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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郭德纲拿着菜刀砍向相声这根电线,一路火光带闪电,人们重新发现了相声的魅力; “海派清口”周立波,以极简的舞台、一个提纲架、几张提纲纸,撑起了上海半边舞台;此外还有东北的小沈阳、成都的散打评书王李伯清……这些明星多是立足城市舞台,然后走红全国的,都带着本地文化的烙印。几年间,娱乐界从草根中一下蹦出几位如此耀眼的明星,很多人自然会把他们看作是各自城市文化的代言人。
他们的崛起,说明人民需要喜剧,需要这种来自现实的鲜活的喜剧。其实,中国喜剧界一直上演着一种模式的悲剧:上世纪80年代的相声热潮,贡献过马季、姜昆等明星;90年代的小品潮,也诞生过陈佩斯、赵丽蓉、赵本山等明星。这些喜剧明星,刚出来时都是水灵灵、鲜嫩嫩的,几年一过,身份就成了禁锢自己的铁衣。他们不再独立思考,远离百姓的精神世界,甚至自己都不大会笑了。他们不仅成了自己地位和形象的人质,更把人格与尊严关进了主流话语的牢狱,观念变得刻板保守,话语单调无趣,个性展示是模棱两可的,价值判断是暧昧犹疑的。当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没有不同时,他们作为喜剧演员的价值,就基本丧失了。
城市的文化心灵和市民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当下很多城市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建设宣传热潮,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城市只是把文化看作产业,不过是张扬政绩或吸引投资的一种策略,至于文化是否对市民构成实质性的精神影响,关注得并不多。所以,提法或目标大同小异,看重的多是动漫等朝阳产业,口号也多是创新、精品一类的空洞话语。
城市和文化的关系不言而喻,非常古老。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城市,都有它们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形象。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竞技场和帝国雄风;说起古雅典,人们会提及那里的悲剧艺术和对自由价值的推崇。中国古代的城市也是如此,盛唐长安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明清苏杭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的气质都有鲜明的特色。
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有风格的城市文化几乎都消失了。表面上看,这是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开放性,使得城市和市民关系疏远了。当然,这是当代城市发展一个普遍的危机,但历史地看,城市文化普遍丧失灵魂,还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的整体缺失。我们知道,城市文化价值有两个来源,一是本地的文化传统,一是与本地有关联的宗教文化,这两个渊源越深,城市文化的特征就越明显。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共和国前30年,社会价值观完全由政府接手管理。革命观念完全取代了中国社会原本来自传统文化和宗教的价值体系,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来源。这30年不仅切断了民众与文化传統及宗教的一切联系,更切断了城市文化的价值来源。上世纪80年代后,政府虽然放松了对社会价值观的管理,但政体仍然在依照原来的惯性运转,国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哲学基础,这使得权力和财富成了价值的中心。加上20世纪的中国,有一条明显的主线,就是彻底否定与清算中国的文化传统。很多人以为,只要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变成一张白纸,就能画出最美最好的画。这种思潮,不仅使得民众,也使得所有的城市在价值体系上一片空白。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没有独特价值观的城市,也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一个城市的价值体系,应该有着非常稳定和丰富的构架,不仅要帮助市民处理好与自我、与他人、与群体的关系,还得处理好城市与自然、与历史、与政府、与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一种稳定的价值认知体系。在当下,连地方政府官员的价值认知都趋于简单化、绝对化,把财富看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气氛中要建设独特的城市文化,几乎是一种奢谈。目前一些城市期望通过大型的公共活动来维系与市民的精神联系,达成与外界的沟通。这种公共活动,类似于传统的狂欢,如果在其中注重与民众的精神沟通和情感交流,或许也是达成市民对城市文化认同的一种渠道。但这种活动在意的大多是商业收益或政治效应,不仅远离市民生活,更未触动市民的参与意识,最终在市民眼中不过是一些文化标签而已,很难对市民精神构成真正影响。
从长远看,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所能做的,是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而且要以唤起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为目标。一个市民如果只把自己当作驯服的臣民,自然对城市事务毫无参与的热情。最好的城市制度文化当然是实现市民自治,只有市民拥有自己的权利,即拥有了自由组织社团和发表对城市意见的权利时,一种符合地域传统的公共生活模式才可能逐渐成型。
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训练、实践的过程,它不仅是市民发生关联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城市与市民间合作与交流的方式,如此才可能培育出城市风格鲜明的文化形态。文化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内在精神,而精神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它必须时刻面对市民这个广大的群体。城市的每一点进步,都能与市民的精神感受相应合,才可能使一个城市的文化心灵慢慢成型。当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正以开放的姿态寻找适合自己生长和发展的文化空间,这是让人高兴的。
民众对草根娱乐明星的推崇,其实表达的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渴望。他们非常希望像坐在公共剧场中,观看郭德纲和周立波对现实的评点和批判一样,能亲身参与对自己城市发展的讨论和建言,而不仅仅是做一个观众。只有当市民们能对城市发展自由地发表意见,并相信自己的意见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时,他们才真正会为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灵魂。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城市文化正在成为公民意识形成、沟通和谈判的主要场所,而目前刚刚抬头的草根文化明星,就是一个征兆。
他们的崛起,说明人民需要喜剧,需要这种来自现实的鲜活的喜剧。其实,中国喜剧界一直上演着一种模式的悲剧:上世纪80年代的相声热潮,贡献过马季、姜昆等明星;90年代的小品潮,也诞生过陈佩斯、赵丽蓉、赵本山等明星。这些喜剧明星,刚出来时都是水灵灵、鲜嫩嫩的,几年一过,身份就成了禁锢自己的铁衣。他们不再独立思考,远离百姓的精神世界,甚至自己都不大会笑了。他们不仅成了自己地位和形象的人质,更把人格与尊严关进了主流话语的牢狱,观念变得刻板保守,话语单调无趣,个性展示是模棱两可的,价值判断是暧昧犹疑的。当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没有不同时,他们作为喜剧演员的价值,就基本丧失了。
城市的文化心灵和市民精神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当下很多城市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建设宣传热潮,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很多城市只是把文化看作产业,不过是张扬政绩或吸引投资的一种策略,至于文化是否对市民构成实质性的精神影响,关注得并不多。所以,提法或目标大同小异,看重的多是动漫等朝阳产业,口号也多是创新、精品一类的空洞话语。
城市和文化的关系不言而喻,非常古老。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城市,都有它们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形象。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竞技场和帝国雄风;说起古雅典,人们会提及那里的悲剧艺术和对自由价值的推崇。中国古代的城市也是如此,盛唐长安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气象,明清苏杭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的气质都有鲜明的特色。
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有风格的城市文化几乎都消失了。表面上看,这是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开放性,使得城市和市民关系疏远了。当然,这是当代城市发展一个普遍的危机,但历史地看,城市文化普遍丧失灵魂,还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的整体缺失。我们知道,城市文化价值有两个来源,一是本地的文化传统,一是与本地有关联的宗教文化,这两个渊源越深,城市文化的特征就越明显。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共和国前30年,社会价值观完全由政府接手管理。革命观念完全取代了中国社会原本来自传统文化和宗教的价值体系,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来源。这30年不仅切断了民众与文化传統及宗教的一切联系,更切断了城市文化的价值来源。上世纪80年代后,政府虽然放松了对社会价值观的管理,但政体仍然在依照原来的惯性运转,国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哲学基础,这使得权力和财富成了价值的中心。加上20世纪的中国,有一条明显的主线,就是彻底否定与清算中国的文化传统。很多人以为,只要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变成一张白纸,就能画出最美最好的画。这种思潮,不仅使得民众,也使得所有的城市在价值体系上一片空白。
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没有独特价值观的城市,也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一个城市的价值体系,应该有着非常稳定和丰富的构架,不仅要帮助市民处理好与自我、与他人、与群体的关系,还得处理好城市与自然、与历史、与政府、与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一种稳定的价值认知体系。在当下,连地方政府官员的价值认知都趋于简单化、绝对化,把财富看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气氛中要建设独特的城市文化,几乎是一种奢谈。目前一些城市期望通过大型的公共活动来维系与市民的精神联系,达成与外界的沟通。这种公共活动,类似于传统的狂欢,如果在其中注重与民众的精神沟通和情感交流,或许也是达成市民对城市文化认同的一种渠道。但这种活动在意的大多是商业收益或政治效应,不仅远离市民生活,更未触动市民的参与意识,最终在市民眼中不过是一些文化标签而已,很难对市民精神构成真正影响。
从长远看,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文化所能做的,是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设,而且要以唤起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为目标。一个市民如果只把自己当作驯服的臣民,自然对城市事务毫无参与的热情。最好的城市制度文化当然是实现市民自治,只有市民拥有自己的权利,即拥有了自由组织社团和发表对城市意见的权利时,一种符合地域传统的公共生活模式才可能逐渐成型。
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训练、实践的过程,它不仅是市民发生关联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城市与市民间合作与交流的方式,如此才可能培育出城市风格鲜明的文化形态。文化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内在精神,而精神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它必须时刻面对市民这个广大的群体。城市的每一点进步,都能与市民的精神感受相应合,才可能使一个城市的文化心灵慢慢成型。当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正以开放的姿态寻找适合自己生长和发展的文化空间,这是让人高兴的。
民众对草根娱乐明星的推崇,其实表达的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渴望。他们非常希望像坐在公共剧场中,观看郭德纲和周立波对现实的评点和批判一样,能亲身参与对自己城市发展的讨论和建言,而不仅仅是做一个观众。只有当市民们能对城市发展自由地发表意见,并相信自己的意见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时,他们才真正会为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灵魂。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城市文化正在成为公民意识形成、沟通和谈判的主要场所,而目前刚刚抬头的草根文化明星,就是一个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