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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姐夫当初与姐姐相亲的时候，母亲就坚决不同意，说他没有文化也就罢了，连个正经手艺也没有，整日跟在村子里树贩子的后面，四处转悠着找树砍；没树可砍的时候，就去做最累最脏的建筑。我帮着姐姐劝母亲，说姐夫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伐木工和建筑工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最起码要身体好，有力气才是，在农村，有地可种，又能余出一份精力来出去多挣点钱，已经是不错的了。母亲没吱声，半天之后闷声吐出一句：什么伐木工、建筑工，说得倒是好听，在城市人看来，不过就是个最底层的民工！
母亲的这一总结，让家里人沉默了很长时间，再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们的婚事，连姐姐自己，也为此觉得羞愧，似乎一旦嫁给姐夫，自己就跟着陷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在父母面前，都翻不了身。姐夫闻言后，买了大包的东西，骑着摩托车，飞奔到我们家，要和父母“谈判”。为了礼节，父母勉强将他留下来吃饭。以为他会像个男人似的，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演讲，将父母说服，但直到饭吃了一半，他也没扯到正题上去。最后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知这饭该如何收场。而姐夫，则在这时，将一整杯酒一饮而下，然后便涨红着脸，说：爹，娘，我保证，不管我这辈子吃多少的苦头，我都不会让小潭受一点累的。
就这一句，让姐姐下定了决心，嫁给姐夫。而父母，也叹口气，闪身放了行。
姐夫和姐姐结婚后，便很快生了孩子，生孩子的那一年，姐夫没有出去打工，而是一心一意地守在家里，跟在村子里树贩子后面，四处找活干。我那时正是年轻气盛，书读得不多，却是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看到姐夫一群人将那些大树一棵棵伐掉，让田野的小道变成一个个秃子，再也没有了昔日绿树成荫的田园风光，便气愤地指责他说：知道为什么现在环境越来越差，你们在城市脚手架上干活的时候，动不动就被风沙迷了眼睛吗？你们这些砍树的人就是罪魁祸首！姐夫当时正蹲在门口，将捡拾来的木头砍成一段段，晒好了等冬天来烧，听到我的嘲讽，诧异地扭过头来，迷惑地看我一眼，然后便又回过头去，拿起斧头继续砍着木头。是到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才莫明其妙地对着摇篮里的孩子，吐出一句：我就知道砍了树，盖好楼房，自己会有工钱，老婆和孩子也能在家里过得好一点，至于其他的，咱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呢。
而一旁的我，看着这个男人粗壮的大手，和轻轻晃动摇篮时的温柔，突然就为自己的一腔热血，红了脸。
2……
等到孩子长到一岁多，可以省些力气的时候，姐夫开始跟着外乡的包工头，到省城去干建筑。同在省城，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面。我曾经试图打听过他所在的建筑队，但每次都是徒劳，他们像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哪里有丰美的水草，哪里就是栖息的地方；等到一栋气派的大楼拔地而起，城市里的人蜂涌进去，他们这些为此流汗流血的人，却被老板用少量的钱，就打发走了。有时候他们也会经过，但不会像城市人，用审慎经济的眼睛，判断这栋大楼的价值，他们从没有动过这栋大楼会属于自己的心思，他们只是尽力地昂头，回忆起那些在炽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的日子。
知道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交集，所以便不再费力地寻找。我依然读我的书，且为毕业后能够留在这个城市里，学会了吹捧谄媚、卑躬屈膝，亦懂得要在关键处，抓住一些有用的枝干或是台阶，让低处的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登临到那想要的高处。这样的努力，最终让我在两年后，成功留在了这座城市，变成人人艳羡的晚报记者。
听姐姐说，姐夫在知道我当了记者之后，兴奋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便找到报社，要跟我见上一面；可惜他只知道我的小名，我毕业的学校他也记不清楚，最后报社的门卫当他是个骗子，叫来几个人，吼叫着说再不离开，就对他动武。姐夫拗不过这个理，要跟他们理论，但最终却换来了一通拳头。
我不知道姐夫有没有为此抱怨过什么，但他却是自此再不来找我，亦不在工友们面前，提起我这个可以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记者。我忙于在领导们面前表现自己，根本无暇关注姐夫的生活。甚至后来有一次，他们的工地，就在离我们报社不到百米远的地方，但我依然没有去找过他一次，只偶尔从母亲口中，得知在那里，他的脚被从天而降的水泥砸伤了，舍不得在省城住院，被老乡接回家去疗养。又因为拖着不去治疗，只在家里进行简单的包扎换药，差一点感染，将脚废掉。
3……
我在听着这些叙述的时候，总感觉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或者，像我所在的报纸上，每日都会发生的民工的侵权事件一样。我已经习以为常，而姐夫，他也当是对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习惯了吧，因为，当我打电话给他，表示一下慰问的时候，他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没啥，干这个，磕磕碰碰，常有的事。
很多时候，他也真的将这些，当成了生活的常态。我们偶尔相聚，他讲起工头无理克扣工资，工友发着高烧爬脚手架，逛超市时被服务员贼一样盯着，公交车上城市人厌恶的眼光，所有这些，他像姐姐讲家长里短一样地语气淡然，而我这个在他们眼里出人头地的记者，不仅无法给予这个男人，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反而会刻意地与他，保持着距离，似乎离得稍稍近了，他的那些麻烦，便会很快地传染过来。
但我还是因为他，惹上了麻烦。那时他刚刚新换了一家工地，交了一个据说对他很好的工友，那工友在工地上开卡车，每次回来，都会用逃过路费的钱，给他捎一两盒烟，或者其他一些玩意儿。不久后这个工友晚上开车拉沙子，在一段路上因为没给另一辆很有“背景”的车让路，被那伙人强行扣下，不仅砸烂了所有车窗上的玻璃，还将工友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又扣了他一晚之后，才放了行。工友回来后自然又是被老板好一顿批，还扣掉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毁车的补偿。姐夫听说之后气不过，说无论如何也要为朋友出这口气。
他首先想起的，当然是做记者的我。当他在嘈杂的街头，给我打公话的时候，我正在赶一个领导的会议稿子，听他在那端义愤填膺地让我给他工友讨一个公道，我便生了烦。我说这样的事情，我要去采访，还得征求社里的同意才行，否则如果涉及一些人的利益，采访了也发不出稿子来，等于白白找麻烦。电话那端的声音，显然有些失落，说，那打电话给电视台，让他们给曝光一下行不？我冷笑：你以为电视台是咱私人开的啊，让他们干啥就干啥？现在这社会，谁不是尽力躲着事走？跟这样的人打关司，你既打不起也打不赢，更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最好的办法，是吃点亏，吸取点教训，以后遇到这种人，让一让，惹不起，难道我们还躲不起吗？
姐夫终于在我的一通训里，没了话说，最终，他只沮丧地“嗯”了一声，便将电话挂断了。
4……
我不知道最终姐夫怎样对他的工友解释的，他又怎样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疏导工友心中的忿懑，我只知道，此后的姐夫，再也没有因为工地上的事，打扰过我。而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像彼此互不相干的路人一样，各自生活，身在咫尺，心在天涯。
姐夫的女儿，已经长到4岁了，还没有见过高楼大厦。我领她去市里玩，指着一处正在修建的大楼，告诉她，这就是高楼。小家伙突然停住了，仰头看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工人，问道：小姨，那上面有爸爸吗？我抬头，看脚手架上顶着烈日，迎风干活的农民工，他们在高空里，为新的一座拔地而起的“帝王大厦”，紧张地工作着，但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时间，像广告横幅上打出的那样，有君临天下的豪迈。甚至，连低头看一眼地上悠闲行人的空隙，都没有。
当外甥女又摇摇我的胳膊，问一句：爸爸在上面吗？我将她抱起来，说，小雨怎么知道，爸爸会在上面工作呢？她听了即刻开心起来，拍手道：妈妈说爸爸是盖大楼的英雄呢，小姨，我可以喊喊爸爸吗？我一怔，随即吻吻她的脸蛋，柔声说：当然可以，虽然你看不见爸爸，但是爸爸能够听到小雨的呼唤呢。
那个秋日的午后，我抱着小雨，站在一处机器轰鸣的大楼前，听她一遍遍地仰头喊着“爸爸”。我看见高高的脚手架上，许多的男人，侧过身来，凝神注视着我们，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像是电影温暖的一个镜头，永远地，刻进了我的记忆。
后来有一天，我住进报社新盖的职工宿舍楼，在床头的一侧，我看见一抹血迹，因为刚刚粉刷过，那血迹，还很清晰，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淡若无痕，连同那些流在钢筋水泥里的汗水，一起被居住在其中的人，淡漠地忘记。
可是，人会忘记，但城市不会。那些耸立的高楼，闪烁的霓虹，供我们憩息乘凉的大树，便是这个城市，对于像我姐夫一样的民工们，最永恒的铭记。
姐夫当初与姐姐相亲的时候，母亲就坚决不同意，说他没有文化也就罢了，连个正经手艺也没有，整日跟在村子里树贩子的后面，四处转悠着找树砍；没树可砍的时候，就去做最累最脏的建筑。我帮着姐姐劝母亲，说姐夫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伐木工和建筑工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最起码要身体好，有力气才是，在农村，有地可种，又能余出一份精力来出去多挣点钱，已经是不错的了。母亲没吱声，半天之后闷声吐出一句：什么伐木工、建筑工，说得倒是好听，在城市人看来，不过就是个最底层的民工！
母亲的这一总结，让家里人沉默了很长时间，再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们的婚事，连姐姐自己，也为此觉得羞愧，似乎一旦嫁给姐夫，自己就跟着陷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在父母面前，都翻不了身。姐夫闻言后，买了大包的东西，骑着摩托车，飞奔到我们家，要和父母“谈判”。为了礼节，父母勉强将他留下来吃饭。以为他会像个男人似的，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演讲，将父母说服，但直到饭吃了一半，他也没扯到正题上去。最后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知这饭该如何收场。而姐夫，则在这时，将一整杯酒一饮而下，然后便涨红着脸，说：爹，娘，我保证，不管我这辈子吃多少的苦头，我都不会让小潭受一点累的。
就这一句，让姐姐下定了决心，嫁给姐夫。而父母，也叹口气，闪身放了行。
姐夫和姐姐结婚后，便很快生了孩子，生孩子的那一年，姐夫没有出去打工，而是一心一意地守在家里，跟在村子里树贩子后面，四处找活干。我那时正是年轻气盛，书读得不多，却是个激进的环保主义者，看到姐夫一群人将那些大树一棵棵伐掉，让田野的小道变成一个个秃子，再也没有了昔日绿树成荫的田园风光，便气愤地指责他说：知道为什么现在环境越来越差，你们在城市脚手架上干活的时候，动不动就被风沙迷了眼睛吗？你们这些砍树的人就是罪魁祸首！姐夫当时正蹲在门口，将捡拾来的木头砍成一段段，晒好了等冬天来烧，听到我的嘲讽，诧异地扭过头来，迷惑地看我一眼，然后便又回过头去，拿起斧头继续砍着木头。是到吃饭的时候，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才莫明其妙地对着摇篮里的孩子，吐出一句：我就知道砍了树，盖好楼房，自己会有工钱，老婆和孩子也能在家里过得好一点，至于其他的，咱哪能管得了那么多呢。
而一旁的我，看着这个男人粗壮的大手，和轻轻晃动摇篮时的温柔，突然就为自己的一腔热血，红了脸。
2……
等到孩子长到一岁多，可以省些力气的时候，姐夫开始跟着外乡的包工头，到省城去干建筑。同在省城，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面。我曾经试图打听过他所在的建筑队，但每次都是徒劳，他们像是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哪里有丰美的水草，哪里就是栖息的地方；等到一栋气派的大楼拔地而起，城市里的人蜂涌进去，他们这些为此流汗流血的人，却被老板用少量的钱，就打发走了。有时候他们也会经过，但不会像城市人，用审慎经济的眼睛，判断这栋大楼的价值，他们从没有动过这栋大楼会属于自己的心思，他们只是尽力地昂头，回忆起那些在炽热的阳光下，挥汗如雨的日子。
知道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交集，所以便不再费力地寻找。我依然读我的书，且为毕业后能够留在这个城市里，学会了吹捧谄媚、卑躬屈膝，亦懂得要在关键处，抓住一些有用的枝干或是台阶，让低处的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登临到那想要的高处。这样的努力，最终让我在两年后，成功留在了这座城市，变成人人艳羡的晚报记者。
听姐姐说，姐夫在知道我当了记者之后，兴奋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便找到报社，要跟我见上一面；可惜他只知道我的小名，我毕业的学校他也记不清楚，最后报社的门卫当他是个骗子，叫来几个人，吼叫着说再不离开，就对他动武。姐夫拗不过这个理，要跟他们理论，但最终却换来了一通拳头。
我不知道姐夫有没有为此抱怨过什么，但他却是自此再不来找我，亦不在工友们面前，提起我这个可以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记者。我忙于在领导们面前表现自己，根本无暇关注姐夫的生活。甚至后来有一次，他们的工地，就在离我们报社不到百米远的地方，但我依然没有去找过他一次，只偶尔从母亲口中，得知在那里，他的脚被从天而降的水泥砸伤了，舍不得在省城住院，被老乡接回家去疗养。又因为拖着不去治疗，只在家里进行简单的包扎换药，差一点感染，将脚废掉。
3……
我在听着这些叙述的时候，总感觉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或者，像我所在的报纸上，每日都会发生的民工的侵权事件一样。我已经习以为常，而姐夫，他也当是对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习惯了吧，因为，当我打电话给他，表示一下慰问的时候，他只是憨厚地笑笑，说，没啥，干这个，磕磕碰碰，常有的事。
很多时候，他也真的将这些，当成了生活的常态。我们偶尔相聚，他讲起工头无理克扣工资，工友发着高烧爬脚手架，逛超市时被服务员贼一样盯着，公交车上城市人厌恶的眼光，所有这些，他像姐姐讲家长里短一样地语气淡然，而我这个在他们眼里出人头地的记者，不仅无法给予这个男人，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反而会刻意地与他，保持着距离，似乎离得稍稍近了，他的那些麻烦，便会很快地传染过来。
但我还是因为他，惹上了麻烦。那时他刚刚新换了一家工地，交了一个据说对他很好的工友，那工友在工地上开卡车，每次回来，都会用逃过路费的钱，给他捎一两盒烟，或者其他一些玩意儿。不久后这个工友晚上开车拉沙子，在一段路上因为没给另一辆很有“背景”的车让路，被那伙人强行扣下，不仅砸烂了所有车窗上的玻璃，还将工友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又扣了他一晚之后，才放了行。工友回来后自然又是被老板好一顿批，还扣掉了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毁车的补偿。姐夫听说之后气不过，说无论如何也要为朋友出这口气。
他首先想起的，当然是做记者的我。当他在嘈杂的街头，给我打公话的时候，我正在赶一个领导的会议稿子，听他在那端义愤填膺地让我给他工友讨一个公道，我便生了烦。我说这样的事情，我要去采访，还得征求社里的同意才行，否则如果涉及一些人的利益，采访了也发不出稿子来，等于白白找麻烦。电话那端的声音，显然有些失落，说，那打电话给电视台，让他们给曝光一下行不？我冷笑：你以为电视台是咱私人开的啊，让他们干啥就干啥？现在这社会，谁不是尽力躲着事走？跟这样的人打关司，你既打不起也打不赢，更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最好的办法，是吃点亏，吸取点教训，以后遇到这种人，让一让，惹不起，难道我们还躲不起吗？
姐夫终于在我的一通训里，没了话说，最终，他只沮丧地“嗯”了一声，便将电话挂断了。
4……
我不知道最终姐夫怎样对他的工友解释的，他又怎样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疏导工友心中的忿懑，我只知道，此后的姐夫，再也没有因为工地上的事，打扰过我。而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像彼此互不相干的路人一样，各自生活，身在咫尺，心在天涯。
姐夫的女儿，已经长到4岁了，还没有见过高楼大厦。我领她去市里玩，指着一处正在修建的大楼，告诉她，这就是高楼。小家伙突然停住了，仰头看着上面来来往往的工人，问道：小姨，那上面有爸爸吗？我抬头，看脚手架上顶着烈日，迎风干活的农民工，他们在高空里，为新的一座拔地而起的“帝王大厦”，紧张地工作着，但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时间，像广告横幅上打出的那样，有君临天下的豪迈。甚至，连低头看一眼地上悠闲行人的空隙，都没有。
当外甥女又摇摇我的胳膊，问一句：爸爸在上面吗？我将她抱起来，说，小雨怎么知道，爸爸会在上面工作呢？她听了即刻开心起来，拍手道：妈妈说爸爸是盖大楼的英雄呢，小姨，我可以喊喊爸爸吗？我一怔，随即吻吻她的脸蛋，柔声说：当然可以，虽然你看不见爸爸，但是爸爸能够听到小雨的呼唤呢。
那个秋日的午后，我抱着小雨，站在一处机器轰鸣的大楼前，听她一遍遍地仰头喊着“爸爸”。我看见高高的脚手架上，许多的男人，侧过身来，凝神注视着我们，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像是电影温暖的一个镜头，永远地，刻进了我的记忆。
后来有一天，我住进报社新盖的职工宿舍楼，在床头的一侧，我看见一抹血迹，因为刚刚粉刷过，那血迹，还很清晰，我知道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淡若无痕，连同那些流在钢筋水泥里的汗水，一起被居住在其中的人，淡漠地忘记。
可是，人会忘记，但城市不会。那些耸立的高楼，闪烁的霓虹，供我们憩息乘凉的大树，便是这个城市，对于像我姐夫一样的民工们，最永恒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