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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学界对清末民国的宪政史研究，基本上是采取一种文本主义的宪政观，亦即按照现代宪法学理论，或主要是成文宪法的理论框架，从法律规范主义的应然角度出发，分析与解读那些以“宪法大纲”、“宪法草案”、“民国宪法”、“临时约法”等为名的宪法文本。在这样的方法论之下，有一些重要的宪法性文件被无意忽略了，而它们，在构建近代中国国家架构的过程中，作用不容忽视。而另一种方法，则是从政治宪法学的历史主义宪法观出发去考察，这种观念不囿于既有的宪法文本，也不单纯从规范主义出发，而是从现代政治的发生学来解读和审视具有宪法意义的“文本”。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就得以凸显。在这样的方法论下，《立宪时刻》对《清帝逊位诏书》进行全新的政治宪法学解读，正是试图还原这些重要“宪法”文本的本来面目，确定其在民国初年宪制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并由此展现其在构建现代宪政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解读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次将《清帝逊位诏书》提升到近代中国宪制，乃至宪法精神的层面上来。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将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与英国的光荣革命做类比，既然在实行不成文宪法的英国，同样有《王位继承法》、《宽容法》、《权利法案》等多个宪法性文件组成其宪制体系，那么清末民初的宪制中，当然不应该以《临时约法》为唯一。事实上，《临时约法》更多的意义在于“立”，在于建立新制，而旧政权的安排，宪制的过渡，却需要依靠别的宪法性文件，《清帝逊位诏书》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份。可以说，《临时约法》与《清帝逊位诏书》应该是一组或“姊妹”宪法性法律，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中华民国立国根基的宪法性法律。进而言之，它不仅应该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性法律中应该占一席之地，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塑造了民国乃至近代中国的宪法精神。
其次，《立宪时刻》进一步揭示了《清帝逊位诏书》本身所具有的有关革命、人民、立宪、共和等深远而重大的宪法内涵。就革命而言，“逊位诏书”是将政权转让给一个立宪共和国，而不是传统上例行的转让给另外一个一家一姓之王朝。在政权转让，建立共和政体上，可以说双方达成了一致，形成了契约性的关系，因此，相对于传统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这次对统治权的转让，根本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架构，无异于一次“革命”。同时，革命虽关乎自由，但革命可能更意味着暴力，具有摧毁的性质，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背景下。而《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本身成为“暴力革命”的“宪法之轭”，有效约束了革命的暴力，避免了现代极端政治的暴虐和血腥，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又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但这种“反”，却又是积极的、正面的。就人民而言，“逊位诏书”首倡“人民”一说，塑造了新时代中华民国疆域下“五族”共同形成的政治文明共同体，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与感召力，并使得其后《临时约法》中的“中华人民”得到传承有续的合法性证成。此外，“诏书”中的对皇室的三项优待条件，也不应仅仅看做是一种政治赎买，它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并对此后的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
第三，经由对《清帝逊位诏书》的分析，对百年来中国宪政屡遭挫折，提出一系列新的解释。正如作者指出，辛亥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虽可做类比，但并不完全等同，贯彻光荣革命的核心原则是洛克等人提出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原则，而中国则不同，“逊位诏书”所反映的核心原则是“和平”原则，它与革命的暴力相对立，直面了民国肇始之际的革命激进主义，统治权实现了和平的转移。和平的美德在中国古典王制中也不鲜见，但清帝的和平逊位，将和平的美德推至极致，正如历史学家马勇在《一九一一年中国大革命》中所言，“这个王朝并非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力量，但这个王朝的主流顺应潮流，放弃抵抗，为中华民族的重生赢得了契机，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和平交接。”可以说，清帝主动退位禅让，和平地交出权力，避免了千万黎民百姓的涂炭，此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如果日后各方能继续妥协退让、让追求和平的美德能够继续延伸，如果清帝平稳退位遗留的“和平”原则能得以延续，一条稳健而和缓的宪政之路也许就能在近代的中国展开。然而，历史不容假设，这样的宪政精神并没能延续，百年中国的宪政之路只能坎坷向前，如果放大历史的广角镜，可以说这条路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解读，尽管成功地运用了现代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和话语，毕竟是带有一定“理论前见”的因素，而对于既存历史文本的解读，还是需要回到“原点”，对其来龙去脉再做細致的分析，正如邓恩在《政治理论的历史》中提出的富有启发的问题：“作者借助他或她的文本要表明什么？对于作者自己所处的社会，文本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因此，要深入地解读一个文本，必须将其放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尽量以文本作者的当时情感体验，设身处地地做“同情性理解”。《立宪时刻》在分析“诏书”之前，尽管也提到戊戌变法、甲午海战，甚至是鸦片战争等等“宪制背景”，以及革命立宪、五族共和、开议会、省宪自治、国民权利等等近代话语，并因而认为其“本质上迥然不同于传统王朝变更中的诸多退位诏书”，而是蕴涵着现代中国宪法精义的“逊位诏书”，并因此将“诏书”及清帝逊位比做“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样的理解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放置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共和呼声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来看，此时隆裕皇太后与“清帝”等在位者，显然无心继续再去主动构建现代“宪制”，他们更多考虑的恐怕还是自身的现实处境，以及革命后的生计去路。尽管“诏书”就其部分内容而言，含有现代宪制的因素，但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就其实质，仍然是侧重逊位皇帝的优待安排，与传统王朝变更实无二致，之所以有了“共和”、“立宪”、“人民”等等内容，不过是赶上了近代政治变革的潮流而已。因此，今天运用现代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话语系统，对这些形式化的用语重新解读，尚需要更审慎的态度，也需要做更为仔细的分辨，否则很可能就成为过度解读。
此外，即使将《清帝逊位诏书》一并纳入考虑，在清末民初国家的总体“宪制”中，仍然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诏书”和《临时约法》作为姊妹篇，构成了民初宪法性法律文件的最核心内容，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全部。仅仅就“旧政权”的安排而言，“诏书”也只是进行了极为大略的规划，如果保留君主，那么将来帝位继承如何安排，新旧“政府”机构如何顺利交接，这些都是有待考虑的空白。当然，它们可能是继续以书面立法的形式落实，也可能是以某种“惯例”的方式存在，但无论形式怎样，都不能忽视其在民初宪制中的作用。就此而言，对《清帝逊位诏书》的解读，又仅仅是发轫之作，或许还有更多的民初宪制文本尚有待挖掘。
历史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历史文本似乎是明了的，但同时又是多维的。放弃既有的陈见，以现代学术的理论视角，对《清帝逊位诏书》重新进行解读，或可以说是作文化史研究中的“深描”，尽管仍有诸多尚需廓清的地方，但其对于重新认识与理解民国初年立宪建国的历史现实，乃至对于今天的民主法治建设，都不无积极的意义。
（《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高全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七月版）
首先，第一次将《清帝逊位诏书》提升到近代中国宪制，乃至宪法精神的层面上来。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将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与英国的光荣革命做类比，既然在实行不成文宪法的英国，同样有《王位继承法》、《宽容法》、《权利法案》等多个宪法性文件组成其宪制体系，那么清末民初的宪制中，当然不应该以《临时约法》为唯一。事实上，《临时约法》更多的意义在于“立”，在于建立新制，而旧政权的安排，宪制的过渡，却需要依靠别的宪法性文件，《清帝逊位诏书》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份。可以说，《临时约法》与《清帝逊位诏书》应该是一组或“姊妹”宪法性法律，它们共同构成了作为中华民国立国根基的宪法性法律。进而言之，它不仅应该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性法律中应该占一席之地，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塑造了民国乃至近代中国的宪法精神。
其次，《立宪时刻》进一步揭示了《清帝逊位诏书》本身所具有的有关革命、人民、立宪、共和等深远而重大的宪法内涵。就革命而言，“逊位诏书”是将政权转让给一个立宪共和国，而不是传统上例行的转让给另外一个一家一姓之王朝。在政权转让，建立共和政体上，可以说双方达成了一致，形成了契约性的关系，因此，相对于传统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这次对统治权的转让，根本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架构，无异于一次“革命”。同时，革命虽关乎自由，但革命可能更意味着暴力，具有摧毁的性质，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背景下。而《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本身成为“暴力革命”的“宪法之轭”，有效约束了革命的暴力，避免了现代极端政治的暴虐和血腥，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又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但这种“反”，却又是积极的、正面的。就人民而言，“逊位诏书”首倡“人民”一说，塑造了新时代中华民国疆域下“五族”共同形成的政治文明共同体，有着强大的说服力与感召力，并使得其后《临时约法》中的“中华人民”得到传承有续的合法性证成。此外，“诏书”中的对皇室的三项优待条件，也不应仅仅看做是一种政治赎买，它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并对此后的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
第三，经由对《清帝逊位诏书》的分析，对百年来中国宪政屡遭挫折，提出一系列新的解释。正如作者指出，辛亥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虽可做类比，但并不完全等同，贯彻光荣革命的核心原则是洛克等人提出的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原则，而中国则不同，“逊位诏书”所反映的核心原则是“和平”原则，它与革命的暴力相对立，直面了民国肇始之际的革命激进主义，统治权实现了和平的转移。和平的美德在中国古典王制中也不鲜见，但清帝的和平逊位，将和平的美德推至极致，正如历史学家马勇在《一九一一年中国大革命》中所言，“这个王朝并非没有一点儿反抗的力量，但这个王朝的主流顺应潮流，放弃抵抗，为中华民族的重生赢得了契机，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和平交接。”可以说，清帝主动退位禅让，和平地交出权力，避免了千万黎民百姓的涂炭，此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如果日后各方能继续妥协退让、让追求和平的美德能够继续延伸，如果清帝平稳退位遗留的“和平”原则能得以延续，一条稳健而和缓的宪政之路也许就能在近代的中国展开。然而，历史不容假设，这样的宪政精神并没能延续，百年中国的宪政之路只能坎坷向前，如果放大历史的广角镜，可以说这条路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解读，尽管成功地运用了现代政治宪法学的理论和话语，毕竟是带有一定“理论前见”的因素，而对于既存历史文本的解读，还是需要回到“原点”，对其来龙去脉再做細致的分析，正如邓恩在《政治理论的历史》中提出的富有启发的问题：“作者借助他或她的文本要表明什么？对于作者自己所处的社会，文本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因此，要深入地解读一个文本，必须将其放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尽量以文本作者的当时情感体验，设身处地地做“同情性理解”。《立宪时刻》在分析“诏书”之前，尽管也提到戊戌变法、甲午海战，甚至是鸦片战争等等“宪制背景”，以及革命立宪、五族共和、开议会、省宪自治、国民权利等等近代话语，并因而认为其“本质上迥然不同于传统王朝变更中的诸多退位诏书”，而是蕴涵着现代中国宪法精义的“逊位诏书”，并因此将“诏书”及清帝逊位比做“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样的理解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放置到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各地革命风起云涌、共和呼声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来看，此时隆裕皇太后与“清帝”等在位者，显然无心继续再去主动构建现代“宪制”，他们更多考虑的恐怕还是自身的现实处境，以及革命后的生计去路。尽管“诏书”就其部分内容而言，含有现代宪制的因素，但也仅仅是形式上的。就其实质，仍然是侧重逊位皇帝的优待安排，与传统王朝变更实无二致，之所以有了“共和”、“立宪”、“人民”等等内容，不过是赶上了近代政治变革的潮流而已。因此，今天运用现代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话语系统，对这些形式化的用语重新解读，尚需要更审慎的态度，也需要做更为仔细的分辨，否则很可能就成为过度解读。
此外，即使将《清帝逊位诏书》一并纳入考虑，在清末民初国家的总体“宪制”中，仍然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诏书”和《临时约法》作为姊妹篇，构成了民初宪法性法律文件的最核心内容，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全部。仅仅就“旧政权”的安排而言，“诏书”也只是进行了极为大略的规划，如果保留君主，那么将来帝位继承如何安排，新旧“政府”机构如何顺利交接，这些都是有待考虑的空白。当然，它们可能是继续以书面立法的形式落实，也可能是以某种“惯例”的方式存在，但无论形式怎样，都不能忽视其在民初宪制中的作用。就此而言，对《清帝逊位诏书》的解读，又仅仅是发轫之作，或许还有更多的民初宪制文本尚有待挖掘。
历史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历史文本似乎是明了的，但同时又是多维的。放弃既有的陈见，以现代学术的理论视角，对《清帝逊位诏书》重新进行解读，或可以说是作文化史研究中的“深描”，尽管仍有诸多尚需廓清的地方，但其对于重新认识与理解民国初年立宪建国的历史现实，乃至对于今天的民主法治建设，都不无积极的意义。
（《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高全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一年七月版）