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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的显著提高，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贫富差距在加剧。加之受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如何在“保增长”、“促就业”的同时，兼顾“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构建和谐社会”等中长期目标？有专家建议策划实施以共享式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在中长期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摘要】“共享式增长”的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可作为中国应对收入差距扩大这一挑战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共享式增长 平等 和谐
共享式增长战略倡导机会平等
“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国内也有学者译为包容性增长)可以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倡导机会平等是共享式增长的核心。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在政策层面，以共享式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需要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个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个是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
在初次分配领域兼顾效率和公平。就第一个支柱而言，中国应继续通过高速与高效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达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和谐。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发展目前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里面的劳动密集区段，中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
我们建议对初次分配领域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首先，改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企业；其次，提高资源税费到合理水平，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剥离社会性负担，消除压低资源税费水平的理由；第三，垄断行业如能引入竞争尽可能引入竞争，对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政府要加强行业监管，因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应该交给国家；第四，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办法，弱化地方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激励。
提倡公平参与，重构福利体制。作为共享式增长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支柱，“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极端贫困；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意味着政府应重新审视现有的福利体制，重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福利体系。
共享式增长战略支持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能否在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提高效率、兼顾公平，关键在于初次分配环节能否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而所谓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遵循其在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要素禀赋特点仍然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所以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只有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即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区段，才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从而有效地缩小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差距。在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下，政府无需扭曲生产要素市场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从长期来看，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工资率差距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而处于趋同态势，也就意味着不同行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因为人为制度的安排而拉大。
然而，由于渐进式的改革在中国尚未最终完成，为保护和补贴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国有企业，目前政府仍然保留着对某些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干预。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另一方面则导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为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全面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只有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才能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沿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道路前行。
共享式增长战略强调中小企业发展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生产方式上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两个特点使得中小企业能够为那些经济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相对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群体提供直接的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小企业发展对收入调节还存在一个间接的调节作用：中小企业的存在（如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为农户与外部更广阔市场的接触提供了桥梁，扩展了农业的产业链条，从而使传统农产品的销售和加工的水平和层次得以提升，促进农民（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地区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但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信息相对不透明，资金需求规模小、频繁并且随意性大，经营风险高，而不同金融结构的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这些问题的处理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金融结构有可能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从而影响收入分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首先，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社区性金融机构，降低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使那些在经济上相对弱势的群体也能够利用金融市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其次，尽快出台社区投资法，兼顾资金配置在效率和公平性之间的平衡；最后，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建设，特别是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能力。
实施共享式增长战略可汲取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国际上其他国家（地区）在实施类似“共享式增长”战略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韩国以及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收入差距的基本稳定或出现了缩小的现象，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选择了一种使得社会各群体都能够较为均等化地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的增长模式。
中国可以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取许多有用的经验。首先，中国应该选择类似的增长模式，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其次，从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向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型企业。第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型企业需要调整目前的投资体系，降低政府在生产领域的投资，进一步增加非政府组织和民营投资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小型企业同时也需要取消他们在进入市场和获得信贷方面面临的各种限制。第四，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支持。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主要由大银行主导，重点服务于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了增加中小型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需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型银行以及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最后，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因素。
拉美国家普遍被认为是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败的范例。二战以后，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都经历了快速增长。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增长出现了停滞。同时，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拉美国家增长的停滞主要是因为他们追求民粹主义的社会福利赶超。民粹主义福利赶超的核心是再分配。但当再分配目标与增长脱节，特别是发展战略、宏观政策以及市场机制因再分配目标而发生扭曲，从而不利于就业创造和初次分配的时候，再分配目标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会使收入差距状况更加恶化。
中国应当从这些拉美国家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复他们的老路。有关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重视初次分配。注重初次分配就是要重视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只有经济增长，产业吸收能力增强，创造更多的城市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不公平，如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国有企业红利未能上缴为社会所分享以及腐败等问题，需要得到及时纠正。
第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高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中，应注意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会增加劳工成本，同时还会增加财政负担。因此，要调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的共同力量，形成个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共同负担社会性支出的格局。
第三，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拉美民粹主义福利赶超强调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导致低效率和腐败，这是中国要努力避免的。要防止因过度社会福利而带来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打造民生工程仍应尊重市场机制：寻求福利增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在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摘要】“共享式增长”的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可作为中国应对收入差距扩大这一挑战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共享式增长 平等 和谐
共享式增长战略倡导机会平等
“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国内也有学者译为包容性增长)可以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倡导机会平等是共享式增长的核心。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在政策层面，以共享式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需要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个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个是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
在初次分配领域兼顾效率和公平。就第一个支柱而言，中国应继续通过高速与高效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达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和谐。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发展目前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里面的劳动密集区段，中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
我们建议对初次分配领域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首先，改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企业；其次，提高资源税费到合理水平，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剥离社会性负担，消除压低资源税费水平的理由；第三，垄断行业如能引入竞争尽可能引入竞争，对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政府要加强行业监管，因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应该交给国家；第四，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办法，弱化地方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激励。
提倡公平参与，重构福利体制。作为共享式增长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支柱，“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极端贫困；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意味着政府应重新审视现有的福利体制，重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福利体系。
共享式增长战略支持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能否在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提高效率、兼顾公平，关键在于初次分配环节能否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而所谓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遵循其在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要素禀赋特点仍然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所以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只有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即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区段，才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从而有效地缩小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差距。在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下，政府无需扭曲生产要素市场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从长期来看，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工资率差距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而处于趋同态势，也就意味着不同行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因为人为制度的安排而拉大。
然而，由于渐进式的改革在中国尚未最终完成，为保护和补贴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国有企业，目前政府仍然保留着对某些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干预。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另一方面则导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为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全面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只有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才能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沿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道路前行。
共享式增长战略强调中小企业发展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生产方式上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两个特点使得中小企业能够为那些经济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相对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群体提供直接的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小企业发展对收入调节还存在一个间接的调节作用：中小企业的存在（如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为农户与外部更广阔市场的接触提供了桥梁，扩展了农业的产业链条，从而使传统农产品的销售和加工的水平和层次得以提升，促进农民（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地区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但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信息相对不透明，资金需求规模小、频繁并且随意性大，经营风险高，而不同金融结构的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这些问题的处理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金融结构有可能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从而影响收入分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首先，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社区性金融机构，降低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使那些在经济上相对弱势的群体也能够利用金融市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其次，尽快出台社区投资法，兼顾资金配置在效率和公平性之间的平衡；最后，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建设，特别是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能力。
实施共享式增长战略可汲取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国际上其他国家（地区）在实施类似“共享式增长”战略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韩国以及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收入差距的基本稳定或出现了缩小的现象，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选择了一种使得社会各群体都能够较为均等化地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的增长模式。
中国可以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取许多有用的经验。首先，中国应该选择类似的增长模式，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其次，从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向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型企业。第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型企业需要调整目前的投资体系，降低政府在生产领域的投资，进一步增加非政府组织和民营投资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小型企业同时也需要取消他们在进入市场和获得信贷方面面临的各种限制。第四，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支持。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主要由大银行主导，重点服务于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了增加中小型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需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型银行以及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最后，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因素。
拉美国家普遍被认为是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败的范例。二战以后，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都经历了快速增长。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增长出现了停滞。同时，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拉美国家增长的停滞主要是因为他们追求民粹主义的社会福利赶超。民粹主义福利赶超的核心是再分配。但当再分配目标与增长脱节，特别是发展战略、宏观政策以及市场机制因再分配目标而发生扭曲，从而不利于就业创造和初次分配的时候，再分配目标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会使收入差距状况更加恶化。
中国应当从这些拉美国家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复他们的老路。有关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重视初次分配。注重初次分配就是要重视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只有经济增长，产业吸收能力增强，创造更多的城市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不公平，如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国有企业红利未能上缴为社会所分享以及腐败等问题，需要得到及时纠正。
第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高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中，应注意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会增加劳工成本，同时还会增加财政负担。因此，要调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的共同力量，形成个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共同负担社会性支出的格局。
第三，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拉美民粹主义福利赶超强调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导致低效率和腐败，这是中国要努力避免的。要防止因过度社会福利而带来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打造民生工程仍应尊重市场机制：寻求福利增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在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