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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语堂是近代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之一，他提出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一“中西文化论”。时至今日，此论对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和对外交往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即论述这一论断产生的过程，溯其根由，分析其意义。
关键词：林语堂 中西文化论 由来 演变 中西方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在目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西文化思想出现剧烈碰撞的时期，如何灵活处理对外交流、适应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需要紧迫解决的问题之一。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论”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具有启示作用，引起了各方对林语堂其人其论的重新关注。
一 论断的诞生
林语堂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坛有着特殊的地位。台湾作家林海音曾在《林语堂著作等身》一文中称：“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的，我以为只有林语堂一人。”林语堂一生论著颇丰，从1936年赴美写作到1976年去世，完成散文著作近40部，其中包括长篇小说与短篇文学传记、散文集、学术著作、英译中国文学等。林语堂一生以“向东方人介绍西方，向西方人介绍东方”为己任，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写作策略——用英文写作面对西方读者，用中文写作面对中国读者，写下了对东西文化关系的著名论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的这一“中西文化论”强调对立中的统一和矛盾中的和谐，反映了一种中国式的具有道学根基的哲学观，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林语堂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其具备了一种超越地域和国家的感知力，在如何看待碰撞中的东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他在当时两种社会主流思想之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突破口，即：既不崇洋媚外，也不一味地抱残守缺，中西文化求同存异，各取所长，互补所短。纵观近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史，将西方文明和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学者作家中，林语堂无疑是成就比较显著的一位。
二 论断的根源
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局处于混乱之中，这也造成文化界思想的紊乱。中国文化的两派：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派同时存在，互相攻击、争斗，势同水火。文化激进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如胡适在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文学改良”，钱玄同则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抱守中国传统文化不放，顶礼膜拜，即便是对于一些残害世人至深的封建糟粕，如“缠足”、“纳妾”等也大加赞赏。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作为长期撰稿人之一，林语堂回国后也自然而然地卷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此时的林语堂的脑袋里装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在少年时期受过宗教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熏陶，大学读的又是圣约翰大学，留学期间又耳闻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自由”。因而，这些东西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专制政治和黑暗现实格格不入，使他大失所望，引起他的憎恶和不满。在这一时期，他不断思考着国民性及其“精神复兴”。
《剪拂集》是林语堂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集子，共28篇杂文，多数是政论性的杂文。在这部作品中，他针砭国粹主义，并在收录的《给玄同先生的信》一文中，支持钱玄同在《语丝》第二十期上发表的《写给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文提出的“欧化的中国”，并进一步提出了六条具体主张，即“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可见当时林语堂对“欧化”思想的赞同。但同时可贵的是，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传统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要有客观的、局外的观察态度，中西文化需要多元整合。从此他开始了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的“精神漫游”。
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开悟是在他不惑之年，同年他的“中西文化论”出炉了。在林语堂之前，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研究探讨的也很多，但对其如何融合却没有独特的说法，而林语堂在前人的影响下提出的这个论断，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理解中西关系，中西文化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兼容的，他们不是决断的关系，而是能够融合整合的；这一论断也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引入了“宇宙”的概念，显示了林语堂博大浩瀚的胸襟。
三 论断的起因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生活经历非常独特，他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与其家庭息息相关。林语堂1895年出生于福建，福建具有开放、博学而又趋于融合的地理文化语境。而且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林至诚是福建龙溪的一个基督教牧师，不但崇尚西方新知，还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他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上中西教育兼顾，具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还有朴素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这一点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林语堂从小就得到教会的照顾，小学、中学、大学，他进的都是教会办的学校。1912年，他进入了全国最著名最严格的英文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让林语堂“与英文的关系永不断绝而与所有的中文基础便告无缘”的学校。在这里，林语堂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产生了更多的向住。
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在清华学校当了三年级英文教师，工作三年后取得了半官费留学的资格，于1919年偕同夫人廖翠凤渡洋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一年，即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由于半官费资格停止，他俩便转赴法国，积了一笔钱后，申请去德国耶拿大学学习。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出于对语言学的热爱，林语堂又申请转入莱比锡大学，此后以《古代中国语音学》获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国学习外国的学问，在欧洲研究中国的学问，这种经历造成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使他日后研究中西文化融合采用了与众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1923年到1936年，他身在国内，大量阅读中文书籍，除了教授英文和外国文学外，还编辑出版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上、下两册）和《开明英文讲义》（三册）。
1936年至1966年这三十年间，林语堂一直生活在外国，他在各国间穿梭旅行，切身感受各国文化，“他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故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在有了相当深入的理解之后，竭力想采取一种取长补短的态度，进行多元的整合，从而思索着如何建造融会东西方文化中的各种优点的世界新文化”。这一切让他的“中西文化论”更清晰，更完善。
林语堂在《啼笑皆非》中译本序里指出：
“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诚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远，精深广大处，我不让人，精详严密，穷理至尽，人定胜我。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化为全世界共享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必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长，补人之短……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
此段可以看成是他的“中西文化论”的注解。他不仅要求中西文化通过学习借鉴来完善自己，更要求中西文化打破民族界限，以现代化的世界文化为最终目标。
林语堂在个人生活上也表现出极强的“中西文化”要素，俨然成为了一个“中西文化综合体”。林语堂在其一生的许多重大场合穿着西装，但在书展上，面对西方作家和读者时，他则坦然穿上中国长袍，表现出对祖国文化本位的坚持，也表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自信心。林语堂的家居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中西合璧”的特点，他的书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西洋式用品，但仍然取了个中国传统的名字“有不为斋”。林语堂既喜欢“家居宴尔”，也喜欢出门远游；既喜欢看花赏月，也喜欢钢琴动画，所有的中西文化要素在他身上会得到最和谐的体现。
有件事能让我们更加理解和尊敬这位老人，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却没有加入外国国籍，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他身上所具有的人类的情怀、高远的境界、深刻的思想和惊人的悟性，都让他迥异于那些所谓的国粹派、欧化派。据说在庆祝八十寿诞时，林语堂最欣赏的祝寿文是：“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林语堂摒弃了厚西薄中、崇洋媚外和非此即彼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而且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情结。他首先是以中国文化为先、西方文化为次来整合的，同时寻找两种文化的相同相似之处。他取两种文化中的合理处进行融合，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并一直努力将中西生活进行理想地整合与建构。
四 论断之深意
20世纪初，林语堂一直游离在中西文化之间，用西方的视角审视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用中国独有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着西方文化，他的众多作品中充斥着两种文化情结，同时能取得中西方读者的共鸣，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他能够向中国人深入讲解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并且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是他首次将“幽默”、自由真谛的理解、性爱之美介绍到中国；同时他所具备的文学根基，也使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更为出彩，他运用自己纯熟的英文将众多中国文化经典译成了英文，如《浮生六记》、《寡妇》、《尼姑与歌妓》、《古文小品》(陶潜等著)、《冥寥子游》(屠隆等著)等；用英文著述介绍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等。“这些创造与翻译不但与他这时期的中西文化观相呼应，而且对促进西方人了解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的《吾国与吾民》一夜之间成为畅销书，而另一本书《生活的艺术》在1938 年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美国作家赛珍珠这样评价《吾国和吾民》说：“……对中国的理解应该是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理解……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美国总统老布什曾在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及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阅读了林语堂的作品，感触良多。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至此可以看出，林语堂的作品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全球一体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之间的交往、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一道课题，吸引着各国学者争相研究。我们又一次将目光投向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论”，恍然意识到这位文学大师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如何保持本民族的优势特色，把自己的精神财富贡献给世界文化；如何广纳海川，从世界文化中汲取其他文化的营养来补充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开拓自己的文化更新之路，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将其解决的方法做出了论断，这种论断对今天的我们也是弥足珍贵的。
参考文献：
[1] 萧南：《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孟建煌：《从林语堂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看其欧化主张的来龙去脉》，《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4] 林语堂：《剪拂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6]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戴从容：《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9] 赛珍珠：《中国人·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0] 施建伟：《把握林语堂中西溶合观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从〈林语堂在海外〉谈起》，《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关键词：林语堂 中西文化论 由来 演变 中西方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在目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西文化思想出现剧烈碰撞的时期，如何灵活处理对外交流、适应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需要紧迫解决的问题之一。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论”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具有启示作用，引起了各方对林语堂其人其论的重新关注。
一 论断的诞生
林语堂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坛有着特殊的地位。台湾作家林海音曾在《林语堂著作等身》一文中称：“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的，我以为只有林语堂一人。”林语堂一生论著颇丰，从1936年赴美写作到1976年去世，完成散文著作近40部，其中包括长篇小说与短篇文学传记、散文集、学术著作、英译中国文学等。林语堂一生以“向东方人介绍西方，向西方人介绍东方”为己任，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写作策略——用英文写作面对西方读者，用中文写作面对中国读者，写下了对东西文化关系的著名论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的这一“中西文化论”强调对立中的统一和矛盾中的和谐，反映了一种中国式的具有道学根基的哲学观，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林语堂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其具备了一种超越地域和国家的感知力，在如何看待碰撞中的东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他在当时两种社会主流思想之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突破口，即：既不崇洋媚外，也不一味地抱残守缺，中西文化求同存异，各取所长，互补所短。纵观近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史，将西方文明和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向世界介绍中国、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学者作家中，林语堂无疑是成就比较显著的一位。
二 论断的根源
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局处于混乱之中，这也造成文化界思想的紊乱。中国文化的两派：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派同时存在，互相攻击、争斗，势同水火。文化激进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如胡适在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文学改良”，钱玄同则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抱守中国传统文化不放，顶礼膜拜，即便是对于一些残害世人至深的封建糟粕，如“缠足”、“纳妾”等也大加赞赏。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作为长期撰稿人之一，林语堂回国后也自然而然地卷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此时的林语堂的脑袋里装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在少年时期受过宗教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熏陶，大学读的又是圣约翰大学，留学期间又耳闻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自由”。因而，这些东西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专制政治和黑暗现实格格不入，使他大失所望，引起他的憎恶和不满。在这一时期，他不断思考着国民性及其“精神复兴”。
《剪拂集》是林语堂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集子，共28篇杂文，多数是政论性的杂文。在这部作品中，他针砭国粹主义，并在收录的《给玄同先生的信》一文中，支持钱玄同在《语丝》第二十期上发表的《写给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文提出的“欧化的中国”，并进一步提出了六条具体主张，即“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可见当时林语堂对“欧化”思想的赞同。但同时可贵的是，他认为自己对于中国传统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要有客观的、局外的观察态度，中西文化需要多元整合。从此他开始了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的“精神漫游”。
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开悟是在他不惑之年，同年他的“中西文化论”出炉了。在林语堂之前，对于中西文化关系研究探讨的也很多，但对其如何融合却没有独特的说法，而林语堂在前人的影响下提出的这个论断，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理解中西关系，中西文化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兼容的，他们不是决断的关系，而是能够融合整合的；这一论断也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引入了“宇宙”的概念，显示了林语堂博大浩瀚的胸襟。
三 论断的起因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生活经历非常独特，他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与其家庭息息相关。林语堂1895年出生于福建，福建具有开放、博学而又趋于融合的地理文化语境。而且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徒，父亲林至诚是福建龙溪的一个基督教牧师，不但崇尚西方新知，还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他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上中西教育兼顾，具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还有朴素的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这一点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林语堂从小就得到教会的照顾，小学、中学、大学，他进的都是教会办的学校。1912年，他进入了全国最著名最严格的英文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让林语堂“与英文的关系永不断绝而与所有的中文基础便告无缘”的学校。在这里，林语堂对于西洋文明和普通的西洋生活产生了更多的向住。
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在清华学校当了三年级英文教师，工作三年后取得了半官费留学的资格，于1919年偕同夫人廖翠凤渡洋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一年，即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来由于半官费资格停止，他俩便转赴法国，积了一笔钱后，申请去德国耶拿大学学习。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出于对语言学的热爱，林语堂又申请转入莱比锡大学，此后以《古代中国语音学》获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国学习外国的学问，在欧洲研究中国的学问，这种经历造成了他独特的观察视角，使他日后研究中西文化融合采用了与众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1923年到1936年，他身在国内，大量阅读中文书籍，除了教授英文和外国文学外，还编辑出版了《开明英文文法》、《英文文学读本》（上、下两册）和《开明英文讲义》（三册）。
1936年至1966年这三十年间，林语堂一直生活在外国，他在各国间穿梭旅行，切身感受各国文化，“他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故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在有了相当深入的理解之后，竭力想采取一种取长补短的态度，进行多元的整合，从而思索着如何建造融会东西方文化中的各种优点的世界新文化”。这一切让他的“中西文化论”更清晰，更完善。
林语堂在《啼笑皆非》中译本序里指出：
“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诚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远，精深广大处，我不让人，精详严密，穷理至尽，人定胜我。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化为全世界共享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必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长，补人之短……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
此段可以看成是他的“中西文化论”的注解。他不仅要求中西文化通过学习借鉴来完善自己，更要求中西文化打破民族界限，以现代化的世界文化为最终目标。
林语堂在个人生活上也表现出极强的“中西文化”要素，俨然成为了一个“中西文化综合体”。林语堂在其一生的许多重大场合穿着西装，但在书展上，面对西方作家和读者时，他则坦然穿上中国长袍，表现出对祖国文化本位的坚持，也表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自信心。林语堂的家居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中西合璧”的特点，他的书房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西洋式用品，但仍然取了个中国传统的名字“有不为斋”。林语堂既喜欢“家居宴尔”，也喜欢出门远游；既喜欢看花赏月，也喜欢钢琴动画，所有的中西文化要素在他身上会得到最和谐的体现。
有件事能让我们更加理解和尊敬这位老人，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却没有加入外国国籍，最终选择了叶落归根。他身上所具有的人类的情怀、高远的境界、深刻的思想和惊人的悟性，都让他迥异于那些所谓的国粹派、欧化派。据说在庆祝八十寿诞时，林语堂最欣赏的祝寿文是：“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林语堂摒弃了厚西薄中、崇洋媚外和非此即彼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而且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情结。他首先是以中国文化为先、西方文化为次来整合的，同时寻找两种文化的相同相似之处。他取两种文化中的合理处进行融合，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并一直努力将中西生活进行理想地整合与建构。
四 论断之深意
20世纪初，林语堂一直游离在中西文化之间，用西方的视角审视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用中国独有的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着西方文化，他的众多作品中充斥着两种文化情结，同时能取得中西方读者的共鸣，因为他的特殊经历，他能够向中国人深入讲解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并且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是他首次将“幽默”、自由真谛的理解、性爱之美介绍到中国；同时他所具备的文学根基，也使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更为出彩，他运用自己纯熟的英文将众多中国文化经典译成了英文，如《浮生六记》、《寡妇》、《尼姑与歌妓》、《古文小品》(陶潜等著)、《冥寥子游》(屠隆等著)等；用英文著述介绍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京华烟云》、《苏东坡传》等。“这些创造与翻译不但与他这时期的中西文化观相呼应，而且对促进西方人了解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他的《吾国与吾民》一夜之间成为畅销书，而另一本书《生活的艺术》在1938 年全美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美国作家赛珍珠这样评价《吾国和吾民》说：“……对中国的理解应该是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理解……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美国总统老布什曾在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及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阅读了林语堂的作品，感触良多。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至此可以看出，林语堂的作品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巨大影响。
时至今日，全球一体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之间的交往、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为一道课题，吸引着各国学者争相研究。我们又一次将目光投向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论”，恍然意识到这位文学大师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如何保持本民族的优势特色，把自己的精神财富贡献给世界文化；如何广纳海川，从世界文化中汲取其他文化的营养来补充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开拓自己的文化更新之路，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将其解决的方法做出了论断，这种论断对今天的我们也是弥足珍贵的。
参考文献：
[1] 萧南：《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孟建煌：《从林语堂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看其欧化主张的来龙去脉》，《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4] 林语堂：《剪拂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6]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戴从容：《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9] 赛珍珠：《中国人·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0] 施建伟：《把握林语堂中西溶合观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从〈林语堂在海外〉谈起》，《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