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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楼脆脆事件”仍未平息。8月12日，涉案相关嫌疑人被批捕，民众关于建筑质量的质疑依然未了。
“虽然这是个案，但也反映了某些普遍现象。中国的质量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诚信和认真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迄今唯一一位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也是“哈灵顿一石川”奖的唯一中国获得者刘源张，作为中国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谈到“楼脆脆事件”时指出。
“这些年，我早已不讲技术了。”在中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长达半个世纪，一直为质量奔走呼号、摇旗呐喊的“中国质量之父”刘源张院士，言及至此，面色非常凝重。中国的产品质量一流，但“三性”不尽人意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是好的，而且在逐年提高。”刘源张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机电产品接近世界最好水平；电子产品，尤其是家电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纺织、轻工产品也很不错。中国的产品堪称‘价廉物美’。但在国际市场，因为缺乏品牌认知，价值被严重低估。”
说起几十年来中国产品质量的飞跃，出生于1925年的刘源张院士体会颇深，“改革开放初期，电视机开始普及时，国产电视机质量很难保证。朋友见面经常问，你家电视今天怎么样?答曰：‘今天我休息’。当时电视机平均无故障时间(从一次故障到下一次故障的平均时间)只有约250个小时，而现在，已经超过了10万个小时。”
作为质量专家，他告诉记者，在质量监督管理方面，中国政府有项中国独有、世界无二的制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据记者了解，从1984年第4季度起，全国出现了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的趋势。到1985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同比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对此，原国家经委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16个质量调查组，开展了产品质量大检查。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代表国家经委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扭转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状况的报告》，措施之一便是实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制度。1985年9月，这项制度正式确立。同年10月31日，国家经委向社会发布了第一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公报。自2001年4月起，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这项工作。
刘源张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通报来看，仅全年产品质量抽样合格率(不包括出口产品)一项来说，自1995年74.6％上升到了2007年87％。12年间，中国产品质量合格率提高了近13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2008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通报，全年四个季度产品实物质量抽样合格率最低为92％，说明我国主要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仍在稳步上升。
中国产品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究竟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排头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主流水平相当。”刘源张说，“尽管如此，中国产品有一个通病，就是‘三性’不尽人意。”
刘源张所说的“三性”，即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是一致性难达到，很难做到同一厂家生产的大量产品质量一致；其次，稳定性较差，在分批交货中，更为明显，第一批货还可以，第二批货就差点，第三批货用户就无法忍受；三是可靠性较差，性能不稳定。
究其原因，刘源张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日本为什么有2万多家“百年老店”
“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实国外也都出现过，美国大概发生在100年前，日本发生在50多年前。而美国、德国、日本的质量问题都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刘源张向记者详细解析道。
美国最早的一批工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既无财产，也无文化。但是，美国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科学家精心研究标准流程再加以推广。而美国产业工人经过了四代人的更替，用血和泪认识到了不遵守标准的代价：小则丢掉工资奖金，大则丢胳膊丢腿。现在的工人已经是非常娴熟的产业工人，按照标准化生产，一丝不苟，保证了产品质量。
德国则是工匠精神的传统使然。现代工厂之前是作坊，而作坊之前是工匠。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的精髓。譬如，做鞋的工匠，他会在鞋上钉上一个本家族的姓氏标牌，其实就是最早的品牌意识。过硬的产品质量象征着家族的荣誉，容不得半点马虎。
“第二汽车制造厂，曾经请过德国老师来培训徒工，我去现场看过，似乎很简单。十个小伙子站成一排，学钳工活，每人拿着锉刀，德国老师站在旁边，喊号子一、二、三、四，工人按号子在做。动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多一个毫米、少一个毫米都不行。其实，这就是培养一种认真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什么也干不好。”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非常匮乏，国民对资源特别珍惜，对质量的追求简直到了极致。“一辆汽车下线后，会摆放在一边，要求厂内工段长以上的人带着放大镜去仔细查看。一旦在某处发现瑕疵，立即插上一面小红旗予以标识。”刘源张说，“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今年8月12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道显示，日本创建时间早于100年前的长寿企业已经达到了2万多家，最老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寺院建筑的金刚组公司，始建于中国隋唐时期，已超过1400多年。而这些企业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在质量要求上的认真与诚信。
朱镕基曾说“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我们应该说“质量是中国的生命”
1942年，年仅17岁的刘源张从燕京大学远赴日本留学，1949年毕业于日本国京都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54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运筹学博士学位；1956年，刘源张应钱学森之邀回国，就职于中科院力学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质量工作。
1957年夏天，刘源张开设第一期质量控制讲习班，播撒了中国质量管理的第一批种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源张蒙冤入狱。文革结束出狱，但仍戴着“特嫌”帽子，找不到工作。这时，北京清河毛纺厂需要质量专家，赋闲的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是质量工作救了我的命。”回忆起这些坎坷往事，刘源张的脸上却是一脸淡定。但他谈起质量问题时却情感丰富：“什么豆腐渣工程，什么假冒伪劣产品，什么假农资假种子坑农误农……”刘源张显得义愤填膺，“朱镕基同志曾经在上海说过，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我推而广之，质量是中国的生命。只有以质立世，才能成就品牌企业，也才能成就品牌中国。”
1980年6月，刘源张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提议被国家经贸委采纳；1999年，全国第二次质量工作会议召开时，刘源张在京西宾馆给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写信，要求设立质量工程师职业资格，获准；2007年，他得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在海外受到非议，立即上书吴仪副总理反映情况。
“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商品出口呈现下滑趋势，更需要质量过硬的产品。产品的质量必须要用心来完成。”刘源张动情地回忆起往事，“上个世纪50年代，我刚从国外回来，看到工厂里工人们的那股认真劲，我真的很感动。问道：’你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原来，他们都是解放前的老工人，新中国的成立让他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的精神。”
“让现在的工人重新回到那个年代是不现实的，但诚信和认真是必须给予的教育。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三鹿奶粉就是一起惨痛的实例。”刘源张严肃地说。
“虽然这是个案，但也反映了某些普遍现象。中国的质量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诚信和认真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迄今唯一一位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也是“哈灵顿一石川”奖的唯一中国获得者刘源张，作为中国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谈到“楼脆脆事件”时指出。
“这些年，我早已不讲技术了。”在中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长达半个世纪，一直为质量奔走呼号、摇旗呐喊的“中国质量之父”刘源张院士，言及至此，面色非常凝重。中国的产品质量一流，但“三性”不尽人意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是好的，而且在逐年提高。”刘源张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机电产品接近世界最好水平；电子产品，尤其是家电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纺织、轻工产品也很不错。中国的产品堪称‘价廉物美’。但在国际市场，因为缺乏品牌认知，价值被严重低估。”
说起几十年来中国产品质量的飞跃，出生于1925年的刘源张院士体会颇深，“改革开放初期，电视机开始普及时，国产电视机质量很难保证。朋友见面经常问，你家电视今天怎么样?答曰：‘今天我休息’。当时电视机平均无故障时间(从一次故障到下一次故障的平均时间)只有约250个小时，而现在，已经超过了10万个小时。”
作为质量专家，他告诉记者，在质量监督管理方面，中国政府有项中国独有、世界无二的制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据记者了解，从1984年第4季度起，全国出现了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的趋势。到1985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同比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对此，原国家经委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16个质量调查组，开展了产品质量大检查。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代表国家经委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扭转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状况的报告》，措施之一便是实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制度。1985年9月，这项制度正式确立。同年10月31日，国家经委向社会发布了第一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公报。自2001年4月起，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这项工作。
刘源张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通报来看，仅全年产品质量抽样合格率(不包括出口产品)一项来说，自1995年74.6％上升到了2007年87％。12年间，中国产品质量合格率提高了近13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2008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通报，全年四个季度产品实物质量抽样合格率最低为92％，说明我国主要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仍在稳步上升。
中国产品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究竟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排头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主流水平相当。”刘源张说，“尽管如此，中国产品有一个通病，就是‘三性’不尽人意。”
刘源张所说的“三性”，即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是一致性难达到，很难做到同一厂家生产的大量产品质量一致；其次，稳定性较差，在分批交货中，更为明显，第一批货还可以，第二批货就差点，第三批货用户就无法忍受；三是可靠性较差，性能不稳定。
究其原因，刘源张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日本为什么有2万多家“百年老店”
“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实国外也都出现过，美国大概发生在100年前，日本发生在50多年前。而美国、德国、日本的质量问题都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刘源张向记者详细解析道。
美国最早的一批工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既无财产，也无文化。但是，美国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科学家精心研究标准流程再加以推广。而美国产业工人经过了四代人的更替，用血和泪认识到了不遵守标准的代价：小则丢掉工资奖金，大则丢胳膊丢腿。现在的工人已经是非常娴熟的产业工人，按照标准化生产，一丝不苟，保证了产品质量。
德国则是工匠精神的传统使然。现代工厂之前是作坊，而作坊之前是工匠。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的精髓。譬如，做鞋的工匠，他会在鞋上钉上一个本家族的姓氏标牌，其实就是最早的品牌意识。过硬的产品质量象征着家族的荣誉，容不得半点马虎。
“第二汽车制造厂，曾经请过德国老师来培训徒工，我去现场看过，似乎很简单。十个小伙子站成一排，学钳工活，每人拿着锉刀，德国老师站在旁边，喊号子一、二、三、四，工人按号子在做。动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多一个毫米、少一个毫米都不行。其实，这就是培养一种认真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什么也干不好。”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非常匮乏，国民对资源特别珍惜，对质量的追求简直到了极致。“一辆汽车下线后，会摆放在一边，要求厂内工段长以上的人带着放大镜去仔细查看。一旦在某处发现瑕疵，立即插上一面小红旗予以标识。”刘源张说，“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今年8月12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道显示，日本创建时间早于100年前的长寿企业已经达到了2万多家，最老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寺院建筑的金刚组公司，始建于中国隋唐时期，已超过1400多年。而这些企业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在质量要求上的认真与诚信。
朱镕基曾说“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我们应该说“质量是中国的生命”
1942年，年仅17岁的刘源张从燕京大学远赴日本留学，1949年毕业于日本国京都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54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运筹学博士学位；1956年，刘源张应钱学森之邀回国，就职于中科院力学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质量工作。
1957年夏天，刘源张开设第一期质量控制讲习班，播撒了中国质量管理的第一批种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源张蒙冤入狱。文革结束出狱，但仍戴着“特嫌”帽子，找不到工作。这时，北京清河毛纺厂需要质量专家，赋闲的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是质量工作救了我的命。”回忆起这些坎坷往事，刘源张的脸上却是一脸淡定。但他谈起质量问题时却情感丰富：“什么豆腐渣工程，什么假冒伪劣产品，什么假农资假种子坑农误农……”刘源张显得义愤填膺，“朱镕基同志曾经在上海说过，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我推而广之，质量是中国的生命。只有以质立世，才能成就品牌企业，也才能成就品牌中国。”
1980年6月，刘源张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提议被国家经贸委采纳；1999年，全国第二次质量工作会议召开时，刘源张在京西宾馆给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写信，要求设立质量工程师职业资格，获准；2007年，他得知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在海外受到非议，立即上书吴仪副总理反映情况。
“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商品出口呈现下滑趋势，更需要质量过硬的产品。产品的质量必须要用心来完成。”刘源张动情地回忆起往事，“上个世纪50年代，我刚从国外回来，看到工厂里工人们的那股认真劲，我真的很感动。问道：’你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原来，他们都是解放前的老工人，新中国的成立让他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的精神。”
“让现在的工人重新回到那个年代是不现实的，但诚信和认真是必须给予的教育。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三鹿奶粉就是一起惨痛的实例。”刘源张严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