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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著名的普鲁士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柏林创立了最古老的大学洪堡大学，那时所树立的“洪堡精神”认为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基本组织原则是“寂寞和自由”。这一基本思想在德国如此地深入人心，它广泛地渗透到德国大学教育的根髓之中，使得几乎所有的大学教育不仅以教会学生基本技能为根本目标，而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自己独立思考、判断以及自己动手制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的学术独立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具体到艺术学院和艺术学院里的摄影专业，虽然毕业生同样都会面临很难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继续创作和生活下去的困境，多数学生最终都会选择正式工作，但在此机制下，那些不能成为艺术家的毕业生始终能保持对行业的热爱，因为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黄金年龄学会了艺术专业的独立思辨能力以及对所有能继续艰难从事艺术工作从业人员的敬畏之心。这为艺术行业提供了高素质的受众，使之成为市场的坚定基石，同样也为整个社会构建了健康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当我们谈论摄影教育时不得不时常回溯到大学教育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将摄影与其他专业门类特别是纯艺术专业区分开来看待，将艺术院校与综合类大学区分开来看待，从而在一开始就不断地陷入一种追寻细枝末节的循环：国外大学开设什么技术课程？他们的学校是否都使用明室系统？传统暗房的课程还是否重要？他们的影棚用什么灯？等等诸如此类。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在了解这些之前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又是通过何种方法与课程设置使学生转变为主动的自我学习以及在大学的高等教育阶段完成自我精神完善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传统艺术学院的教育体制最能体现洪堡精神。现在德国大多数艺术院校依然使用传统的旧学制，称为“专业证书”（Diplom），还有些叫做“艺术专业证书”（ künstlicher Abschluss）。这两种基本相同，类似于从本科到硕士的连读，毕业之后的文凭经认证等同于我国的硕士文凭。通常在第8个学期可以开始申请毕业，实际做完毕业创作需要到第10至14学期。综合算起来，基本相当于我国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所需的时间。而什么时候毕业是由学生自主决定的，德国大学良好的福利机制和学习环境，使得很多学生迟迟不愿从学校毕业。在长达7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段内，没有找工作、考研、更换学校和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干扰，学生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习中来。再配合绝对独立的教授工作室机制，这样的体制更接近于中世纪画师带学徒的模式而非现代通行的大学教育机制。
它的优点是每一个毕业生都经过了漫长的专业学习、实践操作，一旦毕业就能够完全胜任行业的每一个工作，其中的优秀者很容易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这才有了德国毕业生文凭过硬和平均水平很高的良好口碑。缺点同样也显而易见，放眼到宏观层面，毕业生的高龄化在当下社会面临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多数领域都意味着竞争力减弱。同时在面对实行“学士-硕士学制“（我们在此统称为新学制）的英美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旧学制使得双方对等学历的认定和国际交流都会产生各种混乱和障碍。为了应对这一情况，1999年欧洲29个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高教改革会议，启动了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企图通过对欧洲大学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改造打通制度的隔阂，推进欧洲高教制度的一体化，为学生交换或出国留学提供便利。自此德国高等教育开始了改革的步伐，过去的10年几乎可以说是德国教育体制变化最大的10年。
但是具体到艺术专业来说，似乎新学制的优点还无法体现，反倒是同样显得弊端重重。
新学制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学分可能无法升级和毕业，学生们为了积攒学分不得不去上一些没有意义或自己不喜欢的课程。毕业时间也受到限制，四年内必须毕业，其中还包括了规定的一个学期的强制实习时间。当学生们把很多精力和时间都耗费在不必要的学分、考试、找实习、忙毕业和工作的情况下，剩下的学习时间也就非常有限的了。如此一来很多专业的大学教育就有滑向职业技能教育的可能，这便严重违背了德国大学本应是培养独立自由精神的初衷。所以尽管明知旧学制在当今社会“不合时宜”，但新学制的改革也同样遭遇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艺术教育这种传统强大、本身又需要较长时间去沉淀而不是为了学习一项技能的时候，新学制的弊端就更加明显。所以直到目前为止，除了著名的柏林艺术大学（Universit·t der Künste Berlin）和少数艺术院校以外，大多数德国的艺术学院还坚持着旧学制，这对众多习惯了本科毕业就通过考试升入研究生学习的中国毕业生来说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一点点地适应德国艺术教育的特点，在体会和享受旧有制度的优点时也得忍受旧学制时间上拖沓冗长的折磨。
我所就读的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就是一所典型的传统旧学制的艺术学院。它成立于 1777年，有200多年的历史。校史上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教授可能是冈特·兰堡（ Guenter Rambow ），他是欧洲观念形象设计流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最有创造力的“视觉诗人”。近10年在职的教授也都是在欧洲享有盛誉的艺术家，比如乌尔斯·吕提（ Urs Luethi ）、动画艺术大师保罗·德里森（ Paul Driessen ）等等。在校生的实力也非常强劲，动画专业的学生甚至两次获得奥斯卡动画短片奖。自1980年代末期周春芽去卡塞尔艺术学院留学伊始，在以前的院长莱勒·卡尔哈尔德（Reiner Kallhardt）的推动下，不断有中国学生前往卡塞尔艺术学院求学，校际交流一度非常频繁。这些留学生中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为当今中国艺术界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也有很多在高校中任职，比如缪晓春、邱黯雄。而徐赫、张博夫、于幸泽等年轻艺术家也正在成为艺术界的中坚力量。卡塞尔艺术学院可能并不是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德国艺术学院，但很可能是那一时期内对中国留学生最友好，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直接影响最多的艺术学院。但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卡塞尔艺术学院的行政事务和卡塞尔大学合并，近年来要求外国学生在入学考试时必须先通过语言考试才可以参加专业考试，这个要求从时间上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造成近年来卡塞尔艺术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数量逐年下降。 卡塞尔艺术学院摄影专业从属于视觉传达，是完全独立的教授工作室制。教授轮值考试委员会在入学考试中拥有招生权，即使是院长也不能轻易否决教授确定的招生名单。新生入学后要经过一年的设计系全专业基础课学习，包括设计基础、印刷基础、插画、小动画制作、视频拍摄、摄影基础等课程，在全面了解了各工作室的学习方向后才能申请自己想去的教授工作室学习。不得不说的是国内的高校教师常常感叹一年级非常重要，但基础课教学又都是由基础部来完成的，上什么内容、如何上则完全无法把握。而在德国艺术院校的一年级基础课普修学习中，所有课程都是由该专业最重要的主管教授来上，其一是从一开始就启发学生独立创作，更重要的则是要让学生能见到所有专业的教授，并对该教授的人格魅力以及所把握的专业方向有全面的了解，以吸引到更多的学生去该专业学习。所以，从一开始德国艺术院校的一年级基础教育就在培养学生对不同专业的兴趣而非按部就班地以填鸭式的方式教授学生枯燥的基础知识。
当学生们经过一年的了解和选择进入各个教授工作室后，基本上就拥有了独立的自我判断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即使很多人依然不能确定自己的专业前景和方向，但是跨学科甚至跨院校在几个教授工作室之间上课是几乎所有学生的常态，而转工作室甚至转校学习都是完全正常的，不会存在任何人情或是制度上的障碍。我认识的同学就有一周中几天在卡塞尔学摄影专业、另外几天同时在马堡大学学艺术教育的。也有在卡塞尔学习自由艺术，同时还有指导老师在柏林的。这时的学生们基本已经知道自己需要何种的基础知识，他们会选择性地集中精力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课上。所以德国学生在专业能力方面特别突出，同样跨专业的基本能力和多专业协调工作的能力也非常优秀。
卡塞尔艺术学院的科系除了大的自由艺术（ Bildende Kunst ）、艺术学（ Kunstwissenschaft ）、工业设计（ Produkt Design ）和视觉传达（ Visuelle Kommunikation ）以及各自所属的教授工作室以外，还有另外的九大工坊。教授工作室负责专业理论方向，工坊负责手工制作，这种分工明确的模式几乎是德国多数艺术学院运行的重要基石。这些工坊分别是纸张工坊、金属工坊、木材工坊、陶艺工坊、印刷工坊、油漆工坊等。这些工坊是手工爱好者的最爱，无论是做手工书、木头画框、油漆喷涂还是印刷，都会在这些工坊里面完成。其中由于涉及到手工书制作和相框制作，纸张工作室和木材工作室的课程几乎是摄影专业的必选课。只有上了这些工坊的基础操作知识课，拿到工坊师傅签字的证书才有资格在日后的作品制作中独立使用工坊。当代摄影的装裱方式多种多样，铝塑板装裱切割有时需要使用金属工坊的大型机床，实木画框做完后的表面处理或喷漆就又细分为多种不同的方式，光是把几大工坊的课全部上一遍可能就要花费好几年。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上这些课，而工坊的容纳能力有限，所以一般每学期每个工坊只能容纳20个左右的新名额。一旦报名晚了，只能进入等待名单，排到下个学期甚至下下个学期都非常正常。工坊的师傅们都手艺高超。他们上班和教授们不同，多数教授都不住在本市，每周来工作2至3天。而师傅们则必须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地呆在工作室内，随时来帮助前来制作作品的学生解决任何他工作范围之内的所有技术问题。
摄影工作室比较特殊，它既是教授的工作室，同时也是一个工坊，有一个专门的师傅负责。摄影工作室的人总是非常多，固定在教授工作室学习的学生有接近30人，而加上其他专业来听课的人就更多了。师傅的任务非常多，理论上来说相机操作、暗房、影棚、明室的微喷、扫描等等，这些课程都由他负责。所幸他并不用真的上这么许多课程，基本上需要学用什么设备都会由高年级的同学来带你用。技术课有个很有意思的授课规则就是学生自己挑学什么。如果想上一种课的人数达到10人以后就可以向师傅申请，然后就会安排来上这个课。新材料和最实用的工艺课总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比如我们想学铝塑板装裱，学校很快就拨了经费买了一台冷压装裱机来给我们上这个课。上完以后从此摄影工作室就可以自己装裱照片了，无论是铝塑板、KT板，还是PVC板都一样，甚至还有学生手工做出了质量非常不错的三明治装裱。冷压装裱的集体课程结束以后就由手工好的学生单独带新手了，工作室的师傅则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钥匙管理、打印结算、设备维护等很多管理工作上。
教授是一个工作室的核心，也是学校实力的代表。德国的艺术院校硬件条件和设施都很完备，但如果哪个学校请到著名艺术家来任教的话该学校的这个专业立马就会声名大噪，而好的教授一但离职，连带着学校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卡塞尔艺术学院摄影专业的现任教授伯恩哈德·普林茨（Bernhard Prinz）参加过第八届卡塞尔文献展，作品在欧洲的各大美术馆和画廊都有展览和收藏，本身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艺术家。他每周的课程安排基本上是周一的大课“当代摄影”，这一题目从我2006年进校至今从未变过，但内容永远不同。总是最新和最前沿的艺术家的展览、作品分析、理论介绍，从这个课上可以学习到欧洲当代摄影完整丰富的体系。周二是讨论课，如果谁有新的作品可以拿出来一起分享，还会有一天时间留给学生单独面谈。普林茨教授有一张面谈的时间表贴在教室门口的墙上，谁先来就自己填时间，差不多每人一小时，排不到的就等到下周，这张表永远都被各种颜色的笔挤得满满的。由于我总是带给他巨大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量，他对我的作品也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最近几年来我和他面谈的时间往往约到夜里9点，一谈就谈到11点以后再一起上街吃个比萨。德国教授真的非常勤奋和敬业，基本上每次见面都会争分夺秒地和你谈专业。
同时教授每个学期都要带来至少一个社会项目，如果长期不能给工作室带来实践项目，教授甚至会被解聘。这些项目包括科隆家具博览会的海报图片拍摄、西门子公司的艺术项目、卡塞尔城市1100周年纪念的全套视觉形象设计、拜耳药业的贫困人群资助计划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些项目并不是教授强行分摊给学生来做，而是这些社会项目的负责人要到学校里面来进行讲演，每个学生也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拜耳药业的那个项目甚至因为有学生反对医药公司制药产生的巨大污染和项目可能存在的不合适商业因素，而举行了长达一个学期的辩论，最后达成集体决定拒绝了这一项目。 除了这些课程和项目以外，每个学生一年之中都要参加2至3个展览，这可能是德国艺术学院和中国的艺术学院最不一样的地方—实践与展览是最终的教学方向，也是唯一的学术衡量标准。每年都会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生自己做小规模的个展、双个展，多数学生每年会参加一个全班一起的群展。参展的前提也是自愿参加，但是整个展览筹备过程中的准备和讨论会非常丰富。这些展览有时候在美术馆进行，更多的时候会在其他各种场地举办，市政府的办公大楼、旧厂房、银行办公室、火车站的旧仓库都会成为我们的展览空间，只有经历和驾驭过各种不同的展览环境，才能完全理解作品在不同空间中衍生出的丰富而复杂的含义。而每年最重要的展览无过于学校的“年度展”（Rundgang）。“年度展”每个德国的艺术学院都有，有的学校是在夏季学期末，有的在冬季学期末。展期很短，只有4至5天。虽然具体开展时间不同，但巡回展的运作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每个工作室会把所有的机器工具材料都收到储藏室，并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搭建墙面、空间改造和粉刷墙面都是驾轻就熟的工作，都装饰布置好了以后再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展览期间全国的高校相互之间都会观摩，画廊和美术馆也会来寻找出色的年轻艺术家，所以正规展览的所有流程一个不少，策划、主题、海报、网络搭建、媒体宣传、开幕酒会，这些都深深地渗入到艺术学院的每一个学生之中，使得展览变为一场狂欢，也变为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和学术标准。
除了做展览之外，观展和实习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活动。每个学期会有至少一次去其他城市的观展，时间完全随机，取决于什么时候有重要的好展览。教授都会在现场带展和讲解。如此大的信息量也使得德国的教授总是要不断地学习最新的资讯和了解最前沿的行业动态。近几年普林茨教授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几次走访中国，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院校和北京摄影双年展、厦门“集美×阿尔勒”摄影季、连州摄影节等国内大型展览中展开学术交流活动。这些都能使他了解中国摄影当下的近况，推动教学和个人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
目前在德国留学学习过摄影的学生已经不少，稍远的1990年代毕业的缪晓春现在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与数码媒体工作室，近年来连芷平、单飞鸣等都在国内的摄影节和重要画廊中做过很有影响力的展览和策划活动，笔者撰稿时就读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高郁韬也刚刚入围今年的三影堂摄影奖。2010年以后出国留学学习艺术会成为更加容易而普遍的现象，尽管如此，德国留学的长时间跨度和语言障碍都可能对到德国去学习形成阻碍。所以如果选择去德国留学，一定要对时间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同时当代艺术所涉及的知识面也早已不是一个专业所能涵盖的了，跨专业的学习同样也需要时间去支撑。这也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洪堡精神”的坚守之处和它与当下社会“不合时宜”的地方。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但也是检验一切的真理。
所以当我们谈论摄影教育时不得不时常回溯到大学教育的基本精神，而不是将摄影与其他专业门类特别是纯艺术专业区分开来看待，将艺术院校与综合类大学区分开来看待，从而在一开始就不断地陷入一种追寻细枝末节的循环：国外大学开设什么技术课程？他们的学校是否都使用明室系统？传统暗房的课程还是否重要？他们的影棚用什么灯？等等诸如此类。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在了解这些之前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又是通过何种方法与课程设置使学生转变为主动的自我学习以及在大学的高等教育阶段完成自我精神完善的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传统艺术学院的教育体制最能体现洪堡精神。现在德国大多数艺术院校依然使用传统的旧学制，称为“专业证书”（Diplom），还有些叫做“艺术专业证书”（ künstlicher Abschluss）。这两种基本相同，类似于从本科到硕士的连读，毕业之后的文凭经认证等同于我国的硕士文凭。通常在第8个学期可以开始申请毕业，实际做完毕业创作需要到第10至14学期。综合算起来，基本相当于我国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所需的时间。而什么时候毕业是由学生自主决定的，德国大学良好的福利机制和学习环境，使得很多学生迟迟不愿从学校毕业。在长达7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段内，没有找工作、考研、更换学校和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干扰，学生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习中来。再配合绝对独立的教授工作室机制，这样的体制更接近于中世纪画师带学徒的模式而非现代通行的大学教育机制。
它的优点是每一个毕业生都经过了漫长的专业学习、实践操作，一旦毕业就能够完全胜任行业的每一个工作，其中的优秀者很容易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这才有了德国毕业生文凭过硬和平均水平很高的良好口碑。缺点同样也显而易见，放眼到宏观层面，毕业生的高龄化在当下社会面临国际竞争的情况下，多数领域都意味着竞争力减弱。同时在面对实行“学士-硕士学制“（我们在此统称为新学制）的英美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旧学制使得双方对等学历的认定和国际交流都会产生各种混乱和障碍。为了应对这一情况，1999年欧洲29个国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高教改革会议，启动了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企图通过对欧洲大学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改造打通制度的隔阂，推进欧洲高教制度的一体化，为学生交换或出国留学提供便利。自此德国高等教育开始了改革的步伐，过去的10年几乎可以说是德国教育体制变化最大的10年。
但是具体到艺术专业来说，似乎新学制的优点还无法体现，反倒是同样显得弊端重重。
新学制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学分可能无法升级和毕业，学生们为了积攒学分不得不去上一些没有意义或自己不喜欢的课程。毕业时间也受到限制，四年内必须毕业，其中还包括了规定的一个学期的强制实习时间。当学生们把很多精力和时间都耗费在不必要的学分、考试、找实习、忙毕业和工作的情况下，剩下的学习时间也就非常有限的了。如此一来很多专业的大学教育就有滑向职业技能教育的可能，这便严重违背了德国大学本应是培养独立自由精神的初衷。所以尽管明知旧学制在当今社会“不合时宜”，但新学制的改革也同样遭遇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艺术教育这种传统强大、本身又需要较长时间去沉淀而不是为了学习一项技能的时候，新学制的弊端就更加明显。所以直到目前为止，除了著名的柏林艺术大学（Universit·t der Künste Berlin）和少数艺术院校以外，大多数德国的艺术学院还坚持着旧学制，这对众多习惯了本科毕业就通过考试升入研究生学习的中国毕业生来说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一点点地适应德国艺术教育的特点，在体会和享受旧有制度的优点时也得忍受旧学制时间上拖沓冗长的折磨。
我所就读的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就是一所典型的传统旧学制的艺术学院。它成立于 1777年，有200多年的历史。校史上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教授可能是冈特·兰堡（ Guenter Rambow ），他是欧洲观念形象设计流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最有创造力的“视觉诗人”。近10年在职的教授也都是在欧洲享有盛誉的艺术家，比如乌尔斯·吕提（ Urs Luethi ）、动画艺术大师保罗·德里森（ Paul Driessen ）等等。在校生的实力也非常强劲，动画专业的学生甚至两次获得奥斯卡动画短片奖。自1980年代末期周春芽去卡塞尔艺术学院留学伊始，在以前的院长莱勒·卡尔哈尔德（Reiner Kallhardt）的推动下，不断有中国学生前往卡塞尔艺术学院求学，校际交流一度非常频繁。这些留学生中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为当今中国艺术界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也有很多在高校中任职，比如缪晓春、邱黯雄。而徐赫、张博夫、于幸泽等年轻艺术家也正在成为艺术界的中坚力量。卡塞尔艺术学院可能并不是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德国艺术学院，但很可能是那一时期内对中国留学生最友好，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直接影响最多的艺术学院。但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卡塞尔艺术学院的行政事务和卡塞尔大学合并，近年来要求外国学生在入学考试时必须先通过语言考试才可以参加专业考试，这个要求从时间上对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造成近年来卡塞尔艺术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数量逐年下降。 卡塞尔艺术学院摄影专业从属于视觉传达，是完全独立的教授工作室制。教授轮值考试委员会在入学考试中拥有招生权，即使是院长也不能轻易否决教授确定的招生名单。新生入学后要经过一年的设计系全专业基础课学习，包括设计基础、印刷基础、插画、小动画制作、视频拍摄、摄影基础等课程，在全面了解了各工作室的学习方向后才能申请自己想去的教授工作室学习。不得不说的是国内的高校教师常常感叹一年级非常重要，但基础课教学又都是由基础部来完成的，上什么内容、如何上则完全无法把握。而在德国艺术院校的一年级基础课普修学习中，所有课程都是由该专业最重要的主管教授来上，其一是从一开始就启发学生独立创作，更重要的则是要让学生能见到所有专业的教授，并对该教授的人格魅力以及所把握的专业方向有全面的了解，以吸引到更多的学生去该专业学习。所以，从一开始德国艺术院校的一年级基础教育就在培养学生对不同专业的兴趣而非按部就班地以填鸭式的方式教授学生枯燥的基础知识。
当学生们经过一年的了解和选择进入各个教授工作室后，基本上就拥有了独立的自我判断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即使很多人依然不能确定自己的专业前景和方向，但是跨学科甚至跨院校在几个教授工作室之间上课是几乎所有学生的常态，而转工作室甚至转校学习都是完全正常的，不会存在任何人情或是制度上的障碍。我认识的同学就有一周中几天在卡塞尔学摄影专业、另外几天同时在马堡大学学艺术教育的。也有在卡塞尔学习自由艺术，同时还有指导老师在柏林的。这时的学生们基本已经知道自己需要何种的基础知识，他们会选择性地集中精力学习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课上。所以德国学生在专业能力方面特别突出，同样跨专业的基本能力和多专业协调工作的能力也非常优秀。
卡塞尔艺术学院的科系除了大的自由艺术（ Bildende Kunst ）、艺术学（ Kunstwissenschaft ）、工业设计（ Produkt Design ）和视觉传达（ Visuelle Kommunikation ）以及各自所属的教授工作室以外，还有另外的九大工坊。教授工作室负责专业理论方向，工坊负责手工制作，这种分工明确的模式几乎是德国多数艺术学院运行的重要基石。这些工坊分别是纸张工坊、金属工坊、木材工坊、陶艺工坊、印刷工坊、油漆工坊等。这些工坊是手工爱好者的最爱，无论是做手工书、木头画框、油漆喷涂还是印刷，都会在这些工坊里面完成。其中由于涉及到手工书制作和相框制作，纸张工作室和木材工作室的课程几乎是摄影专业的必选课。只有上了这些工坊的基础操作知识课，拿到工坊师傅签字的证书才有资格在日后的作品制作中独立使用工坊。当代摄影的装裱方式多种多样，铝塑板装裱切割有时需要使用金属工坊的大型机床，实木画框做完后的表面处理或喷漆就又细分为多种不同的方式，光是把几大工坊的课全部上一遍可能就要花费好几年。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上这些课，而工坊的容纳能力有限，所以一般每学期每个工坊只能容纳20个左右的新名额。一旦报名晚了，只能进入等待名单，排到下个学期甚至下下个学期都非常正常。工坊的师傅们都手艺高超。他们上班和教授们不同，多数教授都不住在本市，每周来工作2至3天。而师傅们则必须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地呆在工作室内，随时来帮助前来制作作品的学生解决任何他工作范围之内的所有技术问题。
摄影工作室比较特殊，它既是教授的工作室，同时也是一个工坊，有一个专门的师傅负责。摄影工作室的人总是非常多，固定在教授工作室学习的学生有接近30人，而加上其他专业来听课的人就更多了。师傅的任务非常多，理论上来说相机操作、暗房、影棚、明室的微喷、扫描等等，这些课程都由他负责。所幸他并不用真的上这么许多课程，基本上需要学用什么设备都会由高年级的同学来带你用。技术课有个很有意思的授课规则就是学生自己挑学什么。如果想上一种课的人数达到10人以后就可以向师傅申请，然后就会安排来上这个课。新材料和最实用的工艺课总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比如我们想学铝塑板装裱，学校很快就拨了经费买了一台冷压装裱机来给我们上这个课。上完以后从此摄影工作室就可以自己装裱照片了，无论是铝塑板、KT板，还是PVC板都一样，甚至还有学生手工做出了质量非常不错的三明治装裱。冷压装裱的集体课程结束以后就由手工好的学生单独带新手了，工作室的师傅则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钥匙管理、打印结算、设备维护等很多管理工作上。
教授是一个工作室的核心，也是学校实力的代表。德国的艺术院校硬件条件和设施都很完备，但如果哪个学校请到著名艺术家来任教的话该学校的这个专业立马就会声名大噪，而好的教授一但离职，连带着学校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卡塞尔艺术学院摄影专业的现任教授伯恩哈德·普林茨（Bernhard Prinz）参加过第八届卡塞尔文献展，作品在欧洲的各大美术馆和画廊都有展览和收藏，本身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艺术家。他每周的课程安排基本上是周一的大课“当代摄影”，这一题目从我2006年进校至今从未变过，但内容永远不同。总是最新和最前沿的艺术家的展览、作品分析、理论介绍，从这个课上可以学习到欧洲当代摄影完整丰富的体系。周二是讨论课，如果谁有新的作品可以拿出来一起分享，还会有一天时间留给学生单独面谈。普林茨教授有一张面谈的时间表贴在教室门口的墙上，谁先来就自己填时间，差不多每人一小时，排不到的就等到下周，这张表永远都被各种颜色的笔挤得满满的。由于我总是带给他巨大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量，他对我的作品也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最近几年来我和他面谈的时间往往约到夜里9点，一谈就谈到11点以后再一起上街吃个比萨。德国教授真的非常勤奋和敬业，基本上每次见面都会争分夺秒地和你谈专业。
同时教授每个学期都要带来至少一个社会项目，如果长期不能给工作室带来实践项目，教授甚至会被解聘。这些项目包括科隆家具博览会的海报图片拍摄、西门子公司的艺术项目、卡塞尔城市1100周年纪念的全套视觉形象设计、拜耳药业的贫困人群资助计划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些项目并不是教授强行分摊给学生来做，而是这些社会项目的负责人要到学校里面来进行讲演，每个学生也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拜耳药业的那个项目甚至因为有学生反对医药公司制药产生的巨大污染和项目可能存在的不合适商业因素，而举行了长达一个学期的辩论，最后达成集体决定拒绝了这一项目。 除了这些课程和项目以外，每个学生一年之中都要参加2至3个展览，这可能是德国艺术学院和中国的艺术学院最不一样的地方—实践与展览是最终的教学方向，也是唯一的学术衡量标准。每年都会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生自己做小规模的个展、双个展，多数学生每年会参加一个全班一起的群展。参展的前提也是自愿参加，但是整个展览筹备过程中的准备和讨论会非常丰富。这些展览有时候在美术馆进行，更多的时候会在其他各种场地举办，市政府的办公大楼、旧厂房、银行办公室、火车站的旧仓库都会成为我们的展览空间，只有经历和驾驭过各种不同的展览环境，才能完全理解作品在不同空间中衍生出的丰富而复杂的含义。而每年最重要的展览无过于学校的“年度展”（Rundgang）。“年度展”每个德国的艺术学院都有，有的学校是在夏季学期末，有的在冬季学期末。展期很短，只有4至5天。虽然具体开展时间不同，但巡回展的运作模式是大体相同的。每个工作室会把所有的机器工具材料都收到储藏室，并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搭建墙面、空间改造和粉刷墙面都是驾轻就熟的工作，都装饰布置好了以后再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展览期间全国的高校相互之间都会观摩，画廊和美术馆也会来寻找出色的年轻艺术家，所以正规展览的所有流程一个不少，策划、主题、海报、网络搭建、媒体宣传、开幕酒会，这些都深深地渗入到艺术学院的每一个学生之中，使得展览变为一场狂欢，也变为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和学术标准。
除了做展览之外，观展和实习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活动。每个学期会有至少一次去其他城市的观展，时间完全随机，取决于什么时候有重要的好展览。教授都会在现场带展和讲解。如此大的信息量也使得德国的教授总是要不断地学习最新的资讯和了解最前沿的行业动态。近几年普林茨教授对中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几次走访中国，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院校和北京摄影双年展、厦门“集美×阿尔勒”摄影季、连州摄影节等国内大型展览中展开学术交流活动。这些都能使他了解中国摄影当下的近况，推动教学和个人专业领域的国际交流。
目前在德国留学学习过摄影的学生已经不少，稍远的1990年代毕业的缪晓春现在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摄影与数码媒体工作室，近年来连芷平、单飞鸣等都在国内的摄影节和重要画廊中做过很有影响力的展览和策划活动，笔者撰稿时就读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高郁韬也刚刚入围今年的三影堂摄影奖。2010年以后出国留学学习艺术会成为更加容易而普遍的现象，尽管如此，德国留学的长时间跨度和语言障碍都可能对到德国去学习形成阻碍。所以如果选择去德国留学，一定要对时间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同时当代艺术所涉及的知识面也早已不是一个专业所能涵盖的了，跨专业的学习同样也需要时间去支撑。这也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洪堡精神”的坚守之处和它与当下社会“不合时宜”的地方。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但也是检验一切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