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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英语》的问世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中国不再是从前的中国，剧作家也不再是从前的自己。在经过了漠然、犹豫、困惑之后，黄哲伦与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
灰白的头发和胡茬，零乱中循着时尚的章法，那种柔和中透出深邃的眼神，那种不深不浅的招牌式的微笑，黄哲伦跟他五年甚至十年前的样子几乎没有区别。
“也许因为我是亚裔吧，咱们亚裔是不太容易显老。”黄哲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笑说。
距开幕演出还不足两个月，黄哲伦的新戏《中式英语》已经赢得了挑剔的纽约剧评人毫无保留的赞誉，并在刚刚出炉的《时代》杂志年度十大百老汇戏剧榜单上被列在第三位。
这种成功似乎是顺理成章。作为唯一打入百老汇的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早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1981年他创作的首部舞台剧《新移民》就获得了外百老汇戏剧奥比奖，1988年成名作《蝴蝶君》又让他获得百老汇戏剧大奖托尼奖和普利策奖，2007年的《黄面孔》让他再获奥比奖和普利策奖。这样的成就在同行中并不多见。
而《中式英语》本身也是聚合了众多优质的戏剧元素，注定一问世就是一块吸引观众的磁石。黄哲伦以自己到中国旅游时看到的英文翻译驴唇不对马嘴的标示牌为灵感，讲述来自美国小城
克里夫兰的小商人丹尼尔，因为家族的标示牌制作生意在本国经济低迷中风雨飘摇，来到中国贵阳寻找商机。为了拉到项目，他要讨好地方官员，但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闹出
了不少笑话。最后他成功了，也爱上了蹩脚的“中式英语”。
剧中笑料不断，一个“我爱你”被发音不准的丹尼尔变出“蜗爱牛”“蛙爱尿”等种种花样。丹尼尔向文化局长介绍说自己“管理着公司各方面的运作”却被中国翻译译成“他也是一名外科医生”(英语里“运作”(operation)一词也有“手术”的意思)。而中美文化对“爱”和“情谊”，“合同”与“法律”，“后门”与“关系”等概念的差异，又让人在爆笑中深思。
更重要的是这部剧占尽天时——到中国做生意这个话题在美国正是炙手可热。
但即使万事俱备，《中式英语》的问世也少不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中国不再是从前的中国，剧作家也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中国从世界的边缘迅速走向中心，黄哲伦在经年不变的样貌之下，有一颗不停求索和跋涉的心。在经过了漠然、犹豫、困惑之后，黄哲伦与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曾经很不喜欢别人叫我中国人，但现在我很高兴别人这样叫我。这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年龄的增长，但更多的是中国变了。”
我是谁
中国对于黄哲伦来说曾经遥远又陌生，她无关痛痒，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多余。
黄哲伦1957年出生在洛杉矶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父亲从上海辗转台湾来到美国，白手起家创办了洛杉矶的远东银行，母亲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人。但与很多华裔移民家庭不同的是，黄哲伦小时候并没有受过多少中国文化的熏陶。
“我父亲一心希望打入美国主流社会，我母亲信奉基督教，那时候我们家连中国新年都不过。”他说，“我小时候在班上挺受欢迎，我也不记得受过什么歧视。不过我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亚裔形象都让人很不舒服，这可能是我后来成了剧作家的原因。”
大学里创作第一部舞台剧《新移民》时，他已经开始主动探究“我是谁”这一人类的终极追问。
《新移民》1980年在纽约外百老汇剧场上演，次年使黄哲伦成为第一个获得奥比奖的华人。《纽约时报》对他做了专访，标题是《我为亚裔美国人写作》。“当时我22岁，这样的自我定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曾经一度认为自己的唯一身份就是亚裔美国人，我的所有作品都将以此为主题。我最开始的三部戏其实都是在说‘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国人。”’他说。
但这种清晰的定位很快就在剧作家的自我批判和警醒中变得再度模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只关注亚裔是在制造‘东方主义’。于是我决定写一部完全没有亚裔的戏。”这就是1986年的《富贵关系》，一部以黄哲伦自己的家庭为原型，却把所有家庭成员变成了白人的作品。
这次的重新定位后来被证明是一次错位，这部戏在试演期招来恶评如潮，没等到正式开幕就偃旗息鼓了。“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黄哲伦说。这让剧作家再次陷入迷思。思想上的挣扎和煎熬之后再次炼出真金——在百老汇舞台上上演长达两年，让他收获多种奖项一举成名的《蝴蝶君》。
作为对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解构，《蝴蝶君》将歌剧中日本艺伎与美国军官的爱情故事变成了法国外交官和中国京剧男旦间的绯恻缠绵，只不过外交官一直沉迷在对东方女性的主观幻想中，直到最后才发现爱人竟是男儿身，因幻想破灭而崩溃自杀。这时候黄哲伦对“身份”问题的思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开始意识到我之前关注的那些华裔美国人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限于华裔美国人，在国家间的关系、男女关系中，那些主观的刻板印象同样存在。”
但即使是在写作这部背景设置在中国的话剧时，黄哲伦参照的也并非中国文化，而是更为美国人所熟知的日本文化。“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文化也很受关注，那时候西方对现代中国所知却十分有限，提起中国想起的仍然是遥远的古代，我看了很多日本电影和艺术作品，对我来说日本的美学比清朝的美学更有吸引力。”他说。
这也难怪他。这位血统纯正的龙的传人直到《蝴蝶君》推出五年之后，才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中国剧作家”的诞生
1993年，黄哲伦全家一块参加了一个去中国的旅行团。
“我只记得中国当时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空气里漂浮着大量的灰尘，文化差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而我本来也是把自己看作是到陌生的国家旅游的外国人，对这种不同完全不感到意外。”他说。
但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飞速的发展使其迅速成为世界的焦点，这种变化似乎是瞬间完成，让很多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难以置信、措手不及。而黄哲伦虽说自全家旅游之后十多年没有再回到中国，对中国的巨变却感同身受，因为这对他来说不是隔着大洋从媒体上看来的热闹，而是在自己家中看出的门道。
“父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长大，那时候中国被称作东亚病夫，他来到美国后一心只想做个美国人，到他2005年去世时，中国已经是亚洲巨人。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非常明显，他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能活着看到人们尊重和仰视中国的这一天。”黄哲伦说。
2005年，黄哲伦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这时候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已经和美国没什么区别，应邀前去参观讲学的他，说的是戏剧的事，见的是中国同行，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游刃有余，他完全没了外来人的生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周围的人对自己也视如同根。“他们把我看成中国人，这让我很高兴。我是海外中国人， 但我也是中国人。”黄哲伦说。
正是在这次行程中，黄哲伦在上海一处装潢一新的现代艺术中心看到了残疾人专用厕所门上词不达意的英语标示牌“deformed men’s toilet’’(畸形人坐便)，让他萌生了创作一部以语言的误解为主线的现代中国戏的念头。这个标示牌后来出现在《中式英语》让人忍俊不禁的第一幕里。
黄哲伦自己不说中文，驴唇不对马嘴的翻译让他和其他“老外”一样摸不着头脑。但这些单靠查查字典就能解决的疑问虽是Ⅸ中式英语》的灵感源泉，却并非他创作这部戏的最根本原因。
“戏剧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解惑的过程，每当我有疑问，就会写一部戏让自己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写《中式英语》是因为我不知道应当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黄哲伦说。“我小时候人们觉得中国贫穷落后，现在人们觉得她太有钱、太强大了，这两种印象其实都不一定是准确的。我需要通过写作寻找自己对她的认识。”
写完了《中式英语》，黄哲伦果真对自己有了个重大发现。
“我发现我对中国的了解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多得多。那些待人接物、人际关系、权力争斗迂回委婉的方式，我写起来得心应手。这也许与我在华人家庭长大，从小耳濡目染有关系。”黄哲伦说，“写这部戏让我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当了一回中国剧作家。”
拒绝“政治正确”
一部好的戏剧应当尽可能多地给观众提供解读的可能，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从同一个故事中看出各不相同的内容。从观众反映来看，《中式英语》中涉及的双重文化在中美关系相互对立又依存的特殊背景下发酵，酿出的正是这样一杯千滋百味的酒：有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对文化差异带来的笑料莞尔捧腹；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联想起自己曾经闹过的笑话而频频点头；有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看到老外在中国当“新移民”的辛苦经历而找到心理上的平衡；也有中国观众看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中国女人跟老外上床这些事儿被拿到百老汇舞台上，在外国人面前晒白而感到不爽。
剧组里的华裔成员对这部戏的感受也都多少带上些自我定位的印记。饰演文化局长的张磊是剧组里唯一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成年后才移民来美的成员。
“我最开始演这部戏时心里很忐忑，我希望自己把角色演得滑稽搞笑，但我也知道自己不只是把中国的东西展示给外国人的演员，还是个中国人，我得展示出中国人的尊严。所以我特别重视中国观众的感受，每次演出结束后都会跟他们聊聊，现在看来95％的中国观众是可以接受这个角色的。”张磊说。
制作人之一范文丽出生在香港，13岁就来美国读寄宿学校，算是在美国长大。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她曾经在一家美国律师楼的北京分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她眼里，有着蹩脚英文翻译的标示牌不仅不是件“丢脸”的事，反而说明中国开门迎客的热情。“如果你去日本，很少会看见带英文翻译的标示牌。”她说。
剧中中国官员把安然事件中肇事主角当成英雄一样顶礼膜拜在她眼里也并非负面形象，“他们对安然事件的熟知程度说明了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如果你问美国官员关于中国的时事，很多人可能根本说不出一…
负责剧中中文台词翻译的香港剧作家庄梅岩看了演出后也说：“美国这里似乎不太兴这样的说法，不过一个中国剧作家能写出一部这么聪明的戏，让我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骄傲。”
但对于黄哲伦，虽然每部作品都是对自己身份的思考和探究，创作时“政治正确”却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也是他的作品以深刻尖锐的自我剖析和批判赢得赞誉的原因。在上一部戏《黄面孔》中，他甚至把名叫“黄哲伦”主角拿来调侃，把自己在族裔问题上的迷惑、偏执和狭隘思维鞭挞得体无完肤。《中式英语》对他来说也是如此。
“在《中式英语》里，中国人做了一些傻事，西方人也做了一些傻事，这其实是很公平的。无论我是什么族裔或国籍，我首先是个剧作家。一部戏不可能没有批判的成分，要不就成了卡通。你看那些美国剧作家的作品也是在批判美国社会。”他说。
也许正是因此，黄哲伦的作品中，除了由他作词，埃尔顿·约翰作曲的歌剧《阿依达》之外，都没能在中国上演。“我真的很希望《中式英语》能够走上中国的舞台，我很高兴中国把我当成自己人，但我更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戏。其实中国的艺术家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很多以前不允许做的事情，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被问到他的作品是否能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畅通无阻时，黄哲伦想了想说，“那要看你如何定义‘不远’。”
现在的黄哲伦，中国新年时会带全家人到唐人街看热闹的游行和燃放鞭炮，创作之余也会学些中文，偶尔得闲了，还会下厨煮个最拿手的“红烧狮子头”让亲戚朋友饱饱口福。他每年都会去一两次中国，因为那里还有太多的东西让他愿意去学习。他的一双混血儿女中，11岁的女儿伊娃长得更像华裔，她还太小没有对中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14岁的儿子诺亚长得更像西方人，却已经开始学中文，还打算将来搬到中国住。
黄哲伦仍然无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想你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但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追寻，自己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你如何努力去做别人，有些天生在你血液里的东西是改不了的。”
灰白的头发和胡茬，零乱中循着时尚的章法，那种柔和中透出深邃的眼神，那种不深不浅的招牌式的微笑，黄哲伦跟他五年甚至十年前的样子几乎没有区别。
“也许因为我是亚裔吧，咱们亚裔是不太容易显老。”黄哲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笑说。
距开幕演出还不足两个月，黄哲伦的新戏《中式英语》已经赢得了挑剔的纽约剧评人毫无保留的赞誉，并在刚刚出炉的《时代》杂志年度十大百老汇戏剧榜单上被列在第三位。
这种成功似乎是顺理成章。作为唯一打入百老汇的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早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1981年他创作的首部舞台剧《新移民》就获得了外百老汇戏剧奥比奖，1988年成名作《蝴蝶君》又让他获得百老汇戏剧大奖托尼奖和普利策奖，2007年的《黄面孔》让他再获奥比奖和普利策奖。这样的成就在同行中并不多见。
而《中式英语》本身也是聚合了众多优质的戏剧元素，注定一问世就是一块吸引观众的磁石。黄哲伦以自己到中国旅游时看到的英文翻译驴唇不对马嘴的标示牌为灵感，讲述来自美国小城
克里夫兰的小商人丹尼尔，因为家族的标示牌制作生意在本国经济低迷中风雨飘摇，来到中国贵阳寻找商机。为了拉到项目，他要讨好地方官员，但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隔阂闹出
了不少笑话。最后他成功了，也爱上了蹩脚的“中式英语”。
剧中笑料不断，一个“我爱你”被发音不准的丹尼尔变出“蜗爱牛”“蛙爱尿”等种种花样。丹尼尔向文化局长介绍说自己“管理着公司各方面的运作”却被中国翻译译成“他也是一名外科医生”(英语里“运作”(operation)一词也有“手术”的意思)。而中美文化对“爱”和“情谊”，“合同”与“法律”，“后门”与“关系”等概念的差异，又让人在爆笑中深思。
更重要的是这部剧占尽天时——到中国做生意这个话题在美国正是炙手可热。
但即使万事俱备，《中式英语》的问世也少不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中国不再是从前的中国，剧作家也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中国从世界的边缘迅速走向中心，黄哲伦在经年不变的样貌之下，有一颗不停求索和跋涉的心。在经过了漠然、犹豫、困惑之后，黄哲伦与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曾经很不喜欢别人叫我中国人，但现在我很高兴别人这样叫我。这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年龄的增长，但更多的是中国变了。”
我是谁
中国对于黄哲伦来说曾经遥远又陌生，她无关痛痒，有时候甚至显得有些多余。
黄哲伦1957年出生在洛杉矶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父亲从上海辗转台湾来到美国，白手起家创办了洛杉矶的远东银行，母亲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人。但与很多华裔移民家庭不同的是，黄哲伦小时候并没有受过多少中国文化的熏陶。
“我父亲一心希望打入美国主流社会，我母亲信奉基督教，那时候我们家连中国新年都不过。”他说，“我小时候在班上挺受欢迎，我也不记得受过什么歧视。不过我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亚裔形象都让人很不舒服，这可能是我后来成了剧作家的原因。”
大学里创作第一部舞台剧《新移民》时，他已经开始主动探究“我是谁”这一人类的终极追问。
《新移民》1980年在纽约外百老汇剧场上演，次年使黄哲伦成为第一个获得奥比奖的华人。《纽约时报》对他做了专访，标题是《我为亚裔美国人写作》。“当时我22岁，这样的自我定位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曾经一度认为自己的唯一身份就是亚裔美国人，我的所有作品都将以此为主题。我最开始的三部戏其实都是在说‘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是华裔美国人。”’他说。
但这种清晰的定位很快就在剧作家的自我批判和警醒中变得再度模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样只关注亚裔是在制造‘东方主义’。于是我决定写一部完全没有亚裔的戏。”这就是1986年的《富贵关系》，一部以黄哲伦自己的家庭为原型，却把所有家庭成员变成了白人的作品。
这次的重新定位后来被证明是一次错位，这部戏在试演期招来恶评如潮，没等到正式开幕就偃旗息鼓了。“那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黄哲伦说。这让剧作家再次陷入迷思。思想上的挣扎和煎熬之后再次炼出真金——在百老汇舞台上上演长达两年，让他收获多种奖项一举成名的《蝴蝶君》。
作为对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解构，《蝴蝶君》将歌剧中日本艺伎与美国军官的爱情故事变成了法国外交官和中国京剧男旦间的绯恻缠绵，只不过外交官一直沉迷在对东方女性的主观幻想中，直到最后才发现爱人竟是男儿身，因幻想破灭而崩溃自杀。这时候黄哲伦对“身份”问题的思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开始意识到我之前关注的那些华裔美国人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限于华裔美国人，在国家间的关系、男女关系中，那些主观的刻板印象同样存在。”
但即使是在写作这部背景设置在中国的话剧时，黄哲伦参照的也并非中国文化，而是更为美国人所熟知的日本文化。“19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文化也很受关注，那时候西方对现代中国所知却十分有限，提起中国想起的仍然是遥远的古代，我看了很多日本电影和艺术作品，对我来说日本的美学比清朝的美学更有吸引力。”他说。
这也难怪他。这位血统纯正的龙的传人直到《蝴蝶君》推出五年之后，才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中国剧作家”的诞生
1993年，黄哲伦全家一块参加了一个去中国的旅行团。
“我只记得中国当时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空气里漂浮着大量的灰尘，文化差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而我本来也是把自己看作是到陌生的国家旅游的外国人，对这种不同完全不感到意外。”他说。
但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飞速的发展使其迅速成为世界的焦点，这种变化似乎是瞬间完成，让很多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难以置信、措手不及。而黄哲伦虽说自全家旅游之后十多年没有再回到中国，对中国的巨变却感同身受，因为这对他来说不是隔着大洋从媒体上看来的热闹，而是在自己家中看出的门道。
“父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长大，那时候中国被称作东亚病夫，他来到美国后一心只想做个美国人，到他2005年去世时，中国已经是亚洲巨人。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非常明显，他说自己从来没想到能活着看到人们尊重和仰视中国的这一天。”黄哲伦说。
2005年，黄哲伦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这时候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已经和美国没什么区别，应邀前去参观讲学的他，说的是戏剧的事，见的是中国同行，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游刃有余，他完全没了外来人的生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周围的人对自己也视如同根。“他们把我看成中国人，这让我很高兴。我是海外中国人， 但我也是中国人。”黄哲伦说。
正是在这次行程中，黄哲伦在上海一处装潢一新的现代艺术中心看到了残疾人专用厕所门上词不达意的英语标示牌“deformed men’s toilet’’(畸形人坐便)，让他萌生了创作一部以语言的误解为主线的现代中国戏的念头。这个标示牌后来出现在《中式英语》让人忍俊不禁的第一幕里。
黄哲伦自己不说中文，驴唇不对马嘴的翻译让他和其他“老外”一样摸不着头脑。但这些单靠查查字典就能解决的疑问虽是Ⅸ中式英语》的灵感源泉，却并非他创作这部戏的最根本原因。
“戏剧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解惑的过程，每当我有疑问，就会写一部戏让自己把这个问题想明白。写《中式英语》是因为我不知道应当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黄哲伦说。“我小时候人们觉得中国贫穷落后，现在人们觉得她太有钱、太强大了，这两种印象其实都不一定是准确的。我需要通过写作寻找自己对她的认识。”
写完了《中式英语》，黄哲伦果真对自己有了个重大发现。
“我发现我对中国的了解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多得多。那些待人接物、人际关系、权力争斗迂回委婉的方式，我写起来得心应手。这也许与我在华人家庭长大，从小耳濡目染有关系。”黄哲伦说，“写这部戏让我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当了一回中国剧作家。”
拒绝“政治正确”
一部好的戏剧应当尽可能多地给观众提供解读的可能，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从同一个故事中看出各不相同的内容。从观众反映来看，《中式英语》中涉及的双重文化在中美关系相互对立又依存的特殊背景下发酵，酿出的正是这样一杯千滋百味的酒：有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对文化差异带来的笑料莞尔捧腹；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联想起自己曾经闹过的笑话而频频点头；有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看到老外在中国当“新移民”的辛苦经历而找到心理上的平衡；也有中国观众看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中国女人跟老外上床这些事儿被拿到百老汇舞台上，在外国人面前晒白而感到不爽。
剧组里的华裔成员对这部戏的感受也都多少带上些自我定位的印记。饰演文化局长的张磊是剧组里唯一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成年后才移民来美的成员。
“我最开始演这部戏时心里很忐忑，我希望自己把角色演得滑稽搞笑，但我也知道自己不只是把中国的东西展示给外国人的演员，还是个中国人，我得展示出中国人的尊严。所以我特别重视中国观众的感受，每次演出结束后都会跟他们聊聊，现在看来95％的中国观众是可以接受这个角色的。”张磊说。
制作人之一范文丽出生在香港，13岁就来美国读寄宿学校，算是在美国长大。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她曾经在一家美国律师楼的北京分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她眼里，有着蹩脚英文翻译的标示牌不仅不是件“丢脸”的事，反而说明中国开门迎客的热情。“如果你去日本，很少会看见带英文翻译的标示牌。”她说。
剧中中国官员把安然事件中肇事主角当成英雄一样顶礼膜拜在她眼里也并非负面形象，“他们对安然事件的熟知程度说明了他们对美国的了解，如果你问美国官员关于中国的时事，很多人可能根本说不出一…
负责剧中中文台词翻译的香港剧作家庄梅岩看了演出后也说：“美国这里似乎不太兴这样的说法，不过一个中国剧作家能写出一部这么聪明的戏，让我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骄傲。”
但对于黄哲伦，虽然每部作品都是对自己身份的思考和探究，创作时“政治正确”却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也是他的作品以深刻尖锐的自我剖析和批判赢得赞誉的原因。在上一部戏《黄面孔》中，他甚至把名叫“黄哲伦”主角拿来调侃，把自己在族裔问题上的迷惑、偏执和狭隘思维鞭挞得体无完肤。《中式英语》对他来说也是如此。
“在《中式英语》里，中国人做了一些傻事，西方人也做了一些傻事，这其实是很公平的。无论我是什么族裔或国籍，我首先是个剧作家。一部戏不可能没有批判的成分，要不就成了卡通。你看那些美国剧作家的作品也是在批判美国社会。”他说。
也许正是因此，黄哲伦的作品中，除了由他作词，埃尔顿·约翰作曲的歌剧《阿依达》之外，都没能在中国上演。“我真的很希望《中式英语》能够走上中国的舞台，我很高兴中国把我当成自己人，但我更希望他们能接受我的戏。其实中国的艺术家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很多以前不允许做的事情，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被问到他的作品是否能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畅通无阻时，黄哲伦想了想说，“那要看你如何定义‘不远’。”
现在的黄哲伦，中国新年时会带全家人到唐人街看热闹的游行和燃放鞭炮，创作之余也会学些中文，偶尔得闲了，还会下厨煮个最拿手的“红烧狮子头”让亲戚朋友饱饱口福。他每年都会去一两次中国，因为那里还有太多的东西让他愿意去学习。他的一双混血儿女中，11岁的女儿伊娃长得更像华裔，她还太小没有对中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14岁的儿子诺亚长得更像西方人，却已经开始学中文，还打算将来搬到中国住。
黄哲伦仍然无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想你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但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追寻，自己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你如何努力去做别人，有些天生在你血液里的东西是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