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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话语权是人们表达意志的权利和资格，也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其政治属性决定了话语权均衡的必要性。这一均衡有利于党员主体人格独立、主体意识自觉、主体情感认同和主体素质提高，要在均衡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优质话语权主体的培育机制、党员话语权的均衡机制和弱势党员话语权的帮扶机制，实现党员主体地位。
关键词：话语权；话语权均衡；党员主体地位；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3-0024-04
话语权均衡是话语权平等的反映，是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归宿。“保障党员主体地位”，[1]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审思和理论拓展的成果。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内民主建设应以党员为本，均衡党员话语权，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因此，从话语权的独特视角来审视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创新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整套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话语权及其政治属性
话语是唯有人类能掌握的社会交往的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作为内在于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本体意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家”，[2]62若抛弃了话语，人也不成为人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和思维活动都是以话语为传播媒介，“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3]159从这个意义来说，话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话语权平等应当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的价值准则。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指出，“在我看来，话语的‘民主化’意思是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4]这种权利平等本质上是指人们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平等权利，追求思想表达和言语交际的权利均衡。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5]76话语权平等不是自发形成的，甚至因争夺而致生异化，这与其属性密切相关。正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6]21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可以操纵话语的筛选、发布和真伪甑别，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也就意味着个体或团体的意志会对他人或社会形成某种影响，引导或控制着他人或社会的认识。“话语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发展的过程就是呈现，需要不断彰显，拥有话语权就拥有了彰显的平台，因此社会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借助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最大化的呈现和表达机会；同时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能保障话语者赢得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利益。”[7]从这个意义来讲，话语权本质上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权威色彩，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征。个体话语权往往是反映其话语控制力、社会影响力和权力大小的重要指标。这种独特的政治属性可能刺激人们过分追逐话语权，产生剥夺、替代、滥用和占用等种种话语权垄断，形成话语权失衡。
话语权失衡是话语权不平等的反映，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剥削阶级社会中，人们拥有的话语权是极不平等的，话语权失衡严重，劳动群众只能在统治阶级所设定的语境下“被话语”。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清晰地区分了中国古代社会各等级话语权，从而建立了封建统治者的话语权垄断，使劳动群众处于“自我噤声，主体虚化”的失语状态。在我国“文革”时期，话语权垄断发展到极致，由此产生严重的“话语暴力”，诸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分子臭老九”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暴力话语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话语权失衡不符合现代民主价值。话语是党员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意志表达和民主监督，这是现代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话语权应当是平等的和均衡的。伴随着公民社会取代臣民社会的历史进程，现代国家普遍追求民主政治，其中公民话语权平等是其本质表现之一。我国《宪法》第35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说，运用任何话语方式，以充分表达思想和进行言语交际的权利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反之，那就是话语权的畸形分布，是话语权失衡的恶果。胡锦涛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1]当前，我们党正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是基本着力点，而均衡党员话语权是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基本前提。
二、均衡党员话语权对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民主政治的复归和精神文明的倡导及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党员话语权呈现出均衡发展趋势，从而对实现党员主体地位产生了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利于党员主体人格独立。这里所说的主体人格主要是指政治人格。政治人格无疑是人格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8]130既是政治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也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气质或特质。”[9]45这种独特的气质或特质基本为社会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所塑造，呈现出独特的人格形态。在剥削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垄断一切话语权，劳动群众只能在“沉默”中接受统治阶级的意志，他们的要求和不满不可能会有相应的表达渠道，以及由于认识水平不高和民主意识缺失等原因，“没有自我”的“奴性”思维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极度发酵，政治人格不可避免地被严重扭曲，呈现出“依附性”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统治阶级垄断话语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民众的政治人格陷入了依附化的“奴性深渊”。封建制度大厦的倒塌是中国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封建思想文化的糟粕还没有完全消除。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封建思想文化的根深蒂固，党员话语权失衡比较突出，如此，在党员主体人格扭曲的状态下，一旦政治领袖的个人意志和党员的政治热情发生碰撞，可能会形成非理性的政治运作。应该说，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实践，都与党员话语权失衡和政治人格依附密切相关。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均衡党员话语权形成政党共识，而独立、平等和自觉已经成为党员主体人格形态的价值准则。当然，党员话语权从失衡到均衡的质变，是一个渐进式的量变过程，因为“价值准则”的内化和“共识”付诸于实践都有待于思维的涤新和体制的改革。当前，党员话语权问题是不容乐观的，在民主集中制建设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众所周知，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制度核心，“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0]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从现实情况来看，集中排挤民主的现象比较严重，诸如“家长制”、“一言堂”等就是对“话语权”的集中过度，在党员之间造成话语权失衡，党员之间的关系悄然演变成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使民主集中制的贯彻缺少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只有均衡话语权，才能形成平等、和谐、民主和宽容的话语环境，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才能“有话能说，有话可说，有话敢说”，这意味着在权力和官员面前“唯唯诺诺”的时代过去了，从而实现党员主体人格独立。
2.有利于党员主体意识自觉。党员主体意识是党员基于党组织一员的理性思考、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是对党的事业自觉认同、自觉参与、自觉奋斗的自主意识，[11]在党员的价值不断获得实现中得以确立和巩固。”[12]71话语权失衡阻碍了党员价值的普遍实现，党员主体意识淡薄也就不可避免。在传统政治文化中，话语权垄断造成民众主体意识“虚无”，“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水和阳光。”[13]677-678这种政治生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着。长期以来，“我们更多的是从领导层面来强调党内民主，而不是从党内政治生活的整体要求谈民主。”[12]63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等政治表态的常用语，甚至“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员话语权失衡、党员主体意识淡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由于“家长制”、“一言堂”等话语权垄断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部分党员的意志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表达，对党的政治生活缺乏信心，从而消极应付，麻木不仁，以“看客”心态对待党的政治生活，诸如轻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漠视监督权等“政治病”都与话语权失衡有关。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均衡党员话语权逐渐成为党内共识。从党中央到基层党组织，党内民主决策普遍遵循“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1]等原则。由于话语权均衡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自觉性显著增强，关心并主动参与党的政治生活，从而逐步实现主体意识自觉。
3.有利于党员主体情感认同。党员主体情感作为一种政治情感，是指党员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对于政党政治运行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始终贯穿于党的政治生活的整个过程，对于党员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发动和导向作用，表现为政治上的“认同感”或“疏离感”。这种政治上的“认同感”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14]501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源泉。我国学者马起华在《政治心理学》中指出，“团体认同是团体生存的凝结素，团体运作的主动力，及团体安定、进步、兴旺的精神基础。”[15]91若话语权均衡，党员对党的政治生活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权利就能得到充分实现，并拥有相应的制度措施以保证合理的意见或建议被采纳落实，从而产生应有的尊严感、使命感和归宿感，必然形成对党的政治生活的强烈认同。
建国后，曾长期存在的极左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垄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员对党的事业缺乏政治“认同感”，对政治生活敬而远之，情感上疏离了党的政治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利益分殊、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积聚等问题日益突出，需要一整套“党意”基础广泛的制度措施加以应对。只有话语权均衡，形成“党意”才可能广泛听取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的呼声，也会因情感共鸣获得党员强烈的政治认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尊重和均衡党员话语权的制度措施，大力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政治认同感。
4.有利于党员主体素质提高。党员主体素质是党员的民主意识及通过民主程序、形式有序参与党内事务能力、水平的综合体现。一个优质的政党必然具有一群主体素质较高的成员。在我国，人治、专制的思想源远流长，话语权垄断及体制环境大大制约了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由于缺乏长期充分的民主实践，民众的民主能力素质不高，不少党员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一历史的羁绊。体制内存在着大量的利益表达无效或低效现象，必然导致无序甚至非法政治参与集中爆发，“对于那些在利益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16]从“民工跳楼讨薪”到“总理帮忙讨薪”，从“群体性上访”到“公众打砸政府机关”等，都折射出公众话语权失衡的现状，这对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7]4只有均衡话语权，党员才能有效通畅地表达意志，长期积累的矛盾、怨气乃至愤怒得到释放，养成宽容、妥协及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能力素质。如此，所谓“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1]而只有均衡话语权，党员才能把外在的制度支持变为强烈的心理冲动，增强提高自身民主能力素质的强大动力。
三、话语权视角下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机制创新
话语权状态是考量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指标，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实现党员主体地位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系统构建均衡党员话语权的机制，着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1.建立优质话语权主体的培育机制。话语权均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其过程能否持续取决于话语权主体的意识和素质。一个优质话语权主体的重要特征是拥有独立进行意识表达和行为的能力，对于政治参与充满着兴趣和责任心。党员的主体意识淡薄和主体素质不高，必然缺乏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力，导致政治冷漠肆意蔓延。“每个人或任一人，当他有能力并且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人忽视。”[18]60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要“以提高素质为重点，抓紧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1]等。为此，我们应当加强和改进党员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优质话语权主体的培育机制。一是要普遍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只有被全体成员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密切相关。因此，党员只有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视野在实践中学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增强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培育和谐理性的政治参与精神，养成和谐、宽容的政治气度，从而把自己培育成为优质话语权主体。二是要大力发展党员教育，形成有利于话语权均衡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因为有健全的认知技巧，学历高的公民政治关心程度也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教育、政治参与的关系。”[19]222所以，要公正公平地安排党员教育的机会和资源，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他们话语表达的能力，增强他们话语权的维权意识。另外，党员来源较为复杂，职业、文化、收入、身份和民族等也各不相同，因而应加强党员的分类教育，因材施教。三是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和接受主导政治文化，切实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切优质话语权主体的共同品质。所以，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加强对我国主导政治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力度，是话语权主体优化的重要途径。
2.建立党员话语权的均衡机制。党员话语权均衡不是自发形成的，从宏观层面来看，离不开政治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微观上也需要一整套制度加以保障。如果党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谐，则一般会形成宽容、有序、健康、和谐的政党环境，就有利于党员话语权实现均衡。一是要推进政党政治文化建设，培育话语权平等观，以形成有利于党员平等行使话语权的政党氛围，塑造有利于党员话语权均衡的政党环境。二是要依法治党，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依法治党，就是要实现政治权力运行法治化，使政党政治运行处于一种制度化、法律化的政治形态，使这种政治形态不因个别党员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别党员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目前，尤其要加强权力监督制度的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以避免权力腐败对党员话语权均衡可能带来的冲击。因此，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要求及法律法规，进一步探索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如何进行有效监督。三是要为党员搭建平等的话语权表达平台，构建畅通规范的政治权利表达渠道，建立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引导党员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行使话语权。“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1]为均衡党员话语权提供制度支持。
3.建立弱势党员话语权的帮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队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党作出了适应性的制度变革，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在政治资源占有和利用上处于弱势地位，可能滋生自卑心理，从而对政治参与消极应付、冷漠麻木。因此，对于弱势党员的话语权维护，不仅要求一般性的制度变革，更需要根据个体情况给予强有力的帮扶。一是要创新载体，构建弱势党员话语权表达平台。缺乏话语权表达平台是弱势党员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例如无职党员、退休党员和流动党员等往往缺少话语权表达平台。对于无职党员，党组织应大胆发挥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和权力监督者的作用，制定权力监督的操作规程，提高他们对政治生活和权力运行的参与度，使无职党员的话语权得到增强。对于退休党员，党组织可以邀请政治思想好、理论水平高的退休党员担任党员培训教员，定期组织宣讲、报告、辅导；可以组织退休党员了解民情民意，成为党组织与民众沟通交流的纽带；可以组织退休党员为党组织的发展献计献策，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余热。对于流动党员，要建立党组织与流动党员联系机制，定期了解党员情况，及时通报党组织的决定决议，进行通信联系或走访。二是要构建关怀机制，激发弱势党员的话语权意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要“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党员，做好党员服务工作，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加强对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的关怀帮扶”，[1]这是我们党重视弱势党员话语权的充分体现。党员关怀机制本质上是以关心人、引导人、帮助人、激励人、发展人和成就人为宗旨，以政治关怀、思想关怀、精神关怀、生活关怀和心理关怀等为内容，通过政治上促其进步，思想上促其提高，精神上给予激励，物质上给予帮助，心理上经常疏导等方式，针对弱势党员的不同特点建立全方位需求的关怀机制，使弱势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激发弱势党员的话语权意识。三是要完善党员教育机制，提高弱势党员行使话语权能力。从整体上来看，相当一部分弱势党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低，思想理论修养也有待提高，特别是对党的理论理解不深，缺乏有效行使话语权的能力基础。因此，要构建党员终身学习制度，着力提高弱势党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加强他们对党的理论的学习；对于思想有问题的党员，要建立健全党内谈心、探访制度，建立党员心理治疗室，帮助其更新观念，增强信心；要提高党员思想教育的力度和水平，培养他们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为弱势党员行使话语权奠定能力基础。
综上所述，实现党员主体地位，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消除有碍话语权均衡的影响因素，创新均衡党员话语权的机制体系，让全体党员能够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话语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落实党员主体地位，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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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话语权；话语权均衡；党员主体地位；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3-0024-04
话语权均衡是话语权平等的反映，是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归宿。“保障党员主体地位”，[1]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审思和理论拓展的成果。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内民主建设应以党员为本，均衡党员话语权，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因此，从话语权的独特视角来审视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创新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一整套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话语权及其政治属性
话语是唯有人类能掌握的社会交往的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作为内在于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本体意义。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的存在之家”，[2]62若抛弃了话语，人也不成为人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和思维活动都是以话语为传播媒介，“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3]159从这个意义来说，话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话语权平等应当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的价值准则。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指出，“在我看来，话语的‘民主化’意思是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4]这种权利平等本质上是指人们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平等权利，追求思想表达和言语交际的权利均衡。话语“并非单纯的‘能说’，更意味着有权利说，即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5]76话语权平等不是自发形成的，甚至因争夺而致生异化，这与其属性密切相关。正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6]21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可以操纵话语的筛选、发布和真伪甑别，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也就意味着个体或团体的意志会对他人或社会形成某种影响，引导或控制着他人或社会的认识。“话语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发展的过程就是呈现，需要不断彰显，拥有话语权就拥有了彰显的平台，因此社会上的所有人都需要借助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最大化的呈现和表达机会；同时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能保障话语者赢得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利益。”[7]从这个意义来讲，话语权本质上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权威色彩，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征。个体话语权往往是反映其话语控制力、社会影响力和权力大小的重要指标。这种独特的政治属性可能刺激人们过分追逐话语权，产生剥夺、替代、滥用和占用等种种话语权垄断，形成话语权失衡。
话语权失衡是话语权不平等的反映，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剥削阶级社会中，人们拥有的话语权是极不平等的，话语权失衡严重，劳动群众只能在统治阶级所设定的语境下“被话语”。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清晰地区分了中国古代社会各等级话语权，从而建立了封建统治者的话语权垄断，使劳动群众处于“自我噤声，主体虚化”的失语状态。在我国“文革”时期，话语权垄断发展到极致，由此产生严重的“话语暴力”，诸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分子臭老九”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暴力话语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话语权失衡不符合现代民主价值。话语是党员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意志表达和民主监督，这是现代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话语权应当是平等的和均衡的。伴随着公民社会取代臣民社会的历史进程，现代国家普遍追求民主政治，其中公民话语权平等是其本质表现之一。我国《宪法》第35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说，运用任何话语方式，以充分表达思想和进行言语交际的权利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反之，那就是话语权的畸形分布，是话语权失衡的恶果。胡锦涛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营造党内民主讨论、民主监督环境。”[1]当前，我们党正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是基本着力点，而均衡党员话语权是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基本前提。
二、均衡党员话语权对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民主政治的复归和精神文明的倡导及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党员话语权呈现出均衡发展趋势，从而对实现党员主体地位产生了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利于党员主体人格独立。这里所说的主体人格主要是指政治人格。政治人格无疑是人格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类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8]130既是政治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也是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气质或特质。”[9]45这种独特的气质或特质基本为社会政治条件和制度环境所塑造，呈现出独特的人格形态。在剥削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垄断一切话语权，劳动群众只能在“沉默”中接受统治阶级的意志，他们的要求和不满不可能会有相应的表达渠道，以及由于认识水平不高和民主意识缺失等原因，“没有自我”的“奴性”思维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极度发酵，政治人格不可避免地被严重扭曲，呈现出“依附性”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统治阶级垄断话语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民众的政治人格陷入了依附化的“奴性深渊”。封建制度大厦的倒塌是中国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封建思想文化的糟粕还没有完全消除。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封建思想文化的根深蒂固，党员话语权失衡比较突出，如此，在党员主体人格扭曲的状态下，一旦政治领袖的个人意志和党员的政治热情发生碰撞，可能会形成非理性的政治运作。应该说，建国后相当长时间里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实践，都与党员话语权失衡和政治人格依附密切相关。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均衡党员话语权形成政党共识，而独立、平等和自觉已经成为党员主体人格形态的价值准则。当然，党员话语权从失衡到均衡的质变，是一个渐进式的量变过程，因为“价值准则”的内化和“共识”付诸于实践都有待于思维的涤新和体制的改革。当前，党员话语权问题是不容乐观的，在民主集中制建设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众所周知，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制度核心，“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10]民主与集中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从现实情况来看，集中排挤民主的现象比较严重，诸如“家长制”、“一言堂”等就是对“话语权”的集中过度，在党员之间造成话语权失衡，党员之间的关系悄然演变成对“一把手”的人身依附，使民主集中制的贯彻缺少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只有均衡话语权，才能形成平等、和谐、民主和宽容的话语环境，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才能“有话能说，有话可说，有话敢说”，这意味着在权力和官员面前“唯唯诺诺”的时代过去了，从而实现党员主体人格独立。
2.有利于党员主体意识自觉。党员主体意识是党员基于党组织一员的理性思考、以党的事业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是对党的事业自觉认同、自觉参与、自觉奋斗的自主意识，[11]在党员的价值不断获得实现中得以确立和巩固。”[12]71话语权失衡阻碍了党员价值的普遍实现，党员主体意识淡薄也就不可避免。在传统政治文化中，话语权垄断造成民众主体意识“虚无”，“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的雨水和阳光。”[13]677-678这种政治生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延续着。长期以来，“我们更多的是从领导层面来强调党内民主，而不是从党内政治生活的整体要求谈民主。”[12]63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等政治表态的常用语，甚至“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员话语权失衡、党员主体意识淡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由于“家长制”、“一言堂”等话语权垄断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部分党员的意志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表达，对党的政治生活缺乏信心，从而消极应付，麻木不仁，以“看客”心态对待党的政治生活，诸如轻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漠视监督权等“政治病”都与话语权失衡有关。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均衡党员话语权逐渐成为党内共识。从党中央到基层党组织，党内民主决策普遍遵循“注意听取不同意见，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1]等原则。由于话语权均衡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党员尤其是普通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自觉性显著增强，关心并主动参与党的政治生活，从而逐步实现主体意识自觉。
3.有利于党员主体情感认同。党员主体情感作为一种政治情感，是指党员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对于政党政治运行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始终贯穿于党的政治生活的整个过程，对于党员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发动和导向作用，表现为政治上的“认同感”或“疏离感”。这种政治上的“认同感”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14]501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源泉。我国学者马起华在《政治心理学》中指出，“团体认同是团体生存的凝结素，团体运作的主动力，及团体安定、进步、兴旺的精神基础。”[15]91若话语权均衡，党员对党的政治生活提出意见或建议的权利就能得到充分实现，并拥有相应的制度措施以保证合理的意见或建议被采纳落实，从而产生应有的尊严感、使命感和归宿感，必然形成对党的政治生活的强烈认同。
建国后，曾长期存在的极左意识形态及话语权垄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党员对党的事业缺乏政治“认同感”，对政治生活敬而远之，情感上疏离了党的政治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利益分殊、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积聚等问题日益突出，需要一整套“党意”基础广泛的制度措施加以应对。只有话语权均衡，形成“党意”才可能广泛听取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的呼声，也会因情感共鸣获得党员强烈的政治认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尊重和均衡党员话语权的制度措施，大力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极大地增强了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政治认同感。
4.有利于党员主体素质提高。党员主体素质是党员的民主意识及通过民主程序、形式有序参与党内事务能力、水平的综合体现。一个优质的政党必然具有一群主体素质较高的成员。在我国，人治、专制的思想源远流长，话语权垄断及体制环境大大制约了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由于缺乏长期充分的民主实践，民众的民主能力素质不高，不少党员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一历史的羁绊。体制内存在着大量的利益表达无效或低效现象，必然导致无序甚至非法政治参与集中爆发，“对于那些在利益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用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16]从“民工跳楼讨薪”到“总理帮忙讨薪”，从“群体性上访”到“公众打砸政府机关”等，都折射出公众话语权失衡的现状，这对党内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是极其有害的。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17]4只有均衡话语权，党员才能有效通畅地表达意志，长期积累的矛盾、怨气乃至愤怒得到释放，养成宽容、妥协及有序政治参与的民主能力素质。如此，所谓“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员民主素质，引导党员正确行使权利、认真履行义务”，[1]而只有均衡话语权，党员才能把外在的制度支持变为强烈的心理冲动，增强提高自身民主能力素质的强大动力。
三、话语权视角下实现党员主体地位的机制创新
话语权状态是考量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指标，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实现党员主体地位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系统构建均衡党员话语权的机制，着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1.建立优质话语权主体的培育机制。话语权均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其过程能否持续取决于话语权主体的意识和素质。一个优质话语权主体的重要特征是拥有独立进行意识表达和行为的能力，对于政治参与充满着兴趣和责任心。党员的主体意识淡薄和主体素质不高，必然缺乏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力，导致政治冷漠肆意蔓延。“每个人或任一人，当他有能力并且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人忽视。”[18]60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要“以提高素质为重点，抓紧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1]等。为此，我们应当加强和改进党员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优质话语权主体的培育机制。一是要普遍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只有被全体成员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指导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密切相关。因此，党员只有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视野在实践中学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增强党员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培育和谐理性的政治参与精神，养成和谐、宽容的政治气度，从而把自己培育成为优质话语权主体。二是要大力发展党员教育，形成有利于话语权均衡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条件。“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因为有健全的认知技巧，学历高的公民政治关心程度也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教育、政治参与的关系。”[19]222所以，要公正公平地安排党员教育的机会和资源，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他们话语表达的能力，增强他们话语权的维权意识。另外，党员来源较为复杂，职业、文化、收入、身份和民族等也各不相同，因而应加强党员的分类教育，因材施教。三是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和接受主导政治文化，切实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切优质话语权主体的共同品质。所以，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加强对我国主导政治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力度，是话语权主体优化的重要途径。
2.建立党员话语权的均衡机制。党员话语权均衡不是自发形成的，从宏观层面来看，离不开政治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微观上也需要一整套制度加以保障。如果党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和谐，则一般会形成宽容、有序、健康、和谐的政党环境，就有利于党员话语权实现均衡。一是要推进政党政治文化建设，培育话语权平等观，以形成有利于党员平等行使话语权的政党氛围，塑造有利于党员话语权均衡的政党环境。二是要依法治党，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依法治党，就是要实现政治权力运行法治化，使政党政治运行处于一种制度化、法律化的政治形态，使这种政治形态不因个别党员的改变而改变，不因个别党员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目前，尤其要加强权力监督制度的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以避免权力腐败对党员话语权均衡可能带来的冲击。因此，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的要求及法律法规，进一步探索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如何进行有效监督。三是要为党员搭建平等的话语权表达平台，构建畅通规范的政治权利表达渠道，建立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引导党员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行使话语权。“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等制度”，[1]为均衡党员话语权提供制度支持。
3.建立弱势党员话语权的帮扶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队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党作出了适应性的制度变革，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在政治资源占有和利用上处于弱势地位，可能滋生自卑心理，从而对政治参与消极应付、冷漠麻木。因此，对于弱势党员的话语权维护，不仅要求一般性的制度变革，更需要根据个体情况给予强有力的帮扶。一是要创新载体，构建弱势党员话语权表达平台。缺乏话语权表达平台是弱势党员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例如无职党员、退休党员和流动党员等往往缺少话语权表达平台。对于无职党员，党组织应大胆发挥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和权力监督者的作用，制定权力监督的操作规程，提高他们对政治生活和权力运行的参与度，使无职党员的话语权得到增强。对于退休党员，党组织可以邀请政治思想好、理论水平高的退休党员担任党员培训教员，定期组织宣讲、报告、辅导；可以组织退休党员了解民情民意，成为党组织与民众沟通交流的纽带；可以组织退休党员为党组织的发展献计献策，以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挥他们的余热。对于流动党员，要建立党组织与流动党员联系机制，定期了解党员情况，及时通报党组织的决定决议，进行通信联系或走访。二是要构建关怀机制，激发弱势党员的话语权意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要“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关心党员，做好党员服务工作，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加强对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的关怀帮扶”，[1]这是我们党重视弱势党员话语权的充分体现。党员关怀机制本质上是以关心人、引导人、帮助人、激励人、发展人和成就人为宗旨，以政治关怀、思想关怀、精神关怀、生活关怀和心理关怀等为内容，通过政治上促其进步，思想上促其提高，精神上给予激励，物质上给予帮助，心理上经常疏导等方式，针对弱势党员的不同特点建立全方位需求的关怀机制，使弱势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激发弱势党员的话语权意识。三是要完善党员教育机制，提高弱势党员行使话语权能力。从整体上来看，相当一部分弱势党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低，思想理论修养也有待提高，特别是对党的理论理解不深，缺乏有效行使话语权的能力基础。因此，要构建党员终身学习制度，着力提高弱势党员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加强他们对党的理论的学习；对于思想有问题的党员，要建立健全党内谈心、探访制度，建立党员心理治疗室，帮助其更新观念，增强信心；要提高党员思想教育的力度和水平，培养他们的政治意识、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为弱势党员行使话语权奠定能力基础。
综上所述，实现党员主体地位，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消除有碍话语权均衡的影响因素，创新均衡党员话语权的机制体系，让全体党员能够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话语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落实党员主体地位，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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