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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内容涵盖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方面，哲理深蕴、发人深省。从中既可以看出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情况，也可以看出孔子对政治的见解、对社会的理想、对教育的主张，以及孔子和他弟子们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和处世方法。研究《论语》中孔子的隐逸思想，对于当前的政治、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论语；孔子；隐逸思想；探析
［中图分类号］Ｂ２［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０）０6 — ００53 — ０2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交替时期，社会动荡、时代变革，诸侯相争、氏族相掠，许多人提出不同的主张。孔子耳闻目见国家的变化，他也有自己的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是位积极的救世者。孔子的志向远大并坚定自己的主张，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坚持要做到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他的主张在鲁国行不通时，他来到齐国，在齐国也碰壁，又离开齐国，辗转颠簸于陈国等几个小国，也是其志不遂，处于狼狈的境地，但他仍矢志不移。他赞扬微子、比干，在社稷危亡时，不惜牺牲个人的地位以及生命，孔子称他们为“仁”，也是《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到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杀身成仁”的典范。孔子也正是为了实现“仁”，不惜饿着肚子汲汲奔走。他的行为并不被世人理解，当他去问津，得到的是长沮的讽刺；他又去问桀溺，桀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礼崩乐坏之势，已如滔滔的洪水，难以阻挡，你同谁去改革当前的政治？《微子篇》这是一个看破尘世的隐者对孔子的忠告。
一、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热情
在《泰伯》篇中，孔子着重论述了他的贤人政治主张。一是通过对尧、舜、禹、泰伯等古之圣贤的赞美，高度评价了贤人政治。二是对古之贤人做出了由衷的颂扬，由此提出如何成为君子的条件。“巍巍乎”、“荡荡乎”、“吾无间然矣”，认为尧、舜、禹，是真正的圣贤，大公无私，为民谋利。孔子提倡：为政之人要有仁德的精神境界，有君子的操守；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才干，博学而多才。其实，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人心动荡，孔子从道德的角度审视时代的变迁，追惜以往，表现出他为国为民的一片拳拳衷心，表现出他追求真、善、美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精神。
《子路》篇的主要内容也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点。主要包括：礼的准则在政治制度建立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去贯彻、维护礼的准则；要使百姓富庶；要选用贤才。礼的基本点是长幼尊卑贵贱有序，在孔子看来，如果尊卑、贵贱的秩序遭到破坏，那么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难以贯彻，必须以礼为准则，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宪问》篇孔子主要阐述了为政者所应该具有的道德修养和应该遵循的政治准则。首先是崇尚仁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意即有了仁德就有了一切。其次是深明大义懂得君臣之礼，此外，还要实行选举贤能、知人善任、赏罚适度等一系列措施。《卫灵公》篇中孔子进一步阐述了忠信、恕道的“尽己”、“为人”、“为君”的道德情操。孔子欣赏无为而治的舜，在治理国家问题上，他主张推行夏历，禁止郑声，施仁政行德治，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主张恢复殷周时的礼乐制度。
《季氏》篇中孔子对当时季孙想不断扩张的做法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征伐、以德服人。孔子坚决反对大夫专权及一切篡权的行为。对于君子的行为规范，孔子强调君子有“三戒”“三畏”“九思”。如果人人都能修成君子之德，那么人际关系就能和谐，人的欲望就能得到合理的节制，就能够实现天下政治清明的大同之治，这也是孔子的人生理想。《尧曰》篇中，孔子通过尧、舜、禹、汤的历史现实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在与子张的对话中，论及当时的形势，表达自己的治国之策：“尊五美”、“屏四恶”，推崇五种美德，摒除四种恶行。
纵观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德”，主张推行礼乐仁制，反对征伐，对为政者本身道德修养提出了诸多要求。孔子的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与借鉴作用在他以后的任何时代都被为政者所重视。但在当时，可能显得过于理想化，可能并不符合当时的制度变迁的社会现实，想让为政者“停下来”为民施仁政，行礼制，想让为政者复古前人的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恐怕都不符合历史前进的节拍。
孔子一生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奔走，尽管颠沛流连、处境艰难。《论语·乡党》篇中“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阳货》篇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夫召我者，而岂徒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均可见孔子的为政理想和拳拳报国之心。《论语·先进》篇中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其中更可见孔子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追求。
二、孔子的隐逸思想
然而，屡经挫折，孔子积极入世的政治使命感迷失，也有失望和沮丧之感，《 论语·述而》记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被任用就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任用就收起自己的主张。在失望和沮丧之中流露中孔子的“天命”观，《论语·宪问》记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我主张的礼乐之道实行了吗？这是命啊；礼乐之道将要废掉了吗？也是命啊。这些均自然表露出孔子对隐逸生活的理解和向往之情。
纵观历史上的隐者，有的是为愤世而隐，有的是为避世而隐，有的是在朝而隐。孔子是位入世主义者，在他漫长的求仕生涯中，孔子热心救世却不断地遇到隐者的泼冷水与讽刺。除了微生母、司门者、荷蒉者、荷杖者；还有接舆、长沮、桀溺等隐者。石门司门者认为孔子的所作所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知其不可而为之”意即孔子“坚韧不拔”，或是孔子“不识时务”。每遇隐者，他们的话语让孔子感觉怅然若失，内心充满委屈，然而他却毕恭毕敬而不恼怒。原因是什么？
孔子的热心救世，在当时始终未见成效，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主张推行夏历，施仁政、行德治，恢复殷周时的礼乐制度，而他的礼乐之道经常受到诸侯权臣所轻视。一方面，备受诸侯权臣的轻视和讥讽；另一方面，遭受隐者们的打击和误解，而孔子本身异常坚定自己的礼乐之道主张。因此，在混乱动荡的政治现实面前，在超然物外的隐者身上，他看到了隐者们的另外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对人生现实的关怀的终极态度。其实，他对隐者的理解与恭敬就是他本身的隐逸之意的流露。“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在避言、避色、避地、避世间，孔子选择了避世。
只是，孔子的隐逸思想与消极避世的隐者们的态度不同。孔子不满隐者们的消极避世，主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诚信好学，一生不离善道。濒临危亡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去居住。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不太平，就隐居。“邦无道”则隐，显然有别于隐者们的消极避世之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邦有道”时，则现；“邦无道”时，则隐。《论语·微子》孔子感叹“邦无道”的悲哀，甚至有以身殉国的政治抱负，《 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到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杀身成仁”的典范。此外，孔子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如在《泰伯》篇中孔子赞叹泰伯，“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微子》篇中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将其身，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同样，在《微子》篇中也记载了“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论，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法，废中权”孔子对柳下惠、少连、虞仲、夷逸降志辱身的不满。“邦无道”则隐，隐者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行为要合乎圣贤之德，这是孔子隐逸思想的第一个特征。
其次，《 论语·公冶长》篇记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主张如果不能推行，我就乘竹筏漂浮到海外去。孔子隐的另一种处境是：“道不行”，即自己的礼乐之道不能被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为政者重视之时才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前提：入仕或者说欲入世，还是表明他本身或者说原先的积极入世态度。这有别于消极避世的隐者们的隐逸思想，这是孔子隐逸思想的第二个特点。甚至，孔子有以身殉国的政治抱负，如《论语·宪问》记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天乎！”则表达出孔子“道不行”的无奈与失望之情。这时，隐逸之情就是人类本身一种保安避祸的本能的使然，以及孔子不与混乱政事苟合的政治态度。
三、孔子隐逸思想的现实启示
后人对孔子的隐逸思想有着不同的分析，我以为，孔子的隐逸思想是不是晚年人生悲凉之时流露出来还是孔子一贯的思想，至少说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孔子是一个积极入世者，他的论著中很多都包含了他的救世主张。他是位仁者、智者。对自己要求严格，重德体仁，在他的行为中展示出仁德的内涵与风貌，重仁推礼，孔子自己就是严格的实践着的。所以说，孔子的言行思想，很多都是我们今天值得学习和深思的。他的很多思想一直沿用至今，并对今天的政治、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今天，分析孔子的隐逸思想应该辩证地分析，他的隐逸思想和积极入世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孔子其实也是难以改变的上等的智者，《论语》中即可以看出孔子一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担当的情怀。然而，就是一生的担当导致他一生的奔波，社会责任感实现不了之时就是无可奈何，遂奔波十四年终不见用之后，回乡整理典籍、教学收徒。于是此时，他的全生养性、保存自我的隐逸思想成型。可以说，孔子的隐逸思想是他一生特殊境遇的回归。对于今天积极入世者们内心的复杂矛盾，或许可以借鉴孔子的隐逸思想以说服自己，理清思路，还自己一份安逸的心境。
我赞成孔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且“有道”之时自身有能力才现，无能力就隐。何为“有能力”？首先，积极入世应该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若没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即可能是名利观充斥着入世感。入世首先应淡泊名利、轻装上阵。其次，自身应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不能成为孔子那样的智者也应该德才兼备，具备灵活性与原则性，能适时地适应环境。如何隐？隐要合乎圣贤之德，不消极避世、不愤世、不疾世，关心关注自己所生存的一切环境，就算是对自身生存的终极关怀。若隐若现，因为个人的任何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以及我们所生存的人类社会的供给，任何人都应该关心关注社会现实。其次，不奸诈、不使坏，安分守己。太平盛世即享太平；社会危难或动荡，无论入仕与否，都应力所能及尽己所能。
若仅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入仕与否就是角色分工不同而已，何况今天，随着生产的大发展，各行各业都有实现自己社会责任感的机会。虽然孔子的后半生政治理想频遭打击，但他意志并没有消沉，而是潜心修编典籍、开坛设教、广收弟子、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成为一代宗师。我们可能没有智者大家的这种能力与风范，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其实，人生就是于世、于人、于己的一种态度、一份情怀。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 2009.
〔责任编辑：敖红〕
［关键词］论语；孔子；隐逸思想；探析
［中图分类号］Ｂ２［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０）０6 — ００53 — ０2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交替时期，社会动荡、时代变革，诸侯相争、氏族相掠，许多人提出不同的主张。孔子耳闻目见国家的变化，他也有自己的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是位积极的救世者。孔子的志向远大并坚定自己的主张，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称为“异端”，坚持要做到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他的主张在鲁国行不通时，他来到齐国，在齐国也碰壁，又离开齐国，辗转颠簸于陈国等几个小国，也是其志不遂，处于狼狈的境地，但他仍矢志不移。他赞扬微子、比干，在社稷危亡时，不惜牺牲个人的地位以及生命，孔子称他们为“仁”，也是《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到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杀身成仁”的典范。孔子也正是为了实现“仁”，不惜饿着肚子汲汲奔走。他的行为并不被世人理解，当他去问津，得到的是长沮的讽刺；他又去问桀溺，桀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礼崩乐坏之势，已如滔滔的洪水，难以阻挡，你同谁去改革当前的政治？《微子篇》这是一个看破尘世的隐者对孔子的忠告。
一、孔子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热情
在《泰伯》篇中，孔子着重论述了他的贤人政治主张。一是通过对尧、舜、禹、泰伯等古之圣贤的赞美，高度评价了贤人政治。二是对古之贤人做出了由衷的颂扬，由此提出如何成为君子的条件。“巍巍乎”、“荡荡乎”、“吾无间然矣”，认为尧、舜、禹，是真正的圣贤，大公无私，为民谋利。孔子提倡：为政之人要有仁德的精神境界，有君子的操守；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才干，博学而多才。其实，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人心动荡，孔子从道德的角度审视时代的变迁，追惜以往，表现出他为国为民的一片拳拳衷心，表现出他追求真、善、美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精神。
《子路》篇的主要内容也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点。主要包括：礼的准则在政治制度建立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统治者应该以身作则去贯彻、维护礼的准则；要使百姓富庶；要选用贤才。礼的基本点是长幼尊卑贵贱有序，在孔子看来，如果尊卑、贵贱的秩序遭到破坏，那么国家的政治制度也难以贯彻，必须以礼为准则，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宪问》篇孔子主要阐述了为政者所应该具有的道德修养和应该遵循的政治准则。首先是崇尚仁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意即有了仁德就有了一切。其次是深明大义懂得君臣之礼，此外，还要实行选举贤能、知人善任、赏罚适度等一系列措施。《卫灵公》篇中孔子进一步阐述了忠信、恕道的“尽己”、“为人”、“为君”的道德情操。孔子欣赏无为而治的舜，在治理国家问题上，他主张推行夏历，禁止郑声，施仁政行德治，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主张恢复殷周时的礼乐制度。
《季氏》篇中孔子对当时季孙想不断扩张的做法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征伐、以德服人。孔子坚决反对大夫专权及一切篡权的行为。对于君子的行为规范，孔子强调君子有“三戒”“三畏”“九思”。如果人人都能修成君子之德，那么人际关系就能和谐，人的欲望就能得到合理的节制，就能够实现天下政治清明的大同之治，这也是孔子的人生理想。《尧曰》篇中，孔子通过尧、舜、禹、汤的历史现实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在与子张的对话中，论及当时的形势，表达自己的治国之策：“尊五美”、“屏四恶”，推崇五种美德，摒除四种恶行。
纵观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德”，主张推行礼乐仁制，反对征伐，对为政者本身道德修养提出了诸多要求。孔子的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与借鉴作用在他以后的任何时代都被为政者所重视。但在当时，可能显得过于理想化，可能并不符合当时的制度变迁的社会现实，想让为政者“停下来”为民施仁政，行礼制，想让为政者复古前人的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来恐怕都不符合历史前进的节拍。
孔子一生为他的政治理想而奔走，尽管颠沛流连、处境艰难。《论语·乡党》篇中“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阳货》篇中“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夫召我者，而岂徒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均可见孔子的为政理想和拳拳报国之心。《论语·先进》篇中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其中更可见孔子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追求。
二、孔子的隐逸思想
然而，屡经挫折，孔子积极入世的政治使命感迷失，也有失望和沮丧之感，《 论语·述而》记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被任用就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任用就收起自己的主张。在失望和沮丧之中流露中孔子的“天命”观，《论语·宪问》记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我主张的礼乐之道实行了吗？这是命啊；礼乐之道将要废掉了吗？也是命啊。这些均自然表露出孔子对隐逸生活的理解和向往之情。
纵观历史上的隐者，有的是为愤世而隐，有的是为避世而隐，有的是在朝而隐。孔子是位入世主义者，在他漫长的求仕生涯中，孔子热心救世却不断地遇到隐者的泼冷水与讽刺。除了微生母、司门者、荷蒉者、荷杖者；还有接舆、长沮、桀溺等隐者。石门司门者认为孔子的所作所为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一“知其不可而为之”意即孔子“坚韧不拔”，或是孔子“不识时务”。每遇隐者，他们的话语让孔子感觉怅然若失，内心充满委屈，然而他却毕恭毕敬而不恼怒。原因是什么？
孔子的热心救世，在当时始终未见成效，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主张推行夏历，施仁政、行德治，恢复殷周时的礼乐制度，而他的礼乐之道经常受到诸侯权臣所轻视。一方面，备受诸侯权臣的轻视和讥讽；另一方面，遭受隐者们的打击和误解，而孔子本身异常坚定自己的礼乐之道主张。因此，在混乱动荡的政治现实面前，在超然物外的隐者身上，他看到了隐者们的另外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对人生现实的关怀的终极态度。其实，他对隐者的理解与恭敬就是他本身的隐逸之意的流露。“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在避言、避色、避地、避世间，孔子选择了避世。
只是，孔子的隐逸思想与消极避世的隐者们的态度不同。孔子不满隐者们的消极避世，主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诚信好学，一生不离善道。濒临危亡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去居住。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不太平，就隐居。“邦无道”则隐，显然有别于隐者们的消极避世之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在“邦有道”时，则现；“邦无道”时，则隐。《论语·微子》孔子感叹“邦无道”的悲哀，甚至有以身殉国的政治抱负，《 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到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的“杀身成仁”的典范。此外，孔子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如在《泰伯》篇中孔子赞叹泰伯，“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微子》篇中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将其身，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同样，在《微子》篇中也记载了“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论，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法，废中权”孔子对柳下惠、少连、虞仲、夷逸降志辱身的不满。“邦无道”则隐，隐者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行为要合乎圣贤之德，这是孔子隐逸思想的第一个特征。
其次，《 论语·公冶长》篇记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主张如果不能推行，我就乘竹筏漂浮到海外去。孔子隐的另一种处境是：“道不行”，即自己的礼乐之道不能被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为政者重视之时才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前提：入仕或者说欲入世，还是表明他本身或者说原先的积极入世态度。这有别于消极避世的隐者们的隐逸思想，这是孔子隐逸思想的第二个特点。甚至，孔子有以身殉国的政治抱负，如《论语·宪问》记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天乎！”则表达出孔子“道不行”的无奈与失望之情。这时，隐逸之情就是人类本身一种保安避祸的本能的使然，以及孔子不与混乱政事苟合的政治态度。
三、孔子隐逸思想的现实启示
后人对孔子的隐逸思想有着不同的分析，我以为，孔子的隐逸思想是不是晚年人生悲凉之时流露出来还是孔子一贯的思想，至少说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孔子是一个积极入世者，他的论著中很多都包含了他的救世主张。他是位仁者、智者。对自己要求严格，重德体仁，在他的行为中展示出仁德的内涵与风貌，重仁推礼，孔子自己就是严格的实践着的。所以说，孔子的言行思想，很多都是我们今天值得学习和深思的。他的很多思想一直沿用至今，并对今天的政治、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今天，分析孔子的隐逸思想应该辩证地分析，他的隐逸思想和积极入世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孔子其实也是难以改变的上等的智者，《论语》中即可以看出孔子一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担当的情怀。然而，就是一生的担当导致他一生的奔波，社会责任感实现不了之时就是无可奈何，遂奔波十四年终不见用之后，回乡整理典籍、教学收徒。于是此时，他的全生养性、保存自我的隐逸思想成型。可以说，孔子的隐逸思想是他一生特殊境遇的回归。对于今天积极入世者们内心的复杂矛盾，或许可以借鉴孔子的隐逸思想以说服自己，理清思路，还自己一份安逸的心境。
我赞成孔子的“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且“有道”之时自身有能力才现，无能力就隐。何为“有能力”？首先，积极入世应该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若没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即可能是名利观充斥着入世感。入世首先应淡泊名利、轻装上阵。其次，自身应具备过硬的综合素质，不能成为孔子那样的智者也应该德才兼备，具备灵活性与原则性，能适时地适应环境。如何隐？隐要合乎圣贤之德，不消极避世、不愤世、不疾世，关心关注自己所生存的一切环境，就算是对自身生存的终极关怀。若隐若现，因为个人的任何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以及我们所生存的人类社会的供给，任何人都应该关心关注社会现实。其次，不奸诈、不使坏，安分守己。太平盛世即享太平；社会危难或动荡，无论入仕与否，都应力所能及尽己所能。
若仅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入仕与否就是角色分工不同而已，何况今天，随着生产的大发展，各行各业都有实现自己社会责任感的机会。虽然孔子的后半生政治理想频遭打击，但他意志并没有消沉，而是潜心修编典籍、开坛设教、广收弟子、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成为一代宗师。我们可能没有智者大家的这种能力与风范，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其实，人生就是于世、于人、于己的一种态度、一份情怀。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 2009.
〔责任编辑：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