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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是一个甲子以前的往事，现在一想起来却依然那么清晰。说起自己和文学艺术的最初结缘，那还是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南昌市的一条小巷深处大房子里面的堂屋有“书场”，说书人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就开场说将开来。老祖母是“书场”的常客，每次花5分钱听完一段故事，或喜或悲，或感或叹，总要陪上一把眼泪回家，而且第二天还非要跟我们絮叨一番。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朦胧地意识到说书人的精彩表演——文学艺术原本会对一个人产生如此巨大的震撼力。
此后不久，在我住处的巷口摆出了一个小人书的书摊，只要付1分钱就可以坐在摊主的长条凳上看两本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于是一次看上10来本书便成了我的课后阅读习惯。千奇百怪的中外神话故事、林林总总的人物传奇、形形色色的演义，乃至当时流行的电影、小说，奇妙世界尽在眼前。虽说是囫囵吞枣，但对一个少年来说已经在连环画中找到了欢乐、奇特和迷幻，不由自主地萌发了对文学艺术的喜爱。
真正走近文学艺术这座迷人的金矿，那是我中学时代的事情。1956年我被保送进南昌二中学习，在这所名校度过了初中、高中宝贵的6年光阴。那时的南昌二中拥有一批才学超群的优秀教师，这些教师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深谙一条教育原理“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说话的艺术，同人交流的艺术”。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故事表演家，听他们讲课，你会觉得是一种享受。至今我们还能细说一些老师把讲台变成舞台的种种不俗表现，以及他们在学校联欢会上引吭高歌、激情朗诵、化妆表演的难忘情景。那时学校的课内外活动安排得精妙、得当，经常举办的各种文学作品讲座就是最吸引学生的一项。我和一群同学也就是在初中二三年级由老师指点开始阅读中外经典作品，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普希金、泰戈尔和曹雪芹、吴承恩、巴金、茅盾等一大批中外文学大师连同唐诗宋词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名著、名篇亲近，我们好像一下长大了，其时物资虽然匮乏，心气儿却提振了许多，我们像大学生一样时常围坐在学校对面八一公园的草坪上争相背诵名诗、名句、名段，近乎激烈地争辩着对各类作品的不同理解。学校还会经常举行作文、演讲、手抄报、黑板报和文艺表演的比赛，我到高中时已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自然是这些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我还充当过编剧、导演，把小说《红旗谱》改编成话剧在学校上演，我和班上大多数同学都上台扮演各种角色。此事成了学校一时的轰动新闻，多年以后一些师弟、师妹还饶有兴致地跟我提及这件事。也就在高一时，我的处女作，一篇纪实散文、一首诗歌在报纸上发表。也许这时候，我就可以加入“文艺青年”行列，但在那个纯真的年代，我与其他同学相比并无二致，仍然一样学习，一样参加勤工俭学的劳动，一样参加高考。
到了大学，我学的是中文专业，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就带有专业探究的色彩了，但在我身上依然找不到“文艺青年”“范儿”的踪影。记得我和同学们前去参加1964年的全省谷雨诗会，朗诵由我创作的长诗《洲上颂》，并获得文莽彦、蒋天佐等多位前辈诗人、作家的称道，而我们也依旧身着当时的标准“礼服”：上身是长袖白色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裤，脚穿一双解放鞋，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另类的装束，“文艺青年”的桂冠我们自己也不太愿意戴上，就连这首诗发表后得到的45元稿费，这在那时可是超过多少人一个月收入的数目，我却把它的大部分捐给系里当作高年级毕业茶话会的费用以及资助一位受伤的同学。这些行动丝毫没有“作秀”的意味，因为“视名利如浮云”和“皎皎者易污”正是那时大学生恪守的道德信条。
时过境迁，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才逐渐感到自己也曾是“文艺青年”，对于人生显得何其珍贵。我从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除教了半年书外，“从一而终”地做着教育书刊的编辑。起始阶段，我并没有太多自觉的认识，直到后来主持一家教育期刊社的工作，我才越发清醒察觉到青少年时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会对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和借鉴，它无疑是一种难得的“修炼”。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典范之作无不是对生命意义的阐发，对美好人性的颂扬，而教育期刊服务师生，正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心灵纯美、高尚；文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创作者不落窠臼，匠心独运，而期刊独有品牌的形成必须来自办刊人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文学艺术除了能造就个人优雅的气质外，还会使你乐于和人沟通，广结善缘，而编辑与读者、作者打交道必须善解人意，才可能知其心、全其志；一场得到人们赞许的文艺活动，需要组织者具有缜密、细致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而现代编辑应当具有文化意识、经营意识，以及在市场上聪敏博弈的本领……正是由于文学艺术天长日久的滋养，我才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了别样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解。我和当时的同事们一起制订和执行“3个100”的修身养性计划，每个中青年编辑在工作期间读100本名著并尽可能写出读书笔记，背诵100首名诗、名词（或名人名言），独立撰写、发表100篇文章。同时，创建“刊林红叶”丛书，支持编辑和经营人员著书立说。一个当年的“文艺青年”着力营造一个团队尊崇文化的氛围。正因为如此，在我任职期间，我和我的同事获得了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梁衡的赞许，说我们素质高、有作为。其时，我们连续取得了《教师博览》《小学生之友》《高中生之友》等3个刊物公开发行的国内统一刊号，一度在国内期刊界传为美谈。
退休至今，我除了重读名著、吟诵诗词外，还用平生握惯的笔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所忆，心有所动，情见于词，虽无令人瞩目的成就可言，倒也因为有了一种纯净的寄托和追求，着实觉得悠然潇洒、乐在其中。
对文学艺术的钟爱、依恋，那是我永不衰老的情愫。
责编/木艮
此后不久，在我住处的巷口摆出了一个小人书的书摊，只要付1分钱就可以坐在摊主的长条凳上看两本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于是一次看上10来本书便成了我的课后阅读习惯。千奇百怪的中外神话故事、林林总总的人物传奇、形形色色的演义，乃至当时流行的电影、小说，奇妙世界尽在眼前。虽说是囫囵吞枣，但对一个少年来说已经在连环画中找到了欢乐、奇特和迷幻，不由自主地萌发了对文学艺术的喜爱。
真正走近文学艺术这座迷人的金矿，那是我中学时代的事情。1956年我被保送进南昌二中学习，在这所名校度过了初中、高中宝贵的6年光阴。那时的南昌二中拥有一批才学超群的优秀教师，这些教师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深谙一条教育原理“教育的艺术首先包括说话的艺术，同人交流的艺术”。他们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故事表演家，听他们讲课，你会觉得是一种享受。至今我们还能细说一些老师把讲台变成舞台的种种不俗表现，以及他们在学校联欢会上引吭高歌、激情朗诵、化妆表演的难忘情景。那时学校的课内外活动安排得精妙、得当，经常举办的各种文学作品讲座就是最吸引学生的一项。我和一群同学也就是在初中二三年级由老师指点开始阅读中外经典作品，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普希金、泰戈尔和曹雪芹、吴承恩、巴金、茅盾等一大批中外文学大师连同唐诗宋词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和名著、名篇亲近，我们好像一下长大了，其时物资虽然匮乏，心气儿却提振了许多，我们像大学生一样时常围坐在学校对面八一公园的草坪上争相背诵名诗、名句、名段，近乎激烈地争辩着对各类作品的不同理解。学校还会经常举行作文、演讲、手抄报、黑板报和文艺表演的比赛，我到高中时已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自然是这些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我还充当过编剧、导演，把小说《红旗谱》改编成话剧在学校上演，我和班上大多数同学都上台扮演各种角色。此事成了学校一时的轰动新闻，多年以后一些师弟、师妹还饶有兴致地跟我提及这件事。也就在高一时，我的处女作，一篇纪实散文、一首诗歌在报纸上发表。也许这时候，我就可以加入“文艺青年”行列，但在那个纯真的年代，我与其他同学相比并无二致，仍然一样学习，一样参加勤工俭学的劳动，一样参加高考。
到了大学，我学的是中文专业，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就带有专业探究的色彩了，但在我身上依然找不到“文艺青年”“范儿”的踪影。记得我和同学们前去参加1964年的全省谷雨诗会，朗诵由我创作的长诗《洲上颂》，并获得文莽彦、蒋天佐等多位前辈诗人、作家的称道，而我们也依旧身着当时的标准“礼服”：上身是长袖白色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裤，脚穿一双解放鞋，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另类的装束，“文艺青年”的桂冠我们自己也不太愿意戴上，就连这首诗发表后得到的45元稿费，这在那时可是超过多少人一个月收入的数目，我却把它的大部分捐给系里当作高年级毕业茶话会的费用以及资助一位受伤的同学。这些行动丝毫没有“作秀”的意味，因为“视名利如浮云”和“皎皎者易污”正是那时大学生恪守的道德信条。
时过境迁，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才逐渐感到自己也曾是“文艺青年”，对于人生显得何其珍贵。我从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除教了半年书外，“从一而终”地做着教育书刊的编辑。起始阶段，我并没有太多自觉的认识，直到后来主持一家教育期刊社的工作，我才越发清醒察觉到青少年时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会对日后的工作、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启迪和借鉴，它无疑是一种难得的“修炼”。这是因为文学艺术的典范之作无不是对生命意义的阐发，对美好人性的颂扬，而教育期刊服务师生，正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心灵纯美、高尚；文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创作者不落窠臼，匠心独运，而期刊独有品牌的形成必须来自办刊人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文学艺术除了能造就个人优雅的气质外，还会使你乐于和人沟通，广结善缘，而编辑与读者、作者打交道必须善解人意，才可能知其心、全其志；一场得到人们赞许的文艺活动，需要组织者具有缜密、细致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而现代编辑应当具有文化意识、经营意识，以及在市场上聪敏博弈的本领……正是由于文学艺术天长日久的滋养，我才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了别样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解。我和当时的同事们一起制订和执行“3个100”的修身养性计划，每个中青年编辑在工作期间读100本名著并尽可能写出读书笔记，背诵100首名诗、名词（或名人名言），独立撰写、发表100篇文章。同时，创建“刊林红叶”丛书，支持编辑和经营人员著书立说。一个当年的“文艺青年”着力营造一个团队尊崇文化的氛围。正因为如此，在我任职期间，我和我的同事获得了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梁衡的赞许，说我们素质高、有作为。其时，我们连续取得了《教师博览》《小学生之友》《高中生之友》等3个刊物公开发行的国内统一刊号，一度在国内期刊界传为美谈。
退休至今，我除了重读名著、吟诵诗词外，还用平生握惯的笔写下自己的所感、所思、所忆，心有所动，情见于词，虽无令人瞩目的成就可言，倒也因为有了一种纯净的寄托和追求，着实觉得悠然潇洒、乐在其中。
对文学艺术的钟爱、依恋，那是我永不衰老的情愫。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