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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科学价值思想。按历史时期来划分，可以从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和维新运动时期三个阶段，来考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
〔关键词〕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科学价值；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5）03-0068-05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从主权独立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对科学价值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一、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迷梦，清王朝的声威在列强的炮声中被摧毁殆尽，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震撼着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的心灵。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西方的“长技”、“坚船利炮”等能对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产生促进作用。在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主张改革社会，抵御外侮，并在挽救民族危机的实践中阐述了自己的科学价值思想。
林则徐提出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口号，就是对科学价值重新审视所得出的结论。林则徐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与他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中，“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的英国打败了中国，这说明了被称为“长技”的科学技术之重要性。要改变中国军队武器落后的状况，增强其抵御外侮的能力，只有“谋船炮水军”，而“无他谬巧耳”。对于当时清朝军队武器落后的状况，林则徐谈道：“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 1 ] 林则徐还用八个字概括克敌制胜的方法——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大力购买西方的先进装备（如洋炮、洋船等），以训练士兵，提高战斗力。他在广东筹备海防时，就曾秘密从澳门、新加坡等地购回新式外国大炮数门，将其安装在虎门等要塞，并向朝廷报告说：“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还上奏道光帝要求造船铸炮，并预计：“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2 ] 可惜其建议没有被道光帝采纳。为了使不谙夷情的清朝官员能了解西方，林则徐还收集和翻译了一些西方书籍和科学著作。在林则徐的大力倡导下，大量传教小册子、《中文月报》、《商务指南》及有关世界地理的书籍传入中国。林则徐还招募专门人员，翻译了《澳门月报》、《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报刊和书籍。林则徐对“长技”的提倡和翻译西书，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的大门，为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提供了条件。
魏源对科学的价值也有深刻认识，他丰富和发展了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魏源编纂了《海国图志》一书，该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和科技知识的著作。在该书中，魏源明确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叙》）“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主题，书中特别对西方的“长技”（军事科学知识）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如天文、地理、造船、铸炮以及地雷、水雷等。全书五章中，涉及西方科学知识的就有三章，如第二章介绍西方的地理知识，第四章介绍西洋兵器，第五章介绍包括哥白尼“日心说”和地球形状在内的近代天文知识等。魏源还强调了学习西方科学的重要性，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3 ]。魏源对那些盲目骄傲、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们进行了有力抨击，认为他们“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 4 ]。他还驳斥了当时视西方科学为“奇技淫巧”的错误观念，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并极力建议清政府“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以“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5 ]。
魏源对科学价值的理解，比林则徐更深刻、更全面。林则徐仅从军事方面理解“长技”，认为“长技”即指“船坚炮利”。魏源对“长技”具体内容的阐述更全面和准确，认为“长技”不仅指武器的精良及养兵练兵之法，还包括“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锥、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6 ] 。也就是说，民用科技也属于“长技”的范围，故魏源也大力提倡发展民族工业。他主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7 ]
在如何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方面，魏源认为应积极培养科学人才：“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 8 ] 为使西方科学能植根于中国本土，魏源大力引进国外师资，他“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美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教行船演炮之法。”[ 9 ]
鸦片战争时期，其他爱国人士也从不同角度表达出对科学价值的认可。李善兰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制器和算学（即数学）的落后。他说：“今欧罗巴（欧洲）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畴人二·李善兰传》）他认为，中国只有“人人习算，制器日精”，才能消除边患，日臻强盛。华衡芳认为：“五金之矿藏，往往与强兵富国之事大有相关。”（《金石识别·序》）容闳指出，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西学东渐记》）。上述主张中的“制器”、“算学”、“五金之矿藏”、“西方之学术”等，是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的描述。还有很多有志之士，埋头研究军事科学，并著书立说，如丁拱辰著《演炮图说》、《演炮图说辑要》，龚振麟著《铸炮铁模图说》、《铁模铸炮法》等。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实践，将理论科学发展为应用技术。比如，龚振麟发明了铁模铸炮法和枢机炮架；丁拱辰发明了滑车绞架，以增加火炮移动的灵活性等。 二、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本不安定的清王朝更加摇摇欲坠。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传入和中国士人对“格致（即科学）”一词的接受，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洋务派主将奕訢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10 ] 他还将“格致之学”看作自强之道：“举凡推算之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11 ]李鸿章对“格致之学”赞叹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1863年，当上海“广方言馆”成立的时候，为表达对西方科学的重视，李鸿章亲自为该馆正厅匾额题写“格致堂”三字。可见，洋务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发挥了魏源的“师夷”说，认为学习“长技”不仅要制器，还要学习产生“长技”的来源，即学习具体的科学——算学、格致等。
洋务派人士非常重视译介西书和传播科学知识，并深感当时对科学书籍翻译的不足：“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颐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12 ]因此，洋务派人士成立了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专门的译书机构，积极译介西书，特别是与科学有关的著作。据统计，1888年前，京师同文馆共翻译西书22种，其中大部分涉及西方自然科学领域。洋务运动时期，大量西书被翻译过来，包括《地学浅释》、《几何原本》、《重学》、《博物新编》等，这对扩大科学的影响、改变国人的传统观念有着深远的意义。
洋务派还非常重视对科学人才的培养，认为只有培养了自己的科学人才，中国才能真正实现自强。比如，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科学人才比武器装备更重要。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立学。”（《吁请修备储才折》）而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就必须注重科学教育，兴办学堂。张之洞指出：“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设立武备学堂折》）；“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为折》）。在洋务派的大力倡导下，清政府建立了很多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这些学堂以西学教育为主，尤其重视“格致”学，故在课程设置上多为自然科学。如京师同文馆，其课程主要有算学、天文、化学、地理等。《同文馆题名录》记载：“格致一门，为新学之至要，富国强兵，无不资之以著成效。”这充分证明了洋务派人士对科学价值的高度重视。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更好地学习西方科学，必须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1872年，首批官费留学人员被派往美国，迈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清政府又派遣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共派出留学生200余人。留学生在国外主要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务求“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很多留学生通过游历外国的实际感受，对西方诸国依靠科学走向强大的历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加深了对科学在振兴国家、发展经济方面价值的理解。王韬在游历英国之后，对科学发达是西方强盛的重要原因有很深的领悟。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里，将西方近代科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力量概括无遗。具体而言，一是科学的长足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信心与能力，如“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制气球，制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二是由于科学广泛应用于生产各个部门，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力，还使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和高速发展，如“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这既反映了作者对西方近代科学及其价值的高度关注和深邃思考，又表达了作者欲藉此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以及力图御侮雪耻、救亡图强的良苦用心。《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亦认为，欧美诸国之所以自近代以来能获得飞速发展，乃至臻于国富兵强，其根本原因在于重视和发展科学。他说：“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宇。……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也。”[ 13 ]在这里，黄遵宪盛赞了科学的广泛应用给欧美诸国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他还大力提倡科学的应用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认为科学只有“资于用”，才能推动国计民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由欧美反观中国，黄遵宪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的科学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无足道”，致使国人“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不过依样葫芦，延袭旧式”[ 14 ]。他认为，在“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的新形势下，中国人应努力发展“格致之学”，以期缩短与欧美诸国的差距。留日学者何如璋也认识到，“格致之学”对于富国强兵极其重要，他明确倡导学习“泰西格致之学”，力求“以彼之长，补吾之短”，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15 ]
洋务派知识分子不仅重视实用技术的价值，也很重视基础科学的价值。在分析西方强盛的原因时，郑观应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 16 ]他还说：“泰西所制铁舰、轮船、枪炮、机器，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独运，尽泄世上不传之秘，而操军中必胜之权。”[ 17 ]在郑观应看来，西方列强之所以拥有“利器”、“长技”，一切皆根源于其基础科学（包括汽学、光学、电学等）的进步，而基础科学又以“格物致知”为前提。薛福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 18 ]因此，他主张：“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格致如化学、光学、重学、声学、电学、植物学、测算学，所包者广。”[ 19 ]薛福成所谓的“格致”，就是他所列举的这些基础科学门类。相对于“师夷长技”的观点，薛福成的“格致为基，机器为辅”理念体现了一种视域的转换，将基础科学放到高于应用技术的地位。 三、维新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
洋务派的“实业救国”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随后，维新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始注重对科学内在价值的揭示，并运用科学为其政治理想辩护。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维新运动的实践中阐述了自己的科学价值思想。
梁启超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为了更好地宣传科学，维新派创立了专门印刷自然科学书籍的出版机构，如1896年成立于上海的“六先书局”等。该书局专售“格致、化学、天文、舆地、医学、算学、声学、水学、光学、热学、气学、电学、兵学、矿学”之书，且“一应新译新著洋务各国，无不搜集完备。”[ 20 ]维新派还密切关注国外自然科学的进展，他们把世界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及时介绍给国内读者，以开拓国人眼界。比如，严复1895年在《直报》发表了《原强》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1896年X射线刚被发现时，《时务报》就作了题为《曷格司射光（即“X光”音译）》的报道。维新派还高度重视科学学会的作用，认为学会是推动科学知识在国内传播的良好途径。康有为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科学发达，是由于各种专业学会促进了科学研究。他说：“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上海强学会序》）他认为，西方各国学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稗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梁启超在《论学会》中也指出，国家要自强，必须大倡群学与合群：“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变法通议·论学会》）梁启超还具体论述了“群”的形式：“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变法通议·论学会》）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的倡导下，中国最早的一批自然科学学会诞生了。1896年成立的上海农学会，主张将西人树艺、畜牧、农业、制造等知识传入中国，以“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1897年，由谭嗣同、杨文会发起，在南京成立的测量学会，采购了一大批先进的观测仪器，为测量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1898年在湖南成立的郴州学会，主要研究舆地、算学、农学、矿学、天文等学问。为了更好地传播科学知识，维新派还创办了很多报刊，如《格致新报》、《知新报》、《求是报》、《算学报》、《新学报》等，并强调报刊具有“可洞古今，可审中外，可瞻风俗，可察物理，可谙时变，可稽敌情，可新学术，可强智慧”（吴恒炜《知新报缘起》）的作用。
维新派对科学介绍和宣传的影响所及，使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科学在“救亡图存”中的重大价值。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还将“西学格致救国”思想发展为“科学救国”理念。“西学格致救国”思想，是严复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严复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讲求西学，以“西学为要图”，则“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严复强调的西学，主要指格致之学。他认为：“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救亡决论》）他还指出：“救亡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不可。……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救亡决论》）在他看来，要练军实、裕财富、制船炮、开矿产、讲通商、务树畜、开明智、正人心，必须先打好基础科学的根基。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意识到，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是不现实的，只有提高国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国家才有振兴的可能。1905年3月，康有为提出了“物质救国”的主张。他在《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一文中指出：“为中国谋者，无待高论也，亦不须美备之法也，苟得工艺炮舰之一二，可以存矣。”在《物质救国论》序言中，康有为写道：“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贫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在《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一文中，康有为再次表明了其“物质救国”的主张：“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针，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康有为对“物质”的内涵解释道：“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救国论》）可见，康有为深知“物质”在国家强弱中的重要作用，“物质”在此处即是自然科学的意思，即必须依靠科学救国。通过对自己以前维新理论的反省，康有为认识到科学的巨大价值，其救亡的主张已经从“要求变法”转为“寻求科学”，并最终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他说：“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物质救国论》）康有为还提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具体途径，他主张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发展实业，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在他看来，“夫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而生；而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学业为之。”（《物质救国论》）在《欲大开物质学于己国内地之法有八》中，康有为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科学、实现科学救国的一些具体措施，如开办实业学校，在小学“增机器、制木二科”，创立博物院，设立各种图书馆，创办制造厂和实业学校等。康有为还非常注重对科学人才的培养，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认为，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乃是教育不良，“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因此，“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戊戌维新时期科学价值思想的另一特征是，突破了“技”与“学”的狭隘视域，注重对科学精神的揭示和对科学方法的研究。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严复，他对科学的精髓作了如下揭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21 ]严复对科学精神的揭示，并非仅仅立足于科学本身的发展，其目的还在于以科学为基础提高民众的智慧与思维力，并最终实现社会的民主与自由。正如他所说：“夫惟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22 ]在严复那里，发展科学是为了治群学，群学治，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富强，才能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在“新民德”、培养变法维新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故严复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培养具备科学精神的新式人才上。他接受了斯宾塞的观点，认为判定一国强弱存亡的标准，是民力的强弱、民智的高下和民德的好坏。他说：“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备者也。”（《原强》）因此，他提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而要达到这“三端”，就必须大力提倡科学教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由于以“救亡图存”为根本目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科学的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把科学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科学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的巨大价值，从而为闭塞落后的中国打开了通往富强文明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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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明明
〔关键词〕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科学价值；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5）03-0068-05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从主权独立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对科学价值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一、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与世隔绝、万世长存的迷梦，清王朝的声威在列强的炮声中被摧毁殆尽，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地震撼着中华民族有志之士的心灵。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西方的“长技”、“坚船利炮”等能对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产生促进作用。在鸦片战争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主张改革社会，抵御外侮，并在挽救民族危机的实践中阐述了自己的科学价值思想。
林则徐提出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口号，就是对科学价值重新审视所得出的结论。林则徐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与他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中，“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的英国打败了中国，这说明了被称为“长技”的科学技术之重要性。要改变中国军队武器落后的状况，增强其抵御外侮的能力，只有“谋船炮水军”，而“无他谬巧耳”。对于当时清朝军队武器落后的状况，林则徐谈道：“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 1 ] 林则徐还用八个字概括克敌制胜的方法——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大力购买西方的先进装备（如洋炮、洋船等），以训练士兵，提高战斗力。他在广东筹备海防时，就曾秘密从澳门、新加坡等地购回新式外国大炮数门，将其安装在虎门等要塞，并向朝廷报告说：“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务使利于远攻。”（《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还上奏道光帝要求造船铸炮，并预计：“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2 ] 可惜其建议没有被道光帝采纳。为了使不谙夷情的清朝官员能了解西方，林则徐还收集和翻译了一些西方书籍和科学著作。在林则徐的大力倡导下，大量传教小册子、《中文月报》、《商务指南》及有关世界地理的书籍传入中国。林则徐还招募专门人员，翻译了《澳门月报》、《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报刊和书籍。林则徐对“长技”的提倡和翻译西书，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的大门，为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提供了条件。
魏源对科学的价值也有深刻认识，他丰富和发展了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魏源编纂了《海国图志》一书，该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和科技知识的著作。在该书中，魏源明确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叙》）“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该书的主题，书中特别对西方的“长技”（军事科学知识）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如天文、地理、造船、铸炮以及地雷、水雷等。全书五章中，涉及西方科学知识的就有三章，如第二章介绍西方的地理知识，第四章介绍西洋兵器，第五章介绍包括哥白尼“日心说”和地球形状在内的近代天文知识等。魏源还强调了学习西方科学的重要性，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3 ]。魏源对那些盲目骄傲、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们进行了有力抨击，认为他们“皆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 4 ]。他还驳斥了当时视西方科学为“奇技淫巧”的错误观念，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并极力建议清政府“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以“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5 ]。
魏源对科学价值的理解，比林则徐更深刻、更全面。林则徐仅从军事方面理解“长技”，认为“长技”即指“船坚炮利”。魏源对“长技”具体内容的阐述更全面和准确，认为“长技”不仅指武器的精良及养兵练兵之法，还包括“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锥、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6 ] 。也就是说，民用科技也属于“长技”的范围，故魏源也大力提倡发展民族工业。他主张：“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7 ]
在如何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方面，魏源认为应积极培养科学人才：“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皆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 8 ] 为使西方科学能植根于中国本土，魏源大力引进国外师资，他“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美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教行船演炮之法。”[ 9 ]
鸦片战争时期，其他爱国人士也从不同角度表达出对科学价值的认可。李善兰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制器和算学（即数学）的落后。他说：“今欧罗巴（欧洲）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畴人二·李善兰传》）他认为，中国只有“人人习算，制器日精”，才能消除边患，日臻强盛。华衡芳认为：“五金之矿藏，往往与强兵富国之事大有相关。”（《金石识别·序》）容闳指出，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西学东渐记》）。上述主张中的“制器”、“算学”、“五金之矿藏”、“西方之学术”等，是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的描述。还有很多有志之士，埋头研究军事科学，并著书立说，如丁拱辰著《演炮图说》、《演炮图说辑要》，龚振麟著《铸炮铁模图说》、《铁模铸炮法》等。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实践，将理论科学发展为应用技术。比如，龚振麟发明了铁模铸炮法和枢机炮架；丁拱辰发明了滑车绞架，以增加火炮移动的灵活性等。 二、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本不安定的清王朝更加摇摇欲坠。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科学书籍的传入和中国士人对“格致（即科学）”一词的接受，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科学所具有的巨大价值。洋务派主将奕訢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10 ] 他还将“格致之学”看作自强之道：“举凡推算之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11 ]李鸿章对“格致之学”赞叹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1863年，当上海“广方言馆”成立的时候，为表达对西方科学的重视，李鸿章亲自为该馆正厅匾额题写“格致堂”三字。可见，洋务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发挥了魏源的“师夷”说，认为学习“长技”不仅要制器，还要学习产生“长技”的来源，即学习具体的科学——算学、格致等。
洋务派人士非常重视译介西书和传播科学知识，并深感当时对科学书籍翻译的不足：“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颐索隐，由粗浅而入精微”，“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 12 ]因此，洋务派人士成立了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等专门的译书机构，积极译介西书，特别是与科学有关的著作。据统计，1888年前，京师同文馆共翻译西书22种，其中大部分涉及西方自然科学领域。洋务运动时期，大量西书被翻译过来，包括《地学浅释》、《几何原本》、《重学》、《博物新编》等，这对扩大科学的影响、改变国人的传统观念有着深远的意义。
洋务派还非常重视对科学人才的培养，认为只有培养了自己的科学人才，中国才能真正实现自强。比如，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科学人才比武器装备更重要。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立学。”（《吁请修备储才折》）而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就必须注重科学教育，兴办学堂。张之洞指出：“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设立武备学堂折》）；“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为折》）。在洋务派的大力倡导下，清政府建立了很多以学习西方科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这些学堂以西学教育为主，尤其重视“格致”学，故在课程设置上多为自然科学。如京师同文馆，其课程主要有算学、天文、化学、地理等。《同文馆题名录》记载：“格致一门，为新学之至要，富国强兵，无不资之以著成效。”这充分证明了洋务派人士对科学价值的高度重视。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要更好地学习西方科学，必须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1872年，首批官费留学人员被派往美国，迈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清政府又派遣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共派出留学生200余人。留学生在国外主要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务求“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左宗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很多留学生通过游历外国的实际感受，对西方诸国依靠科学走向强大的历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加深了对科学在振兴国家、发展经济方面价值的理解。王韬在游历英国之后，对科学发达是西方强盛的重要原因有很深的领悟。王韬在《漫游随录》一书里，将西方近代科学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力量概括无遗。具体而言，一是科学的长足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信心与能力，如“由气学知各气之轻重，因而制气球，制气钟，上可凌空，下可入海，以之察物、救人、观山、探海”；二是由于科学广泛应用于生产各个部门，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生产力，还使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和高速发展，如“又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工比万人”。这既反映了作者对西方近代科学及其价值的高度关注和深邃思考，又表达了作者欲藉此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以及力图御侮雪耻、救亡图强的良苦用心。《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亦认为，欧美诸国之所以自近代以来能获得飞速发展，乃至臻于国富兵强，其根本原因在于重视和发展科学。他说：“今欧美诸国，崇尚工艺，专门之学，布于寰宇。……举一切光学、气学、化学、力学，咸以资工艺之用，富国也以此，强兵也以此。其重之也，夫实有其可重者也。”[ 13 ]在这里，黄遵宪盛赞了科学的广泛应用给欧美诸国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他还大力提倡科学的应用和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认为科学只有“资于用”，才能推动国计民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由欧美反观中国，黄遵宪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的科学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无足道”，致使国人“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不过依样葫芦，延袭旧式”[ 14 ]。他认为，在“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的新形势下，中国人应努力发展“格致之学”，以期缩短与欧美诸国的差距。留日学者何如璋也认识到，“格致之学”对于富国强兵极其重要，他明确倡导学习“泰西格致之学”，力求“以彼之长，补吾之短”，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 15 ]
洋务派知识分子不仅重视实用技术的价值，也很重视基础科学的价值。在分析西方强盛的原因时，郑观应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 16 ]他还说：“泰西所制铁舰、轮船、枪炮、机器，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独运，尽泄世上不传之秘，而操军中必胜之权。”[ 17 ]在郑观应看来，西方列强之所以拥有“利器”、“长技”，一切皆根源于其基础科学（包括汽学、光学、电学等）的进步，而基础科学又以“格物致知”为前提。薛福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 18 ]因此，他主张：“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格致如化学、光学、重学、声学、电学、植物学、测算学，所包者广。”[ 19 ]薛福成所谓的“格致”，就是他所列举的这些基础科学门类。相对于“师夷长技”的观点，薛福成的“格致为基，机器为辅”理念体现了一种视域的转换，将基础科学放到高于应用技术的地位。 三、维新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
洋务派的“实业救国”并没有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随后，维新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始注重对科学内在价值的揭示，并运用科学为其政治理想辩护。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维新运动的实践中阐述了自己的科学价值思想。
梁启超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为了更好地宣传科学，维新派创立了专门印刷自然科学书籍的出版机构，如1896年成立于上海的“六先书局”等。该书局专售“格致、化学、天文、舆地、医学、算学、声学、水学、光学、热学、气学、电学、兵学、矿学”之书，且“一应新译新著洋务各国，无不搜集完备。”[ 20 ]维新派还密切关注国外自然科学的进展，他们把世界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及时介绍给国内读者，以开拓国人眼界。比如，严复1895年在《直报》发表了《原强》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1896年X射线刚被发现时，《时务报》就作了题为《曷格司射光（即“X光”音译）》的报道。维新派还高度重视科学学会的作用，认为学会是推动科学知识在国内传播的良好途径。康有为认为，西方各国之所以科学发达，是由于各种专业学会促进了科学研究。他说：“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上海强学会序》）他认为，西方各国学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稗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梁启超在《论学会》中也指出，国家要自强，必须大倡群学与合群：“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变法通议·论学会》）梁启超还具体论述了“群”的形式：“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变法通议·论学会》）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的倡导下，中国最早的一批自然科学学会诞生了。1896年成立的上海农学会，主张将西人树艺、畜牧、农业、制造等知识传入中国，以“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1897年，由谭嗣同、杨文会发起，在南京成立的测量学会，采购了一大批先进的观测仪器，为测量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1898年在湖南成立的郴州学会，主要研究舆地、算学、农学、矿学、天文等学问。为了更好地传播科学知识，维新派还创办了很多报刊，如《格致新报》、《知新报》、《求是报》、《算学报》、《新学报》等，并强调报刊具有“可洞古今，可审中外，可瞻风俗，可察物理，可谙时变，可稽敌情，可新学术，可强智慧”（吴恒炜《知新报缘起》）的作用。
维新派对科学介绍和宣传的影响所及，使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科学在“救亡图存”中的重大价值。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还将“西学格致救国”思想发展为“科学救国”理念。“西学格致救国”思想，是严复1895年在《原强》一文中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严复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讲求西学，以“西学为要图”，则“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严复强调的西学，主要指格致之学。他认为：“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救亡决论》）他还指出：“救亡之道，非造铁道用机器不为功；而造铁道用机器，又非明西学格致不可。……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救亡决论》）在他看来，要练军实、裕财富、制船炮、开矿产、讲通商、务树畜、开明智、正人心，必须先打好基础科学的根基。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意识到，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是不现实的，只有提高国人的科学知识水平，国家才有振兴的可能。1905年3月，康有为提出了“物质救国”的主张。他在《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一文中指出：“为中国谋者，无待高论也，亦不须美备之法也，苟得工艺炮舰之一二，可以存矣。”在《物质救国论》序言中，康有为写道：“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贫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在《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一文中，康有为再次表明了其“物质救国”的主张：“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针，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康有为对“物质”的内涵解释道：“夫工艺兵炮者，物质也。即其政律之周备，及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植生物，亦不出于力数形气之物质。然则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救国论》）可见，康有为深知“物质”在国家强弱中的重要作用，“物质”在此处即是自然科学的意思，即必须依靠科学救国。通过对自己以前维新理论的反省，康有为认识到科学的巨大价值，其救亡的主张已经从“要求变法”转为“寻求科学”，并最终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口号。他说：“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物质救国论》）康有为还提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具体途径，他主张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发展实业，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在他看来，“夫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而生；而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学业为之。”（《物质救国论》）在《欲大开物质学于己国内地之法有八》中，康有为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科学、实现科学救国的一些具体措施，如开办实业学校，在小学“增机器、制木二科”，创立博物院，设立各种图书馆，创办制造厂和实业学校等。康有为还非常注重对科学人才的培养，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认为，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乃是教育不良，“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因此，“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
戊戌维新时期科学价值思想的另一特征是，突破了“技”与“学”的狭隘视域，注重对科学精神的揭示和对科学方法的研究。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严复，他对科学的精髓作了如下揭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21 ]严复对科学精神的揭示，并非仅仅立足于科学本身的发展，其目的还在于以科学为基础提高民众的智慧与思维力，并最终实现社会的民主与自由。正如他所说：“夫惟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22 ]在严复那里，发展科学是为了治群学，群学治，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富强，才能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在“新民德”、培养变法维新人才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故严复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培养具备科学精神的新式人才上。他接受了斯宾塞的观点，认为判定一国强弱存亡的标准，是民力的强弱、民智的高下和民德的好坏。他说：“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备者也。”（《原强》）因此，他提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而要达到这“三端”，就必须大力提倡科学教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思想，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由于以“救亡图存”为根本目标，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科学的政治价值和军事价值，把科学作为富国强兵的工具和手段。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科学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的巨大价值，从而为闭塞落后的中国打开了通往富强文明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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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