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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档案馆特藏室里，珍藏着一封1963年1月3日贺龙给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亲笔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请张平化书记替他打听已故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卢冬生的哥哥卢炳夷及其家人的近况。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向省委第一书记写信，替已故战友寻找亲人，事情非同一般。那么，卢冬生同贺龙是什么关系？贺龙为什么要打听卢冬生亲属的下落？这里面藏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献身革命，烈士英名垂青史
卢冬生，1908年4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七都一甲史家坳，因家境贫寒，7岁便到陈赓家当牧童。
1926年，18岁的卢冬生离家从军，随唐生智部北伐到武汉时，遇到同在唐部且任直属特务营营长的陈赓。此时的陈赓已有5年中共党龄，他深知卢冬生出身贫苦，为人憨厚，忠实可靠，遂调他到特务营当警卫员。
1927年7月，由于武汉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卢冬生随陈赓到武汉工人纠察队从事训练队员的工作。武汉“七一五政变”后，他随陈赓护送周恩来去南昌，随即参加了周恩来、贺龙等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卢冬生随陈赓调到了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陈赓任营长，卢冬生任营部副官。1927年12月7日，经陈赓及其妻子王根仁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周恩来留在中央特科担任交通工作。
1928年1月，卢冬生受党中央派遣，参与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卢冬生负责贺龙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多次往返上海与湘鄂西两地，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被留在湘鄂西，因英勇善战，战功显著，他由一名手枪连长逐渐升任营长、团长、师政委、红三军主力师师长，成为威振敌胆的红军战将，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1月19日，卢冬生参加长征，率部任开路先锋，胜利完成突破漕水、沅江两道封锁线，强占鸭池河渡口，在普渡河重创滇军并抢占铁索桥，在金沙江畔的石鼓镇扎木筏竹排强渡金沙江等重大战斗任务，保证了红二、六军团胜利过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卢冬生初任八路军一二０师三五八旅旅长。后因健康原因，被中央安排去苏联疗养、工作。1945年8月5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卢冬生随军回到哈尔滨。12月13日，卢冬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14日，在阻止几名实施抢劫行为的苏联士兵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
患难与共，浴血战中建真情
贺龙对卢冬生的了解，最初始于南昌起义。而卢冬生与贺龙结下深厚战友情，则是在共同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1928年1月18日，卢冬生以中共中央交通员的身份，护送贺龙、周逸群去湘鄂边开辟根据地，途中船过观音洲时，被十几个团丁围住勒索钱财。但团丁们一看上岸的竟是大名鼎鼎的贺龙，赶紧笑脸相迎。卢冬生站在贺龙身旁，警惕的目光向四周扫去，忽然发现一个团丁举枪对准贺龙，说时迟，那时快，卢冬生扬手一枪，将团丁手里的枪打掉，其他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贺龙后来回忆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从此，贺龙更加信任卢冬生，部队分散行动时，贺龙常常把卢冬生留在身边，同行同住，形影不离。
有次，卢冬生奉贺龙之令从湘鄂西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贺龙筹不出到上海的路费，只找出6个铜板叫卢冬生带上。卢冬生拿着这6个铜板，一路上打短工、讨吃、睡屋檐、住牛棚，经过一个月的周折，才抵达上海。当他带着中央的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在鹤峰县的丛林中找到贺龙时，贺龙部队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卢冬生带来的中央指示恰如及时雨，为贺龙找到了部队建设的方向。还有一次，卢冬生将周恩来给他作路费的黄金全部交给了贺龙。贺龙对卢冬生的工作非常满意，1931年3月，贺龙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要求把担任中央交通员的卢冬生留在部队手枪连当连长。此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部队也发展到了4000多人。
1932年10月，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部队行进到三柴湾时，受到敌人的袭击。在突围战斗中，时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的卢冬生率两个营断后，未能渡过西荆河，与独立师主力失去了联系。卢冬生率部队到荆门、当阳、远安、光山一带，仍打着独立师的旗号，坚持斗争。
1933年初，卢冬生率部攻占光山县城，得知贺龙率红三军主力返回湘鄂边后，马上率独立师到鹤峰走马坪同红三军主力会师。卢冬生回来了，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不仅为处境困难的红三军增添了生力军，而且还带回来几万块大洋和一些布匹，为红三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贺龙看到卢冬生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兴奋不已：“我贺龙没有看错人，卢冬生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不久，卢冬生升任红三军七师师长。
在这一时期，贺龙、卢冬生在进行艰苦的对敌斗争的同时，还同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1934年6月，红三军重建了党组织，卢冬生当选为红三军党委委员。就是在这种同生死、共命运的斗争中，贺龙与卢冬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卢冬生牺牲后，贺龙十分悲痛，并对卢冬生革命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贺龙亲自为安葬于哈尔滨烈士公园的卢冬生题写了碑文，以表达对老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并时刻将老战友的亲人记挂在心中。1963年1月3日，贺龙挥笔写下了那封寄托着他无限深情的信函。
不负重托，湖南全省大搜寻
张平化书记接信后，非常重视，根据贺龙元帅信中提到的线索，立即责成省委组织部负责调查了解。1963年1月10日，省委组织部向全省县以上党委组织部发出查询函。但信函发出去几个月，音信全无。张平化书记决定扩大寻找范围。一是请卢冬生原籍所在地的湘潭市委协助查询；二是请省民政厅出面，以省民政厅的名义，在《新湖南报》刊登“寻人启事”。8月28日、9月1日、9月3日《新湖南报》连续3天刊登“烈士卢冬生同志的哥哥卢炳夷同志，请来信联系，知其下落者，亦请通知我厅”的启事。这次终于有了消息。
9月3日，省民政厅来了一位手持湘潭县良湖公社介绍信、名叫卢志辉的年轻人。他对接待人员说自己就是寻人启事中说的卢炳夷的儿子。经过湘潭县民政科认真细致地调查核实，证实卢志辉确系卢炳夷的儿子，现在生产队任副队长。
据卢志辉介绍，其祖父养育了4个儿子，长子卢德云，次子卢冬生，三子卢炳夷，四子卢扬生。贺龙信中有误，卢炳夷其实是卢冬生的弟弟。由于家境贫困，卢冬生的哥哥很早就随父去安源煤矿做工，再也没回过湖南；卢冬生早年外出当兵，后参加革命，也没有回过家。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卢冬生参加革命的原因，卢冬生的家庭也受到迫害，母亲和嫂子曾被国民党抓去坐了几个月牢，还是弟弟卢炳夷找朋友保出来的；小弟卢扬生外逃避难，不知所终。卢志辉4岁时，卢炳夷病故。卢炳夷去世后，妻改嫁，一双儿女投靠卢冬生的母亲和嫂子。解放后，卢志辉表现积极，入了团，以劳动维持生活，他是卢家唯一的男性后代，现生活比较困难。
省委组织部将所有掌握的材料汇总整理成《寻找卢炳夷同志的简报》报送张平化书记。不久，张平化书记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亲自向贺龙汇报了寻找卢炳夷的整个过程和卢冬生、卢炳夷的家庭状况以及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帮助烈士家属克服当前困难等情况。贺龙听后感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嘱咐张平化书记好好帮助烈士家属。
保存在省档案馆内的贺龙亲笔信连同所有这些调查材料，记载着这位元帅对战友的一段深情。
献身革命，烈士英名垂青史
卢冬生，1908年4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七都一甲史家坳，因家境贫寒，7岁便到陈赓家当牧童。
1926年，18岁的卢冬生离家从军，随唐生智部北伐到武汉时，遇到同在唐部且任直属特务营营长的陈赓。此时的陈赓已有5年中共党龄，他深知卢冬生出身贫苦，为人憨厚，忠实可靠，遂调他到特务营当警卫员。
1927年7月，由于武汉地区国民党右派活动越来越猖獗，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卢冬生随陈赓到武汉工人纠察队从事训练队员的工作。武汉“七一五政变”后，他随陈赓护送周恩来去南昌，随即参加了周恩来、贺龙等组织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卢冬生随陈赓调到了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一营，陈赓任营长，卢冬生任营部副官。1927年12月7日，经陈赓及其妻子王根仁介绍，卢冬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周恩来留在中央特科担任交通工作。
1928年1月，卢冬生受党中央派遣，参与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卢冬生负责贺龙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多次往返上海与湘鄂西两地，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被留在湘鄂西，因英勇善战，战功显著，他由一名手枪连长逐渐升任营长、团长、师政委、红三军主力师师长，成为威振敌胆的红军战将，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1月19日，卢冬生参加长征，率部任开路先锋，胜利完成突破漕水、沅江两道封锁线，强占鸭池河渡口，在普渡河重创滇军并抢占铁索桥，在金沙江畔的石鼓镇扎木筏竹排强渡金沙江等重大战斗任务，保证了红二、六军团胜利过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卢冬生初任八路军一二０师三五八旅旅长。后因健康原因，被中央安排去苏联疗养、工作。1945年8月5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卢冬生随军回到哈尔滨。12月13日，卢冬生被中共中央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14日，在阻止几名实施抢劫行为的苏联士兵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
患难与共，浴血战中建真情
贺龙对卢冬生的了解，最初始于南昌起义。而卢冬生与贺龙结下深厚战友情，则是在共同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1928年1月18日，卢冬生以中共中央交通员的身份，护送贺龙、周逸群去湘鄂边开辟根据地，途中船过观音洲时，被十几个团丁围住勒索钱财。但团丁们一看上岸的竟是大名鼎鼎的贺龙，赶紧笑脸相迎。卢冬生站在贺龙身旁，警惕的目光向四周扫去，忽然发现一个团丁举枪对准贺龙，说时迟，那时快，卢冬生扬手一枪，将团丁手里的枪打掉，其他团丁见此阵势，赶快丢下手中的武器。贺龙后来回忆说：“卢冬生这一枪打得好，立了一功。这一功可不小啊！”
从此，贺龙更加信任卢冬生，部队分散行动时，贺龙常常把卢冬生留在身边，同行同住，形影不离。
有次，卢冬生奉贺龙之令从湘鄂西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贺龙筹不出到上海的路费，只找出6个铜板叫卢冬生带上。卢冬生拿着这6个铜板，一路上打短工、讨吃、睡屋檐、住牛棚，经过一个月的周折，才抵达上海。当他带着中央的机密文件，历尽千难万险，在鹤峰县的丛林中找到贺龙时，贺龙部队只剩下91个人，72支枪。卢冬生带来的中央指示恰如及时雨，为贺龙找到了部队建设的方向。还有一次，卢冬生将周恩来给他作路费的黄金全部交给了贺龙。贺龙对卢冬生的工作非常满意，1931年3月，贺龙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要求把担任中央交通员的卢冬生留在部队手枪连当连长。此时，贺龙领导的部队已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军，部队也发展到了4000多人。
1932年10月，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部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部队行进到三柴湾时，受到敌人的袭击。在突围战斗中，时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的卢冬生率两个营断后，未能渡过西荆河，与独立师主力失去了联系。卢冬生率部队到荆门、当阳、远安、光山一带，仍打着独立师的旗号，坚持斗争。
1933年初，卢冬生率部攻占光山县城，得知贺龙率红三军主力返回湘鄂边后，马上率独立师到鹤峰走马坪同红三军主力会师。卢冬生回来了，带回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不仅为处境困难的红三军增添了生力军，而且还带回来几万块大洋和一些布匹，为红三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贺龙看到卢冬生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兴奋不已：“我贺龙没有看错人，卢冬生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不久，卢冬生升任红三军七师师长。
在这一时期，贺龙、卢冬生在进行艰苦的对敌斗争的同时，还同夏曦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1934年6月，红三军重建了党组织，卢冬生当选为红三军党委委员。就是在这种同生死、共命运的斗争中，贺龙与卢冬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卢冬生牺牲后，贺龙十分悲痛，并对卢冬生革命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贺龙亲自为安葬于哈尔滨烈士公园的卢冬生题写了碑文，以表达对老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并时刻将老战友的亲人记挂在心中。1963年1月3日，贺龙挥笔写下了那封寄托着他无限深情的信函。
不负重托，湖南全省大搜寻
张平化书记接信后，非常重视，根据贺龙元帅信中提到的线索，立即责成省委组织部负责调查了解。1963年1月10日，省委组织部向全省县以上党委组织部发出查询函。但信函发出去几个月，音信全无。张平化书记决定扩大寻找范围。一是请卢冬生原籍所在地的湘潭市委协助查询；二是请省民政厅出面，以省民政厅的名义，在《新湖南报》刊登“寻人启事”。8月28日、9月1日、9月3日《新湖南报》连续3天刊登“烈士卢冬生同志的哥哥卢炳夷同志，请来信联系，知其下落者，亦请通知我厅”的启事。这次终于有了消息。
9月3日，省民政厅来了一位手持湘潭县良湖公社介绍信、名叫卢志辉的年轻人。他对接待人员说自己就是寻人启事中说的卢炳夷的儿子。经过湘潭县民政科认真细致地调查核实，证实卢志辉确系卢炳夷的儿子，现在生产队任副队长。
据卢志辉介绍，其祖父养育了4个儿子，长子卢德云，次子卢冬生，三子卢炳夷，四子卢扬生。贺龙信中有误，卢炳夷其实是卢冬生的弟弟。由于家境贫困，卢冬生的哥哥很早就随父去安源煤矿做工，再也没回过湖南；卢冬生早年外出当兵，后参加革命，也没有回过家。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卢冬生参加革命的原因，卢冬生的家庭也受到迫害，母亲和嫂子曾被国民党抓去坐了几个月牢，还是弟弟卢炳夷找朋友保出来的；小弟卢扬生外逃避难，不知所终。卢志辉4岁时，卢炳夷病故。卢炳夷去世后，妻改嫁，一双儿女投靠卢冬生的母亲和嫂子。解放后，卢志辉表现积极，入了团，以劳动维持生活，他是卢家唯一的男性后代，现生活比较困难。
省委组织部将所有掌握的材料汇总整理成《寻找卢炳夷同志的简报》报送张平化书记。不久，张平化书记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亲自向贺龙汇报了寻找卢炳夷的整个过程和卢冬生、卢炳夷的家庭状况以及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帮助烈士家属克服当前困难等情况。贺龙听后感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嘱咐张平化书记好好帮助烈士家属。
保存在省档案馆内的贺龙亲笔信连同所有这些调查材料，记载着这位元帅对战友的一段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