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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于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年轻女医生朱仲丽被调到大会服务处做代表们的医疗保健服务工作。作为有大学学历的医师，23岁的朱仲丽不仅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长相秀丽，在延安是个受很多年轻人关注的“明星”。
毛泽东搭桥
一天上午的会议休息时间，毛泽东与王稼祥到会场外散步，没走多远正巧遇上了从城里赶回来的朱仲丽。因为早就相熟的缘故，毛泽东见到朱仲丽非常高兴，扬着手热情地打起招呼：“嗳，小朱!”朱仲丽闻声驻足，一看是毛泽东，赶紧举手敬礼。毛泽东被对方认真的模样逗得哈哈大笑，笑罢对王稼祥说：“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
毛泽东的话音方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大方地说：“王主任(王稼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笔者注)，您好!”
王稼祥热情地与朱仲丽握过手，目光中闪烁着一种陡然的喜悦：“小朱同志，认识你很高兴!”这时的毛泽东插话说：“王主任啊，别小看这丫头，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三个人寒暄一阵之后，朱仲丽离开了。望着朱仲丽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毛泽东发问：“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紧接着又补充道：“我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就认识了她?”
毛泽东听来觉得有些奇怪：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转而一想又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
“朱仲丽的父亲叫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八个子女都先后投身革命。1929年，朱剑凡在上海开设的小酒店成为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家排行最小的朱仲丽，15岁时就帮助父亲做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她顺利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分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医院工作，1937年通过地下党组织输送到了延安。因为她父亲的关系，朱仲丽与我早就相识了。”
毛泽东介绍完上述情况后，问王稼祥：“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
“你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的姐夫。”
“噢，是这样。”王稼祥记住了。
姐姐、姐夫撮合
对于朱仲丽来说，虽然这是和王稼祥的第一次见面，但王稼祥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她来到延安还不到一年，但王稼祥这个名字早就“如雷贯耳”了。不过，她一直以为，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工作的王主任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怎么也没想到他才30岁出头。
没过多少天，朱仲丽的姐夫——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派警卫员来找朱仲丽。她以为有人生病了，带上听诊器和血压计就来到了姐姐家。一进窑洞，姐姐朱仲芷就高兴地说：“小妹，你来了就好，正等着你呢。”“怎么，是谁生病了吗?”朱仲丽一边说一边取听诊器。一旁的肖劲光见状说：“小妹，你别光想着给别人看病，今天是让你跟你姐到一个地方做客去。”
“做客?到么子地方去?”朱仲丽不明究竟地望着姐姐傻了眼。不待朱仲芷笑罢，肖劲光从自己的军用牛皮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朱仲丽。仲丽纳闷地把信封打开，拿出一张纸条，只见纸条上写着这样的文字：
肖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蒙古小马给我。谢谢!
另外，有时间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来玩。
王稼祥
朱仲丽看完短信，脸一下就红了。
王稼祥在杨家岭左侧山下的窑洞里办公和居住。朱仲丽与姐姐来到杨家岭时，王稼祥还在办公桌前认真地工作。一看进来的是朱仲丽姐妹俩，他一边起身相迎，一边让警卫员倒水泡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姐妹俩与王稼祥仅仅聊了不到十分钟，便因为王稼祥公务繁忙、不断有人请示汇报而起身告辞了。
临别时，王稼祥抱歉地对她俩说：“真是对不起，今天碰巧有这么一堆工作等着做，下一次，我一定先把工作处理好，好好地陪你们说说话。”
之后，朱仲丽参加了边区医院组织的为中央领导同志的体检，又与王稼祥见过两次面。两人还在简易球场打了一次网球。接触中，一种由衷的爱慕之情开始在朱仲丽心底萌发。可是由于女性特有的矜持和“高傲”，这份“情意”却迟迟不见显露出来。
这可让朱仲芷和肖劲光感到着急。姐姐忍不住问妹妹：“仲丽，你和王主任之间的事有什么进展吗?”朱仲丽漫不经心地回道：“有得么子进展呀。”朱仲芷瞪了她一眼，嗔道：“死小妹，还跟我装蒜，你就不能主动一点?人家早就表明态度了，要不怎么会写纸条给你姐夫?那天我陪你上杨家岭，你没看出他那高兴的样子?只是那天碰巧赶上他工作忙嘛。”朱仲丽听得低头不说话了。朱仲芷接着说：“你也耳闻目睹了，王稼祥的人品、才华都很难得，在党内也有很高的威望，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呀。”
朱仲丽当然明白这些，可是在心里还是有顾虑：“姐呀，你不知道，我是怕配不上人家。”朱仲芷“扑哧”一声笑了，把手搭在朱仲丽的肩上：“原来你是顾虑这个啊?我的小妹也很优秀啊……”朱仲芷的一番话，让朱仲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戏言定缘
又过了些日子，朱仲丽在去杨家岭的路上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所以说起话来并不拘谨。李富春老远就笑着说：“小妹，碰到你可真不容易啊！”朱仲丽笑着迎上前去，又听到对方在问：“仲丽呀，你跟王稼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富春大哥，你别乱说。”朱仲丽不好意思地回道。“嘿，那天我分明看见你和稼祥同志在打网球，两个人那高兴的劲头，还瞒我呢。”朱仲丽急忙辩解道：“哪里嘛，还谈不到这一步，我们只是打过几次球而已。”李富春说：“也倒是，听说你和王稼祥认识两个月了还没有进展，弄得别人反而替你们着急，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呀?”“条件?我可没提什么条件啊。”朱仲丽歪着头一想，又道：“要说有条件的话，就是让他把烟戒掉，我就答应。”
因为在长征途中治疗肠伤，王稼祥常用鸦片止痛，后来竟上了瘾。到延安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戒除，虽然不吸食鸦片了，却代之以抽香烟，而且抽得很凶。想到这些，李富春望着朱仲丽回道：“你的希望，我会转告王稼祥。你等着瞧吧，人家保准会丢掉烟斗的。”
朱仲丽向李富春所说的那些话，让陈云知道了。有一次，中组部长看到朱仲丽，便逗着说：“小朱呀，听说你要王主任戒掉烟才同意结婚，湖南妹子果然是好厉害!”
朱仲丽玩笑之间说出的话，竟成了促使王稼祥戒烟的动力。不久，王稼祥就真的把烟戒掉了，这使得他与朱仲丽的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转眼间，1939年的新年来到了。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半个月的朱仲丽，一放假就来到杨家岭看望王稼祥。交谈中，王稼祥不禁问：“仲丽，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为什么这么急?”朱仲丽望着他歪着头温柔而羞赧地一笑。“只要你同意和我结婚，什么时候都不要紧的，我先向中央写报告吧。”看着王稼祥那种对爱充满信心的神态，朱仲丽微笑着作答：“你先向中央写报告也行。”
1939年3月5日是农历元宵节，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小妹啊。”
王稼祥没有食言。从此，他与朱仲丽相携相持，坚定地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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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搭桥
一天上午的会议休息时间，毛泽东与王稼祥到会场外散步，没走多远正巧遇上了从城里赶回来的朱仲丽。因为早就相熟的缘故，毛泽东见到朱仲丽非常高兴，扬着手热情地打起招呼：“嗳，小朱!”朱仲丽闻声驻足，一看是毛泽东，赶紧举手敬礼。毛泽东被对方认真的模样逗得哈哈大笑，笑罢对王稼祥说：“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
毛泽东的话音方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大方地说：“王主任(王稼祥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笔者注)，您好!”
王稼祥热情地与朱仲丽握过手，目光中闪烁着一种陡然的喜悦：“小朱同志，认识你很高兴!”这时的毛泽东插话说：“王主任啊，别小看这丫头，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你也在其中呐。”
三个人寒暄一阵之后，朱仲丽离开了。望着朱仲丽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毛泽东发问：“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紧接着又补充道：“我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就认识了她?”
毛泽东听来觉得有些奇怪：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转而一想又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
“朱仲丽的父亲叫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八个子女都先后投身革命。1929年，朱剑凡在上海开设的小酒店成为中央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家排行最小的朱仲丽，15岁时就帮助父亲做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她顺利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分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医院工作，1937年通过地下党组织输送到了延安。因为她父亲的关系，朱仲丽与我早就相识了。”
毛泽东介绍完上述情况后，问王稼祥：“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
“你下一次要见她的话，就去找肖劲光，肖劲光是她的姐夫。”
“噢，是这样。”王稼祥记住了。
姐姐、姐夫撮合
对于朱仲丽来说，虽然这是和王稼祥的第一次见面，但王稼祥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她来到延安还不到一年，但王稼祥这个名字早就“如雷贯耳”了。不过，她一直以为，主持军委总政治部工作的王主任是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怎么也没想到他才30岁出头。
没过多少天，朱仲丽的姐夫——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派警卫员来找朱仲丽。她以为有人生病了，带上听诊器和血压计就来到了姐姐家。一进窑洞，姐姐朱仲芷就高兴地说：“小妹，你来了就好，正等着你呢。”“怎么，是谁生病了吗?”朱仲丽一边说一边取听诊器。一旁的肖劲光见状说：“小妹，你别光想着给别人看病，今天是让你跟你姐到一个地方做客去。”
“做客?到么子地方去?”朱仲丽不明究竟地望着姐姐傻了眼。不待朱仲芷笑罢，肖劲光从自己的军用牛皮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朱仲丽。仲丽纳闷地把信封打开，拿出一张纸条，只见纸条上写着这样的文字：
肖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蒙古小马给我。谢谢!
另外，有时间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来玩。
王稼祥
朱仲丽看完短信，脸一下就红了。
王稼祥在杨家岭左侧山下的窑洞里办公和居住。朱仲丽与姐姐来到杨家岭时，王稼祥还在办公桌前认真地工作。一看进来的是朱仲丽姐妹俩，他一边起身相迎，一边让警卫员倒水泡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姐妹俩与王稼祥仅仅聊了不到十分钟，便因为王稼祥公务繁忙、不断有人请示汇报而起身告辞了。
临别时，王稼祥抱歉地对她俩说：“真是对不起，今天碰巧有这么一堆工作等着做，下一次，我一定先把工作处理好，好好地陪你们说说话。”
之后，朱仲丽参加了边区医院组织的为中央领导同志的体检，又与王稼祥见过两次面。两人还在简易球场打了一次网球。接触中，一种由衷的爱慕之情开始在朱仲丽心底萌发。可是由于女性特有的矜持和“高傲”，这份“情意”却迟迟不见显露出来。
这可让朱仲芷和肖劲光感到着急。姐姐忍不住问妹妹：“仲丽，你和王主任之间的事有什么进展吗?”朱仲丽漫不经心地回道：“有得么子进展呀。”朱仲芷瞪了她一眼，嗔道：“死小妹，还跟我装蒜，你就不能主动一点?人家早就表明态度了，要不怎么会写纸条给你姐夫?那天我陪你上杨家岭，你没看出他那高兴的样子?只是那天碰巧赶上他工作忙嘛。”朱仲丽听得低头不说话了。朱仲芷接着说：“你也耳闻目睹了，王稼祥的人品、才华都很难得，在党内也有很高的威望，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呀。”
朱仲丽当然明白这些，可是在心里还是有顾虑：“姐呀，你不知道，我是怕配不上人家。”朱仲芷“扑哧”一声笑了，把手搭在朱仲丽的肩上：“原来你是顾虑这个啊?我的小妹也很优秀啊……”朱仲芷的一番话，让朱仲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戏言定缘
又过了些日子，朱仲丽在去杨家岭的路上遇到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所以说起话来并不拘谨。李富春老远就笑着说：“小妹，碰到你可真不容易啊！”朱仲丽笑着迎上前去，又听到对方在问：“仲丽呀，你跟王稼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富春大哥，你别乱说。”朱仲丽不好意思地回道。“嘿，那天我分明看见你和稼祥同志在打网球，两个人那高兴的劲头，还瞒我呢。”朱仲丽急忙辩解道：“哪里嘛，还谈不到这一步，我们只是打过几次球而已。”李富春说：“也倒是，听说你和王稼祥认识两个月了还没有进展，弄得别人反而替你们着急，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呀?”“条件?我可没提什么条件啊。”朱仲丽歪着头一想，又道：“要说有条件的话，就是让他把烟戒掉，我就答应。”
因为在长征途中治疗肠伤，王稼祥常用鸦片止痛，后来竟上了瘾。到延安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戒除，虽然不吸食鸦片了，却代之以抽香烟，而且抽得很凶。想到这些，李富春望着朱仲丽回道：“你的希望，我会转告王稼祥。你等着瞧吧，人家保准会丢掉烟斗的。”
朱仲丽向李富春所说的那些话，让陈云知道了。有一次，中组部长看到朱仲丽，便逗着说：“小朱呀，听说你要王主任戒掉烟才同意结婚，湖南妹子果然是好厉害!”
朱仲丽玩笑之间说出的话，竟成了促使王稼祥戒烟的动力。不久，王稼祥就真的把烟戒掉了，这使得他与朱仲丽的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转眼间，1939年的新年来到了。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半个月的朱仲丽，一放假就来到杨家岭看望王稼祥。交谈中，王稼祥不禁问：“仲丽，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为什么这么急?”朱仲丽望着他歪着头温柔而羞赧地一笑。“只要你同意和我结婚，什么时候都不要紧的，我先向中央写报告吧。”看着王稼祥那种对爱充满信心的神态，朱仲丽微笑着作答：“你先向中央写报告也行。”
1939年3月5日是农历元宵节，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小妹啊。”
王稼祥没有食言。从此，他与朱仲丽相携相持，坚定地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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