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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藏南隆子也有。
201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来到了海拔4000米的隆子河畔。老家四川自贡，来西藏已经27年的隆子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显才指着缠绕着隆子河谷绿色哈达般的沙棘林告诉我说，你别看隆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青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这里栽下的杨树、柳树，头两年活得好好的，但第三年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沙棘不同，头两年像死了一样，但第三年就活了，能活上千年。
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隆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因为它的存在，隆子的草蓄矛盾解决了，牧业收入增加了……它的树干可以盖房子，枝条还可以当柴烧；它的果实可以制成沙棘果汁和沙棘油，能治疗多种疾病……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它身上散发出的顽强精神令我感动。
在随后一个星期的采访中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隆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朗宗、多吉、谭弘发、廖显才、拉杰、顿珠、格桑、巴珠、洛桑丹增等成千上万的人，就如同这雪域高原一株株顽强不屈、傲然挺立的沙棘。
1966年春天，在荒凉的隆子河滩上，一个大约40岁的瘦小藏族女子，带领几十个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不是刨地，是挖坑栽树。他们要试种60亩地的树，除了沙棘，还有新疆杨与黑柳树等，总共五个品种。形象点说，这不是试种，而是宣战，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
瘦小的藏族女子叫朗宗，是隆子县新巴乡（今隆子镇）乡长，群众则是三村（今芒措村）村民。
相对其他群众，朗宗的行动显得更为吃力，不是因为风沙大，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左手残疾。那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1928年出生的朗宗，本来是墨竹工卡县人，因为出生于贫困的牧民家庭，从小就饱受旧社会农奴主的摧残。朗宗3岁那年，家乡遭遇大雪灾，家里住的帐篷被压垮了，给农奴主养的牦牛被冻死了。不得已，父母带着一家老小走上了逃荒之路。他们边逃边要饭，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最后来到了隆子县新巴乡三村。
虽然朗宗一家逃脱了农奴主的威逼，但并没有摆脱农奴的命运。朗宗一家又成为一个名叫罗布的农奴主的奴隶。朗宗，朗宗的母亲，包括后来朗宗年幼的儿子，一家三代都成了奴隶。朗宗当劳力使，给农奴主种地，朗宗的母亲和儿子则放牧，或捡马粪、牛粪、羊粪。
相对于家乡，隆子的土地更贫瘠，生存条件更艰苦。与其他农奴一样，朗宗一家如同石缝中求生存的小草。他们使劲地长呀长呀，长得很慢，也长得异常艰难，但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也没有谁真正把他们压倒打垮过。
与朗宗经历相似，今年77岁的隆子县老县委书记多吉，精神矍铄。他告诉我说，他生在叶巴，长在新巴，算是在新巴土生土长的。他参加工作42年，除了在贡嘎当了3年县长，在山南地区当了4年人大工委副主任，其他35年全在隆子。他对隆子很有感情，对于50多年前的隆子记忆犹新。他说，旧社会，西藏的县分了五个等级，隆子条件最为艰苦，是五级县，级别最低。隆子沟很大，河谷很宽，当时气候非常差，一年中有近8个月的风沙天气，晴天黄沙蔽日，雨天泥沙横流，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在隆子河谷流传着一句俗话叫“聂巴阿贴组”，意思是“只要你说话，身上的沙土就会往下掉”。隆子河是季节性河流，春天和冬天是干的，夏天洪水大，遍地跑，这次冲南边，下次冲北边，毫无规律。洪水冲走了耕地，也冲走了房子，于是河床起来越宽，耕地越来越少，逼着老百姓把房子往山边边建。
水土流失、风沙肆虐带给隆子人的，不仅仅是出行的不便，更是对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制约。隆子河畔的人们只能守着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和风沙蹂躏的几亩薄地，种点青稞，放点牧，一年下来，肚子都填不饱。他们真担心隆子人今后是否还能在这里生存。
但朗宗不信这个邪，她想撼动人们的传统思想。当然，这既有她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顽强与不屈，也有新思想对她的启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号角吹响了，朗宗一家翻了身，不仅分到了田地、房子和牲畜，而且开始接触到新思想。解放军来到了村里，她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还学会写藏文，写阿拉伯数字，以及讲些简单的汉语，更是通过解放军了解到了“世界屋脊”下的世界。1959年6月，她算是正式参加工作了。因为工作突出，参加工作不久，她还当上了村里的农会主任和互助小组长。1961年担任新巴乡乡长，196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看着光秃秃的荒滩，看着整天弥漫的风沙，朗宗握紧了拳头，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赶走这些讨厌的家伙，这些害人的家伙。白天，她与群众一起干农活，夜里她就考虑着隆子河谷地带的荒滩荒坡怎样治理的问题。想到隆子河谷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她就笑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还是满天的风沙，她又有些沮丧，忧愁笼罩在心头。她去请教村里的老人，隆子河谷是适合种树还是种草？适合种什么树和草？一个老人很慈祥地笑着说，姑娘啊，你还年轻，不怪你。想要在隆子河谷种树种草，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谁也没实现这个愿望，姑娘你就不要逞这个能了，那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
朗宗虽然有些喪气，但没有死心，也不甘心。她跑到县委县政府，向领导倾诉着新巴老百姓生存与生活的艰难，数落着风沙对人们的种种损害。她说再这样下去，大面积的沙尘直接威胁到县城及区域内村庄的存亡。领导被她的这番激情逗笑了，有领导认为隆子河滩的治理，朗宗一个女人是无足轻重的。领导说，这个问题县委政府会考虑，你回家等着。朗宗等啊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多月，县上一点响动都没有，她急了，是不是领导糊弄自己的，根本没当回事呢？她又找到领导办公室，领导说，治理隆子河谷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我们想解决就能解决的，要从长考虑。朗宗有点气愤了，她说，政府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人民的事怎么能拖呢？再不加强植树，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没办法，领导表态，明天就开会研究。第二天，隆子县委就开了个会，专门研究隆子河谷治理的方案和措施，并成立了隆子河谷治理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担任组长，县农牧科和相关乡的领导为成员。朗宗也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机构也成立了，但具体怎么干，谁也不知道。但朗宗是个实诚人，她是动真格的。朗宗想，不知道怎么干没关系，自己有眼睛，有耳朵，可以悟，也可以学啊！ 近的，可学列麦，她也参加了列麦的开垦造地、引水修渠。同属隆子县的列麦公社由16个小山庄组成，分散在10座大山、3条大沟的8个山坳里。“山多地少，肚皮填不饱”，是20世纪60年代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想要吃饱饭，就得开垦土地。”原列麦公社党支部书记仁增旺杰带领全社老老小小、男男女女扛上铁锹、十字镐，赶上牛、马，奔向海拔4200多米的桑钦坝去。为了能让桑钦坝早日种上粮食，群众在坝上搭上帐篷，夏天漏雨被子被打湿，冬天挡不住寒风，但这一切没有阻挡住列麦人种粮的决心。用牛耕、用十字镐刨、用铁锨翻、用肩挑背扛，列麦人用尽了浑身解数。在开垦土地这件事上，谁也不甘落后。有很多人趁着大家都睡着了，悄悄地出去干。后来不光本社的人干，其他社的人也过来支援。一年时间，列麦人磨坏的藏犁、磨秃的十字镐和铁锨等就有1000多件；老人和孩子们从荒地里拣出的石头近千立方。到第二年春播前，列麦人在桑钦坝上垦荒760亩。第二年冬天，1100亩荒地全部开垦完成。为了纪念这气吞山河的壮举，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决定把桑钦坝改名为“革命坝”。
然而，要在革命坝上种上粮食，就得解决土地灌溉用水的问题。革命坝海拔4200多米，比公社所在地还高上300米，如何实现引水灌溉成为了一个大难题。刚开始他们从河谷里修了水渠，打算引水过来灌溉。但是水太小了，根本无法满足需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灌溉，公社抽调了70多名突击队员上莫拉山安营扎寨，准备修建一条全长8.5公里的盘山水渠。想在这海拔近5000米，一旁全是悬崖的山上修建一条水渠可不是那么容易。在突击队员的奋战下，蜿蜒如带的盘山水渠艰难地向前伸展。他们的脚步停在了一堵楼壁似的“铜钹岩”前。“铜钹岩”六丈多高，十多丈宽，手不能攀，脚不能站，上依陡崖，下临深谷，是整个工程最艰险的地段。怎么办？列麦人隆子人从来就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只能两个人的腰上拴绳子，上面几个人拉。人悬在悬崖上进行开挖。巾帼不让须眉。原妇女突击队长白玛玉珍第一个绕路攀上六丈多高的陡壁。接着，人们一个个跟了上去。他们凌空作业，抡锤的抡锤，掌钎的掌钎。白玛玉珍肩负起悬空打眼、装药、点炮的艰险任务。“铜钹岩”上炮声隆隆。经过十天苦战，突击队员们终于把这个庞然大物降服了。当水从这条“幸福渠”一泻而下时，人们激动、喜悦的淚水也淌了下来。
50多年后，当笔者来到革命坝时，这里早已退耕还林。但“幸福渠”里的水依然流淌着，一如列麦生生不息的脉搏。是啊，列麦人为生存而努力的景象，在历史的烟云中已渐渐模糊，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等不靠”的列麦精神却在薪火相传中愈发耀眼。
1965年年底，在上级的组织下，朗宗和几十个公社社长一道，来到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去的路上，她对风景和内地的新鲜事物，还有些兴趣。然而，当她参观完大寨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栽树了。她想，大寨原本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黄县下丁家村在村支书王永幸的带领下兴修水利、改造山河，他们把山地削成平地，把地下的大石头一块块掀上来，在一条条山沟里筑起水库池塘，分别浇灌山上、山腰和山下的农田，使这个原来“山高地薄石头多、天地自带三分灾”的穷山村，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高产稳产的富山庄，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大寨人能在山上种地，我们怎么就不能在隆子河谷上栽树种草呢？
从山西大寨回到西藏隆子，朗宗就着手在三村搞起她的实验地。
“快别胡说八道了，隆子河谷那些荒滩上哪能栽活树，历史上也没栽过。”
“笑话，河谷上连草都长不活，树那么大，怎么长！”
“河谷上要是长出树来的话，我就砍掉我的脖子走路。”
“真是个疯女人，痴人说梦。”
“栽树这么苦，还没有任何报酬，傻子才去干呢。”
……
反对声此起彼伏。
朗宗毫不示弱，反驳着说：“大寨人能在荒山上种庄稼，凭什么我们隆子人就不能在河谷上栽树。”反对的人又说她头发长见识短，也不看看隆子海拔有多高，土地有多贫瘠，那能比吗？朗宗很不以为然，倔强地说：“你们那都是歪歪理，是为怕苦怕累找的托词。”反对的人无语了，只得说，行，你能耐，那就等着看笑话吧！
是的，此时的朗宗忘了隆子地处4000米的高原之上，忘记了隆子河谷土壤盐碱含量高、地下水位低、水源极为缺乏的恶劣条件，忘了隆子穷得连简单的生产工具都没有，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弱女子。其实不是她忘了，而是她的心太高，比西藏的山高，甚至高过珠峰。她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在隆子河谷上栽树，不仅要栽活，还要让它们活得好好的，成片成片的，活上几百年，上千年，像哈达一样缠绕着隆子河谷。
多么美好的愿望啊！
与朗宗一起在试验地栽树的，说是群众，实际上大多是妇女和孩子。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呢？有的到列麦的革命坝修水渠去了，有的则站在不远处看热闹看笑话，甚至冷言冷语相加。狗日的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男人，咱照样干得有模有样的。朗宗边挥舞着镐头边在心里骂道。
这时，年仅24岁的年轻妇女央金哭丧着脸找到朗宗说：“大姐，今天早上，我丈夫叫我别跟着你栽树了，他说我们栽了也是白费力，栽下去也活不了。”朗宗愤怒地说：“千万别信那些男人的，你干你的，别搭理他们，遇到点困难就像老鼠遇到猫一样，都是些软骨头，这样下去，不被黄沙吃了才怪呢。”央金半信半疑地问朗宗：“大姐，这河滩上连草都不长，我们真能把树栽活吗？”朗宗说：“妹子，相信大姐，这树一定能栽活。”央金点了点头，又开始忙了起来。在试验地栽树的孩子，大多才十来岁，虽然有一股子蛮劲，但没经验。他们还不懂得在隆子河谷栽树的意义，更多是出于好奇、新鲜才来的。
但朗宗不认为这是劣势，她觉得很多事，不是在于干得好不好，干得多不多，而是在于敢不敢做，敢不敢尝试。当时经济条件极差，连基本的必要的生产工具都没有，甚至连一辆手推车都没有。朗宗却很乐观，她说，不怕，我们不还有手，还有脚，还有肩膀吗？有了这些，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活都能干好。 要栽树，首要解决的就是树苗。新疆杨与黑柳树试种的少，朗宗就左拜托右嘱咐，叫几个兄弟乡都进行了支援。沙棘占了试验地的绝大部分，沙棘苗的需求量最大。怎么办？隆子河畔没有沙棘，但在一些偏远的山沟里还是有少量的。于是，她发动群众四处寻找，最后在色吉雪村等地找到了沙棘。沙棘苗找到了，运输又成了一大难题。但这难不倒朗宗他们。没有马车，大家就用背扛、用肩担、用人力车拉……靠着这一股子拼劲，几百株树苗硬是被运到试验地。
为了不误工，他们不仅带上镐头和铁锹，还带上了铁壶，带上了糌粑，带上了清茶（砖茶）以及牛粪。年轻妇女和年轻小伙子们先使劲地挖出一条小沟来，然后在小沟边掏出一个个小坑来。沟是为了将来好灌溉，坑是用来栽树的。栽树没啥技术含量，也没有技术员现场指导，只要用泥土把树苗的根子压住就行。但对群众的意志是一种考验。河谷的土是碱性的，是沙砾石，镐头和铁锹挖到上面，震得两手发麻，两眼冒金星。沙棘朴素，不讲究，对坑的要求不大也不深，但即便这样一个小坑，他们也要挖上个把小时。朗宗花的时间更长，因为她左手残疾了，基本动不了，运送树苗、挖坑、栽树等，她都只能靠一只右手，她靠的还是常人没有的毅力。如果说当时栽树要讲技术的话，就是如何应付碱性强的问题。那时的隆子河谷一片白，碱性特别重。俗话说，碱大吃苗，肥大吃碱。为了解决脱盐，让树苗生存下来，朗宗号召群众从家里带来牛粪羊粪，家里多的多带，家里少的少带，没有的，也要到路上捡些过来。在西藏人的眼里，牛粪是个宝，甚至比金子还重要。但朗宗把树苗当成了自家的婴儿，还会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中午时分，年纪大点的妇女就会放下镐头和铁锹，用几块石头，临时架起灶来，取出锅碗瓢盆，拿上锅就近到小溪里取来水，然后点燃牛粪，煮起清茶来。茶烧开了，河谷飘起了醉人的茶香。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打上清茶，然后拿出装糌粑的羊皮袋子抖出糌粑，放到碗里，用四指抓捏起来。清茶那真叫一个香啊，糌粑真可口啊。
吃完午饭，稍稍休息，他们又干了起来。他们把河滩当战场、以河滩为食堂、让河滩当课堂，在植中学、在学中植，彻底和风沙铆上了劲。到晚上收工时，他们满身沙尘。但朗宗不觉得累，她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埋怨白天时间太短，夜晚时间太长。
这个春天，他们就这样灰里来、土里去，喝饱了沙尘，但种下了希望。很多人还是看热闹，他们不信栽的树能活下来。但要强的朗宗心急如焚，她三天兩头地往试验地里跑，看树苗们是不是口渴了，长新芽了没有，叶子长大没有，枝儿长长没有。她恨不得树苗们都插上飞翔的翅膀，快快长大，长得枝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为隆子遮风挡雨。
可朗宗毕竟不是铁打的。开始，新疆杨与黑柳树长势很好，焕发起勃勃生机。但朗宗高兴不起来，因为主要种植的沙棘苗灰黑灰黑的，既没发芽，也没枯死，根本就看不到生命的希望。
一天，朗宗看着要死不活的沙棘悄悄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正好被一个放牛的阿妈看到，阿妈对她说：“姑娘呀，隆子河谷连草都长不了，怎么能长树呢，你不要信那些骗人的话了。别再在这个事上瞎耽误工夫了。”朗宗说：“阿妈啊，你看我们这都过的什么日子，整天是黄沙和泥沙，我心里难受啊！”阿妈安慰她说：“这不能怪你，怪就怪我们生错了地方，投错了胎呀！”朗宗说：“阿妈，风沙只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怪物，如果你弱了，它们就强，如果你强了，它们就会弱。我是乡长，我有责任啊！”听着朗宗的话，阿妈摇着头，赶着牛儿走远了，走的时候，嘴里还唠叨着说：真是个死脑筋！可树苗不争气啊，试验地里还是没有多少生机。
再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朗宗发现原来长势不错的新疆杨与黑柳树大都枯死了，但原来看不到希望的沙棘却冒出了嫩芽，泛起了绿色，并且大多数沙棘“死而复生”了。朗宗心中又升起了无限的希望。三村有个老同志叫金巴，60多岁了，他患有气管炎，走路就喘。朗宗找到他问：“阿爹，您说隆子河谷到底能不能栽树？”阿爹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朗宗乡长啊，沙棘生命力强，耐干旱，不怕海拔高，再说隆子并不是没有沙棘，它能在色吉雪那边生长，按理说在河谷同样能长，管理好了，还能大片大片地生长呢。气管炎是我的老毛病了，我当然希望多栽树，氧气充足点，日子也好过些。”朗宗使劲地点着头。
虽然在风沙的侵蚀掠夺下，试验地最终活下不到十分之一的树苗，这些树还被风沙埋得只露树梢，刮断了枝；虽然那些看热闹的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虽然许多曾经有信心的干部群众也渐渐没了积极性，但不管怎么样，沙棘还是在隆子河谷广袤的土地上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沙棘，朗宗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坚定了决心。
1969年，隆子县成立了人民公社，朗宗当选为新巴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上任第一天，朗宗就组织召开公社和村干部大会，在这个会上，她向全公社干部发出号召：隆子要想存，就得风沙停；要想风沙停，就要多栽树。她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让隆子大地披上绿装，她就没脸干这个公社主任了。她还下了死命令：不仅三村要栽沙棘，一村、二村、四村、五村，新巴所有村都要栽，不仅村村栽，人人都要栽。
这时有村干部问她：“有没有务工补贴？”朗宗说：“建设自己的家园还要什么钱？区领导和县领导说了，新巴栽树，他们大力支持，但由于县里没钱，他们最多支援沙棘苗。这是关系到我们家园，关系到我们子子孙孙的大好事，你们谁也不要在钱上打算盘，打了也没用。”
随后，朗宗走村串户，把全公社都走了个遍。她对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跟群众说，虽然试验地里的新疆杨与黑柳树成活率不高，但沙棘的成活率高，这说明在隆子河谷栽沙棘比较合适。沙棘有四个特点：一是它对海拔要求不高，三四千米都能长；二是沙棘对气候环境要求比较低，冷热能长，旱涝也能长；三是它的抗碱能力强，我们隆子河谷碱性大，河床上都是白白的；四是它繁殖得快，生命力顽强。她还说，因为没有树，我们隆子人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整天满嘴的黄沙，翻山越岭地去捡柴火，买木头盖房子，放个牛羊都要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栽上沙棘，就再也不怕风沙了，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去捡柴火了，也不需要牛粪当柴火了，盖房子也有木材了。我们不仅要自己有木材、柴火和树苗可用，还要往外面销售，要产生经济效益。我们栽了沙棘，草也会跟着长起来，有了草，我们就可以多养奶牛和羊了，我们再也不用跑到远处的荒山放牧了。栽上沙棘，不仅我们自己能享受到福气，更是给子子孙孙留下的财富。 为了打消一些人对在高原上植树的疑问，他觉得主要是要找到足够的水源。他首先在扎果坝开始了找水的尝试。扎果坝的山坡上布满了大片从山上冲下来的大小乱石。谭弘发与县水利局长一起，顺着山沟寻找水源。步行大半天之后，他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了迹象，便用手扒开地面的沙石，看到下面有些潮湿，他们非常惊喜，立即叫来当地村民用工具挖出一个深坑。第二天，这个坑里就渗满了地下水。
于是，以这里为起点，埋设管道，挖蓄水池，一个投资10多万元的“截潜流”工程正式动工。引来的山泉水日夜不停地流淌进8000立方米的大蓄水池，为扎果坝上3800亩的植树面积提供了宝贵的水源。在随后的时间里，谭弘发为找水又历尽艰辛。外出办事经过一些坝子的时候，只要时间有空余，他都要到山上转一转。看到一些有水源迹象的地方，他都禁不住要用手掏挖试探，有时手指都被磨出了血。
随后，谭弘发领着干部群众在坝上搭起帐篷，吃住在荒滩，开始大规模种植沙棘，还有新疆杨、银白杨等。40年前的那一幕再次在隆子再现。
挖坑依然是难题。都是沙砾淤积而成荒地，一锹下去，地面直冒火花，手腕震得发麻，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挖3个树坑。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常人快走几步就觉得头痛胸闷，浑身无力，何况从内地过去的谭弘发？但他咬紧牙，挖两镐，喘口粗气再挖。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干劲，3年里，谭弘发带领群众用双手挖出近300万个树坑，投入近300万元，成片造林8万多亩。
奇迹再次在隆子诞生，他们不仅进一步改进了植树造林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方法，还再次实现质的重大突破。2006年3月，隆子县人民政府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人事部和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集体。”这是一块充满辛酸而又沉甸甸的先进牌匾！
只要闲暇，谭弘发爱到坝子上走走，和村民们聊天，了解每座山上的树长得怎么样了。看沙棘和杨树在风中枝叶飘飞的美丽姿态，他总会走上前去，轻轻抚摸着枝叶，就像抚摸自己远在湖南常德已经入睡的孩子。由于他长期在坝子上与干部群众同生活同劳动，隆子河谷的绝大部分农牧民群众都认得这个来自湖南的汉子。也由于全身心投入工作，他甚至忘记了家乡的模样，忘记了孩子的模样。
在藏语的发音里，把坝子叫作“塘”。看到谭弘发对坝子的那份情感，当地群众也把谭书记亲切地叫作“坝子书记”。他们说，在高原上，树长得很慢，比修路、盖房子要困难得多，如果追求在3年中看到政绩，种树是很难抢眼的。谭书记抓“生态立县”，完全是为了我们藏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其实廖显才副部长又何尝不是隆子河谷的一株沙棘呢？他1990年12月从老家四川自贡当兵来到西藏，当兵3年后，他本可选择退伍回家乡。但他没有回四川，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西藏。他先考到西藏农牧学院学习了3年，毕业后他选择了海拔高、条件艰苦的隆子。最开始在县农牧局工作，后来到过县委办、组织部、纪检委、司法局，也在日当镇、隆子镇等乡镇工作过多年，前两年又来到了宣传部。这一工作，就是21年过去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隆子，献给了西藏，谁能说他不是西藏人。廖部长说，在西藏，工作25年就可以退休，如果把他的兵龄算上，他在西藏工作就已经27年了，但不知为什么，组织上没有把他的兵龄算上。虽然他老婆孩子都在老家自贡，但他对隆子有感情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所以他也没去找组织上核实这个事，就多工作几年吧！廖部长还告诉我说，隆子县城不大，人也不多，晚上非常安静，工作之余，他除了看书，就是到隆子河谷走走，看看沙棘林。虽然它们质朴，但它们不屈不挠的生长精神，时刻让他感受着生命的强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内地在隆子工作过的人很多，几乎都参与了沙棘林的植树，但退休后，要么去了拉萨，要么去了成都，要么回了老家。不管是健在的，還是作古的，他们心中应该都满满地装着隆子。
其实，我也想对廖部长说，看到了您，我也看到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看到了我们祖国的辽阔，我们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
像这样令人仰望的沙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一条缠绕着隆子河谷的无形哈达。
绿色是希望的象征，新芽是成功的信使。目前，荒漠植树造林、林区爱树护林的风气已经在隆子蔚然形成，绿化街道、绿化庭院、绿化道路已成为城镇居民的自觉行动。
隆子县林业局负责退耕还林的女干部南木琼给我提供了一组数据：截至目前，全县沙棘林面积达43056.75亩，人工种植面积达到42251.985亩，具体分布在隆子镇、热荣乡和日当镇、列麦乡一带。其中1966年至2012年全县种植沙棘36674.115亩，2013年2604.8亩，2014年2424.2亩，2015年200亩，2016年348.87亩。南木琼说，为了有效保护现有的沙棘资源，继续为县城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发挥作用，并将其发展培育成为具有县域特色的林业资源和产业，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益，隆子将建立43056.75亩沙棘林保护与1530亩繁育优质沙棘种植基地。南木琼还告诉我说，在改善周边生态环境的同时，他们还在想办法有效增加当地农牧民群众收入，加快他们脱贫致富的步伐。
沙棘，虽然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它毕竟是生物，是生物就会有脆弱的一面。它不怕风不怕沙，不怕干旱与高原，它最怕牲畜和人为破坏。于是，自从种植沙棘以来，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便成了每个隆子人心中的责任。
以前没有专门的护林员，完全靠群众自发保护。那时，当朗宗看着隆子河谷的绿色像燃起的火焰开始蔓延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保护这些绿色，保护这些绿色，就像保护这高原的火种。为了让“孩子们”更加茁壮地成长，她带领邻乡乡长们先后修建了长达2万多米的土渠和7座水池，确保了“孩子”有水喝。为了保证树木不被牲畜和人为破坏，朗宗还制定了几条行之有效的措施，他们积极向上级争取铁丝等物资，动用当地的能工巧匠用铁丝围栏，并规定公社社员的牲畜不准放到沙棘林区，违者损坏一株，补栽十株。每个生产队还安排了管护人员，天天守护着自己管理范围内的林区。1979年9月的一个中午，隆子县中学一个中学生的哥哥送他到学校。因为当时太阳特别炽热，这个中学生的哥哥就把马拴在了一个茂盛的沙棘树底下吃草乘凉。他们正准备往学校走，当地管护人员就发现了。管护人员把他们兄弟俩叫住，狠狠地批评了他们，并警告他们，不知者无罪，但下不为例，如果下次还这样，就不是罚款的问题了，就连马都要没收。这个事虽然不大，但一直深深地刻在兄弟俩的心灵深处。 这一切的一切，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隆子人的奋勇拼搏得来的。他们不仅仅建起了沙棘林，更在高原上构建了生态食物链。所有的硕果，都似隆子绿色哈达上镶嵌的明珠，明珠照亮了隆子，照亮了高原，也照亮了未来。
芒措村四组的“聂雄农牧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不就是这绿色哈达上镶嵌的一颗明珠吗？
个不高、脸黝黑的巴珠是这家合作社的法人代表。他告诉我说，隆子手工艺品制作应该有三四百年历史了，但真正大规模发展起来，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为什么？因为沙棘木材丰富了，促进了手工艺品制作的发展。隆子的手工艺品也没有固定的格式花样，就是凭经验和感觉制作，有酒器、茶器、勺子、托盘等物品。目前主要是家庭作坊为主。
巴珠的“聂雄农牧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就是以他和他的五个兄弟为主成立的一个合作社。虽然巴珠是非遗传统手工艺品的传承人，但他们兄弟几个最终能办这个合作社，与朗宗书记的决策是分不开的。首先当然是栽了沙棘，有了木材，才能做工艺品；其次是当年朗宗书记还办了一些培训班，有木匠有铁匠有手工艺制作，还能学医和黄牛改良。朗宗书记目的很明确，不仅要让大家有生存的环境，还要有生存的本领。巴珠和他的兄弟们就是在那些培训班里学的。巴珠是家里的老五，老大叫格桑，老二叫加央，老三叫旺堆，老四叫桑珠，老六叫扎西杰布。当年兄弟几个为了学好制作手工艺品，他们还拜了师，家里没钱，他们在学徒期间，每年给师傅送一头牦牛，每个星期用驴子给师傅送一车柴火。后来出师了，他们又想着办个家庭作坊。还是没钱，兄弟几个只得挨家挨户的借，人家看到这家人老人不在了，都是些年轻人，怕不靠谱，不敢借给他们。后来国家出台了好政策，他们又成立了专業合作社，能从国家贷款了，前景也更好了。
巴珠说，现在合作社每年的毛收入有30多万，但他们不是天天干，主要是农闲时干，平时他们还要忙家里的黑青稞，还要养牛羊，手工艺品制作的收入只是整个家庭收入的一小部分。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他们还欢迎一些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巴珠说，他们制作的酥油桶，不光卖到隆子和山南的寺庙，还卖到了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
与巴珠他们协同作战不一样的是，色吉雪村的洛桑丹增则是单兵作战。今年63岁的洛桑，原来是木匠，由于心灵手巧，在色吉雪村小有名气，村里的木匠活也都由他揽着。大概是1999年吧，他一次看电视，说要振兴民族产业和手工艺。他心想，自己是木匠，何不学做手工艺，去振兴民族产业呢？于是，他行动了。做手工艺品，木匠和铁匠的手艺都要。木匠他是行家，铁匠不会。不会没关系，去学就是，他一头扎进村里的铁匠铺，一干就是三个月。铁匠活学会了，但资金又不足，但洛桑想得开，钱多开大店，钱小开小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慢慢做大。他最不愁的就是沙棘木材，不光隆子河谷多的是，就是他家房前屋后都围满了沙棘。
但这次洛桑只干了两三年，钱没挣多少，但技术练出来了。就在此时，村里换届，村民选他当村主任。洛桑是个认真人，为了干好村里的工作，他就把做手工艺品的事放到了一边。9年后，从村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洛桑又想起做手工艺品的事。还是没钱，但这次来了驻村工作队。队长是县上的，听洛桑说了隐藏在心中的这个想法后，大力鼓励他搞，并从政策和经费上争取了扶持。
洛桑很纯朴，就像隆子的山一样。刚开始，他只知道埋头干，为了把工艺品打造得更加精美，他天天晚上忙到深夜，有时候甚至忘记睡觉，忙到了天亮。工艺品打造精美了，但却没人买，拿到隆子县城没人买，他就拿着跑到了山南市和拉萨市，还是不紧俏。后来有人告诉洛桑，都什么年代了，商品做好了有什么用，不注重包装和宣传，同样白搭。于是，他从家门口开始，最先在基地前的马路边上立了一块大大的“隆子镇色吉雪村民族手工业基地”宣传牌，上面有洛桑的大幅照片，还有他做的各种各样的手艺术品，还写着他的手机号码。再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又帮着他在网上和微信进行了宣传。
洛桑告诉我说，网络和微信这些新鲜玩意儿就是厉害，以前他做的工艺品并不赖，但就是没人问津，给人家送上门，人家还嫌弃。后来在网上和微信上一宣传，人家都找上门来订，供不应求了，并且都是山南和拉萨的客人来订的。刚开始时一年只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现在上十万了。
洛桑还告诉我说，原来他没想过要带徒弟，怕生意不好，挣不到钱，日子没法过。但当他看到情况好转后，就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顿林，本村的，46岁了；一个叫罗布，外村的，才20多岁。他们都已经出师了，都开了自己的基地，生意不错。
“如果没有朗宗书记，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隆子人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沙棘林；如果没有沙棘林，非遗传统手工艺品恐怕早就失去了传承，我这个做木匠的，都不知道靠什么赚钱养活家人。”洛桑感慨着说。
是啊，朗宗书记他们赋予隆子的岂止一条“绿色哈达”呀！
此时，我想到了芒措村四组央金老人女儿索朗白玛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笑容的脸。索朗掰起指头给我算着她家的年收入：4头改良的奶牛，今年收入能有6万多元；25亩青稞地，全部是黑青稞，贵着呢，收了能卖3万多元；自己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一年工资1.2万多。加起来，今年的收入不少于10万。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参加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儿子今年考大学。芒措算不上富，但也不算穷，现在全村的年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万元了。
我相信，索朗幸福的笑容里既包含着辛酸，也包含着感恩与期盼。
……
在隆子，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与沙棘有关。是的，隆子人的命运与沙棘紧紧相连。
相对周围的大山，隆子河谷地势较低，只能俯视，但沿着隆子河畔成片的沙棘林望去，我仰望着，看到的是隆子人的高大与顽强，是一个个高于珠峰的西藏人……
（原发《中国作家》2017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子嫣
201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来到了海拔4000米的隆子河畔。老家四川自贡，来西藏已经27年的隆子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显才指着缠绕着隆子河谷绿色哈达般的沙棘林告诉我说，你别看隆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青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这里栽下的杨树、柳树，头两年活得好好的，但第三年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沙棘不同，头两年像死了一样，但第三年就活了，能活上千年。
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它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它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它的存在，隆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因为它的存在，隆子的草蓄矛盾解决了，牧业收入增加了……它的树干可以盖房子，枝条还可以当柴烧；它的果实可以制成沙棘果汁和沙棘油，能治疗多种疾病……我抚摸着沙棘灰黑而粗糙的树干，它身上散发出的顽强精神令我感动。
在随后一个星期的采访中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隆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朗宗、多吉、谭弘发、廖显才、拉杰、顿珠、格桑、巴珠、洛桑丹增等成千上万的人，就如同这雪域高原一株株顽强不屈、傲然挺立的沙棘。
1966年春天，在荒凉的隆子河滩上，一个大约40岁的瘦小藏族女子，带领几十个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不是刨地，是挖坑栽树。他们要试种60亩地的树，除了沙棘，还有新疆杨与黑柳树等，总共五个品种。形象点说，这不是试种，而是宣战，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
瘦小的藏族女子叫朗宗，是隆子县新巴乡（今隆子镇）乡长，群众则是三村（今芒措村）村民。
相对其他群众，朗宗的行动显得更为吃力，不是因为风沙大，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左手残疾。那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伤痛。1928年出生的朗宗，本来是墨竹工卡县人，因为出生于贫困的牧民家庭，从小就饱受旧社会农奴主的摧残。朗宗3岁那年，家乡遭遇大雪灾，家里住的帐篷被压垮了，给农奴主养的牦牛被冻死了。不得已，父母带着一家老小走上了逃荒之路。他们边逃边要饭，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最后来到了隆子县新巴乡三村。
虽然朗宗一家逃脱了农奴主的威逼，但并没有摆脱农奴的命运。朗宗一家又成为一个名叫罗布的农奴主的奴隶。朗宗，朗宗的母亲，包括后来朗宗年幼的儿子，一家三代都成了奴隶。朗宗当劳力使，给农奴主种地，朗宗的母亲和儿子则放牧，或捡马粪、牛粪、羊粪。
相对于家乡，隆子的土地更贫瘠，生存条件更艰苦。与其他农奴一样，朗宗一家如同石缝中求生存的小草。他们使劲地长呀长呀，长得很慢，也长得异常艰难，但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也没有谁真正把他们压倒打垮过。
与朗宗经历相似，今年77岁的隆子县老县委书记多吉，精神矍铄。他告诉我说，他生在叶巴，长在新巴，算是在新巴土生土长的。他参加工作42年，除了在贡嘎当了3年县长，在山南地区当了4年人大工委副主任，其他35年全在隆子。他对隆子很有感情，对于50多年前的隆子记忆犹新。他说，旧社会，西藏的县分了五个等级，隆子条件最为艰苦，是五级县，级别最低。隆子沟很大，河谷很宽，当时气候非常差，一年中有近8个月的风沙天气，晴天黄沙蔽日，雨天泥沙横流，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在隆子河谷流传着一句俗话叫“聂巴阿贴组”，意思是“只要你说话，身上的沙土就会往下掉”。隆子河是季节性河流，春天和冬天是干的，夏天洪水大，遍地跑，这次冲南边，下次冲北边，毫无规律。洪水冲走了耕地，也冲走了房子，于是河床起来越宽，耕地越来越少，逼着老百姓把房子往山边边建。
水土流失、风沙肆虐带给隆子人的，不仅仅是出行的不便，更是对生存和发展的严重制约。隆子河畔的人们只能守着随时都可能被洪水和风沙蹂躏的几亩薄地，种点青稞，放点牧，一年下来，肚子都填不饱。他们真担心隆子人今后是否还能在这里生存。
但朗宗不信这个邪，她想撼动人们的传统思想。当然，这既有她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顽强与不屈，也有新思想对她的启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号角吹响了，朗宗一家翻了身，不仅分到了田地、房子和牲畜，而且开始接触到新思想。解放军来到了村里，她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还学会写藏文，写阿拉伯数字，以及讲些简单的汉语，更是通过解放军了解到了“世界屋脊”下的世界。1959年6月，她算是正式参加工作了。因为工作突出，参加工作不久，她还当上了村里的农会主任和互助小组长。1961年担任新巴乡乡长，196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看着光秃秃的荒滩，看着整天弥漫的风沙，朗宗握紧了拳头，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赶走这些讨厌的家伙，这些害人的家伙。白天，她与群众一起干农活，夜里她就考虑着隆子河谷地带的荒滩荒坡怎样治理的问题。想到隆子河谷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她就笑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还是满天的风沙，她又有些沮丧，忧愁笼罩在心头。她去请教村里的老人，隆子河谷是适合种树还是种草？适合种什么树和草？一个老人很慈祥地笑着说，姑娘啊，你还年轻，不怪你。想要在隆子河谷种树种草，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谁也没实现这个愿望，姑娘你就不要逞这个能了，那是自找麻烦，自讨苦吃。
朗宗虽然有些喪气，但没有死心，也不甘心。她跑到县委县政府，向领导倾诉着新巴老百姓生存与生活的艰难，数落着风沙对人们的种种损害。她说再这样下去，大面积的沙尘直接威胁到县城及区域内村庄的存亡。领导被她的这番激情逗笑了，有领导认为隆子河滩的治理，朗宗一个女人是无足轻重的。领导说，这个问题县委政府会考虑，你回家等着。朗宗等啊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多月，县上一点响动都没有，她急了，是不是领导糊弄自己的，根本没当回事呢？她又找到领导办公室，领导说，治理隆子河谷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不是我们想解决就能解决的，要从长考虑。朗宗有点气愤了，她说，政府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人民的事怎么能拖呢？再不加强植树，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没办法，领导表态，明天就开会研究。第二天，隆子县委就开了个会，专门研究隆子河谷治理的方案和措施，并成立了隆子河谷治理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担任组长，县农牧科和相关乡的领导为成员。朗宗也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机构也成立了，但具体怎么干，谁也不知道。但朗宗是个实诚人，她是动真格的。朗宗想，不知道怎么干没关系，自己有眼睛，有耳朵，可以悟，也可以学啊！ 近的，可学列麦，她也参加了列麦的开垦造地、引水修渠。同属隆子县的列麦公社由16个小山庄组成，分散在10座大山、3条大沟的8个山坳里。“山多地少，肚皮填不饱”，是20世纪60年代群众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想要吃饱饭，就得开垦土地。”原列麦公社党支部书记仁增旺杰带领全社老老小小、男男女女扛上铁锹、十字镐，赶上牛、马，奔向海拔4200多米的桑钦坝去。为了能让桑钦坝早日种上粮食，群众在坝上搭上帐篷，夏天漏雨被子被打湿，冬天挡不住寒风，但这一切没有阻挡住列麦人种粮的决心。用牛耕、用十字镐刨、用铁锨翻、用肩挑背扛，列麦人用尽了浑身解数。在开垦土地这件事上，谁也不甘落后。有很多人趁着大家都睡着了，悄悄地出去干。后来不光本社的人干，其他社的人也过来支援。一年时间，列麦人磨坏的藏犁、磨秃的十字镐和铁锨等就有1000多件；老人和孩子们从荒地里拣出的石头近千立方。到第二年春播前，列麦人在桑钦坝上垦荒760亩。第二年冬天，1100亩荒地全部开垦完成。为了纪念这气吞山河的壮举，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决定把桑钦坝改名为“革命坝”。
然而，要在革命坝上种上粮食，就得解决土地灌溉用水的问题。革命坝海拔4200多米，比公社所在地还高上300米，如何实现引水灌溉成为了一个大难题。刚开始他们从河谷里修了水渠，打算引水过来灌溉。但是水太小了，根本无法满足需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灌溉，公社抽调了70多名突击队员上莫拉山安营扎寨，准备修建一条全长8.5公里的盘山水渠。想在这海拔近5000米，一旁全是悬崖的山上修建一条水渠可不是那么容易。在突击队员的奋战下，蜿蜒如带的盘山水渠艰难地向前伸展。他们的脚步停在了一堵楼壁似的“铜钹岩”前。“铜钹岩”六丈多高，十多丈宽，手不能攀，脚不能站，上依陡崖，下临深谷，是整个工程最艰险的地段。怎么办？列麦人隆子人从来就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只能两个人的腰上拴绳子，上面几个人拉。人悬在悬崖上进行开挖。巾帼不让须眉。原妇女突击队长白玛玉珍第一个绕路攀上六丈多高的陡壁。接着，人们一个个跟了上去。他们凌空作业，抡锤的抡锤，掌钎的掌钎。白玛玉珍肩负起悬空打眼、装药、点炮的艰险任务。“铜钹岩”上炮声隆隆。经过十天苦战，突击队员们终于把这个庞然大物降服了。当水从这条“幸福渠”一泻而下时，人们激动、喜悦的淚水也淌了下来。
50多年后，当笔者来到革命坝时，这里早已退耕还林。但“幸福渠”里的水依然流淌着，一如列麦生生不息的脉搏。是啊，列麦人为生存而努力的景象，在历史的烟云中已渐渐模糊，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等不靠”的列麦精神却在薪火相传中愈发耀眼。
1965年年底，在上级的组织下，朗宗和几十个公社社长一道，来到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去的路上，她对风景和内地的新鲜事物，还有些兴趣。然而，当她参观完大寨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栽树了。她想，大寨原本只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黄县下丁家村在村支书王永幸的带领下兴修水利、改造山河，他们把山地削成平地，把地下的大石头一块块掀上来，在一条条山沟里筑起水库池塘，分别浇灌山上、山腰和山下的农田，使这个原来“山高地薄石头多、天地自带三分灾”的穷山村，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高产稳产的富山庄，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大寨人能在山上种地，我们怎么就不能在隆子河谷上栽树种草呢？
从山西大寨回到西藏隆子，朗宗就着手在三村搞起她的实验地。
“快别胡说八道了，隆子河谷那些荒滩上哪能栽活树，历史上也没栽过。”
“笑话，河谷上连草都长不活，树那么大，怎么长！”
“河谷上要是长出树来的话，我就砍掉我的脖子走路。”
“真是个疯女人，痴人说梦。”
“栽树这么苦，还没有任何报酬，傻子才去干呢。”
……
反对声此起彼伏。
朗宗毫不示弱，反驳着说：“大寨人能在荒山上种庄稼，凭什么我们隆子人就不能在河谷上栽树。”反对的人又说她头发长见识短，也不看看隆子海拔有多高，土地有多贫瘠，那能比吗？朗宗很不以为然，倔强地说：“你们那都是歪歪理，是为怕苦怕累找的托词。”反对的人无语了，只得说，行，你能耐，那就等着看笑话吧！
是的，此时的朗宗忘了隆子地处4000米的高原之上，忘记了隆子河谷土壤盐碱含量高、地下水位低、水源极为缺乏的恶劣条件，忘了隆子穷得连简单的生产工具都没有，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弱女子。其实不是她忘了，而是她的心太高，比西藏的山高，甚至高过珠峰。她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在隆子河谷上栽树，不仅要栽活，还要让它们活得好好的，成片成片的，活上几百年，上千年，像哈达一样缠绕着隆子河谷。
多么美好的愿望啊！
与朗宗一起在试验地栽树的，说是群众，实际上大多是妇女和孩子。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呢？有的到列麦的革命坝修水渠去了，有的则站在不远处看热闹看笑话，甚至冷言冷语相加。狗日的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男人，咱照样干得有模有样的。朗宗边挥舞着镐头边在心里骂道。
这时，年仅24岁的年轻妇女央金哭丧着脸找到朗宗说：“大姐，今天早上，我丈夫叫我别跟着你栽树了，他说我们栽了也是白费力，栽下去也活不了。”朗宗愤怒地说：“千万别信那些男人的，你干你的，别搭理他们，遇到点困难就像老鼠遇到猫一样，都是些软骨头，这样下去，不被黄沙吃了才怪呢。”央金半信半疑地问朗宗：“大姐，这河滩上连草都不长，我们真能把树栽活吗？”朗宗说：“妹子，相信大姐，这树一定能栽活。”央金点了点头，又开始忙了起来。在试验地栽树的孩子，大多才十来岁，虽然有一股子蛮劲，但没经验。他们还不懂得在隆子河谷栽树的意义，更多是出于好奇、新鲜才来的。
但朗宗不认为这是劣势，她觉得很多事，不是在于干得好不好，干得多不多，而是在于敢不敢做，敢不敢尝试。当时经济条件极差，连基本的必要的生产工具都没有，甚至连一辆手推车都没有。朗宗却很乐观，她说，不怕，我们不还有手，还有脚，还有肩膀吗？有了这些，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活都能干好。 要栽树，首要解决的就是树苗。新疆杨与黑柳树试种的少，朗宗就左拜托右嘱咐，叫几个兄弟乡都进行了支援。沙棘占了试验地的绝大部分，沙棘苗的需求量最大。怎么办？隆子河畔没有沙棘，但在一些偏远的山沟里还是有少量的。于是，她发动群众四处寻找，最后在色吉雪村等地找到了沙棘。沙棘苗找到了，运输又成了一大难题。但这难不倒朗宗他们。没有马车，大家就用背扛、用肩担、用人力车拉……靠着这一股子拼劲，几百株树苗硬是被运到试验地。
为了不误工，他们不仅带上镐头和铁锹，还带上了铁壶，带上了糌粑，带上了清茶（砖茶）以及牛粪。年轻妇女和年轻小伙子们先使劲地挖出一条小沟来，然后在小沟边掏出一个个小坑来。沟是为了将来好灌溉，坑是用来栽树的。栽树没啥技术含量，也没有技术员现场指导，只要用泥土把树苗的根子压住就行。但对群众的意志是一种考验。河谷的土是碱性的，是沙砾石，镐头和铁锹挖到上面，震得两手发麻，两眼冒金星。沙棘朴素，不讲究，对坑的要求不大也不深，但即便这样一个小坑，他们也要挖上个把小时。朗宗花的时间更长，因为她左手残疾了，基本动不了，运送树苗、挖坑、栽树等，她都只能靠一只右手，她靠的还是常人没有的毅力。如果说当时栽树要讲技术的话，就是如何应付碱性强的问题。那时的隆子河谷一片白，碱性特别重。俗话说，碱大吃苗，肥大吃碱。为了解决脱盐，让树苗生存下来，朗宗号召群众从家里带来牛粪羊粪，家里多的多带，家里少的少带，没有的，也要到路上捡些过来。在西藏人的眼里，牛粪是个宝，甚至比金子还重要。但朗宗把树苗当成了自家的婴儿，还会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中午时分，年纪大点的妇女就会放下镐头和铁锹，用几块石头，临时架起灶来，取出锅碗瓢盆，拿上锅就近到小溪里取来水，然后点燃牛粪，煮起清茶来。茶烧开了，河谷飘起了醉人的茶香。大家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儿，打上清茶，然后拿出装糌粑的羊皮袋子抖出糌粑，放到碗里，用四指抓捏起来。清茶那真叫一个香啊，糌粑真可口啊。
吃完午饭，稍稍休息，他们又干了起来。他们把河滩当战场、以河滩为食堂、让河滩当课堂，在植中学、在学中植，彻底和风沙铆上了劲。到晚上收工时，他们满身沙尘。但朗宗不觉得累，她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埋怨白天时间太短，夜晚时间太长。
这个春天，他们就这样灰里来、土里去，喝饱了沙尘，但种下了希望。很多人还是看热闹，他们不信栽的树能活下来。但要强的朗宗心急如焚，她三天兩头地往试验地里跑，看树苗们是不是口渴了，长新芽了没有，叶子长大没有，枝儿长长没有。她恨不得树苗们都插上飞翔的翅膀，快快长大，长得枝繁叶茂，长成参天大树，为隆子遮风挡雨。
可朗宗毕竟不是铁打的。开始，新疆杨与黑柳树长势很好，焕发起勃勃生机。但朗宗高兴不起来，因为主要种植的沙棘苗灰黑灰黑的，既没发芽，也没枯死，根本就看不到生命的希望。
一天，朗宗看着要死不活的沙棘悄悄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正好被一个放牛的阿妈看到，阿妈对她说：“姑娘呀，隆子河谷连草都长不了，怎么能长树呢，你不要信那些骗人的话了。别再在这个事上瞎耽误工夫了。”朗宗说：“阿妈啊，你看我们这都过的什么日子，整天是黄沙和泥沙，我心里难受啊！”阿妈安慰她说：“这不能怪你，怪就怪我们生错了地方，投错了胎呀！”朗宗说：“阿妈，风沙只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怪物，如果你弱了，它们就强，如果你强了，它们就会弱。我是乡长，我有责任啊！”听着朗宗的话，阿妈摇着头，赶着牛儿走远了，走的时候，嘴里还唠叨着说：真是个死脑筋！可树苗不争气啊，试验地里还是没有多少生机。
再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朗宗发现原来长势不错的新疆杨与黑柳树大都枯死了，但原来看不到希望的沙棘却冒出了嫩芽，泛起了绿色，并且大多数沙棘“死而复生”了。朗宗心中又升起了无限的希望。三村有个老同志叫金巴，60多岁了，他患有气管炎，走路就喘。朗宗找到他问：“阿爹，您说隆子河谷到底能不能栽树？”阿爹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朗宗乡长啊，沙棘生命力强，耐干旱，不怕海拔高，再说隆子并不是没有沙棘，它能在色吉雪那边生长，按理说在河谷同样能长，管理好了，还能大片大片地生长呢。气管炎是我的老毛病了，我当然希望多栽树，氧气充足点，日子也好过些。”朗宗使劲地点着头。
虽然在风沙的侵蚀掠夺下，试验地最终活下不到十分之一的树苗，这些树还被风沙埋得只露树梢，刮断了枝；虽然那些看热闹的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虽然许多曾经有信心的干部群众也渐渐没了积极性，但不管怎么样，沙棘还是在隆子河谷广袤的土地上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通过沙棘，朗宗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坚定了决心。
1969年，隆子县成立了人民公社，朗宗当选为新巴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上任第一天，朗宗就组织召开公社和村干部大会，在这个会上，她向全公社干部发出号召：隆子要想存，就得风沙停；要想风沙停，就要多栽树。她立下军令状：如果不让隆子大地披上绿装，她就没脸干这个公社主任了。她还下了死命令：不仅三村要栽沙棘，一村、二村、四村、五村，新巴所有村都要栽，不仅村村栽，人人都要栽。
这时有村干部问她：“有没有务工补贴？”朗宗说：“建设自己的家园还要什么钱？区领导和县领导说了，新巴栽树，他们大力支持，但由于县里没钱，他们最多支援沙棘苗。这是关系到我们家园，关系到我们子子孙孙的大好事，你们谁也不要在钱上打算盘，打了也没用。”
随后，朗宗走村串户，把全公社都走了个遍。她对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跟群众说，虽然试验地里的新疆杨与黑柳树成活率不高，但沙棘的成活率高，这说明在隆子河谷栽沙棘比较合适。沙棘有四个特点：一是它对海拔要求不高，三四千米都能长；二是沙棘对气候环境要求比较低，冷热能长，旱涝也能长；三是它的抗碱能力强，我们隆子河谷碱性大，河床上都是白白的；四是它繁殖得快，生命力顽强。她还说，因为没有树，我们隆子人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整天满嘴的黄沙，翻山越岭地去捡柴火，买木头盖房子，放个牛羊都要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栽上沙棘，就再也不怕风沙了，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去捡柴火了，也不需要牛粪当柴火了，盖房子也有木材了。我们不仅要自己有木材、柴火和树苗可用，还要往外面销售，要产生经济效益。我们栽了沙棘，草也会跟着长起来，有了草，我们就可以多养奶牛和羊了，我们再也不用跑到远处的荒山放牧了。栽上沙棘，不仅我们自己能享受到福气，更是给子子孙孙留下的财富。 为了打消一些人对在高原上植树的疑问，他觉得主要是要找到足够的水源。他首先在扎果坝开始了找水的尝试。扎果坝的山坡上布满了大片从山上冲下来的大小乱石。谭弘发与县水利局长一起，顺着山沟寻找水源。步行大半天之后，他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了迹象，便用手扒开地面的沙石，看到下面有些潮湿，他们非常惊喜，立即叫来当地村民用工具挖出一个深坑。第二天，这个坑里就渗满了地下水。
于是，以这里为起点，埋设管道，挖蓄水池，一个投资10多万元的“截潜流”工程正式动工。引来的山泉水日夜不停地流淌进8000立方米的大蓄水池，为扎果坝上3800亩的植树面积提供了宝贵的水源。在随后的时间里，谭弘发为找水又历尽艰辛。外出办事经过一些坝子的时候，只要时间有空余，他都要到山上转一转。看到一些有水源迹象的地方，他都禁不住要用手掏挖试探，有时手指都被磨出了血。
随后，谭弘发领着干部群众在坝上搭起帐篷，吃住在荒滩，开始大规模种植沙棘，还有新疆杨、银白杨等。40年前的那一幕再次在隆子再现。
挖坑依然是难题。都是沙砾淤积而成荒地，一锹下去，地面直冒火花，手腕震得发麻，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挖3个树坑。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常人快走几步就觉得头痛胸闷，浑身无力，何况从内地过去的谭弘发？但他咬紧牙，挖两镐，喘口粗气再挖。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干劲，3年里，谭弘发带领群众用双手挖出近300万个树坑，投入近300万元，成片造林8万多亩。
奇迹再次在隆子诞生，他们不仅进一步改进了植树造林的物质基础和根本方法，还再次实现质的重大突破。2006年3月，隆子县人民政府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人事部和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集体。”这是一块充满辛酸而又沉甸甸的先进牌匾！
只要闲暇，谭弘发爱到坝子上走走，和村民们聊天，了解每座山上的树长得怎么样了。看沙棘和杨树在风中枝叶飘飞的美丽姿态，他总会走上前去，轻轻抚摸着枝叶，就像抚摸自己远在湖南常德已经入睡的孩子。由于他长期在坝子上与干部群众同生活同劳动，隆子河谷的绝大部分农牧民群众都认得这个来自湖南的汉子。也由于全身心投入工作，他甚至忘记了家乡的模样，忘记了孩子的模样。
在藏语的发音里，把坝子叫作“塘”。看到谭弘发对坝子的那份情感，当地群众也把谭书记亲切地叫作“坝子书记”。他们说，在高原上，树长得很慢，比修路、盖房子要困难得多，如果追求在3年中看到政绩，种树是很难抢眼的。谭书记抓“生态立县”，完全是为了我们藏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其实廖显才副部长又何尝不是隆子河谷的一株沙棘呢？他1990年12月从老家四川自贡当兵来到西藏，当兵3年后，他本可选择退伍回家乡。但他没有回四川，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西藏。他先考到西藏农牧学院学习了3年，毕业后他选择了海拔高、条件艰苦的隆子。最开始在县农牧局工作，后来到过县委办、组织部、纪检委、司法局，也在日当镇、隆子镇等乡镇工作过多年，前两年又来到了宣传部。这一工作，就是21年过去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隆子，献给了西藏，谁能说他不是西藏人。廖部长说，在西藏，工作25年就可以退休，如果把他的兵龄算上，他在西藏工作就已经27年了，但不知为什么，组织上没有把他的兵龄算上。虽然他老婆孩子都在老家自贡，但他对隆子有感情了，还真有点舍不得，所以他也没去找组织上核实这个事，就多工作几年吧！廖部长还告诉我说，隆子县城不大，人也不多，晚上非常安静，工作之余，他除了看书，就是到隆子河谷走走，看看沙棘林。虽然它们质朴，但它们不屈不挠的生长精神，时刻让他感受着生命的强大，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内地在隆子工作过的人很多，几乎都参与了沙棘林的植树，但退休后，要么去了拉萨，要么去了成都，要么回了老家。不管是健在的，還是作古的，他们心中应该都满满地装着隆子。
其实，我也想对廖部长说，看到了您，我也看到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看到了我们祖国的辽阔，我们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
像这样令人仰望的沙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一条缠绕着隆子河谷的无形哈达。
绿色是希望的象征，新芽是成功的信使。目前，荒漠植树造林、林区爱树护林的风气已经在隆子蔚然形成，绿化街道、绿化庭院、绿化道路已成为城镇居民的自觉行动。
隆子县林业局负责退耕还林的女干部南木琼给我提供了一组数据：截至目前，全县沙棘林面积达43056.75亩，人工种植面积达到42251.985亩，具体分布在隆子镇、热荣乡和日当镇、列麦乡一带。其中1966年至2012年全县种植沙棘36674.115亩，2013年2604.8亩，2014年2424.2亩，2015年200亩，2016年348.87亩。南木琼说，为了有效保护现有的沙棘资源，继续为县城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发挥作用，并将其发展培育成为具有县域特色的林业资源和产业，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益，隆子将建立43056.75亩沙棘林保护与1530亩繁育优质沙棘种植基地。南木琼还告诉我说，在改善周边生态环境的同时，他们还在想办法有效增加当地农牧民群众收入，加快他们脱贫致富的步伐。
沙棘，虽然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它毕竟是生物，是生物就会有脆弱的一面。它不怕风不怕沙，不怕干旱与高原，它最怕牲畜和人为破坏。于是，自从种植沙棘以来，守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便成了每个隆子人心中的责任。
以前没有专门的护林员，完全靠群众自发保护。那时，当朗宗看着隆子河谷的绿色像燃起的火焰开始蔓延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保护这些绿色，保护这些绿色，就像保护这高原的火种。为了让“孩子们”更加茁壮地成长，她带领邻乡乡长们先后修建了长达2万多米的土渠和7座水池，确保了“孩子”有水喝。为了保证树木不被牲畜和人为破坏，朗宗还制定了几条行之有效的措施，他们积极向上级争取铁丝等物资，动用当地的能工巧匠用铁丝围栏，并规定公社社员的牲畜不准放到沙棘林区，违者损坏一株，补栽十株。每个生产队还安排了管护人员，天天守护着自己管理范围内的林区。1979年9月的一个中午，隆子县中学一个中学生的哥哥送他到学校。因为当时太阳特别炽热，这个中学生的哥哥就把马拴在了一个茂盛的沙棘树底下吃草乘凉。他们正准备往学校走，当地管护人员就发现了。管护人员把他们兄弟俩叫住，狠狠地批评了他们，并警告他们，不知者无罪，但下不为例，如果下次还这样，就不是罚款的问题了，就连马都要没收。这个事虽然不大，但一直深深地刻在兄弟俩的心灵深处。 这一切的一切，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隆子人的奋勇拼搏得来的。他们不仅仅建起了沙棘林，更在高原上构建了生态食物链。所有的硕果，都似隆子绿色哈达上镶嵌的明珠，明珠照亮了隆子，照亮了高原，也照亮了未来。
芒措村四组的“聂雄农牧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不就是这绿色哈达上镶嵌的一颗明珠吗？
个不高、脸黝黑的巴珠是这家合作社的法人代表。他告诉我说，隆子手工艺品制作应该有三四百年历史了，但真正大规模发展起来，还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为什么？因为沙棘木材丰富了，促进了手工艺品制作的发展。隆子的手工艺品也没有固定的格式花样，就是凭经验和感觉制作，有酒器、茶器、勺子、托盘等物品。目前主要是家庭作坊为主。
巴珠的“聂雄农牧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就是以他和他的五个兄弟为主成立的一个合作社。虽然巴珠是非遗传统手工艺品的传承人，但他们兄弟几个最终能办这个合作社，与朗宗书记的决策是分不开的。首先当然是栽了沙棘，有了木材，才能做工艺品；其次是当年朗宗书记还办了一些培训班，有木匠有铁匠有手工艺制作，还能学医和黄牛改良。朗宗书记目的很明确，不仅要让大家有生存的环境，还要有生存的本领。巴珠和他的兄弟们就是在那些培训班里学的。巴珠是家里的老五，老大叫格桑，老二叫加央，老三叫旺堆，老四叫桑珠，老六叫扎西杰布。当年兄弟几个为了学好制作手工艺品，他们还拜了师，家里没钱，他们在学徒期间，每年给师傅送一头牦牛，每个星期用驴子给师傅送一车柴火。后来出师了，他们又想着办个家庭作坊。还是没钱，兄弟几个只得挨家挨户的借，人家看到这家人老人不在了，都是些年轻人，怕不靠谱，不敢借给他们。后来国家出台了好政策，他们又成立了专業合作社，能从国家贷款了，前景也更好了。
巴珠说，现在合作社每年的毛收入有30多万，但他们不是天天干，主要是农闲时干，平时他们还要忙家里的黑青稞，还要养牛羊，手工艺品制作的收入只是整个家庭收入的一小部分。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他们还欢迎一些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巴珠说，他们制作的酥油桶，不光卖到隆子和山南的寺庙，还卖到了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
与巴珠他们协同作战不一样的是，色吉雪村的洛桑丹增则是单兵作战。今年63岁的洛桑，原来是木匠，由于心灵手巧，在色吉雪村小有名气，村里的木匠活也都由他揽着。大概是1999年吧，他一次看电视，说要振兴民族产业和手工艺。他心想，自己是木匠，何不学做手工艺，去振兴民族产业呢？于是，他行动了。做手工艺品，木匠和铁匠的手艺都要。木匠他是行家，铁匠不会。不会没关系，去学就是，他一头扎进村里的铁匠铺，一干就是三个月。铁匠活学会了，但资金又不足，但洛桑想得开，钱多开大店，钱小开小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慢慢做大。他最不愁的就是沙棘木材，不光隆子河谷多的是，就是他家房前屋后都围满了沙棘。
但这次洛桑只干了两三年，钱没挣多少，但技术练出来了。就在此时，村里换届，村民选他当村主任。洛桑是个认真人，为了干好村里的工作，他就把做手工艺品的事放到了一边。9年后，从村主任位置上退下来的洛桑又想起做手工艺品的事。还是没钱，但这次来了驻村工作队。队长是县上的，听洛桑说了隐藏在心中的这个想法后，大力鼓励他搞，并从政策和经费上争取了扶持。
洛桑很纯朴，就像隆子的山一样。刚开始，他只知道埋头干，为了把工艺品打造得更加精美，他天天晚上忙到深夜，有时候甚至忘记睡觉，忙到了天亮。工艺品打造精美了，但却没人买，拿到隆子县城没人买，他就拿着跑到了山南市和拉萨市，还是不紧俏。后来有人告诉洛桑，都什么年代了，商品做好了有什么用，不注重包装和宣传，同样白搭。于是，他从家门口开始，最先在基地前的马路边上立了一块大大的“隆子镇色吉雪村民族手工业基地”宣传牌，上面有洛桑的大幅照片，还有他做的各种各样的手艺术品，还写着他的手机号码。再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又帮着他在网上和微信进行了宣传。
洛桑告诉我说，网络和微信这些新鲜玩意儿就是厉害，以前他做的工艺品并不赖，但就是没人问津，给人家送上门，人家还嫌弃。后来在网上和微信上一宣传，人家都找上门来订，供不应求了，并且都是山南和拉萨的客人来订的。刚开始时一年只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现在上十万了。
洛桑还告诉我说，原来他没想过要带徒弟，怕生意不好，挣不到钱，日子没法过。但当他看到情况好转后，就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叫顿林，本村的，46岁了；一个叫罗布，外村的，才20多岁。他们都已经出师了，都开了自己的基地，生意不错。
“如果没有朗宗书记，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隆子人的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沙棘林；如果没有沙棘林，非遗传统手工艺品恐怕早就失去了传承，我这个做木匠的，都不知道靠什么赚钱养活家人。”洛桑感慨着说。
是啊，朗宗书记他们赋予隆子的岂止一条“绿色哈达”呀！
此时，我想到了芒措村四组央金老人女儿索朗白玛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洋溢着幸福笑容的脸。索朗掰起指头给我算着她家的年收入：4头改良的奶牛，今年收入能有6万多元；25亩青稞地，全部是黑青稞，贵着呢，收了能卖3万多元；自己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一年工资1.2万多。加起来，今年的收入不少于10万。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参加工作，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儿子今年考大学。芒措算不上富，但也不算穷，现在全村的年人均收入已经接近万元了。
我相信，索朗幸福的笑容里既包含着辛酸，也包含着感恩与期盼。
……
在隆子，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与沙棘有关。是的，隆子人的命运与沙棘紧紧相连。
相对周围的大山，隆子河谷地势较低，只能俯视，但沿着隆子河畔成片的沙棘林望去，我仰望着，看到的是隆子人的高大与顽强，是一个个高于珠峰的西藏人……
（原发《中国作家》2017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子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