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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袖珍诗丛·青年诗辑》
刚从海上归来，眼前还不时闪现着大海汹涌的波涛，激溅的浪花，和多少不同风貌、不同色彩的大小岛屿的影子。喘息未停，书案上送来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袖珍诗丛·青年诗辑》，为那简明雅洁的装帧所吸引。于是我又好象航行到了另一个大海——诗歌的大海上了。虽然这仅是大海的一角，但同样可以感到汹涌的波涛，激溅的浪花，一本本小册子，如同一个个小岛，呈现着不同的风貌，不同的色彩，心神为之摇撼。
这是青年诗人的十本诗集：刘国萍的《在国际饭店大门前》、聂鑫森的《地面和地底的开拓》、高伐林的《年轻的心》、骆耕野的《不满》、骆晓戈的《乡村的风》、梅绍静的《唢呐声声》、叶延滨的《不悔》、杨牧的《夕阳和我》、章德益的《大漠和我》、周涛的《牧人集》。
这十位诗人，除了刘国萍还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外，其他九位，由于工作关系，几年来多多少少都读过他们的手稿；而有一半人，或者在“青春诗会”上，或者在诗歌评奖会上相晤过、倾谈过。但读他们结集的诗集，则大部分还是第一次。
刘国萍，并没有轰轰烈烈的生活经历，写诗的技巧也许还不免生涩，但他给我们带来了《在国际饭店大门前》这样昂扬的作品，怎能不为之欣快？他曾经是上海国际饭店的工作人员，一个服务员，工作岗位够平凡的了，他却从这里发现了诗，发现了值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自豪的诗。
穿着有店标的服装，一年到头站在店门前看门，每天站足十小时，不仅不自卑，相反的，“我仍然是生活的主角／一个首先被世界所认识的中国公民／我多么自豪／在祖国给我的位置上／与世界并立于同一高度……”作者联想到，在旧社会，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在殖民者统治之下，站在同一位置的那看门小郎的遭遇，以及整个旧上海的情景，对比着今天，迎送国外来的宾客，“堂堂正正”地“管辖着中国的第一扇大门”的工作，感到无比庄严的责任。
革命工作，只有岗位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把个人和祖国联结在一起，把平凡的位置和神圣的使命联结在一起，不仅深化了工作的意义，也深化了诗的主题。有的长期生活在工厂和农村的业余诗作者，提出那里没有什么可写或是不知怎么提高的疑问，也许从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吧。
聂鑫森的诗，正如他的集名所标示的，主要是写地面和地底的开拓，即是工厂和矿山的“开拓”。写工厂如果停留在生产过程的描绘上，是不能赢得读者的，作者写物质生产，更着重的是写精神面貌。通过物质生产，闪耀着工人阶级的崭新姿态，他们奋发的精神力量，创造新社会的宏大气魄。
写《取样》，是“舀起一勺通红的钢／——一个跳动的音符／——一个凝重的思想”。写《造型》，则说“这一代需要定型／从外观到精神／再不颓丧，再不狂热”，“然后脚踏实地／去跋涉生命的旅程。”写《角度》，则写“无数把刀，无数个角度／开垦着现代化的处女地／让每一天发出特有的光亮和喧响。”写进刀，是“刀的角度／就是我认识世界的角度／就是我走向生活的角度。”……
在机器上，在操作中，在没有生命的物质里，跳跃着工人(诗人)的心，流动着工人的血液，灌注着工人的意志、愿望、感情、力量，这也给诗灌注了可以触摸的生命。
当有的青年诗作者刻意追求晦涩朦胧，标榜表现自我，对于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表示怀疑的时候，聂鑫森的《螺丝钉》却歌唱螺丝钉“在共和国庞大的机器上／象一颗明亮的小星”，“不屑于‘自我’的膨胀／怎甘于醉眼的朦胧”“一经拧紧，便终生相守／叙说着不锈的坚贞。”和前者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想，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吧。
如果说聂鑫森写工业，善于通过具体的细节来反映人的情绪的话，那末同样是写了工业的高伐林，则主要着力于综合概括，从中提炼主题，凝聚到一点，加以发挥，加以舒展。它可以驰骋得很远，而又倏忽收拢，如写葛洲坝的《黄》、《红》、《蓝》，或者还可以加上《灰沙、灰沙……》的灰。
作者是敏感的，以新鲜的意象见长。一些意想不到的比拟、联想，能正确地、恰如其分的表现，而不流于怪诞，无疑将使作品更加鲜灵生动。
《一位盲人说》，写一位穷乡僻壤的盲人来到北京，由于群众的帮助，他看到了天安门的红旗，颐和园的长廊，……“今天，我拥有了眼睛／一千双会唱歌的眼睛”，因为“所有的北京人都把眼睛赠给了我”。它使人感到了新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风气，新的精神文明。写工读学校的诗也是如此，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找到复苏的心灵。
由《不满》一诗为诗歌界注意的骆耕野，善于把个人的感情和时代的感受相呼应，通过具体的形象，抒发作者的认识和意绪，一腔激情，常用排句的手法来倾泻，有如春水泛滥，不可阻拦，回肠荡气，奋发昂扬。
《帆》，是为了深沉的爱，才去搏风击浪。《船夫颂》，“脚印，深化着民族的性格”，让祖国“从我们的肩膊上起航。”《不满》，那是“象舰队告别港湾的头一阵鸣笛”，“象雄鸡向往黎明的第一声啼唤。”《自白》：“我是一株多刺的有血有肉的玫瑰／向邪恶投以尖矛／为人民捧出心花！”
正如作者在《竹笋的梦》里讲的：“感伤的时代已经过去，怀旧在重复中渐渐变质。诗人需要从个人的经历，跨入民族的经历；从个人与环境的冲突，跨入命运与历史的冲途。”这是对自己的道路，也是诗的道路的回顾和领悟，也是对未来应负责任的誓言。
有些青年，包括有些爱好诗歌的青年，经过了“文革”的风暴，抚摩创伤，由狂热而冷却、而颓丧、而绝望，但那是没有出路，毫不足取的。只有从中汲取教训，猛然觉醒，和人民、和时代一同奋然前行的，才有宽广的前途。生活的道路是这样，诗歌的道路也是这样。
骆晓戈的诗，饱含着女性的温柔和乡野的质朴，有如一道山泉，虽然细细浅浅，却清清澈澈，涓涓汩汩，给人亲切之感。
她的诗主要写的橡胶林和农村，胶林深处的泥砖房，门口小鸡“沾水的脚写着无数个‘丫’字／我成了橡胶林的丫头了。”写轻烟，写扬火，写晨割，写夜归，都离不开胶林生活。有些细腻的场景，决不是对那种生活没有长期体会的人所能写得出的。当然，并不是熟悉的都是诗的，要是不经过提炼，堆砌所有的琐事，那反会减弱纯净的诗意了。
我喜欢《乡村的风》，作者形容乡村的风是湿漉漉的，“沾着鸡埘上散落的羽毛／沾着墙壁巴着的一块一块干粪疙瘩”，乡村的风是闹哄哄的，“沾着大母猪撅嘴拱地的呼吸／沾着缕缕炊烟飘出的泡坛子菜味……”。我喜欢《冬米糖》，那些富有泥土气息的农家生活的特征，构成了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我的故乡的淡蓝色的炊烟里／此刻，正炒着香喷喷的冬米糖”的一再重复的旋律，增强了淳厚的气氛。
这里没有风云激荡，没有壮怀激烈，作者只是从田野的土路上走来，随手摘下一点小花小草，读者对此并不苛求。但是以后的路子怎样，如何坚实深化，如何开拓扩大，是值得作者考虑的。
另一位青年女诗人梅绍静，我认识她，是在一九八○年夏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她温文朴质，由于谦逊，显得不如别的参加者那么活跃。其实她七三年就出版过一本陕北民歌情调的叙事诗集《兰珍子》了，但我还是以后才读到。她在延安劳动、生活已十多年，写的诗也主要是表现陕北农村的。
这些年来，每读到她新写的诗，感到她在一步步坚实地前进。她跳开了陕北民歌的形式，但保持并发扬了黄土高原的敦实、诚朴的本质，她象家常絮语一样述说她同群众特别是同妇女的关系、对老根据地那种深厚的感情，真挚而亲切，它使我想起那不显眼的开着绿色小花的枣林的香味，那新磨的金黄金黄的小米的香味。
那唢呐，那腰鼓，那窑洞，那一再写到的小饭罐……，把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带到了曾是贫穷而又慷慨，以她的乳汁养育了革命的老根据地，教人多么怀念、多么神往啊！小饭罐象信天游似的代代流传，记叙了母亲全部的艰辛和苦难，它不仅是一首延续了几千年的诗篇，更使人联想到自己是这伟大民族的一员。
作者把自己的命运和高原紧紧联结在一起，暂时的离别，也不免深深的怀念。《收留我吧，高原》、《我的心儿在高原》(这使我想起彭斯的同样题目的诗)、《高高的山塬》，流露出多少骨肉之情，血脉之爱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对人民爱得深沉，才有诗的感情的深沉、内涵的丰富与深沉。
同样以写陕北农村为题材的叶延滨，在“青春诗会”期间，写出了他的《干妈》，获得了一九七九——一九八○全国优秀诗歌奖，他写的是亲身的感受。在那狂暴的年代，一个“黑帮”的“狗崽子”到延安插队，人们“象躲避瘟疫一样讨厌”他时，一位正直的老大娘收留了他，给他关怀，给他温暖，给他无私的爱。
我第一次读他原稿的时候，曾为之激动，今天重读，依然感到一种燃烧的情愫，干妈虽然没有自己的名字，却具有伟大的母性的力量。她给知青的是金黄的米饭，喷香的酸菜洋芋，留给自己的，却是“一碟苦苦菜，一碗清米汤，一个窝头半把糠。”诗人写道：“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碗／象婴儿捧着母亲干瘪的乳房。”为了让知青晚上可以读书，干妈风雪天跑三十里路去买盏灯。诗人写道：“天哪，年轻人，为照亮人走的路／你为什么没有胆量象丹柯／——掏出你燃烧的心？！”当大叔使唤脏了知青的毛巾，干妈把它搓净后满怀歉意地说：“娃娃别嫌弃你大叔／他这个一辈子粪土里滚的受苦人／心，还净……”于是诗人写道，“我不敢看干妈的眼睛，／怕在这镜子里照出一个并不干净的灵魂。”
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撼人的细节，生动地加以描绘，而这一切，正是通过自我表达出来的，(而这“自我”，绝不同于有些人所崇奉的“表现自我”)。另外还有几首写陕北的诗，或者风趣而真挚，或者沉郁而感奋。我认为这样来写诗，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叶延滨给我的信里说：“《干妈》是我前期作品的高峰，回过头来看，八○年以前的作品，包括《干妈》在内，在艺术上还是不成熟的，手法单一，直接地摹写现实，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生活圈子。”他认为他八一，八二年的作品，从他的创作经历来看，是走向成熟的阶段，在生活视野和艺术表现上较大的改变了自己，努力开拓了一些新的方面。
当然，不为自己已经达到的成绩满足，不断作新的探索，这精神可嘉。但为什么如叶延滨说的，“以后的作品在社会的反响上不象《干妈》的轰动”，我想，感情的真挚深厚，是任何别的东西——无论是艺术上的成熟、手法的多样等等所代替不了的。
诗丛里有三个集子是生活在新疆的诗人写的，这三位诗人是：杨牧、章德益、周涛。他们的诗有着共同的特点，旷达，就象大自然所铸炼他们的那样；但他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风貌：杨牧多作哲理的思考，章德益有着开拓者的气概，周涛具有牧人的豪放。
我知道，杨牧近年的诗，还有着另外的结集，比起来，《夕阳和我》不能概括他诗歌的全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里感到他是怎样去理解生活，和从生活中捕捉诗情的。他的诗里有形象的哲理，“放大的影子／贴在昨天的门槛前／我很高大／我知道，夕阳的光／只能够着我的下巴。”(《夕阳和我》)“为了一个晶莹的信念／织一个网，又咬破这个网。”(《蚕和我》)
诗剧《在新世纪的朝霞里》，以奇特的构思，奇特的想象，描写在新的巨大的变动中一些角色的表现。时间是二○○○年元旦之晨，人物有春燕(新世纪的报春者)、飞天(倚云而飞的歌女)、舞乐(抚琴而舞的乐女)、窟蝠(莫高窟的蝙蝠)、经鼠(藏经洞的鼹鼠)，各具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风度，刻画世态，凸露灵魂，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波诡云谲。这是一部新的神话，一支丰富的幻想曲。写的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又充满了可能有的情，实际只是作者托物寓意、借景抒怀而已。正如杨牧自己说的：“文学是要虚构的，但，这是虚构又不是虚构。”
没有对事物作过深邃的探索，没有恢宏阔大的思想境界，没有驾驭艺术的能力，是不容易写出这样的作品，也不容易写得成功的。
章德益说过，介绍他结识诗的是瀚海，是天山，是篝火，是镢头，是青春，是理想。瀚海给了他的诗以风格与气质。大漠、天山、荒原，成了他喜欢吟咏的题材，他为我们展现出它们特有的风姿，和它们所特有的美。
《风的肖像》、《地球的译员》、《天空是会分娩的》，从这些诗题，你就可以体味到作者意象的驰骋，不是故意眩奇，而是探求不同于一般、而只属于作者自己的诗的努力。试看《我与大漠的形象》，大漠和我都设计着应该和自己相象的对方的形象，“于是，我的额头上，有了风沙的凿纹／于是，我的胸廓中，有了风暴的回响。”大漠呢，“于是，叶脉里，有了我的笑纹／于是，花粉里，有了我的幻想。”从侧面，从一个具有特征的角度，烘托出了开拓者的形象。
作者誓愿“能够做荒漠中的／第一张绿叶”，一角荒原，如“大漠万里的铁砧／托起我赤心的锻件，燃烧在砧面。”慷慨高歌，谱写着荒原的开拓的歌，播种者的歌。“一副马鞍，一副马镫，一条绳缰／组成了人世间最豪壮的生涯”，(《驭者》)“我多么向往这一／辽阔的人生，飞驰的生命，奔腾着的生涯。”胸中积储的，心里向往的，那苍凉、寥廓而又豪迈壮丽的情调，只有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方法才能表达于万一，作者正是力图寻找着这合拍的节奏。
从描写的内容、对象来说，周涛的集子具有更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特色，那广阔无垠的草原，那用潮湿的松枝燃起的篝火，那房，羊群，驾驭着烈马奔驰的牧人，放鹰的情景，转场的画面……把我们带到了哈萨克牧场那种粗犷雄健的气氛中去。
生活给诗增加了诱人的力量，诗又给生活涂上了浓重的色彩。无论是写放鹰，写纵马，甚至象写《鸦群》这样枯燥的题材，作者都能展开他想象的翅膀，思路开扩奔逸，笔墨酣畅饱满，展现出新的意境。
让它高飞，这思想的大鸟、想象的雄禽！
背负太空，浩渺的天宇没有止境
腹垫雄风，温暖的人间生气熏熏
翅膀总要在起落升沉中变得强劲，
雷电疾风造就一副冒险的灵魂
《放鹰》有着庄子的大鹏的气概。而鸦群，“象一伙穿着绅土风衣的掮客／放肆地喧嚷，傲慢又愚蠢”它们“在灾难的温床上孵化／在死亡的废墟上蜕生”，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恶棍们的本质。“我甘愿是一匹竭力驰骋的奔马／失蹄于不可攀援的险峰”，“我愿手臂成为前进的路标／也决不在历史的长途上阻挡后人”，“岁月刻下每一笔皱纹／都是耐人寻味的人生辙印……”即使是写《对衰老的回答》吧，也充满激情，充满凝练的警句，充满积极的情愫。
……由于喜悦，信手写来，不免絮叨，却未必能将每一位青年诗人的特点说透。我只是在园圃里一路走一路欣赏着花的美丽。自然，在这个园圃里也不免有冗枝败叶，这里只能提一点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一、我们不断探索新的主题，新的意象，新的联想……这是重要的。但必要在一定的生活基础上，要合乎一定的逻辑！而不是为新奇而新奇，凭空臆造，毫无根据；更不能象断线的风筝，失去控制；不能支离破碎，失去联缀。与其如七宝楼台，徒然教人眼花缭乱，不如象蓬壁窑洞，朴质坚实的为美。我们有句老话：“与其奢也宁俭”，在某种意义上，未始不能作为我们的借鉴。
二、深入生活，如只着眼于生活的具体事象，满足于表面现象，或为琐事所囿，容易变得烦琐、平庸，怎样从中挖掘深意，提炼诗美，是值得我们致力的。另一种情况，如只着眼于抽象纵览，飘荡翱翔，无根无凭，水分远多于生活的油分，发展下去，也可能成为新的假、大、空的吧。
三、诗要耐人咀嚼，抒情中能得出理性的认识，警辟的语言里饱含有哲理。但这要自然，要水到渠成，而不是生拼硬凑，牛头不对马嘴。不点明而读者可以意会，可以获得启发而自加阐释。作者并不刻意追求箴诫，而能巧妙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读者自能从中得到体会，这应是诗的上乘。
(《袖珍诗丛·青年诗辑》第一辑(十册)，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2.00元)
刚从海上归来，眼前还不时闪现着大海汹涌的波涛，激溅的浪花，和多少不同风貌、不同色彩的大小岛屿的影子。喘息未停，书案上送来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新出的《袖珍诗丛·青年诗辑》，为那简明雅洁的装帧所吸引。于是我又好象航行到了另一个大海——诗歌的大海上了。虽然这仅是大海的一角，但同样可以感到汹涌的波涛，激溅的浪花，一本本小册子，如同一个个小岛，呈现着不同的风貌，不同的色彩，心神为之摇撼。
这是青年诗人的十本诗集：刘国萍的《在国际饭店大门前》、聂鑫森的《地面和地底的开拓》、高伐林的《年轻的心》、骆耕野的《不满》、骆晓戈的《乡村的风》、梅绍静的《唢呐声声》、叶延滨的《不悔》、杨牧的《夕阳和我》、章德益的《大漠和我》、周涛的《牧人集》。
这十位诗人，除了刘国萍还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外，其他九位，由于工作关系，几年来多多少少都读过他们的手稿；而有一半人，或者在“青春诗会”上，或者在诗歌评奖会上相晤过、倾谈过。但读他们结集的诗集，则大部分还是第一次。
刘国萍，并没有轰轰烈烈的生活经历，写诗的技巧也许还不免生涩，但他给我们带来了《在国际饭店大门前》这样昂扬的作品，怎能不为之欣快？他曾经是上海国际饭店的工作人员，一个服务员，工作岗位够平凡的了，他却从这里发现了诗，发现了值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自豪的诗。
穿着有店标的服装，一年到头站在店门前看门，每天站足十小时，不仅不自卑，相反的，“我仍然是生活的主角／一个首先被世界所认识的中国公民／我多么自豪／在祖国给我的位置上／与世界并立于同一高度……”作者联想到，在旧社会，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在殖民者统治之下，站在同一位置的那看门小郎的遭遇，以及整个旧上海的情景，对比着今天，迎送国外来的宾客，“堂堂正正”地“管辖着中国的第一扇大门”的工作，感到无比庄严的责任。
革命工作，只有岗位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分。把个人和祖国联结在一起，把平凡的位置和神圣的使命联结在一起，不仅深化了工作的意义，也深化了诗的主题。有的长期生活在工厂和农村的业余诗作者，提出那里没有什么可写或是不知怎么提高的疑问，也许从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吧。
聂鑫森的诗，正如他的集名所标示的，主要是写地面和地底的开拓，即是工厂和矿山的“开拓”。写工厂如果停留在生产过程的描绘上，是不能赢得读者的，作者写物质生产，更着重的是写精神面貌。通过物质生产，闪耀着工人阶级的崭新姿态，他们奋发的精神力量，创造新社会的宏大气魄。
写《取样》，是“舀起一勺通红的钢／——一个跳动的音符／——一个凝重的思想”。写《造型》，则说“这一代需要定型／从外观到精神／再不颓丧，再不狂热”，“然后脚踏实地／去跋涉生命的旅程。”写《角度》，则写“无数把刀，无数个角度／开垦着现代化的处女地／让每一天发出特有的光亮和喧响。”写进刀，是“刀的角度／就是我认识世界的角度／就是我走向生活的角度。”……
在机器上，在操作中，在没有生命的物质里，跳跃着工人(诗人)的心，流动着工人的血液，灌注着工人的意志、愿望、感情、力量，这也给诗灌注了可以触摸的生命。
当有的青年诗作者刻意追求晦涩朦胧，标榜表现自我，对于做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表示怀疑的时候，聂鑫森的《螺丝钉》却歌唱螺丝钉“在共和国庞大的机器上／象一颗明亮的小星”，“不屑于‘自我’的膨胀／怎甘于醉眼的朦胧”“一经拧紧，便终生相守／叙说着不锈的坚贞。”和前者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想，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吧。
如果说聂鑫森写工业，善于通过具体的细节来反映人的情绪的话，那末同样是写了工业的高伐林，则主要着力于综合概括，从中提炼主题，凝聚到一点，加以发挥，加以舒展。它可以驰骋得很远，而又倏忽收拢，如写葛洲坝的《黄》、《红》、《蓝》，或者还可以加上《灰沙、灰沙……》的灰。
作者是敏感的，以新鲜的意象见长。一些意想不到的比拟、联想，能正确地、恰如其分的表现，而不流于怪诞，无疑将使作品更加鲜灵生动。
《一位盲人说》，写一位穷乡僻壤的盲人来到北京，由于群众的帮助，他看到了天安门的红旗，颐和园的长廊，……“今天，我拥有了眼睛／一千双会唱歌的眼睛”，因为“所有的北京人都把眼睛赠给了我”。它使人感到了新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风气，新的精神文明。写工读学校的诗也是如此，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找到复苏的心灵。
由《不满》一诗为诗歌界注意的骆耕野，善于把个人的感情和时代的感受相呼应，通过具体的形象，抒发作者的认识和意绪，一腔激情，常用排句的手法来倾泻，有如春水泛滥，不可阻拦，回肠荡气，奋发昂扬。
《帆》，是为了深沉的爱，才去搏风击浪。《船夫颂》，“脚印，深化着民族的性格”，让祖国“从我们的肩膊上起航。”《不满》，那是“象舰队告别港湾的头一阵鸣笛”，“象雄鸡向往黎明的第一声啼唤。”《自白》：“我是一株多刺的有血有肉的玫瑰／向邪恶投以尖矛／为人民捧出心花！”
正如作者在《竹笋的梦》里讲的：“感伤的时代已经过去，怀旧在重复中渐渐变质。诗人需要从个人的经历，跨入民族的经历；从个人与环境的冲突，跨入命运与历史的冲途。”这是对自己的道路，也是诗的道路的回顾和领悟，也是对未来应负责任的誓言。
有些青年，包括有些爱好诗歌的青年，经过了“文革”的风暴，抚摩创伤，由狂热而冷却、而颓丧、而绝望，但那是没有出路，毫不足取的。只有从中汲取教训，猛然觉醒，和人民、和时代一同奋然前行的，才有宽广的前途。生活的道路是这样，诗歌的道路也是这样。
骆晓戈的诗，饱含着女性的温柔和乡野的质朴，有如一道山泉，虽然细细浅浅，却清清澈澈，涓涓汩汩，给人亲切之感。
她的诗主要写的橡胶林和农村，胶林深处的泥砖房，门口小鸡“沾水的脚写着无数个‘丫’字／我成了橡胶林的丫头了。”写轻烟，写扬火，写晨割，写夜归，都离不开胶林生活。有些细腻的场景，决不是对那种生活没有长期体会的人所能写得出的。当然，并不是熟悉的都是诗的，要是不经过提炼，堆砌所有的琐事，那反会减弱纯净的诗意了。
我喜欢《乡村的风》，作者形容乡村的风是湿漉漉的，“沾着鸡埘上散落的羽毛／沾着墙壁巴着的一块一块干粪疙瘩”，乡村的风是闹哄哄的，“沾着大母猪撅嘴拱地的呼吸／沾着缕缕炊烟飘出的泡坛子菜味……”。我喜欢《冬米糖》，那些富有泥土气息的农家生活的特征，构成了一曲悠扬的田园牧歌。“我的故乡的淡蓝色的炊烟里／此刻，正炒着香喷喷的冬米糖”的一再重复的旋律，增强了淳厚的气氛。
这里没有风云激荡，没有壮怀激烈，作者只是从田野的土路上走来，随手摘下一点小花小草，读者对此并不苛求。但是以后的路子怎样，如何坚实深化，如何开拓扩大，是值得作者考虑的。
另一位青年女诗人梅绍静，我认识她，是在一九八○年夏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她温文朴质，由于谦逊，显得不如别的参加者那么活跃。其实她七三年就出版过一本陕北民歌情调的叙事诗集《兰珍子》了，但我还是以后才读到。她在延安劳动、生活已十多年，写的诗也主要是表现陕北农村的。
这些年来，每读到她新写的诗，感到她在一步步坚实地前进。她跳开了陕北民歌的形式，但保持并发扬了黄土高原的敦实、诚朴的本质，她象家常絮语一样述说她同群众特别是同妇女的关系、对老根据地那种深厚的感情，真挚而亲切，它使我想起那不显眼的开着绿色小花的枣林的香味，那新磨的金黄金黄的小米的香味。
那唢呐，那腰鼓，那窑洞，那一再写到的小饭罐……，把我们带到了黄土高原，带到了曾是贫穷而又慷慨，以她的乳汁养育了革命的老根据地，教人多么怀念、多么神往啊！小饭罐象信天游似的代代流传，记叙了母亲全部的艰辛和苦难，它不仅是一首延续了几千年的诗篇，更使人联想到自己是这伟大民族的一员。
作者把自己的命运和高原紧紧联结在一起，暂时的离别，也不免深深的怀念。《收留我吧，高原》、《我的心儿在高原》(这使我想起彭斯的同样题目的诗)、《高高的山塬》，流露出多少骨肉之情，血脉之爱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对人民爱得深沉，才有诗的感情的深沉、内涵的丰富与深沉。
同样以写陕北农村为题材的叶延滨，在“青春诗会”期间，写出了他的《干妈》，获得了一九七九——一九八○全国优秀诗歌奖，他写的是亲身的感受。在那狂暴的年代，一个“黑帮”的“狗崽子”到延安插队，人们“象躲避瘟疫一样讨厌”他时，一位正直的老大娘收留了他，给他关怀，给他温暖，给他无私的爱。
我第一次读他原稿的时候，曾为之激动，今天重读，依然感到一种燃烧的情愫，干妈虽然没有自己的名字，却具有伟大的母性的力量。她给知青的是金黄的米饭，喷香的酸菜洋芋，留给自己的，却是“一碟苦苦菜，一碗清米汤，一个窝头半把糠。”诗人写道：“我用颤抖的双手捧着碗／象婴儿捧着母亲干瘪的乳房。”为了让知青晚上可以读书，干妈风雪天跑三十里路去买盏灯。诗人写道：“天哪，年轻人，为照亮人走的路／你为什么没有胆量象丹柯／——掏出你燃烧的心？！”当大叔使唤脏了知青的毛巾，干妈把它搓净后满怀歉意地说：“娃娃别嫌弃你大叔／他这个一辈子粪土里滚的受苦人／心，还净……”于是诗人写道，“我不敢看干妈的眼睛，／怕在这镜子里照出一个并不干净的灵魂。”
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些撼人的细节，生动地加以描绘，而这一切，正是通过自我表达出来的，(而这“自我”，绝不同于有些人所崇奉的“表现自我”)。另外还有几首写陕北的诗，或者风趣而真挚，或者沉郁而感奋。我认为这样来写诗，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走下去，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叶延滨给我的信里说：“《干妈》是我前期作品的高峰，回过头来看，八○年以前的作品，包括《干妈》在内，在艺术上还是不成熟的，手法单一，直接地摹写现实，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自己的生活圈子。”他认为他八一，八二年的作品，从他的创作经历来看，是走向成熟的阶段，在生活视野和艺术表现上较大的改变了自己，努力开拓了一些新的方面。
当然，不为自己已经达到的成绩满足，不断作新的探索，这精神可嘉。但为什么如叶延滨说的，“以后的作品在社会的反响上不象《干妈》的轰动”，我想，感情的真挚深厚，是任何别的东西——无论是艺术上的成熟、手法的多样等等所代替不了的。
诗丛里有三个集子是生活在新疆的诗人写的，这三位诗人是：杨牧、章德益、周涛。他们的诗有着共同的特点，旷达，就象大自然所铸炼他们的那样；但他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风貌：杨牧多作哲理的思考，章德益有着开拓者的气概，周涛具有牧人的豪放。
我知道，杨牧近年的诗，还有着另外的结集，比起来，《夕阳和我》不能概括他诗歌的全貌。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这里感到他是怎样去理解生活，和从生活中捕捉诗情的。他的诗里有形象的哲理，“放大的影子／贴在昨天的门槛前／我很高大／我知道，夕阳的光／只能够着我的下巴。”(《夕阳和我》)“为了一个晶莹的信念／织一个网，又咬破这个网。”(《蚕和我》)
诗剧《在新世纪的朝霞里》，以奇特的构思，奇特的想象，描写在新的巨大的变动中一些角色的表现。时间是二○○○年元旦之晨，人物有春燕(新世纪的报春者)、飞天(倚云而飞的歌女)、舞乐(抚琴而舞的乐女)、窟蝠(莫高窟的蝙蝠)、经鼠(藏经洞的鼹鼠)，各具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风度，刻画世态，凸露灵魂，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波诡云谲。这是一部新的神话，一支丰富的幻想曲。写的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却又充满了可能有的情，实际只是作者托物寓意、借景抒怀而已。正如杨牧自己说的：“文学是要虚构的，但，这是虚构又不是虚构。”
没有对事物作过深邃的探索，没有恢宏阔大的思想境界，没有驾驭艺术的能力，是不容易写出这样的作品，也不容易写得成功的。
章德益说过，介绍他结识诗的是瀚海，是天山，是篝火，是镢头，是青春，是理想。瀚海给了他的诗以风格与气质。大漠、天山、荒原，成了他喜欢吟咏的题材，他为我们展现出它们特有的风姿，和它们所特有的美。
《风的肖像》、《地球的译员》、《天空是会分娩的》，从这些诗题，你就可以体味到作者意象的驰骋，不是故意眩奇，而是探求不同于一般、而只属于作者自己的诗的努力。试看《我与大漠的形象》，大漠和我都设计着应该和自己相象的对方的形象，“于是，我的额头上，有了风沙的凿纹／于是，我的胸廓中，有了风暴的回响。”大漠呢，“于是，叶脉里，有了我的笑纹／于是，花粉里，有了我的幻想。”从侧面，从一个具有特征的角度，烘托出了开拓者的形象。
作者誓愿“能够做荒漠中的／第一张绿叶”，一角荒原，如“大漠万里的铁砧／托起我赤心的锻件，燃烧在砧面。”慷慨高歌，谱写着荒原的开拓的歌，播种者的歌。“一副马鞍，一副马镫，一条绳缰／组成了人世间最豪壮的生涯”，(《驭者》)“我多么向往这一／辽阔的人生，飞驰的生命，奔腾着的生涯。”胸中积储的，心里向往的，那苍凉、寥廓而又豪迈壮丽的情调，只有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方法才能表达于万一，作者正是力图寻找着这合拍的节奏。
从描写的内容、对象来说，周涛的集子具有更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特色，那广阔无垠的草原，那用潮湿的松枝燃起的篝火，那
生活给诗增加了诱人的力量，诗又给生活涂上了浓重的色彩。无论是写放鹰，写纵马，甚至象写《鸦群》这样枯燥的题材，作者都能展开他想象的翅膀，思路开扩奔逸，笔墨酣畅饱满，展现出新的意境。
让它高飞，这思想的大鸟、想象的雄禽！
背负太空，浩渺的天宇没有止境
腹垫雄风，温暖的人间生气熏熏
翅膀总要在起落升沉中变得强劲，
雷电疾风造就一副冒险的灵魂
《放鹰》有着庄子的大鹏的气概。而鸦群，“象一伙穿着绅土风衣的掮客／放肆地喧嚷，傲慢又愚蠢”它们“在灾难的温床上孵化／在死亡的废墟上蜕生”，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恶棍们的本质。“我甘愿是一匹竭力驰骋的奔马／失蹄于不可攀援的险峰”，“我愿手臂成为前进的路标／也决不在历史的长途上阻挡后人”，“岁月刻下每一笔皱纹／都是耐人寻味的人生辙印……”即使是写《对衰老的回答》吧，也充满激情，充满凝练的警句，充满积极的情愫。
……由于喜悦，信手写来，不免絮叨，却未必能将每一位青年诗人的特点说透。我只是在园圃里一路走一路欣赏着花的美丽。自然，在这个园圃里也不免有冗枝败叶，这里只能提一点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一、我们不断探索新的主题，新的意象，新的联想……这是重要的。但必要在一定的生活基础上，要合乎一定的逻辑！而不是为新奇而新奇，凭空臆造，毫无根据；更不能象断线的风筝，失去控制；不能支离破碎，失去联缀。与其如七宝楼台，徒然教人眼花缭乱，不如象蓬壁窑洞，朴质坚实的为美。我们有句老话：“与其奢也宁俭”，在某种意义上，未始不能作为我们的借鉴。
二、深入生活，如只着眼于生活的具体事象，满足于表面现象，或为琐事所囿，容易变得烦琐、平庸，怎样从中挖掘深意，提炼诗美，是值得我们致力的。另一种情况，如只着眼于抽象纵览，飘荡翱翔，无根无凭，水分远多于生活的油分，发展下去，也可能成为新的假、大、空的吧。
三、诗要耐人咀嚼，抒情中能得出理性的认识，警辟的语言里饱含有哲理。但这要自然，要水到渠成，而不是生拼硬凑，牛头不对马嘴。不点明而读者可以意会，可以获得启发而自加阐释。作者并不刻意追求箴诫，而能巧妙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读者自能从中得到体会，这应是诗的上乘。
(《袖珍诗丛·青年诗辑》第一辑(十册)，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