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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学家关于边疆和边界的研究包括将内涵和认同层面存在差异的各个世界分离和联系起来的文化边疆，标示出地理空间的边疆以及形塑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community）成员资格的边疆。这些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常常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目前，社会科学已经逐步将对边疆关注的焦点聚集到其关系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不再将其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到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
[关键词]边疆人类学；文化边疆；政治边疆；社会边疆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1-0043-07
边疆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rders）的特点体现为三个虽相互交叠但各有侧重的视角：边疆的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这三种维度有时会被视为属于不同的边疆类型，有时又会被视为是单个边疆的三个方面。事实上，人类学家很少只对一种或另一种边疆感兴趣，他们所分析的很多边疆案例都同时具备这三种维度。许多讨论都围绕着这三种维度如何交互、分离或相互啮合来展开。基于这三个维度，边疆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在时空之中发生转变，在日常实践中形成与重塑。许多当代的边疆研究者都不再仅仅承认边疆的存在，然后讨论它们的影响，而是会通过那些在边疆生活并跨越边境的行动者的能动性去追问边疆如何、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塑造、维持和消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理论有所贡献，而且也参与到当前有关全球安全和大规模移动的讨论中。
人类学家对边疆的兴趣由来已久。在过去，这反映在他们对于所研究的田野的边界的关注上。文化差异被认为是地理和社会孤立状况的一种功能性体现，而且早期的人类学家致力于通过将每一个社会单元视为离散的（discrete）有机整体来分析社会的多样性。但是当人类的移动能力急剧增长的时候（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等等现象），文化联系而不是文化隔离成为今天关注的焦点。文化传播论者（diffusionists）和文化适应论者（acculturationists）所感兴趣的正是文化关联，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处于地位急剧上升且拥有霸权的功能主义的阴影下，甚至还被完全取代。而迟来的对他们所具有的对当代理论问题的洞察力的“再发现”，则表明了这一学科的大转型：从关注边疆包含什么转向边疆本身以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边疆过程。
一、边疆
人类学家最初就是通过边疆这一概念进入文化关联性研究的。从词源学上来看，边疆（frontier）就是“在前方”（in front）的意思，而且表示的是政治体扩张的过程[费弗尔（Febvre，1973）[1]。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张者就是特纳（Turner）（1977：p. 3）[2]，他的“边疆假说”——1893年首次形成——宣称“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这里的边疆就是“文明和野蛮”间不平等的相遇，而且特纳认为，文明对野蛮的驯化塑造了民族的开拓和独立精神。这一观点如今的确受到很多质疑，但是特納的边疆假说曾经是美国历史学界最具争论性的话题，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假说尝试将时空与民族性格联系在一起。另有一些人则将边疆视为一个在文化上可以转换和交叠的区域，或者是从边疆的“另一侧”（就是特纳所忽视的那一侧）进行考察，或者强调边疆交错地带的巫术-宗教（magicoreligious）[范热内普（Van Gennep），2010；第二章][3]，这可能与人类学的诉求更为一致。比如，博安南（Bohannan）（1967：p. xiii）[4]就将边疆视为观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装置”（device），克比托夫（Kopytoff）（1987）[5]则通过声称非洲大陆的族群多样性可以更好的被理解为内部边疆的周期性增殖（proliferation），而不是殖民入侵的结果，用边疆批判有关非洲民族形成的欧洲中心观。最近，罗伊特曼（Roitman）（2005）[6]分析了中非乍得盆地的财政管理，发现其中具有殖民、后殖民和其他边界之间多重交互的特点，由于“浮动群体”（population flottante）的非法越境，边疆就成了一个在财政上具有可能性和模糊性的不连续的和不断转化的地区。根据安娜·罗文哈普特·郑（Tsing）的研究（2005：pp. 27-29）[7]，这种“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是在合法与非法的间隙中形成的，这里的反常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创造出了那些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中心并具有新自由主义主权特征的“尚未绘制”和“荒凉原始”的边疆[查尔芬（Chalfin），2010][8]。
除了这些区分以及最近的细微修改之外，边疆常常被视为边境（borders）的同义词，并且“边境（borders）、边界（boundaries）和边疆（frontiers）”常常被放在一起使用而没有明显的区分，除非专门针对定义来进行讨论。它也被用于强调以文化的并置与混合为特征的区域，不同的事物在这里相遇、融合、混杂和共存。在离散（diaspora）和跨国移动这样的语境下，边疆可以用来进行比喻和修辞，博安南就在1966年提出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上的“模糊的边疆”（fuzzy frontiers）这一用法（1967：p. xviii）[4]。他指出，边疆不再仅仅具有空间上的特征，而是“围绕在我们身边”（all around us），“被人们和利益群体的文化选择性所标定。”边疆“围绕在我们身边”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提到的许多当代人类学家的主要焦点。
一些人类学家主要的兴趣点在于文化边境（也可以称为文化边疆），在这当中，内涵和身份认同存在差别的不同世界相互碰撞和联系；另一些人则聚焦于标定了地缘政治空间的领土边疆；还有一些人所关注的是构成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成员资格的边疆。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是边疆人类学整体性因素中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对其他学科的边疆研究产生影响的人文科学“文化转向”的一部分。 二、文化边疆
边疆已经成为许多当代生活中文化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隐喻。人类学则通过批判经典的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即将文化视为共享的、一致的和独立的整体，来引入边疆隐喻。常常伴随着文化冲突上的个人体验——作为性别上、族群或其他少数派中的一员——这些批评寻求研究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路径，这些路径可以将日常生活中的变迁、断裂和非通约性整合起来。这些跨文化空间常常被视为“边疆”，这一用法包含了地缘政治和比喻、实际和观念的面向。在这一视角下，边疆和边地不仅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边缘，而且存在于文化相遇的任何地方[罗萨尔多（Rosaldo），1989][9]。
边疆就是一个以各种文化样式互融为特征的文化交叠地区。它是一个阈限空间，是一个在文化生产上危机和创造并存，并向文化运作、实验、统御和控制开放的地方。边疆上的登记簿的合并可能最终会向定居边疆地区的民众赋予权利，但是正如众多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所证实的那样，这种赋权并不必然发生。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样扩展“边疆”的用法是有帮助的。当文化相遇者共享国家之间边疆的某些特殊社会政治过程化特征时候，比如在与官方权力接触上的不平等状况，那么边境隐喻就十分恰当。但是在那些在国家边疆进程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分析性关联的地方，对边疆的理解就会简约化并去地域化（delocalized）。
文化差异和不同内涵的世界的并置都在强调权力不平等所造成的代价。埃曼（Heyman）[10]和其他人就对这一存在微妙差别的强调感到不安，认为这更凸显了在文化与权力方面的学科内部更大的张力。他们觉得，意象的力量源自分析。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边疆常常就是隐喻，因为边疆就是基于文化习俗之上的建构之物。此外，隐喻就是“权力关系的散漫（discursive）物质性的一部分”，并且正如比利亚（Vila，2000）[11]在他的关于墨西哥-美国边境的民族志中所力图说明的，隐喻所产生的影响的实在性并不比国家边境少[布拉赫（Brah），1996：p. 198][12]。所以，隐喻和国家边境并不像一些研究所暗示的那样，两者是分离的。事实上，强调一者或另一者的不同路径之间所形成丰富互动对于边疆人类学益处颇多。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对其他类型的边疆人类学分析方式加以勾勒，在这当中，作为隐喻的边疆展现出能量并形成共鸣。
三、领土和政治的边疆
國家边境蕴含的正是对地理空间的描绘和国际法的承认。它标示出的是主权和国家控制公民及被统治者的界限。它们常常在物理层面是高度可见的，而且引导学者将它们视为与那些没有领土作为对应物的边疆所不同的“真正”的边疆。但这是误导性的，并且国家边境的物质性不应该使我们对文化和象征维度视而不见（就像我们不应该假设文化和象征的边疆本身是非物质性的）。
撇开墨西哥-美国边境不说，国家边境直到最近才成为人类学家系统性比较研究的对象。边疆出现在他们的民族志记录中，并且只是作为其它探究的背景而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即便是对墨西哥-美国边境的研究，都几乎不将边疆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这就使得有关国家边疆的人类学研究发展缓慢。
最初的边疆人类学研究“学派”大致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但随后就销声匿迹了。在这一时期，他们出版了好几本专门关于边疆的书，每一本都受到时任部门主管格拉克曼（Gluckman）的影响[比如科恩（Cohen），1965；哈里斯（Harris），1972][13-14]。总的来说，他们的研究在二十年之后才真正开花结果。虽然这几本书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几本书的作者的确对国家边境进行了探索，虽然他们并没能相互参照，但是他们仍然提出了边疆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些常见主题，这些主题为当代人类学对民族和国家的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比如，他们指出，国家边境在多大程度上会强化地方冲突，而这又能轻易被升级为民族冲突，这种对仅是（血缘、共同生活地域以及共享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之类的）横截关联的威胁有助于加以限制。理解这些边疆需要获取地方民族志知识，而这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国际关系知识，更是当代一种依然处于边疆人类学核心的对文化内涵和实践处处留心的敏感力。
地方性研究对于理解文化景观如何被叠加在跨越相互分隔的文化和政治体之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最开始是由科尔（Cole）和沃尔夫（Wolf）系统发展出来的（1974）[15]。他们之所以选择意大利的蒂罗尔（Tyrol）地区作为田野点，就是因为其所继承的历史分割性使得他们能够探索与民族建构相关的地方政治忠诚的转变。科尔和沃尔夫十分关心的是，在国家和帝国的政治边境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南蒂罗尔地区的文化边疆却依旧稳固。民族边界在国家边境发生转变之后却存活了下来，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重要性。尽管具有相似之处，但他们两者的村庄研究延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和文化研究上的差异。在公共层面上，村民们弱化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在私人领域，则保留着这些族群陈规，以此来解释其他人的行动。科尔和沃尔夫重申了巴斯（Barth，1969）[16]的观点，即使互动关系已经跨越了族群边界，但是族群边界依旧会维持下去。然而他们最主要的贡献则在于表明要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就需要将地方和地方之外的影响联合起来研究。
因此，这里的一个例子就是，族群边界是国家边界伸缩兴衰的结果，至少是与之相关。理解其中一者就必须要提到另一者。在这一观念指引下，科尔和沃尔夫将象征性的边疆研究（参见“社会和象征的边疆”部分）与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结合起来，以将地方边界的民族志知识放到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进程当中，这种奇妙的结合标志着边疆人类学的重要转向，并预示着一种全新探究方式的来临。随后的人类学研究对于国家和跨国边境的研究都或明或暗地建基于这一开创性工作之上[例如，可参见唐南和威尔逊（Donnan and Wilson），1999][17]。人类学家开始在国家边疆开展他们的田野研究，将之作为扩大政治人类学视野的方法，并以此将那些地方社群与其所从属的更大政治体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纳入到研究中。一些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探究了国家间的边境对于地方文化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出塑造新的乡村和城市社群的条件。其他的研究则聚焦在民众越境进行贸易、移民和避难这样的自愿或非自愿活动上。另外，还有一些人关注的则是边疆生活中所包含的象征和意涵。墨西哥-美国边境所存在的欠发达状态、跨国民族主义以及权力与资本的全球化，以及涉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增进了对不断增加的历史探索和广泛民族志叙述的关注，并为所有这些趋势提供了优秀案例[参见阿瓦拉兹（Alvarez），1995，2012][18-19]。 不考虑理论取向和地点，大多数的边疆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关系层面，这些关系部分是由国家界定的，但也超越了国家的领土限制，而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本土国家的结构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人类学感兴趣的地方是，地方性的边疆的发展如何影响国家权力和霸权的中心，而这一关注又部分源于地方历史和民族身份建构分析的刺激[比如萨林斯（Sahlins），1989][20]。科尔和沃尔夫坚持认为有必要将边疆人类学视为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得到了回应。正如南蒂罗尔的案例所清晰显示的，边疆就是对地方社群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时空记录。对于象征和国家两个层面边疆互动的民族志探索显然已经超越了人类学范畴，因为它们揭示了文化实践的历史以及边疆文化和社群在政策制定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类研究强调的是边疆视角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这种视角中，边疆地区之间、国家以及政府之间的双边关系优先于将国家视为背景的地方文化。
下一节会对一些学者的作品加以简要勾勒，他们在社会边界的象征维度方面所形成的开创性理论为世界范围内对国家边疆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块基石。
四、社会和象征的边疆
边疆人类学中最著名的理论来源于巴斯（1969）[16]，他认为人们在跨越群体边界和维持常规的跨群体关系的同时，并不会破坏他们自身边界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巴斯所关注的是族群（ethnic group），他认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个体依据环境进行文化身份策略性操控的结果，而不是由文化特质的那些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族群的成员资格应该视为是基于自我归属和他者归属来决定的：个体宣称是某个群体的成员，其他人则可以确认或提出质疑。关注的焦点是族群之间的边界：人们如何以及为何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还有就是那些在表面上看起被互动所超越的边界在怎样的行为规则下得到维持。巴斯的边界是处于所有的“社会”边界之上的：它并不一定具有领土的维度，并且文化差异也只有在对组织社会关系有用的情况下才具有重要性。
巴斯的作品是对族群研究的革新，并进一步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开展。其中一些研究所证明的正是边疆标志着情感与认同、结构与组织之間的分离：在内部不仅有着一个与外部相分离的社会体系，并且它们还将自己识别出来。任何社会的边疆都是边疆两侧和跨越边疆两个维度形成的可能关系的产物[沃尔曼（Wallman），1978][21]。这强调的是社会边界的关系性本质，关注到其对民众的意义以及它是如何被标示出来的。这些议题在科恩那里得到了发展（1985）[22]。与巴斯的看法一样，科恩认为边疆是在人们与他者的互动中建构出来的，意图是在象征层面将自己区分出来。然而，我们不能对这些象征边疆的那些用于区分的特质做出预判，或者说就是不知道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此外，边疆对于不同个体有着不同内涵，包括对于那些处于同一边疆之内或者处于外部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一些对边疆的认知对他者而言可能是不可见的。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揭示这些边疆及其内涵，以此看出内部与外部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由于科恩更多关注边疆的一侧而不是另一侧，因而受到批评。对他而言，象征边疆允许人们在一个地方社群的多样性受到结构性整合的威胁的世界中维持某种特殊性，而这一威胁则迫使人们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政治架构和全球文化风格中。这无疑会使科恩强调那些处于边疆之内的事物，因为正是在这些事物中，他识别出了被民众用以标示和宣告其不同意识的象征信念和实践。当他在考虑那些超越边疆的事物的时候，往往仅仅展示了外部事物如何被操纵为地方层面的象征优势。
针对巴斯也存在相似的批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斯也强调边界涉及自我归属和他者归属的关系。但是他太过于集中关注边疆的某一边，强调的是内部身份认同而不是外部分类以及更广泛的结构形塑的影响。这将外部归属过程的相对权力关系压到最低，并且对一些人可以将他们自己的分类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一事实没能加以足够呈现。主宰和附属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承认边疆的一边要比另一边更有能力决定界限划在哪里和怎么去划定方才可以重回边疆研究的理论核心地位[参照詹金斯（Jenkins），1997][23]。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更早的时期已经有一些人类学家关注国家边疆，并且尝试将这一维度纳入到他们的分析中。
五、结论
我们已经讨论了边疆人类学中三种合理区分但又相互促进的研究方向。这三者都显示人类学家已经正视边疆对于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强调关注边疆如何被建构、协商和从“下”往上看，这三个研究方向相互汇聚，成为评价和区分边疆人类学的基础。正是人类学所带来的不拘一格和跨学科的田野作业，使边疆研究成为日渐具有将问题、观念和比较研究路径三者融会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对不同内涵和身份认同的世界进行相互比较的长期敏感以及积极参与这些问题方面的长期坚持，如今促成了一个曾经在观念上持有强调空间、领土和地缘政治边疆的“现实主义”观点的诸多学科的形成。这就为这些学科开拓了新的观念方向。
边疆人类学内部也形成新的观念和视角，这与之前世界各地在边疆研究中尚未被充分挖掘的田野点是一样的。边疆民族志迅猛增长，位于东欧、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亚、北美和南美区域，涵盖殖民时期、前殖民时期、本土、前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边疆的案例研究正在铺开，这些案例中一系列颇受好评的欧盟、中东和墨西哥-美国之间边疆比较的研究已成为边疆研究的典范。研究的主题是多样化的（相关概述参见威尔逊和唐南（Wilson and Donnan），2012）[24]，而在9·11事件之后，研究的主流就是边疆、安全、监视和流动之间的关系[比如查尔芬（Chalfin），2012[25]；坎宁安（Cunningham），2012[26]；坎宁安和埃曼（Cunningham and Heyman），2004[27]；卡利尔和苏尔（Kalir and Sur），2012[28]；斯马特夫妇（Smart and Smart），2012][29]，其他的新兴民族志领域，诸如健康、生物和生态边疆、海疆和财政边疆也已经出现。 但是可能排在首位的就是認识论上的改变，这不仅是地理和主题焦点的拓展，更是过去十年边疆人类学的发展特征。这表明关系性（relationality）作为边疆的关键特征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与沃尔曼（Wallman）（1978）[21]的路径是一致的，也与上文提及的其他观点所强调的边疆的普遍性和非地方性而不是其在空间中的地方固定性相契合。这种相对的凸显来源于作为边疆三大要素的领土、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国家和边疆之间的关系变得松弛或者从某种分析层面而言完全的分离，这与其他学者所分析的国家对社会边界的影响是一样的。边疆越来越被视为“过程”而不是“后果”，是内部和外部机制性关系之间一种波动性张力的结果。这一转变在边疆人类学的内部和外部被从多个方面加以观念化：比如边景（borderscape）[拉贾拉姆和格伦迪-沃尔（Rajaram and Grundy-Warr），2007][30]、边疆化（bordering or b/odering）[范霍屯等人（Van Houtum et al.），2005][31]，还有就是潮标（tidemark）和边界性（borderness）[格林（Green），2012][32]。这些对于“边疆”再概念化所分享的共同理念就是，坚持认为“边疆”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物理空间。相反，边疆在历史上具有连续性，常常处于流动状态，“边疆的内涵在归属和非归属之间摆动所体现的固有竞争性”（拉贾拉姆和格伦迪-沃尔（Rajaram and Grundy-Warr），2007： p.xxviii）[30]则使得边疆只能处于暂时状态。边疆最好被视为“边疆化”（bordering），也就是作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其脉络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潮标而不是固定的和提前预设的界线。在这种观念化当中，“边疆”就绝不能被视为一个一劳永逸的对象进行研究，而是要被视为能够通过经由文本、话语、实践和事件这些日常生活中各异的表述性的形塑和再造而一直浮现的事物。边疆不再仅仅是政治上的界限[巴里巴尔（Balibar），2002：p. 92][33]，边疆如今“围绕在我们身边”，嵌入到人类学最为擅长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
当前边疆研究在跨学科上对话以及观点、路径相互聚合方面的开放性，表明了一种参与全球比较的新意愿，而其他领域学者的作品，则使我们在对边疆本身进行再观念化的时候，对学科的边界进行反思。
注释：
①本文选自《国际社会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edition， Volume2， pp. 760-76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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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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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rders）的特点体现为三个虽相互交叠但各有侧重的视角：边疆的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这三种维度有时会被视为属于不同的边疆类型，有时又会被视为是单个边疆的三个方面。事实上，人类学家很少只对一种或另一种边疆感兴趣，他们所分析的很多边疆案例都同时具备这三种维度。许多讨论都围绕着这三种维度如何交互、分离或相互啮合来展开。基于这三个维度，边疆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动态过程，在时空之中发生转变，在日常实践中形成与重塑。许多当代的边疆研究者都不再仅仅承认边疆的存在，然后讨论它们的影响，而是会通过那些在边疆生活并跨越边境的行动者的能动性去追问边疆如何、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塑造、维持和消逝。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理论有所贡献，而且也参与到当前有关全球安全和大规模移动的讨论中。
人类学家对边疆的兴趣由来已久。在过去，这反映在他们对于所研究的田野的边界的关注上。文化差异被认为是地理和社会孤立状况的一种功能性体现，而且早期的人类学家致力于通过将每一个社会单元视为离散的（discrete）有机整体来分析社会的多样性。但是当人类的移动能力急剧增长的时候（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等等现象），文化联系而不是文化隔离成为今天关注的焦点。文化传播论者（diffusionists）和文化适应论者（acculturationists）所感兴趣的正是文化关联，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处于地位急剧上升且拥有霸权的功能主义的阴影下，甚至还被完全取代。而迟来的对他们所具有的对当代理论问题的洞察力的“再发现”，则表明了这一学科的大转型：从关注边疆包含什么转向边疆本身以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边疆过程。
一、边疆
人类学家最初就是通过边疆这一概念进入文化关联性研究的。从词源学上来看，边疆（frontier）就是“在前方”（in front）的意思，而且表示的是政治体扩张的过程[费弗尔（Febvre，1973）[1]。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张者就是特纳（Turner）（1977：p. 3）[2]，他的“边疆假说”——1893年首次形成——宣称“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这里的边疆就是“文明和野蛮”间不平等的相遇，而且特纳认为，文明对野蛮的驯化塑造了民族的开拓和独立精神。这一观点如今的确受到很多质疑，但是特納的边疆假说曾经是美国历史学界最具争论性的话题，而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假说尝试将时空与民族性格联系在一起。另有一些人则将边疆视为一个在文化上可以转换和交叠的区域，或者是从边疆的“另一侧”（就是特纳所忽视的那一侧）进行考察，或者强调边疆交错地带的巫术-宗教（magicoreligious）[范热内普（Van Gennep），2010；第二章][3]，这可能与人类学的诉求更为一致。比如，博安南（Bohannan）（1967：p. xiii）[4]就将边疆视为观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装置”（device），克比托夫（Kopytoff）（1987）[5]则通过声称非洲大陆的族群多样性可以更好的被理解为内部边疆的周期性增殖（proliferation），而不是殖民入侵的结果，用边疆批判有关非洲民族形成的欧洲中心观。最近，罗伊特曼（Roitman）（2005）[6]分析了中非乍得盆地的财政管理，发现其中具有殖民、后殖民和其他边界之间多重交互的特点，由于“浮动群体”（population flottante）的非法越境，边疆就成了一个在财政上具有可能性和模糊性的不连续的和不断转化的地区。根据安娜·罗文哈普特·郑（Tsing）的研究（2005：pp. 27-29）[7]，这种“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是在合法与非法的间隙中形成的，这里的反常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创造出了那些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中心并具有新自由主义主权特征的“尚未绘制”和“荒凉原始”的边疆[查尔芬（Chalfin），2010][8]。
除了这些区分以及最近的细微修改之外，边疆常常被视为边境（borders）的同义词，并且“边境（borders）、边界（boundaries）和边疆（frontiers）”常常被放在一起使用而没有明显的区分，除非专门针对定义来进行讨论。它也被用于强调以文化的并置与混合为特征的区域，不同的事物在这里相遇、融合、混杂和共存。在离散（diaspora）和跨国移动这样的语境下，边疆可以用来进行比喻和修辞，博安南就在1966年提出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上的“模糊的边疆”（fuzzy frontiers）这一用法（1967：p. xviii）[4]。他指出，边疆不再仅仅具有空间上的特征，而是“围绕在我们身边”（all around us），“被人们和利益群体的文化选择性所标定。”边疆“围绕在我们身边”就是接下来我们会提到的许多当代人类学家的主要焦点。
一些人类学家主要的兴趣点在于文化边境（也可以称为文化边疆），在这当中，内涵和身份认同存在差别的不同世界相互碰撞和联系；另一些人则聚焦于标定了地缘政治空间的领土边疆；还有一些人所关注的是构成社会关系秩序和界定“社群”成员资格的边疆。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是边疆人类学整体性因素中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对其他学科的边疆研究产生影响的人文科学“文化转向”的一部分。 二、文化边疆
边疆已经成为许多当代生活中文化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隐喻。人类学则通过批判经典的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即将文化视为共享的、一致的和独立的整体，来引入边疆隐喻。常常伴随着文化冲突上的个人体验——作为性别上、族群或其他少数派中的一员——这些批评寻求研究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路径，这些路径可以将日常生活中的变迁、断裂和非通约性整合起来。这些跨文化空间常常被视为“边疆”，这一用法包含了地缘政治和比喻、实际和观念的面向。在这一视角下，边疆和边地不仅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边缘，而且存在于文化相遇的任何地方[罗萨尔多（Rosaldo），1989][9]。
边疆就是一个以各种文化样式互融为特征的文化交叠地区。它是一个阈限空间，是一个在文化生产上危机和创造并存，并向文化运作、实验、统御和控制开放的地方。边疆上的登记簿的合并可能最终会向定居边疆地区的民众赋予权利，但是正如众多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移民所证实的那样，这种赋权并不必然发生。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为这样扩展“边疆”的用法是有帮助的。当文化相遇者共享国家之间边疆的某些特殊社会政治过程化特征时候，比如在与官方权力接触上的不平等状况，那么边境隐喻就十分恰当。但是在那些在国家边疆进程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分析性关联的地方，对边疆的理解就会简约化并去地域化（delocalized）。
文化差异和不同内涵的世界的并置都在强调权力不平等所造成的代价。埃曼（Heyman）[10]和其他人就对这一存在微妙差别的强调感到不安，认为这更凸显了在文化与权力方面的学科内部更大的张力。他们觉得，意象的力量源自分析。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边疆常常就是隐喻，因为边疆就是基于文化习俗之上的建构之物。此外，隐喻就是“权力关系的散漫（discursive）物质性的一部分”，并且正如比利亚（Vila，2000）[11]在他的关于墨西哥-美国边境的民族志中所力图说明的，隐喻所产生的影响的实在性并不比国家边境少[布拉赫（Brah），1996：p. 198][12]。所以，隐喻和国家边境并不像一些研究所暗示的那样，两者是分离的。事实上，强调一者或另一者的不同路径之间所形成丰富互动对于边疆人类学益处颇多。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对其他类型的边疆人类学分析方式加以勾勒，在这当中，作为隐喻的边疆展现出能量并形成共鸣。
三、领土和政治的边疆
國家边境蕴含的正是对地理空间的描绘和国际法的承认。它标示出的是主权和国家控制公民及被统治者的界限。它们常常在物理层面是高度可见的，而且引导学者将它们视为与那些没有领土作为对应物的边疆所不同的“真正”的边疆。但这是误导性的，并且国家边境的物质性不应该使我们对文化和象征维度视而不见（就像我们不应该假设文化和象征的边疆本身是非物质性的）。
撇开墨西哥-美国边境不说，国家边境直到最近才成为人类学家系统性比较研究的对象。边疆出现在他们的民族志记录中，并且只是作为其它探究的背景而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即便是对墨西哥-美国边境的研究，都几乎不将边疆作为一个变量来分析。这就使得有关国家边疆的人类学研究发展缓慢。
最初的边疆人类学研究“学派”大致于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但随后就销声匿迹了。在这一时期，他们出版了好几本专门关于边疆的书，每一本都受到时任部门主管格拉克曼（Gluckman）的影响[比如科恩（Cohen），1965；哈里斯（Harris），1972][13-14]。总的来说，他们的研究在二十年之后才真正开花结果。虽然这几本书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几本书的作者的确对国家边境进行了探索，虽然他们并没能相互参照，但是他们仍然提出了边疆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些常见主题，这些主题为当代人类学对民族和国家的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比如，他们指出，国家边境在多大程度上会强化地方冲突，而这又能轻易被升级为民族冲突，这种对仅是（血缘、共同生活地域以及共享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之类的）横截关联的威胁有助于加以限制。理解这些边疆需要获取地方民族志知识，而这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国际关系知识，更是当代一种依然处于边疆人类学核心的对文化内涵和实践处处留心的敏感力。
地方性研究对于理解文化景观如何被叠加在跨越相互分隔的文化和政治体之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最开始是由科尔（Cole）和沃尔夫（Wolf）系统发展出来的（1974）[15]。他们之所以选择意大利的蒂罗尔（Tyrol）地区作为田野点，就是因为其所继承的历史分割性使得他们能够探索与民族建构相关的地方政治忠诚的转变。科尔和沃尔夫十分关心的是，在国家和帝国的政治边境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南蒂罗尔地区的文化边疆却依旧稳固。民族边界在国家边境发生转变之后却存活了下来，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重要性。尽管具有相似之处，但他们两者的村庄研究延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和文化研究上的差异。在公共层面上，村民们弱化这些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在私人领域，则保留着这些族群陈规，以此来解释其他人的行动。科尔和沃尔夫重申了巴斯（Barth，1969）[16]的观点，即使互动关系已经跨越了族群边界，但是族群边界依旧会维持下去。然而他们最主要的贡献则在于表明要理解和解释这一过程，就需要将地方和地方之外的影响联合起来研究。
因此，这里的一个例子就是，族群边界是国家边界伸缩兴衰的结果，至少是与之相关。理解其中一者就必须要提到另一者。在这一观念指引下，科尔和沃尔夫将象征性的边疆研究（参见“社会和象征的边疆”部分）与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结合起来，以将地方边界的民族志知识放到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进程当中，这种奇妙的结合标志着边疆人类学的重要转向，并预示着一种全新探究方式的来临。随后的人类学研究对于国家和跨国边境的研究都或明或暗地建基于这一开创性工作之上[例如，可参见唐南和威尔逊（Donnan and Wilson），1999][17]。人类学家开始在国家边疆开展他们的田野研究，将之作为扩大政治人类学视野的方法，并以此将那些地方社群与其所从属的更大政治体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纳入到研究中。一些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探究了国家间的边境对于地方文化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出塑造新的乡村和城市社群的条件。其他的研究则聚焦在民众越境进行贸易、移民和避难这样的自愿或非自愿活动上。另外，还有一些人关注的则是边疆生活中所包含的象征和意涵。墨西哥-美国边境所存在的欠发达状态、跨国民族主义以及权力与资本的全球化，以及涉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增进了对不断增加的历史探索和广泛民族志叙述的关注，并为所有这些趋势提供了优秀案例[参见阿瓦拉兹（Alvarez），1995，2012][18-19]。 不考虑理论取向和地点，大多数的边疆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关系层面，这些关系部分是由国家界定的，但也超越了国家的领土限制，而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本土国家的结构及其与邻国的关系。
人类学感兴趣的地方是，地方性的边疆的发展如何影响国家权力和霸权的中心，而这一关注又部分源于地方历史和民族身份建构分析的刺激[比如萨林斯（Sahlins），1989][20]。科尔和沃尔夫坚持认为有必要将边疆人类学视为历史人类学的观点得到了回应。正如南蒂罗尔的案例所清晰显示的，边疆就是对地方社群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时空记录。对于象征和国家两个层面边疆互动的民族志探索显然已经超越了人类学范畴，因为它们揭示了文化实践的历史以及边疆文化和社群在政策制定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类研究强调的是边疆视角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在这种视角中，边疆地区之间、国家以及政府之间的双边关系优先于将国家视为背景的地方文化。
下一节会对一些学者的作品加以简要勾勒，他们在社会边界的象征维度方面所形成的开创性理论为世界范围内对国家边疆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块基石。
四、社会和象征的边疆
边疆人类学中最著名的理论来源于巴斯（1969）[16]，他认为人们在跨越群体边界和维持常规的跨群体关系的同时，并不会破坏他们自身边界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巴斯所关注的是族群（ethnic group），他认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个体依据环境进行文化身份策略性操控的结果，而不是由文化特质的那些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族群的成员资格应该视为是基于自我归属和他者归属来决定的：个体宣称是某个群体的成员，其他人则可以确认或提出质疑。关注的焦点是族群之间的边界：人们如何以及为何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还有就是那些在表面上看起被互动所超越的边界在怎样的行为规则下得到维持。巴斯的边界是处于所有的“社会”边界之上的：它并不一定具有领土的维度，并且文化差异也只有在对组织社会关系有用的情况下才具有重要性。
巴斯的作品是对族群研究的革新，并进一步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开展。其中一些研究所证明的正是边疆标志着情感与认同、结构与组织之間的分离：在内部不仅有着一个与外部相分离的社会体系，并且它们还将自己识别出来。任何社会的边疆都是边疆两侧和跨越边疆两个维度形成的可能关系的产物[沃尔曼（Wallman），1978][21]。这强调的是社会边界的关系性本质，关注到其对民众的意义以及它是如何被标示出来的。这些议题在科恩那里得到了发展（1985）[22]。与巴斯的看法一样，科恩认为边疆是在人们与他者的互动中建构出来的，意图是在象征层面将自己区分出来。然而，我们不能对这些象征边疆的那些用于区分的特质做出预判，或者说就是不知道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此外，边疆对于不同个体有着不同内涵，包括对于那些处于同一边疆之内或者处于外部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一些对边疆的认知对他者而言可能是不可见的。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揭示这些边疆及其内涵，以此看出内部与外部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由于科恩更多关注边疆的一侧而不是另一侧，因而受到批评。对他而言，象征边疆允许人们在一个地方社群的多样性受到结构性整合的威胁的世界中维持某种特殊性，而这一威胁则迫使人们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政治架构和全球文化风格中。这无疑会使科恩强调那些处于边疆之内的事物，因为正是在这些事物中，他识别出了被民众用以标示和宣告其不同意识的象征信念和实践。当他在考虑那些超越边疆的事物的时候，往往仅仅展示了外部事物如何被操纵为地方层面的象征优势。
针对巴斯也存在相似的批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斯也强调边界涉及自我归属和他者归属的关系。但是他太过于集中关注边疆的某一边，强调的是内部身份认同而不是外部分类以及更广泛的结构形塑的影响。这将外部归属过程的相对权力关系压到最低，并且对一些人可以将他们自己的分类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一事实没能加以足够呈现。主宰和附属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承认边疆的一边要比另一边更有能力决定界限划在哪里和怎么去划定方才可以重回边疆研究的理论核心地位[参照詹金斯（Jenkins），1997][23]。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更早的时期已经有一些人类学家关注国家边疆，并且尝试将这一维度纳入到他们的分析中。
五、结论
我们已经讨论了边疆人类学中三种合理区分但又相互促进的研究方向。这三者都显示人类学家已经正视边疆对于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强调关注边疆如何被建构、协商和从“下”往上看，这三个研究方向相互汇聚，成为评价和区分边疆人类学的基础。正是人类学所带来的不拘一格和跨学科的田野作业，使边疆研究成为日渐具有将问题、观念和比较研究路径三者融会特征的研究。人类学对不同内涵和身份认同的世界进行相互比较的长期敏感以及积极参与这些问题方面的长期坚持，如今促成了一个曾经在观念上持有强调空间、领土和地缘政治边疆的“现实主义”观点的诸多学科的形成。这就为这些学科开拓了新的观念方向。
边疆人类学内部也形成新的观念和视角，这与之前世界各地在边疆研究中尚未被充分挖掘的田野点是一样的。边疆民族志迅猛增长，位于东欧、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亚、北美和南美区域，涵盖殖民时期、前殖民时期、本土、前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边疆的案例研究正在铺开，这些案例中一系列颇受好评的欧盟、中东和墨西哥-美国之间边疆比较的研究已成为边疆研究的典范。研究的主题是多样化的（相关概述参见威尔逊和唐南（Wilson and Donnan），2012）[24]，而在9·11事件之后，研究的主流就是边疆、安全、监视和流动之间的关系[比如查尔芬（Chalfin），2012[25]；坎宁安（Cunningham），2012[26]；坎宁安和埃曼（Cunningham and Heyman），2004[27]；卡利尔和苏尔（Kalir and Sur），2012[28]；斯马特夫妇（Smart and Smart），2012][29]，其他的新兴民族志领域，诸如健康、生物和生态边疆、海疆和财政边疆也已经出现。 但是可能排在首位的就是認识论上的改变，这不仅是地理和主题焦点的拓展，更是过去十年边疆人类学的发展特征。这表明关系性（relationality）作为边疆的关键特征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与沃尔曼（Wallman）（1978）[21]的路径是一致的，也与上文提及的其他观点所强调的边疆的普遍性和非地方性而不是其在空间中的地方固定性相契合。这种相对的凸显来源于作为边疆三大要素的领土、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国家和边疆之间的关系变得松弛或者从某种分析层面而言完全的分离，这与其他学者所分析的国家对社会边界的影响是一样的。边疆越来越被视为“过程”而不是“后果”，是内部和外部机制性关系之间一种波动性张力的结果。这一转变在边疆人类学的内部和外部被从多个方面加以观念化：比如边景（borderscape）[拉贾拉姆和格伦迪-沃尔（Rajaram and Grundy-Warr），2007][30]、边疆化（bordering or b/odering）[范霍屯等人（Van Houtum et al.），2005][31]，还有就是潮标（tidemark）和边界性（borderness）[格林（Green），2012][32]。这些对于“边疆”再概念化所分享的共同理念就是，坚持认为“边疆”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物理空间。相反，边疆在历史上具有连续性，常常处于流动状态，“边疆的内涵在归属和非归属之间摆动所体现的固有竞争性”（拉贾拉姆和格伦迪-沃尔（Rajaram and Grundy-Warr），2007： p.xxviii）[30]则使得边疆只能处于暂时状态。边疆最好被视为“边疆化”（bordering），也就是作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其脉络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潮标而不是固定的和提前预设的界线。在这种观念化当中，“边疆”就绝不能被视为一个一劳永逸的对象进行研究，而是要被视为能够通过经由文本、话语、实践和事件这些日常生活中各异的表述性的形塑和再造而一直浮现的事物。边疆不再仅仅是政治上的界限[巴里巴尔（Balibar），2002：p. 92][33]，边疆如今“围绕在我们身边”，嵌入到人类学最为擅长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中。
当前边疆研究在跨学科上对话以及观点、路径相互聚合方面的开放性，表明了一种参与全球比较的新意愿，而其他领域学者的作品，则使我们在对边疆本身进行再观念化的时候，对学科的边界进行反思。
注释：
①本文选自《国际社会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 2nd edition， Volume2， pp. 76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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