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谷奇谋可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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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有这么一段资料:
  (魏)延每随(诸葛)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这段资料下作了详细引注:
  《魏略》曰:夏侯茂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日:“闻夏侯茂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成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这便是关于著名的子午谷奇谋的全部记载资料。
  ?筵 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可信吗
  关于子午谷奇谋的记载,以《魏略》最为详尽。但是,《魏略》这部书,却是在魏晋之际,由魏郎中鱼豢秉承统治中原的司马氏集团旨意而著述史事的(类似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王沈的《魏书》等)。在他们所保存或加工过的中原传说里,诸葛亮是受到了严重的诬罔和歪曲的。
  诸葛亮在世时,“声烈震于遐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地区的人民对他深切怀念,形成了许多故事传说。陈寿在诸葛亮去世40年后的《上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表明这些传说都是歌颂性的。而在司马氏集团统治的中原地区,则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利用诸葛亮的社会影响来笼络蜀人;另一方面又在思想上、宣传上,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魏略》正是这样的著作。
  在《魏略》中,诸葛亮被描绘成一个以游说而求进身的策士,他自行往樊城求见刘备。故事十分荒诞,毫无史实根据,所以裴松之驳斥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魏略》记载了许多诸葛亮的异闻,都经不住史实考证。如说:刘备败于小沛,其子刘禅失散窜入汉中,卖为刘括养子,娶妇生子,后来简舍人使汉中,刘禅往见,遂由张鲁送诣益州,立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这哪里是事实呢?不过是贬诬刘禅卑贱而以炫耀魏晋之主,描写后主甘作傀儡而诸葛亮则为独揽朝政的专制权臣。
  关于诸葛亮针对魏国的北伐,魏人当然是不愉快的,所幸诸葛亮没有成功,这就为他们嘲讽诸葛亮提供了可能。《魏略》就讥斥诸葛亮的北伐是“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更称说,自以为能。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那么,这种“史书”所记的子午谷奇谋又怎么可能让人相信呢?
  《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记载:“初,太祖(曹操)以女妻(夏侯)术■,即清河公主也。茂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魏略》也说:“■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曹丕)少与■亲,及即位,以为安西将军、持节,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与曹操之子曹丕一并长大,又为曹操女婿的夏侯■,到曹操孙子曹睿为帝时,还能说是“少”吗?何况诸葛亮于建兴五年(227年)上《出师表》后,即率军北驻汉中,又怎会在南郑召开军事会议,让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呢?即使有此会,魏延有此议,必然也是军事机密,又怎会泄露于外人知之呢?
  虽然《三国志》魏延本传记载有魏延请兵与诸葛亮会于潼关之事,但这是“每随亮出”,即经常提出的建议,并不明确表示为子午谷奇谋。倘若没有注引《魏略》的资料,是不会将其理解为子午谷奇谋的。因此,《魏略》的记载是孤证,不足以证明有子午谷奇谋;加之《魏略》关于蜀汉的记载多不可信,子午谷奇谋的历史真实性也就相当令人怀疑了。
  ?筵 子午谷奇谋是如何产生的
  历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公推由蜀入晋的史学家陈寿的评论较为公允。他既高度赞扬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同时又公正地指出其战争指挥能力有所不足。陈寿经过广泛搜集和系统研究诸葛亮著作及有关资料后,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评论中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又说:“然(诸葛)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军政才能长短得失的权衡结果是:政治优于军事;而在军事上也不是无所可取,只不过是用谋打仗不如军务管理与建设。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可谓历史之公论。
  以所取得的业绩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他的政治才能,何况诸葛亮所主持的军事活动又主要是针对魏国的,而且是长期与被尊为晋宣王的司马懿相对峙。由魏入晋又征服了蜀汉的晋朝包括陈寿在内的史学家,在涉及这段历史时必然有所忌讳,不能贬低司马氏,不能过分宣扬诸葛亮,甚至有意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贬低,便成为这一时期历史书籍的特点。
  秉承司马氏旨意著述史书,对诸葛亮进行严重诬罔和歪曲的史书,除鱼豢的《魏略》外,突出的还有司马彪的《九州春秋》和王沈的《魏书》。王沈在《魏书》中,写诸葛亮之死:“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裴松之在引注后就指出,所谓“军败呕血”而死之说,完全是“因亮自亡而自夸大”的“虚记”。当时,诸葛亮在渭滨,司马懿“蹑迹”,胜败未定;又诸葛亮亦非入谷而卒,乃是蜀人入谷发其丧。裴松之因此说:“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可见,魏人关于诸葛亮的记载是何等地不可信。
  《魏略》之所以要记载下子午谷奇谋这条虚有的资料,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宣传上去尽量贬低和歪曲诸葛亮,以缩小他的影响。看,诸葛亮的北伐,本来就是以小国之弱兵而征大国强兵,取胜的唯一可能就是子午谷奇谋,可是“奇谋为短”的诸葛亮怎么会有如此胆量呢?他因为“怯”,所以认为此计“悬危”,不敢采纳,坚持从坦道渐进的方式。他的军事活动当然也就只有以失败告终了。   可以肯定,类似子午谷奇谋这样贬低诸葛亮军事能力的传说,在魏国一定还有,不然,被称为“良史”的陈寿也不会在《三国志》中写下魏延欲与诸葛亮“异道会于潼关”的记载。只是,陈寿的记载并非特指子午谷奇谋,而是魏延多次建议分兵合围;而经裴松之加注《魏略》的资料后,就必然理解为对子午谷奇谋的特指了。
  ?筵 子午谷奇谋真的可行吗
  即使子午谷奇谋真如《魏略》所记载的那样,倘若诸葛亮采纳了,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呢?尤其是由于诸葛亮的北伐毕竟最终未能取得成功,后世许多为诸葛亮出师未捷的惋惜者,更容易感叹诸葛亮为何不试此“奇谋”。
  但是,诸葛亮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并非陈寿所说的“奇谋为短”,也不是魏延所说的“怯”,而是认为此计太“悬危”,这是有原因的。在这之前,就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被司马懿擒斩之事,打乱了诸葛亮在上庸开辟伐魏东线战线,两路出兵征魏的计划。首次北伐,又因违众错用马谡而不用宿将魏延、吴懿为前锋,导致初出祁山的严重失败。诸葛亮本是刘备在政治上的“股肱”,没有指挥过大战,况且又有关羽、刘备先后因冒进而失败的前车之鉴,必然使他在军事指挥上格外谨慎而考虑再三。
  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妥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正因为此,所以司马懿观诸葛亮营垒后,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也”。从蜀汉的实际国力与军力而言,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强大的魏国的军事力量。倘若夏侯茂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后世责难诸葛亮不用子午谷奇谋者,多以为一个军事家不能非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去进攻,只要有百分之六十的希望就可以一试锋芒了。这个道理用到一生谨慎的诸葛亮身上,是不起作用的。蜀汉国小民少,兵员不多,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更何况诸葛亮“约己爱民”,对士兵也极其爱惜。在第一次北伐退兵后,有人因收姜维,并掠得数千民众还蜀,来向诸葛亮祝贺时,诸葛亮就皱着眉头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由此可见,诸葛亮用兵岂能在把握不大的情况下,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品?惜兵慎战,这应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兼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也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邰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备;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大约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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