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了学券制(schoolvoucher)，建议把竞争引入公立学校体系，在学券的流动中实现优胜劣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在美国才有比较重要的进展，并在世界多个国家推行，成为引进竞争机制转变政府教育管理方式的有效政策工具。
弗里德曼的学券制的本义是指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不再受学区的限制，而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
人们将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模式称为自由市场模式(Liberal Market Approach)，该模式具有以下五个特点：教育券应该在全国的范围内发行，面向所有的家长，在任何私立和公立的学校流通，教育券的面值足以支付高质量的教育费用，赋予家长和学校完全的择校自由。
根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国家实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我国它也该根据我国的国情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如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熊全龙通过在美国的考察，为了解决长兴县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开始实施教育券，把教育券的功能与长兴县的实际相结合，拓展了它的功能。教育券的功能主要有：
1 激活民办教育——解决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与教育资源的不足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教育多样化需求与教育资源有限的矛盾，为了进一步挖掘现有社会中各种教育资源的潜力，有效地增加教育投入，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受教育、选择学校、选择教育内容的机会，需要一种政策来激活民办教育。
近年来，长兴县的教育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虽然出现了民办教育，但民办学校尚处于弱势地位。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提升民办学校教育地位，解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据陈晓宇、良锟德推算，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的供给——需求缺口为437亿元，为此推出了教育券来扶持民办教育。这一举措可以说是让民办学校享受了一回“国民待遇”。同时，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法(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经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为长兴县教育局给民办学校发放教育券的做法找到了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说，政府的公共财政经费来自全民的纳税，所有的纳税人及其子女，不管就读于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都有享受公共教育经费的权利。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实施，激活了民办教育，激发了外来资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2001年长兴县成功引进外来资金4500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万元与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新建了股份制形式的华盛虹溪中学。目前，由圣特沃花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1.3亿元的“昆中国际学校”正在兴建中，南京聚恒集团规划投入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难怪北师大的一位教授预言：“长兴民办教育的繁荣指日可待”。一张小小的教育券，并不增加太多的财政负担，但却促进民间教育资金投入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与现有的教育资源有限的矛盾。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2 扶持职业教育——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问题与不愿选择职业教育的矛盾
十六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陈至立部长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一种长远、积极的就业支持政策。”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
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考普高才是唯一的出路，没有根据学生的个人特长来设计学生的未来。而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去读普通高中考大学是不现实的，很多学生文化课成绩不好，但动手能力很强，硬去考普高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对人才也是一种浪费，不如通过读职业高中考高职类学校，或在学到一技之长后直接就业。另外，在当今的就业市场上，技术工人特别紧缺，很多家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长兴县教育局却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大力发展长兴县的职业技术教育，鼓励学生就读职业技术学校，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长兴县教委从政策上予以倾斜。2001年5月10日，长兴县教委出台了《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为了鼓励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报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2001年招生时使用教育券，学生凭券可抵交人民币300元”。长兴县的学生只要是就读职业技术学校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带来的好处。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为了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问题及老百姓不愿选择职业学校教育的矛盾，就采取了“财政拨款优于普通高中、学生奖学金高于普通高中、收取学费低于普通高中”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长兴县的教育券通过资助就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得政府在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调控、解决市场调节失灵的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资助贫困生——解决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不公平的矛盾
扶贫助学是政府要做的一件事，也是现阶段教育中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并花大力气做好这项工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补助那些因特殊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就学费用供给来源，无力支付必要的就学费用或因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特别困难的长兴县中小学生，长兴县教委专门成立了贫困学生助学基金会，资助金以“贫困学生助学金教育券”的形式发给补助对象，学生用该券抵交学校的书杂费。之所以改变传统的发放现金的做法，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现金被移做它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资助金，常会出现学生没有拿钱去读书，钱被贫困户拿去买农药、种子、化肥等，结果学生还是因贫困而没钱读书。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只有在学生到校后，才能在交学费时享受这笔补贴，使得这笔款项落到实处。规范了贫困助学金的管理，保证了专款专用，形成了“贫有所帮、难有所助、弱有所依、学有所读”的良好氛围。2001年全县共有351名贫困生，没有一个因贫困而辍学。
当前教育券的功能可分为两种：
(1)无排富性(也称弗里德曼模式)。主张给所有的适龄儿童以等值面额的教育券，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以促成自由的教育市场。因为开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场可以提高学校的功能。
(2)排富性(也成詹克斯模式)。他认为上一种模式无法体现教育的公平原则。主张只给低收入或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以特殊的补助。昆斯一许格曼模式也认为：应该按学生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发给不同面额的教育券，才能使经济资源达到較为公平的分配。政府应该制定一些基本的标准来规范接受教育券的学校。长兴县对贫困生的资助明显不同于弗里德曼的教 育券的模式特点，它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采取了类似于排富性(即詹克斯模式)，使得贫困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承担起调节社会公平的责任，这也是长兴县教育券的又一重要功能。
4 帮助流动人口子女——解决城市化进程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矛盾
20世纪90时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的时期，使得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从而出现了城市化进程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一些经济大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此类问题。
在35万外来人口冲击深圳现行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深圳市实验小学校长金如式在政协会议上指出：“建立政府对入学学生发放教育券的制度”：户籍人口子女凭其户籍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教育券，他们到各个学校入学时，就向各个学校同时交上教育券；非户籍人口子女凭其父母在深圳纳税情况的纪录，达到一定的数额也由政府发给教育券，他們到各学校上学时同样交上自己的教育券；同时，因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其交纳金额没有达到规定的数额而拿不到政府发放的教育券的非户籍人口子女，可以到政府有关部门购买教育券。
因此，在深圳政协会议上，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推广“教育券”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该作为国家的一种福利，使每位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充分享受。
浙江省杭州市根据民工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差，主要来自经济落后的地区，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情况，“从1999年至今，共举办了4所民工子弟学校，其种3所是公办民助性质，1所是民办性质，在校就读的民工子女约有3500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洪宇代表建议：将义务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改为“教育支票制”。政府将教育拨款以“教育支票”的形式，实行教育机构按人头拨款制度，一次性直接拨给学生，以完成全过程的义务教育。“教育支票”可以送交任何一个教育机构，不受地点、学校所有制形式和学校类型的限制。
在“九五"国家重点规划中，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曲恒昌的一个课题内容之一就是城市打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当时，他就提出了教育券的问题。
能否通过发放教育券来解决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同样值得流动人口比较集中地区认真探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侯靖方曾撰文提出过这一建议，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委托某个机构(如户籍管理部门)向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学生发放一定面值的教育券，吸纳民工子女的学校可凭其收取的教育券向有关部门领取等值的专款补充办学费用。教育券的经费来源可采用政府财政拨一点、外来人口出一点、用人单位筹一点的办法来解决。
5 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困境的有效手段
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最近专程去长兴进行教育券制度的调研。他撰文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困境的解决，可考虑“学券制”。在他看来，国民教育的钱最终由国民来承担，但不同的方法办教育，效率有天上地下的差别，“筹款”的数目和难度也截然不同。所以，改善农村教育的第一件事是增加农民家长的选择权，因此，他认为学券制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具体做法是：所有公共资源量化到“学券”，发到家长手里，家长可以向选中的学校交出“学券”，学校“凭券”到政府兑现现金。
6 开发幼儿教育——解决幼儿早期智力投资与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是儿童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起点公平。在教育民主化的浪潮中，从学前教育开始，让不分阶层、文化背景的儿童能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各国共同的理想。而现实社会中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社会分层。为了解决教育民主化与教育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文化背景差、贫困或单亲家庭及各种社会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类似于教育券的政策，以补偿这些儿童因家庭照顾和教育不足而带来的发展缺失。
美国从1955年开始实施为儿童提供补偿教育的“开端计划”(Project Head Start)。
1982年法国制定了“优先教育区”政策，对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不利的儿童予以更大的帮助，以使达到国家规定的水平。
日本重视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普及教育，其中包括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普及教育。另外实行“幼儿津贴”，作为福利发给儿童家庭，采取“排富性”和“分层补助”的方式。
英国1996年开始实行幼儿教育券计划，后又改名为“早期发展计划”，补助的精神与金额不变。
意大利对幼儿教育的补助方式采取照顾低收人家庭的政策，根据家庭收入分层补贴。
以上这些国家实施的教育券基本都是“排富性”的，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我国台北市近年来也已开始实行非排富性的幼儿教育券政策，其主要目的似乎更着重于解决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幼教经费过少的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调整国家政策发展对社会环境不利的幼儿的早期教育，提高这些儿童的入园，入学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据悉，上海有的地方教育券已开始用在幼儿教育上，可以说是为解决幼儿教育的民主化与社会分层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7 落实师资培训——解决现有师资培训走过场与教师迫切需要更新知识之间的矛盾
教师是学校走教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生力军，教师资源是学校发展的宝贵资源，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始终是学校的一项主要任务，党和国家历来把师资队伍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现代社会使人的知识每五年就需要进一步更新，否则就会落伍，作为特殊职业的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时他们的知识储备必须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要求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职业要专业化。而这一切都要通过教师的继续再教育来实现，因此，师资培训的质量和效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推出了教师教育券，这在全国还是首发，它与针对学生的教育券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是一张大小相当于5元人民币的纸币，“教师教育券”赫然入目。首批教育券分1课时、3课时两种，5课时相当于5元人民币，跟市场1课时的价格相近，持有它的教师可免费选择适合自己的进修学院。参加“上城区新世纪教师成长工程首期初中教育培训班”的老师共有1000多名，他们每人得到18课时的教育券，这也是教育部门规定的一个学期内教师接受培训的最低要求。持教育券的老师可以到浙江省教育厅和上城区教育进修学校认可的任何一家合格的教育培训机构接受教育。笔者也曾做过教师，参加过师资培训，但感觉收获不大。原因可能是-必须到教育部门指定的进修学院学习，对于不愁生源的进修学院来说，教育质量的好坏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提供的“服务”与教师所要求的“服务”往往不一致。因此，出现了“政 府出了钱办不好事，培训学校无压力、服务无质量、教师走过场”的局面，无法满足教师希望更新自己知识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愿望。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何不通过教师教育券，把选择的权力交给教师，教师凭教育券换取一定的经费，让他们自主地选择所愿意的培训学校，接受对他们自身发展有利的课程培训，从而提高师资水平，又使的培训学校在竞爭面前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教育的多样化需求，需要在教育制度的设计上有所创新。
另外，培训农村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低下的矛盾；培训下岗职工——解决下岗职工年龄大、素质低与再就业困难之间的矛盾；培训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外来务工人员情况复杂与城市就业要求条件高之间的矛盾，教育券在这些方面也可以发挥它独到的功能。
当今社会是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发表的重要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指出：“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特别强调两个基本观念：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教育券的出现可以为我们解决学习化社会中出现的后面几种矛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选择。笔者希望有胆识的改革者能把这一改革措施应用到实践中，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于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功能意义，笔者认为它能够促进教育选择，推动教育竞争，体现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
浙江大学吴华教授指出：教育券提出了国家农村政策调整的重大方向，传播了公共管理的新理念，揭示了公共教育财政新的运行模式，为适应“WTO”国民待遇规则提供了政策途径。
正如《教育研究》杂志主编高宝立先生在2003年于浙江大学举办的“中国‘教育券’、教育选择与教育公平高级研讨会”上指出的，“教育券制度是在我国目前教育发展背景下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值得试验和推广。”他还建议各地的教育行政领导应尽快把这一改革的举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笔者赞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董事长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对教育券能解决的问题，要让其功能充分发挥，教育券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解决。
参考文献
1 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4
2 侯靖方，流动的花朵也需要浇水——关于做好民工子女教育的思考[N].中国教育报，2002.1.11
3 熊全龙中国教育券制度的实践与探索[M].香港：中国教育出版社，2003
弗里德曼的学券制的本义是指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即教育券)发给每位学生，家长可为子女选择任何学校就读，不再受学区的限制，而学校把所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现金，用以支付办学费用。
人们将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模式称为自由市场模式(Liberal Market Approach)，该模式具有以下五个特点：教育券应该在全国的范围内发行，面向所有的家长，在任何私立和公立的学校流通，教育券的面值足以支付高质量的教育费用，赋予家长和学校完全的择校自由。
根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国家实施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我国它也该根据我国的国情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如浙江省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熊全龙通过在美国的考察，为了解决长兴县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开始实施教育券，把教育券的功能与长兴县的实际相结合，拓展了它的功能。教育券的功能主要有：
1 激活民办教育——解决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与教育资源的不足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教育多样化需求与教育资源有限的矛盾，为了进一步挖掘现有社会中各种教育资源的潜力，有效地增加教育投入，为更多的青少年提供受教育、选择学校、选择教育内容的机会，需要一种政策来激活民办教育。
近年来，长兴县的教育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虽然出现了民办教育，但民办学校尚处于弱势地位。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提升民办学校教育地位，解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据陈晓宇、良锟德推算，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的供给——需求缺口为437亿元，为此推出了教育券来扶持民办教育。这一举措可以说是让民办学校享受了一回“国民待遇”。同时，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法(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了“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经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为长兴县教育局给民办学校发放教育券的做法找到了法律依据。从法理上说，政府的公共财政经费来自全民的纳税，所有的纳税人及其子女，不管就读于公办还是民办学校，都有享受公共教育经费的权利。长兴县教育券制度的实施，激活了民办教育，激发了外来资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2001年长兴县成功引进外来资金4500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万元与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新建了股份制形式的华盛虹溪中学。目前，由圣特沃花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1.3亿元的“昆中国际学校”正在兴建中，南京聚恒集团规划投入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难怪北师大的一位教授预言：“长兴民办教育的繁荣指日可待”。一张小小的教育券，并不增加太多的财政负担，但却促进民间教育资金投入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教育的多样化需求与现有的教育资源有限的矛盾。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2 扶持职业教育——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问题与不愿选择职业教育的矛盾
十六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陈至立部长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一种长远、积极的就业支持政策。”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之重要。
然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考普高才是唯一的出路，没有根据学生的个人特长来设计学生的未来。而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去读普通高中考大学是不现实的，很多学生文化课成绩不好，但动手能力很强，硬去考普高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对人才也是一种浪费，不如通过读职业高中考高职类学校，或在学到一技之长后直接就业。另外，在当今的就业市场上，技术工人特别紧缺，很多家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长兴县教育局却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大力发展长兴县的职业技术教育，鼓励学生就读职业技术学校，以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长兴县教委从政策上予以倾斜。2001年5月10日，长兴县教委出台了《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为了鼓励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报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2001年招生时使用教育券，学生凭券可抵交人民币300元”。长兴县的学生只要是就读职业技术学校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带来的好处。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政府为了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问题及老百姓不愿选择职业学校教育的矛盾，就采取了“财政拨款优于普通高中、学生奖学金高于普通高中、收取学费低于普通高中”的宏观调控政策，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长兴县的教育券通过资助就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得政府在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调控、解决市场调节失灵的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资助贫困生——解决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不公平的矛盾
扶贫助学是政府要做的一件事，也是现阶段教育中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并花大力气做好这项工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补助那些因特殊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就学费用供给来源，无力支付必要的就学费用或因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特别困难的长兴县中小学生，长兴县教委专门成立了贫困学生助学基金会，资助金以“贫困学生助学金教育券”的形式发给补助对象，学生用该券抵交学校的书杂费。之所以改变传统的发放现金的做法，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现金被移做它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资助金，常会出现学生没有拿钱去读书，钱被贫困户拿去买农药、种子、化肥等，结果学生还是因贫困而没钱读书。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只有在学生到校后，才能在交学费时享受这笔补贴，使得这笔款项落到实处。规范了贫困助学金的管理，保证了专款专用，形成了“贫有所帮、难有所助、弱有所依、学有所读”的良好氛围。2001年全县共有351名贫困生，没有一个因贫困而辍学。
当前教育券的功能可分为两种：
(1)无排富性(也称弗里德曼模式)。主张给所有的适龄儿童以等值面额的教育券，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以促成自由的教育市场。因为开放的、自由的教育市场可以提高学校的功能。
(2)排富性(也成詹克斯模式)。他认为上一种模式无法体现教育的公平原则。主张只给低收入或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以特殊的补助。昆斯一许格曼模式也认为：应该按学生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发给不同面额的教育券，才能使经济资源达到較为公平的分配。政府应该制定一些基本的标准来规范接受教育券的学校。长兴县对贫困生的资助明显不同于弗里德曼的教 育券的模式特点，它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采取了类似于排富性(即詹克斯模式)，使得贫困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承担起调节社会公平的责任，这也是长兴县教育券的又一重要功能。
4 帮助流动人口子女——解决城市化进程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矛盾
20世纪90时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的时期，使得东南沿海及一些大城市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从而出现了城市化进程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一些经济大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此类问题。
在35万外来人口冲击深圳现行教育体制的大背景下，深圳市实验小学校长金如式在政协会议上指出：“建立政府对入学学生发放教育券的制度”：户籍人口子女凭其户籍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教育券，他们到各个学校入学时，就向各个学校同时交上教育券；非户籍人口子女凭其父母在深圳纳税情况的纪录，达到一定的数额也由政府发给教育券，他們到各学校上学时同样交上自己的教育券；同时，因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其交纳金额没有达到规定的数额而拿不到政府发放的教育券的非户籍人口子女，可以到政府有关部门购买教育券。
因此，在深圳政协会议上，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推广“教育券”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该作为国家的一种福利，使每位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充分享受。
浙江省杭州市根据民工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差，主要来自经济落后的地区，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情况，“从1999年至今，共举办了4所民工子弟学校，其种3所是公办民助性质，1所是民办性质，在校就读的民工子女约有3500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洪宇代表建议：将义务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改为“教育支票制”。政府将教育拨款以“教育支票”的形式，实行教育机构按人头拨款制度，一次性直接拨给学生，以完成全过程的义务教育。“教育支票”可以送交任何一个教育机构，不受地点、学校所有制形式和学校类型的限制。
在“九五"国家重点规划中，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曲恒昌的一个课题内容之一就是城市打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当时，他就提出了教育券的问题。
能否通过发放教育券来解决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同样值得流动人口比较集中地区认真探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侯靖方曾撰文提出过这一建议，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委托某个机构(如户籍管理部门)向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学生发放一定面值的教育券，吸纳民工子女的学校可凭其收取的教育券向有关部门领取等值的专款补充办学费用。教育券的经费来源可采用政府财政拨一点、外来人口出一点、用人单位筹一点的办法来解决。
5 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困境的有效手段
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最近专程去长兴进行教育券制度的调研。他撰文指出，农村义务教育困境的解决，可考虑“学券制”。在他看来，国民教育的钱最终由国民来承担，但不同的方法办教育，效率有天上地下的差别，“筹款”的数目和难度也截然不同。所以，改善农村教育的第一件事是增加农民家长的选择权，因此，他认为学券制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具体做法是：所有公共资源量化到“学券”，发到家长手里，家长可以向选中的学校交出“学券”，学校“凭券”到政府兑现现金。
6 开发幼儿教育——解决幼儿早期智力投资与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是儿童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起点公平。在教育民主化的浪潮中，从学前教育开始，让不分阶层、文化背景的儿童能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各国共同的理想。而现实社会中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社会分层。为了解决教育民主化与教育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文化背景差、贫困或单亲家庭及各种社会处境不利的儿童，提供类似于教育券的政策，以补偿这些儿童因家庭照顾和教育不足而带来的发展缺失。
美国从1955年开始实施为儿童提供补偿教育的“开端计划”(Project Head Start)。
1982年法国制定了“优先教育区”政策，对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不利的儿童予以更大的帮助，以使达到国家规定的水平。
日本重视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普及教育，其中包括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普及教育。另外实行“幼儿津贴”，作为福利发给儿童家庭，采取“排富性”和“分层补助”的方式。
英国1996年开始实行幼儿教育券计划，后又改名为“早期发展计划”，补助的精神与金额不变。
意大利对幼儿教育的补助方式采取照顾低收人家庭的政策，根据家庭收入分层补贴。
以上这些国家实施的教育券基本都是“排富性”的，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我国台北市近年来也已开始实行非排富性的幼儿教育券政策，其主要目的似乎更着重于解决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幼教经费过少的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调整国家政策发展对社会环境不利的幼儿的早期教育，提高这些儿童的入园，入学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据悉，上海有的地方教育券已开始用在幼儿教育上，可以说是为解决幼儿教育的民主化与社会分层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7 落实师资培训——解决现有师资培训走过场与教师迫切需要更新知识之间的矛盾
教师是学校走教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生力军，教师资源是学校发展的宝贵资源，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始终是学校的一项主要任务，党和国家历来把师资队伍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现代社会使人的知识每五年就需要进一步更新，否则就会落伍，作为特殊职业的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时他们的知识储备必须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要求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职业要专业化。而这一切都要通过教师的继续再教育来实现，因此，师资培训的质量和效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推出了教师教育券，这在全国还是首发，它与针对学生的教育券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是一张大小相当于5元人民币的纸币，“教师教育券”赫然入目。首批教育券分1课时、3课时两种，5课时相当于5元人民币，跟市场1课时的价格相近，持有它的教师可免费选择适合自己的进修学院。参加“上城区新世纪教师成长工程首期初中教育培训班”的老师共有1000多名，他们每人得到18课时的教育券，这也是教育部门规定的一个学期内教师接受培训的最低要求。持教育券的老师可以到浙江省教育厅和上城区教育进修学校认可的任何一家合格的教育培训机构接受教育。笔者也曾做过教师，参加过师资培训，但感觉收获不大。原因可能是-必须到教育部门指定的进修学院学习，对于不愁生源的进修学院来说，教育质量的好坏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提供的“服务”与教师所要求的“服务”往往不一致。因此，出现了“政 府出了钱办不好事，培训学校无压力、服务无质量、教师走过场”的局面，无法满足教师希望更新自己知识成为研究型教师的愿望。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何不通过教师教育券，把选择的权力交给教师，教师凭教育券换取一定的经费，让他们自主地选择所愿意的培训学校，接受对他们自身发展有利的课程培训，从而提高师资水平，又使的培训学校在竞爭面前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教育的多样化需求，需要在教育制度的设计上有所创新。
另外，培训农村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低下的矛盾；培训下岗职工——解决下岗职工年龄大、素质低与再就业困难之间的矛盾；培训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外来务工人员情况复杂与城市就业要求条件高之间的矛盾，教育券在这些方面也可以发挥它独到的功能。
当今社会是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发表的重要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指出：“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特别强调两个基本观念：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教育券的出现可以为我们解决学习化社会中出现的后面几种矛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选择。笔者希望有胆识的改革者能把这一改革措施应用到实践中，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于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功能意义，笔者认为它能够促进教育选择，推动教育竞争，体现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
浙江大学吴华教授指出：教育券提出了国家农村政策调整的重大方向，传播了公共管理的新理念，揭示了公共教育财政新的运行模式，为适应“WTO”国民待遇规则提供了政策途径。
正如《教育研究》杂志主编高宝立先生在2003年于浙江大学举办的“中国‘教育券’、教育选择与教育公平高级研讨会”上指出的，“教育券制度是在我国目前教育发展背景下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值得试验和推广。”他还建议各地的教育行政领导应尽快把这一改革的举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笔者赞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董事长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对教育券能解决的问题，要让其功能充分发挥，教育券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解决。
参考文献
1 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4
2 侯靖方，流动的花朵也需要浇水——关于做好民工子女教育的思考[N].中国教育报，2002.1.11
3 熊全龙中国教育券制度的实践与探索[M].香港：中国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