正处在重大时期，广大青年应对抗战事业坚定立场、充满信心，看到国际形势中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在领导青年运动中，馮文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青年工作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积极势头。
　　抗战时期，冯文彬发表了大量关于青运的文章，不仅认真传达了中央青委的精神，也在思想上为学员们指点迷津、拨开迷雾，保证了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